刘新国?李灿军?彭瑛

摘 要 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本质需求，也是新时代开放大学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职业教育的教育性、职业性、社会性呈现出鲜明的开放倾向，开放性成为职业教育的时代性特征。新时代开放教育的政策使命及其职业倾向，需要融合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彰显其价值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开放大学也具备相应的现实基础。根据融合进度、程度和效度的不同，可将开放大学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归纳为“双轨模式”“并轨模式”和“系统模式”。

关键词 开放教育；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终身学习；实践模式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6-0068-06

作者简介

刘新国（1977- ），男，湖南开放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长沙，410004）；李灿军（1976- ），女，湖南开放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彭瑛，湖南开放大学

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科教联合项目“湖南省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路径研究”（2022JJ60056）；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电大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模式研究”（ZJGB2020465）；湖南省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技工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三扶三教三维精准培养模式研究”（jykt202206），主持人：刘新国

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开放大学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2022年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20条规定，国家发展并保障公民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或者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2022]2号）提出“引导不同类型的办学主体明确各自办学定位，形成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注重融合发展、构建开放融合的现代教育体系、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1]。

现有研究围绕融合发展相关命题取得了相应成果。学者们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视角从基础理论、制度框架、实践路径、行动策略和实施步骤等维度开展研究，提出了衔接拓展型、融通互换型、多级多元型等实践模式与策略[2]。但整体而言，当前我国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本文采用“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而不是“职业教育与开放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论表述，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从理论内涵而言，开放教育基于其理念、对象、方法、时空等方面的开放特質，蕴含着教育类型横向沟通和教育层次纵向衔接的价值意蕴。依实践基础观察，开放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等多种层次，涵盖职业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等多种类型。就主体意识而论，开放大学作为开放教育的办学主体，在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方面具有鲜明的主体和主动意识。鉴于此，本文在阐述新时代职业教育基本属性及其开放性的基础上，结合开放教育的现实需求和实践探索，试图揭示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模式。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及其开放倾向

新时代职业教育强调以动态的终身学习理念来变革“一朝受教，终身受用”的传统教育思想，重视知识技能的持续提高和学习能力的培养[3]，彰显出鲜明的职业性、教育性和社会性，呈现出开放性的时代特征。

（一）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及其开放性

职业教育是为满足社会生产劳动需要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活动，内含“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性[4]。职业性与教育性相互影响并相互成就：一方面，职业教育既要准确反映和适应现代职业对人的要求；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也要为现代人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和制度保证[5]。随着新时代劳动分工日益精专化，现代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价值越来越依赖于职业的形成和发展，更依赖职业建立社会联系。新时代的“职业性”是传统意义学徒制的升华，是融合职业目标、个人理想和社会意义的价值追求。“职业性”服务和服从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培养具有“高”“精”“专”的职业技术技能、职业道德素养与职业发展意识[6]，还应具备职业深化、拓展和迁移的终身学习能力。在此意义上，“职业性”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

（二）职业教育的教育性及其开放性

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指出，教育不仅培养一个人的职业能力，而且培养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具备完善的道德品质[7]。职业教育要有知识技能和能力的传授，还要有道德的培养、人文的关怀和心灵的触动。随着终身学习理念的普及，“教育性”在职业教育领域逐步扩展为职业道德、职业适应能力、职业流动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培养，更为充分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8]。职业教育应当促进人人享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9]。职业教育工作者“不仅是经济界的侍者，而应作为将青年人在他们精神和智力发展的重要时刻引向高尚的引路人”[10]。对职业教育价值理性的追求，应当彰显其现代性并成为教育决策的重要依据[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为职业而学：职业教育与培训》中指出，职业教育学生的可迁移能力与终身发展能力更为关键。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内涵认识的深化，体现了职业教育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根本观照。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协调，让知识、技术、能力与人的本性和自由发展走向统一而不是相互背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也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教育性价值。

（三）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及其开放性

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是指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保障系统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功能。教育培养人的“主体性”，也培养个体作为“社会人”的社会责任感。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根源于职业教育的“职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社会需求的责任[12]。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教育战略问题，也是涉及和谐发展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社会发展需要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也要适应和服务于社会发展，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更要依靠社会力量[13]。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由政府举办，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推进多元办学，支持社会各种主体广泛参与职业教育，从而形塑超级规模的职业教育市场[14]。只有内在机理与外部社会影响同频共振时，职业教育才能彰显其新时代的特有价值[15]。

（四）开放性作为职业教育的时代属性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开放的教育体系，面向人人、面向社会，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动态性决定了其开放性，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是一种动态概念，“职业”的岗位要求将根据技术发展和岗位能力要求不断变化，随着职业内涵的深化、岗位的迁移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决定了培养理念、对象和模式方法的开放性。“精技能”教育成为指向性极强的工具理性，但封闭的校园无法培养出技能大师，职业教育需要面向企业、面向岗位、面向社会，面向教育与技术的融合发展。因此，从学生学习手段和途径的角度看，需要开放性的学习设计，将校内校外、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有机融合，构建职业教育开放性的新型教育模式[16]。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就是职业教育开放性特点的集中体现[17]。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终身学习理念的日渐普及，职业教育越来越凸显其开放性的特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发展“包容性”职业教育，“构建一个满足所有学习者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确保先前被排斥或有排斥风险的人获得参与职业教育的机会并取得成果”[18]。

唯有准确理解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把握其理论内涵、逻辑关系及其融合属性，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价值目标。教育性、职业性和社会性的耦合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开放性则是职业教育的时代特征，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通取向，服务于职业教育“道”“艺”合一的培养目标[19]。一方面，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教育性、社会性和开放性，可以通过开放教育得以实现和发展；另一方面，开放教育的时间长度、空间宽度、内容深度与价值厚度，使得职业教育更能够适应新时期的社会需求。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应当立足其属性和特色，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逻辑和规律，满足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需求，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智力支撑。

二、转型期开放教育的政策使命及其职业倾向

（一）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使命

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政策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统筹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党的十九大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统筹“三教”协同创新，推进“三融”系统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推进职普融通，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更是明确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習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近年来，继续教育改革力度加大，《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2022]2号）等一系列文件陆续出台，加速了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效融合。教育体制变革、职业教育发展和继续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政策文件，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了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20]。

融合职业教育发展，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是开放大学的历史使命和政策使命，也是开放大学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教育部2020年《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整体设计，我国开放大学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明确发展目标，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技能社会建设，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重发展；拓宽办学范围，紧贴市场、紧贴产业、紧贴职业自主设置应用型、技能型学科专业；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明晰地方开放大学管理体制，探索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融合发展的职责；完善政策制度保障，健全开放大学和职业院校之间资源共享、交流协作的机制；健全经费投入机制，积极推进开放大学开展职业教育、社会培训财政补助制度和开放大学学历教育生均拨款制度。

（二）转型期开放教育的职业倾向

开放教育作为现代远程教育，旨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提供开放共享的教育资源和时空便利、个性化、自适应的学习途径，满足特定群体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构建学习型社会[21]。开放大学的开放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主要采用非全日制教育形式开展专科、本科学历继续教育，紧贴市场、紧贴产业、紧贴职业自主设置应用型、技能型学科专业，目前正在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作为“目的性”地“培养人”的一种学校后教育形态，开放教育具有对象开放、时空开放、方法开放和观念开放等特征，是对学校教育的延伸和拓展，其目的主要包括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适应所处环境的需求和发展个人能力促进新时代个体自身和社会发展[22]。

终身学习理念普及、产业转型升级和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开放教育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大的压力反衬出我国开放教育面临的危机。从内部观察，开放教育自身存在供应总量不足、供应能力贫弱和供应结构不合理问题，从传统的“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办学模式到具体教学模式、载体、方式和手段等也面临严峻挑战[23]。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推进整体转型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开放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就外部环境而言，终身学习理念、技能型社会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发展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改革提供了契机，为开放教育转型和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这就要求开放教育要立足人才结构优化之目标，瞄准高技能人才培养，服务终身职业能力开发，回归更为基本的类型定位，实现更为互补的方式变革，吸引更为多元的参与主体，推动更为规范的质量治理[24]。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重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实现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也是开放教育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中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旨趣和实践逻辑的基本路径[25]。开放教育的职业化转向涉及继续教育的整体转型，表现为办学理念的转变和发展重心的转移，以学员的职业发展作为发展的核心理念，强调一种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的动态观，而不是停留在“定职终身”的静止概念上。在依托现有体系和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衔接，是终身学习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开放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

相较于普通高等教育和其他继续教育，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空间，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理念、培养内容、评价取向上更具可能性和可行性，如目标上均致力于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在培养理念上都强调职业能力的提升；在内容上都强调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学习活动；在评价取向上都侧重以成效为本[26]。在终身学习理念下，二者之间功能互补性尤为突出。开放教育的“互联网+”教学模式所具备的开放性、网络性、学习个性化特征要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有效弥补了职业教育领域资源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27]。

事实上，开放大学系统已经在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积累了近20年的实践经验。1998年，中央电大率先举办高等职业教育，开启了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举办职业教育的征程[28]。自2002年开始，各地广播电视大学借助职业教育高速发展的春风，陆续举办职业院校，利用开放教育的优势促进职业教育发展，通过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发展。时至今日，已有27所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以各种方式举办职业教育[29]，见表1。这种开放教育与高职教育并行的“两校一体”模式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特有的现象。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国家开放大学初步形成了“互联网+教育”的新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融合发展，为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学习体系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模式

融合不是以一种价值观取代另一种价值观，也不是以一种方式取代另一种方式，而是相互“取长补短”。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认识需要从传统的“中心论”转向“共生论”[30]。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不是两种教育类型的简单“嫁接”，而是一种融合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过程、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为一体的系统培养机制[31]。从实践来看，开放大学与职业院校“两校一体”的模式探索，在促进职业教育与开放教育沟通衔接、纵向延伸，促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发展，促进体制机制乃至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两校一体”是开放大学和高职院校作为举办主体形式的简单合称，并不能揭示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质特征，也无法彰显融合的进度、程度和效度等特征[32]。综合开放大学系统中开放教育融合职業教育发展的实践形式和探索历程，根据二者融合的进度、程度和效度，可将现阶段开放大学系统内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变革模式概括为“双轨模式”“并轨模式”和“系统模式”。三种模式的比较见表2。

（一）双轨模式

“双轨模式”是各地广播电视大学利用其举办远程开放教育系统资源的优势来举办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模式，包括“两校一体”模式和联合办学模式。“两校一体”模式即依托省级广播电视大学成立高等职业院校举办职业教育，俗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机构）”。“两校一体”形式上表现为广播电视大学举办开放教育和高等职业院校举办职业教育，实质上是由广播电视大学举办职业教育。联合办学模式则是广播电视大学与其他院校合作开展高职高专教育。“双轨模式”下，大部分学校虽然是“一套人马”，实质上大多采取“分离型”管理方式，教师、教学、教务相对分离、各自为政。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与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和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和湖北科技职业学院等成为“分离型”的代表[33]。

（二）并轨模式

“并轨模式”是在不改变原有教育类型的基础上，通过专业设置、培养模式、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学习成果、服务机制等方面的融合对接，实现职业教育与开放教育的纵向衔接和横向融通的发展模式，又可以称之为“接轨模式”或“对接模式”，是“双轨模式”的进化形态或升级版。“并轨模式”以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最有代表性。重庆广播电视大学与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开启了“三融合”办学模式，以“互联网+”为特色，以“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为基本路径，旨在实现“远程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信息化、市民学习终身化”，具体措施包括融合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建立特色学院、通过学分银行开展学习成果认证、重组构建创新型人才队伍、重组开放式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运行模式等[34]。国家开放大学委托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持续开展了学分银行试点项目，从实践层面走通了一条双向互认、双证融通的路径，实现了职业教育与开放教育的融合融通[35]。

（三）系统模式

“系统模式”是基于终身学习理念，通过联盟共建、资源共享、成果互认、平台互通等方式，构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实现职业教育、开放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等教育类型纵向衔接和横向融通的发展模式。“系统模式”以上海开放大学和广东开放大学最为典型。上海开放大学明确以开放教育为基础、整合继续教育系统、融合各类教育资源、构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的新型大学为建设目标，并致力于促进学习资源共建共享的联盟战略和构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平台战略[36]，依托学分银行探索“双证融通”（包括“课程重组型双证融通”“学分认可型双证融通”“直通车式双证融通”“证书认可型双证融通”等类型）。通过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教育课程学分的转换与互认，上海开放大学实现了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的衔接贯通，促进了学历教育与国家职业资格培训两大教育体系的融通和互认，构建了知识共享和人才培养互融的开放体系，推进了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37]。广东开放大学陆续出台了《广东开放大学职业教育与开放教育衔接试点项目教学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等多项制度，深入开展职业教育与开放教育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贯通中专—专科—本科三个学历层次的系统办学模式。2019年9月，由广东开放大学主要参与制定的《广东省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意见（试行）》正式发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两类教育融合发展的机制，为开放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拓展了更大空间[38]。

上述三种模式从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开放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发展的进度、程度和效度。“双轨模式”旨在通过举办职业教育寻求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发展路径，实现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并轨”或“接轨”[39]。“双轨模式”是特殊時期的特殊之策，其目标不是长久地维持“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式。伴随教育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进程，“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机构）”模式必然面临办学主体法律地位的合法性质疑：即为什么明明是一套人马（一个主体），却可以拥有两块牌子（两个主体）？从实践效果来看，“双轨模式”下的广播电视大学不仅没能有效融合开放教育与职业教育，反而导致了管理上“外部统一、内部分裂”的貌合神离现象[40]。“双轨模式”可以进化为“并轨模式”，“并轨模式”以典型特色专业为切入点，通过专业对接和成果认证，逐步推进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体制和管理体制变革，将原本分离式的“双轨模式”实质性地对接融合，从而有效地实现两种教育类型的沟通衔接。这种模式秉持“两校一体”探索理念，旨在一定范围内尝试重构教育类型的局部结构，真正发挥开放教育教学模式、教育资源和学历层次上的优势，充分运用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功能，融合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但是，这种系统内部的自我调适模式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带动开放大学的整体转型，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系统模式”是构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推进模式，涉及顶层设计、体系架构、实施路径、推进策略、保障机制等各个层面。“系统模式”基于终身学习的价值理念，将开放教育、职业教育和其他教育类型的价值目标、学习模式、学习资源、学习评价、学习成果、学习支持服务等有效融合，实现了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融通，真正从内涵建设方面推进了开放大学的转型发展。从实践效果来看，“系统模式”在人才培养、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社会综合效应等方面正在逐渐凸显其价值。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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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Mod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Ope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Liu Xinguo， Li Canjun， Peng Ying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open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essential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pe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e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na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ws a distinct open tendency， and openness has becom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policy mission and career orientation of ope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require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ruly highlight its valu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en universities also have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basi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gress， degre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gration， the practical mod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open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open university can be summarized as“dual track model”“parallel track model”and“system model”.

Key words  open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ifelong learning; practice model

Author  Liu Xingu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unan Ope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4）; Li Canj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unan Open University; Peng Ying， Hunan Ope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