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飞

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我一直在工厂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上学是在本厂的子弟学校，同学的父母分布于工厂各个车间、处室，住在本厂家属楼，连绵不断的好多个街区；工厂有自己的医院、学校、闭路电视台、农场。很多家庭三代人都在工厂里工作，在我们看来，工厂就是自给自足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管工厂以外叫“社会上”，外面的人是“社会上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咱们国家是每周单休，我们厂的休息日和外面是不同的，我们分别称之为“厂星期天”和“社会星期天”。

封闭的一面是高度同质化的生活和世界观，另一面则是强烈的优越感，不要说和农民比，就是和普通市民、机关公务员比，大厂职工的待遇更高、福利更多，领导的级别更高。八十年代有许多中外合作生产项目，大批职工出国培训，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也见识了世界，眼界开阔程度胜过许多同时代的人。

这一切在九十年代发生了改变，彼时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国家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东北地区老国企大概是受冲击最大的：三角债、下岗、重组、破产、买断……这一切，对于习惯在企业中安稳度过一生的人来说，是一次灵魂的震荡，也是一次人生的路考。大家忽然意识到，企业并不能替自己解决一切，自己的人生要自己规划，自己的路要自己走，有些人坚守，有些人涅槃重生，也有人一蹶不振，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这一切饱含机遇、饱含眼泪，也饱含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