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德春 何新伟

摘要：[目的/意义]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产业政策是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系统回顾总结乡村产业政策的历史进路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以1949—2020年间1，487篇国家层面乡村产业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计量、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等多元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与演进特征。[结果/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产业政策数量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政策类型由“规范–指令”型主导向“规范–引导”型并重演变；政策发文主体由“单兵作战”主导向“部门联合”趋势演变，发文主体合作网络呈现核心主体多元化、核心网络分散化演进特征；政策聚焦随社会经济重点领域细化与转移发生延展性变迁，在“产业融合、非农产业、产业支撑”三大方面经历了显著的主题演变，在“税收、科技、流通、资金、人才、质量安全”六个领域体现出明显的政策演进惯性。

关键词：中国 乡村产业政策 政策演进 共词分析 政策文献计量分析

分类号：F204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3.03.0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的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YYZD-10）、河南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中原英才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项目编号：ZYQR201912202）研究成果之一。

1 前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在解决农业蕴含价值释放不充分、农村劳动力流失以及农民增收困难等“三农”问题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愈发显著。不仅如此，其对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缓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矛盾等同样提供着强劲动能。在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政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1]，具有调控乡村产业发展方向、规范乡村产业发展方式以及分配乡村产业发展成果等重要作用。当前，乡村产业相关政策数量不断增大、政策体系越来越复杂，系统梳理、总结乡村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与演进特征，既有助于厘清乡村产业发展及其政策演变规律，又能够总结已有政策制定经验，为未来乡村产业政策制定优化提供重要参考。

已有乡村产业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政策演进角度出发，在划分政策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从政策主体、政策类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等维度分析特定领域政策演进特征，如农业[2]、乡村休闲旅游业[3]、农村电子商务[4]、农业生产性服务业[5]等。二是从政策绩效角度出发，运用定量化方法评估乡村产业扶贫政策[6]、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7]、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政策[8]、农业保险补贴政策[9]等在经济、社会以及生产方面的影响。三是从政策优化角度出发，在剖析现行政策存有问题或乡村产业振兴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给出乡村产业发展的整体性政策建议[10]，以及产业用地[11]、财税支持[12]、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13]等具体领域支撑政策的优化建议。总的来说，乡村产业政策领域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以单类型产业政策样本为主，缺乏对乡村产业政策的大样本研究，难以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产业政策演变的总体面貌与历史逻辑。因此，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1949—2020年）来国家层面乡村产业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政策文本数量时序演进分布和国家发展标志性事件划分乡村产业政策发展阶段，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和共词分析等多种方法提炼各阶段乡村产业政策的演进特征，系统性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乡村产业政策演变全貌。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北大法律信息网”为政策样本选取的主要平台，以乡村产业相关部门官方网站为补充平台。乡村产业隶属于“三农”问题，其组织形态经历由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再到乡村产业的演进过程。因此，在“北大法律信息网”检索平台中，以“农业+农村+农民+土地+社队+乡镇+乡村”（该检索式能够检索到包含其中任一关键词的政策文本）为检索式进行全文精确检索，检索时间跨度为“1949—2020年”，政策样本来源为“中央法规”。基于检索结果，以政策文本题目、关键词出现频次、关联内容等关键要素为依据，初步得到乡村产业政策2，386篇。然后，对初步得到的政策文本进行精读，保留与乡村产业直接相关和对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实质性指导的政策文本。最后，考虑到单平台、人为误差等因素，利用政策检索补充平台和政策间的引用、更替关系进行回溯检索，剔除重复出现及函、复函、任免决定等文件，最终得到国家层面乡村产业政策1，487篇，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3 中国乡村产业政策演变阶段

根据政策数量时序分布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将我国乡村产业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5个阶段，乡村产业政策演进阶段见图1。

第一，奠定基础阶段（1949—1977年）：聚焦“一产”，政策体量低速徘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个体农业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产品的需求[14]。为此，逐渐建立起农业集体经营体制。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尚未有深刻的认识。制度与现实的双重桎梏，使该时期乡村产业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该阶段乡村产业政策整体数量较低，年均发文量仅约2篇。1949—1957年间，政策发布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主要聚焦于农业相关问题；而在1958年之后，乡村产业政策数量逐渐走向“低迷”。

第二，恢復发展阶段（1978—1992年）：兼顾“农工商”，政策数量显著提升。1978年，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等构成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农村大量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基础。与此同时，原有的偏向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为以轻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15]。该阶段产业政策共有223篇，年均发文量近15篇。政策内容由最初的以农为主转向农工商联合发展，涉及的产业类型、产业支撑方式更加多样。

第三，优化调整阶段（1993—2005年）：初显市场导向，年均发文实现倍增。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标志，乡村产业发展进入市场需求主导的新阶段。乡村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问题也逐渐凸显，如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乡镇企业发展不均衡、产权制度面临改革[15]和“脱农”现象明显[16]等。该阶段政策文本数量保持增长状态，共375篇，年均发文量实现倍增，达到约29篇。政策内容深度明显提升，由促进产业快速发展逐渐向产业优化调整过渡。

第四，深化调整阶段（2006—2014年）：细化非农产业，政策体量持续增长。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局面逐渐形成。然而，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乡村产业与大市场之间仍难以建立起有效衔接[17]。产业政策数量整体增速有所放缓，该阶段共发文403篇，年均发文近45篇。以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业等为主题的政策文本逐渐增多，促进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完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以及推进产业间融合发展等受到进一步关注。

第五，提质升级阶段（2015—2020年）：调结构转方式，发文量达历史新高。政府就如何延伸乡村产业价值链曾做过大量探索，如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建设贸工农一体化生产基地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这是基于以往探索经验的一次重大政策创新。该阶段产业政策文本数量出现历史最高值，单年最高发文量是2017年的97篇，年均发文量为70篇。同时，该阶段国家宏观战略叠加，乡村产业政策逐渐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4 乡村产业政策外部特征演进

4.1 政策类型演进特征：“规范–指令”型主导转向“规范–引导”型并重

1949—2020年，乡村产业政策类型主要有13种（限于篇幅，具体结果留存备索）。通知、意见、计划和规划等具有较强规范性和约束性的政策文本整体上在各阶段均占有较大比例，规定、决定、纲要和条例等具有强约束性的政策文本整体上是在前三个阶段出现的频次较高，方案和方法等具有较强针对性、引导性的政策类型后期使用频次逐渐提高。这说明乡村产业政策已由规范性、约束性较强转向规范性与引导性并重，政策的包容性在增强。

4.2 政策发文主体演进特征

我国政府机构历经多次改革，内容涉及机构撤销、合并、更名以及职能变化等多方面。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对于已经发生变更的政府机构，按其主要职责目前所在责任机构，统一使用最近一次改革后的机构名称进行分析。

4.2.1 政策发文主体：“单兵作战”转向“部门联合”1949—2020年间，乡村产业政策发布主体共涉及71个部门和单位，反映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复杂性。各阶段单主体发文量始终占有一半以上的比例，但呈现下降趋势，多主体联合发文的数量和比例开始上升，尤其是三主体及以上个数主体联合发文，在数量和比例两方面出现了增长现象（限于篇幅，未展示相应图形，留存备索）。

4.2.2 发文主体合作网络：核心主体转向“多元”，核心网络趋向“分散” 可视化技术是政策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工具[18]。提取各阶段联合发文政策发文主体，使用SATI文献计量软件构建发文主体合作矩阵、Ucinet软件绘制发文主体合作网络。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发文主体，节点的位置表征该发文主体在网络中的作用，节点的大小赋予度数中心度（degree）属性，节点越大则表明与该发文主体直接合作的次数越多，连线的粗细反映发文主体间的合作程度。各阶段发文主体合作网络如图2所示，图2（a）至图2（e）分别代表奠定基础阶段、恢复发展阶段、优化调整阶段、深化调整阶段和提质升级阶段。

第一，奠定基础阶段：核心主体单一，核心网络尚未形成。该阶段参与联合发文的部门共有10个，农业农村部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核心合作网络尚未形成。第二，恢复发展阶段：“一核多翼”的局面进一步深化，核心网络初步显现。相较于上一阶段，联合发文主体数量成倍数增长，达到22个。农业农村部依然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且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商务部等四部门为主体的核心网络初步显现。第三，优化调整阶段：核心主体多元化，核心网络进一步凸显。该阶段参与联合发文的部门增至40个，增幅与上一阶段基本持平。就核心网络而言，农业农村部占据绝对中心位置的局面逐渐弱化，原四部门构成的核心网络进一步凸显。第四，深化调整阶段：“一核多翼”与核心网络并存。该阶段参与联合发文的部门数量与上一阶段持平，同样是40个。就核心网络而言，原四部门构成的核心网络逐渐弱化，且呈现核心网络中单节点向外发散特征。第五，提质升级阶段：核心主体多元化，核心网络分散化。联合发文的部门数量在经历快速增长、基本持平两阶段后，进入到平稳增长阶段。长期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和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构成的核心网络被打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开始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建立起紧密合作关系。

5 乡村产业政策内在特征演进

5.1 政策文本主题词选取

为了保证政策文献主题词的精准性、规范性和统一性，在选取政策主题词时，遵循以下原则：①主客观相结合，使用ROSTCM软件对研究样本进行词频统计，选择与样本文献主题相符且具有实际意义的高频词汇作为主题词，若缺乏相应高频词汇，则参照政府机关制定政策主题词的方式自行补充；②缺乏明确对象指向、意向含糊的詞汇不纳入主题词选取范围，如“发展”“要点”等；③主题词规范化，合并基本同义和属于同一范畴的主题词，如将示范点、示范基地和示范园等同义词汇合并为示范区，将信贷、贷款和保险等同范畴词汇合并为金融；④核对主题词，删除同篇重复主题词。遵循以上原则，根据政策样本核心主题，进行反复多次提取及校准实践，对每篇政策样本提取2～4个代表性主题词。观察主题词选取结果，发现选取频数4次及以上的高频词汇能够基本涵盖该阶段政策的主要内容。因此，以频数4次为各阶段高频词阈值。

5.2 政策聚焦点演进特征：延续性与拓展性并存

第一，奠定基础阶段：主要聚焦农业相关问题。由表1可知，该阶段共有高频主题词15个。“农业”出现的频次远高于其他主题词，与其基础性地位相符合。农村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的频数仅次于“农业”。农村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使得“收购”“销售”等成为该阶段的高频主题词。同时，“合作化”的频数也较高，与農业集体经营制度的实施有关。

政策高频主题词是政策聚焦点的基本构成。进一步将高频主题词间的关系图谱化展示。结合图3和表1，发现“税收”“合作化”与“农业”共现频次较高，“粮食”“收购”和“销售”联系紧密，“副业”一词单独出现频次较高，其他词汇出现频次相对较低。因此，该阶段政策主要聚焦于以下四方面：农业税收、农业合作化生产、农产品收购与销售以及农村副业生产。①农业税收。对以农业为主的集体收入、生产技术落后与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业减产等做出税收安排。②农业合作化生产。相关政策措施密集出台以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制度。③农产品收购与销售。为便于推进工业化进程，粮食、棉花和油料等相继被纳入统购统销范围。④农村副业生产。该阶段围绕农业合作社开展副业生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第二，恢复发展阶段：开始注重产业间联合，产业支撑体系初步构建。表2显示，与上一阶段相比，高频主题词数量实现倍增，达到31个。“科技”“资金”和“人才”等的出现，说明支撑产业发展的方式更加多样；“农工商联合企业”“多种经营”等出现的频次较高，说明农村以农业为主的局面正在弱化。同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取消，使“流通”“价格”和“市场”等成为该阶段的高频主题词。

由表2和图4可知，税收工作仍然是政策的关注重点。按照前文所述，依据主题词亲疏关系及出现频次综合确定政策聚焦点的方法，得到该阶段新增聚焦点：产业科技、农业资金管理、农副产品流通、乡镇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①产业科技。面对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但技术支撑难以为继的需求，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成为该阶段政策的着力点。②农业资金管理。该阶段农业资金政策数量迅速提高、支农资金类型更加多样、资金效益成为首要关注点。③农副产品流通。该阶段以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主要解决农副产品流通不畅的问题。④乡镇企业。围绕乡镇企业发展，税收、科技、环境、财务制度和产品质量等相关政策在该阶段大量出台。⑤农工商联合企业。为推进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紧密结合，支持国营农场、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积极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成为重要议题。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各项生产的产前产后服务，后续围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政策文件频繁出台。

第三，优化调整阶段：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产业支撑体系。由表3可知，与上一阶段相比，高频主题词数量增速放缓，共51个。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方式发生变化，该阶段开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乡村产业发展面向市场主导，“质量安全”“市场”等在该阶段频数较高。

由表3和图5可知，产业科技、乡镇企业、农产品流通、税收工作和农业资金管理仍然是该阶段政策聚焦点。同时，该阶段新增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产业化、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市场管理和人才培养等政策热点。

该阶段乡镇企业宏观布局优化受到较多关注，农村税费工作逐渐以减税、减负为主题，新增政策热点包括六个方面。①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监管等成为着力点。②农业产业化。1996年1月，中央提出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渐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从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管理等多方面出台政策。④农业综合开发。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使用效益、项目管理水平是政策的重要关注点。⑤市场管理。保障市场均衡、稳定价格和市场监管等成为政策的聚焦点。⑥人才培养。推进农村实用技术培养、加快科学技术在农业和农村中的普及等成为重点内容。

第四，深化调整阶段：细化指导非农产业，“产业融合–产业支撑”持续深化。表4显示，高频主题词数量稳中有升，总数为55个。“乡镇企业”的频数显著下降，“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等频数显著升高，说明政策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有所提升。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使得“税收”一词逐渐退出乡村产业领域。产业支撑方式及融合模式与上一阶段基本保持一致。

由表4和图6可知，产业科技、农产品流通、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资金管理、农业产业化、人才培养和市场管理仍然是该阶段的政策聚焦点。除此之外，该阶段新增6个政策聚焦点，即渔业安全生产、产业金融、示范区建设、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①渔业安全生产。渔业安全生产管理逐渐成为“日常性”事务。②产业金融。金融工具作用的对象更加广泛，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等。③示范区建设。作用对象包括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和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县等。④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成为乡村产业政策的总纲领。⑤农产品加工业。围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规划、区域布局以及金融支撑等出台大量指导文件。⑥乡村旅游。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拓展农业功能和领域，随后乡村旅游成为农业功能开发的重要着力点。

第五，提质升级阶段：政策聚焦随战略实施发生转移，革新产业融合模式。表5显示，该阶段高频主题词数量稳定增长，达到64个。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成为高频主题词；该阶段战略叠加，“创新”“创业”“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等频次较高。“产业融合”成为新晋高频主题词，与该阶段着力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关。

由表5和图7可以发现，产业科技、农产品流通、农产品质量安全、产业金融、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农业资金管理、农产品加工业和人才培养仍是本阶段政策聚焦点。此外，本阶段新增6个政策聚焦点：农村产业融合、农村创新创业、农村电子商务、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产业扶贫以及农业供给侧改革。①农村产业融合。从农村创业、金融服务、土地管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多方面出台政策，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②农村创新创业。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农村创新创业成为后续政策的重要议题。③农村电子商务。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随后多部门就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做出指导。④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围绕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出台以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为主题的政策措施。⑤产业扶贫。出台了特色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等多项政策措施。⑥农业供给侧改革。针对农业主要矛盾变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议题。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本文以1949—2020年间1，487篇乡村产业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内容分析等方法，对乡村产业政策的内外部演进特征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产业政策在数量规模上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1949—1977年，政策数量呈现低速徘徊状态，乡村产业发展未受到足够重视；1978—1992年，政策数量规模显著提升，政策体系初步构建；1993—2005年，年均发文量实现倍增，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2006—2014年，政策体量持续增长，乡村产业受重视程度稳定、持续提升；2015—2020年，政策总量、年均发文量均达历史新高，国家宏观战略相继实施推动了乡村产业向深度与广度发展。

第二，中国乡村产业政策在类型上由“规范–指令”型主导向“规范–引导”型并重演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规范性与约束性较强是乡村产业政策类型演进过程中的总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方案、办法等注重引导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类型所占比例逐渐增大，规范性与引导性并重开始成为乡村产业政策类型的基本演进特征。

第三，政策发文主体由“单兵作战”主导向“部门联合”趋势演变。联合发文主体稳定性与多变性并存，并呈现核心主体多元化、核心网络分散化演进特征。政策描述分析表明，中国乡村产业政策制定以单部门为主，后期多部门联合发文政策数量持续攀升。通过考察发文主体的具体合作情况，发现乡村产业主管部门占据核心网络中心位置的局面不断弱化，核心合作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且核心网络中单节点向外发散的特征逐渐凸显，核心合作网络由“聚拢”趋向“分散”。

第四，各阶段高频主题词、政策聚焦点持续增长。从高频主题词与政策聚焦点的数量变化情况来看，二者均经历了“快速增长–基本持平–稳定增长”的演进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产业政策逐渐趋于“理性”的演进特征。而高频主题词与政策聚焦点具体内容的变化则表现出明显的阶段延续性与拓展性，国家宏观战略实施、党和政府的重要理念以及产业发展现实需求等关键要素，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政策内容深度不断提升、关注领域日益广泛。

第五，政策聚焦随社会经济重点领域细化與转移发生延展性变迁，在“产业融合、非农产业、产业支撑”三大方面经历了显著的主题演变，在“税收、科技、流通、资金、人才、质量安全”六个领域体现出明显的政策演进惯性。主题演变方面，产业融合经历了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再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由农村副业、社队企业及乡镇企业逐渐向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及农村电子商务等产业过渡。科技、资金、人才及市场等产业支撑手段在不同阶段被提及，产业发展支撑的政策体系不断优化调整；在政策演进惯性方面，税收在1949—2005年间持续受到关注，但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科技、资金及流通在1978—2020年间始终是政策的聚焦点。人才培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在1992年之后成为乡村产业政策的聚焦点，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

6.2 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得出以下面向乡村产业发展相关部门的政策启示。一是深刻把握乡村产业振兴的概念内涵，适宜发挥政策的规范性或引导性。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利益分配，应尽可能使用强规范约束性政策，以保障发展红利流向农民、留在农村；而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方式，应多出台强操作指导性政策，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乡村产业。二是要优化政策议程，构建跨主体议事协商机制，激励乡村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涌现。多部门合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逐渐常态化，探索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具有必要性；同时，乡村产业相应职能部门能够带来更专业化的政策资源。三是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政策各项聚焦事务，注意发挥要素合力。应合理分配政策资源，尽快形成政策目标一致、政策手段相互配合的乡村产业政策体系，通过要素间的协调与联动实现乡村产业整体水平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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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沙德春：选题确定与论文修改；

何新伟：数据收集与初稿撰写。

70 Years of Rural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a： Evolu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Sha Dechun He Xinwei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polic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Method/ process] Based on 1，487 national rural industrial policy texts from 1949 to 202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industrial polic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using multiple methods such as policy bibliometric and policy text content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ock of rural industrial policie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policy types have changed from “regulation-instruction” type to “regulation-guidance”type. The main body of policy issuing has changed from “individual combat” to “department alliance”， and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main body of policy issuing present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re main body diversification and core network decentralization. The policy focus has changed with the refinement and transfer of key social and economic fields. It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theme evolution in three aspects： “industrial integration-non-agricultural industry-industrial support”， and has manifested obvious inertia in six areas： “tax-science and technology-circulation-capital-talent-quality and safety”.

Keywords： China rural industrial policy policy evolution co-word analysis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policy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