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源　龙云安　李宁

〔摘要〕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推进成渝两地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两翼地区协同发展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状况。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的实施路径，以期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两翼地区；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3）03-0027-10

〔作者〕 孔德源 硕士研究生 西华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0039

龙云安 教授 硕士生导师 西华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0039

李 宁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平顶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平顶山 467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川渝自贸区与长江上游地区协同发展研究”（19BGL266）；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高效协同发展样板及协调发展指标研究”（SC20ZDCY009）；四川省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北翼振兴协同发展战略研究”（SLQ2022SB-06）。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近年来，我国正处在国际环境复杂化和国内改革发展深化的历史关键节点，在新矛盾、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下，要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已然成为适应当前发展阶段需要的必然选择。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中国西部重要增长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经济圈两翼地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接经济圈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使命，探索经济圈两翼地区协同发展新路径，对破解区域协同发展难题，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自197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哈肯提出“协同论”概念至今，有关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关区域协同发展研究，国外学界已形成三大阵营。一是特区集中理论与辐射理论研究，学者们研究发现中心地区不仅可以发挥集聚效应，而且将周边地区的优势资源集聚在中心，从而产生极化效应^〔1〕。反之，中心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资源会慢慢向周边地区转移，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效应^〔2〕。二是区间互补效应与空间引力理论研究，一方面，研究发现区域内部成员间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且不同区域间的优势可以形成空间引力^〔3-4〕；另一方面，区域内外之间可以形成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互补效应，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5〕。三是平台论研究，学者们研究发现以特定区域作为平台，有利于相邻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产业协同效应，以提升地区产业发展水平^〔6〕。

国内学术界对区域协同发展也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协同一体化方面。陈欢等（2014）提出借助国内外功能经济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制度借鉴和经验借鉴，以协同一体化为目标，促进中国特殊经济区的协同发展^〔7〕。二是协同发展和整体提升方面。刘秉镰（2019）以京津冀为例，研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与区域协同开放，通过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京津冀地区存在边界效应，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可使京津冀边界效应下降，有利于提高区域整体协同开放水平^〔8〕。韩剑（2019）提出推动区域一体化与自贸区联动发展，构建长三角对外开放的点线面战略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以实现区域经济整体提升^〔9〕。三是协同机制建设方面。李琳等（2015）通过分析区域经济的“初级—中级—高级”协同演变，探讨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10〕，通过实证分析法，研究发现地理邻近性对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以珠三角、长三角省际边界区域为例，探讨了地理邻近、认知邻近对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1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关于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成果颇丰，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实践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意义。但是，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对于新发展理念下区域内部协同发展的考察甚少。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构建两翼地区协同发展模型，实证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状况，提出推动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二、两翼地区发展概况分析

根据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本文选取北翼地区的万州、南充、达州、垫江、梁平、丰都、忠县、云阳、开州9个城市，以及南翼地区的宜宾、泸州、内江、自贡、江津、永川、荣昌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对两翼地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1.创新发展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在研发创新投入强度方面，北翼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由2012年的0.53%提高至2021年的1.61%，南翼地区研发投入强度由2012年的0.69%上升至2021年的1.05%。在专利授权数量方面，北翼地区专利授权數量从2012年的1957件增加到2021年的12987件，南翼地区专利授权数从2012年的3069件增加到2021年的19247件。两翼地区创新发展初具成效，但在专利授权数量上存在一定差距。

2.协调发展呈现逐步优化趋势

北翼地区人均GDP由2012年的22533元增加到2021年的60320元，南翼地区人均GDP由2012年的14955元增加到2021年的79167元。北翼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从2012年的33.83%提高到2021年的46.31%，南翼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从2012年的26.06%提高到2021年的40.62%。两翼地区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持平。在结构层面上，两翼地区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差别较小，但两翼地区的人均GDP差距有增大趋势。

3.绿色发展呈现“你追我赶”态势

北翼地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10年（2012-2021年）都在300天以上，南翼地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10年内有7年在300天以上。北翼地区单位GDP能耗从2012年的1.05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21年的0.66吨标准煤/万元，南翼地区单位GDP能耗从2012年的1.39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21年的0.99吨标准煤/万元。北翼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优势凸显，南翼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也在逐年提高。

4.开放发展呈现“南翼快、北翼慢”趋势

北翼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12年的1.82%下降至2021年的1.14%，南翼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12年的0.33%提高到2021年的0.47%。北翼地区人均进出口总额由2012年的74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09美元，南翼地区人均进出口总额由2012年的255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080美元。从增速上来看，两翼地区在人均进出口总额上表现为数倍差距，南翼地区增速显著，而北翼地区则增速缓慢。两翼地区在对外贸易依存度上也表现出明显差距。

5.共享发展呈现“南翼领先、北翼紧跟”态势

北翼地区人均财政支出从2012年的5014元增加到2021年的8941元，南翼地区人均财政支出从2012年的5835元增加到2021年的9992元；北翼地区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从2012年的37张增加到2021年的67张，南翼地区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从2012年的48张增加到2021年的80张。从结构层面来讲，2021年两翼地区在人均财政支出上，南翼地区略高于北翼地区；从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上来看，两翼地区的差距略有增加。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2-2021年《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公开数据。对于存在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2.指标体系及权重测算

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本文借鉴马茹等（2019）提出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2〕，结合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现状及区域发展特点，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两翼地区综合发展指标体系（见表1）。考虑到主观权重赋值法存在评价的随意性、不确定性等缺陷，故采用客观权重赋值法中的熵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X^＇_ij=（X_ij-minX_j）/（maxX_j-minX_j）（1）

第二步，计算各个指标的比重：

Y_ij=X^＇_ij/Σⁿ_i=1X^＇_ij（2）

第三步，計算指标信息熵值：

S_j=-kΣⁿ_i=1Y_ijlnY_ij，k=1/ln（n）（3）

第四步，计算熵值的信息效用价值：

h_j=1-S_j，（j=1，2，…，m）（4）

第五步，求指标的熵权：

W_j=h_j/Σⁿ_j=1h_j（5）

其中，X_ij表示第i年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minX_j和maxX_j分别表示所有年份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3.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在使用熵权法计算出各指标权重后，构建TOPSIS综合评价模型测度两翼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模型构建如下：

第一步，构造加权矩阵：Z=（Z_ij）；

y_ij是规范化后的指标数值，将各指标数值进行规范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量纲的影响；

Z_ij=W_j*y_ij（7）

其中，W_j是相应指标权重。

第二步，确定最优方案Z*_j和最劣方案Z0_j；

Z*_j=maxZ_ij正向指标，Z*_j=minZ_ij负向指标（8）

Z0_j=maxZ_ij负向指标，Z0_j=minZ_ij正向指标（9）

第三步，计算每年实际情况得到最优方案的距离d*_i与到最劣方案距离d0_i；

第四步，由欧氏距离d*_i和d0_i得到兩翼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

其中，u_i表示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u₁反映的是北翼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u₂反映的是南翼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u₁和u₂的取值范围是［0，1］，其值越接近1，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越高。若u₁=u₂，表明两翼地区处于同步发展水平，若u₁＞u₂，表明南翼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滞后于北翼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反之亦然。

4.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协调度模型可用于测度两个以上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该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产业和区域协同发展测度研究。例如，吴爱东等（2017）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13〕，李合龙等（2021）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14〕，王芳（2021）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京津冀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测度分析^〔15〕。本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具体模型如下：

假设u_i（i=1，2，…，m）和u_j（j=1，2，…，n）分别表示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那么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函数模型为：

依据耦合度函数，构建两翼地区的耦合度模型，公式如下所示：

上式中，C的取值范围为［0，1］，C的值越大，越接近于1，表明两翼地区间的耦合程度越高；C的值越小，越接近于0，表明两者间的耦合程度越低。

运用耦合度模型测算的耦合度C仅能反映出两翼地区发展关联强度的大小，无法反映出两翼地区协同发展水平，为更加真实、客观地描述出两翼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其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T=αu₁+βu₂（15）

D=（C×T）^γ（16）

上式中，D为两翼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C是两翼地区间的耦合度；T是北翼地区与南翼地区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可由北翼地区综合发展水平u₁与南翼地区综合发展水平u₂加权求得；γ、α、β为待定参数，γ一般取0.5，α、β一般根据两翼地区对整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贡献程度确定，为了凸显两翼地区在整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假定两翼地区重要程度相同，α、β均取值为0.5。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五个等级，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两翼地区综合发展水平

通过构建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利用SPSS 24.0软件测度两翼地区2012-2021年综合发展水平，见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两翼地区综合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说明两翼地区在政策落实、体制机制、社会环境等方面表现较好，这与两翼地区发展状况相吻合。

2.两翼地区耦合协调度

对两翼地区内部耦合协调度、两翼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计算结果见表4、表5、表6所示。

由表4可知，北翼地区耦合协调度在2012-2013年为一般失调，2014-2017年为勉强协调，2018年以来，为中度协调状态。表明北翼地区协同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展现出一体化协同发展趋势。

由表5可知，南翼地区2012-2014年，耦合协调状况为一般失调状态；2015-2018年，耦合协调度介于0.4-0.6，为勉强协调状态；进入2019年以来，耦合协调度上升到0.6及以上，为中度协调状态。整体而言，南翼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并且耦合协调度基本在0.7以上，协同发展效应显著，正向高度协调发展迈进。

由表6可知，2012-2014年，两翼地区耦合协调度介于0.2-0.4之间，即处于一般失调状态。由此可见，两翼地区发展仍处于低水平状态，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偏低。2015-2018年，两翼地区耦合协调度介于0.4-0.6之间，发展到勉强协调水平，表明两翼地区通过多种途径加强联系，初具协同发展效应。2019年至今，两翼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在0.6以上，处于中度协调水平，说明整个系统向更加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侧面也体现出两翼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和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得到了提高。但是，两翼地区耦合协调度仍低于0.7，表明两翼地区在协同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是今后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的突破点、关键点和核心点。

五、两翼地区协同发展路径

1.确立“四个同一”，奠定协同基础

为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应以两翼整体协同发展为目标，解决“政策一致性”和“步调协同”问题，需要确立理念、目标、市场、利益分配“四个同一”的共同基础。一是确立同一协同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两翼地区要在协同主体、模式选择、内容界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达成一致，摒弃形式大于内容、竞争多于合作、以邻为壑的旧模式，以“谋一世而非谋一时”“谋全局而非谋一域”的思想作为同一出发点，在促进区域协同各项工作中着眼于长远利益、战略利益和综合利益，在两翼地区党政部门统一意志，激发协同主体的内生动力，进而实现政策设计和实践路径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二是确立同一协同发展目标。考虑到川渝地区山区经济和流域经济的特点，应优先把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作为同一协同发展目标，以全局视野、高站位、高效驱动两翼地区协同一体化发展。

三是构建同一市场机制。“同一机制”和“同一市场”是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的基本保证。一方面，微观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运行。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机制作用，形成完善的同一市场机制，从而保证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的成效。

四是建立同一利益分配标准。两翼地区协同发展涉及多地域主体的利益再分配，应建立以价值为核心的价值分配标准，各利益主体贡献值均以价值为同一核算标准，有效剔除主观性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两翼地区高效协同发展提供保障。

2.建立“机构+法规+评价”政策支撑体系，提供协同保障

一是设立专职协同发展机构体系。由于两翼地区地理上位于经济圈南北两端，跨区协同需要专门的协同机构来具体实施，可探索在省级层面设立两翼协同发展办公室，编制两翼协同发展规划，调整相关行政管理规划，建立两翼地区组团联盟，推动两翼地区横向发展，保证各项协同发展政策自上而下落实相应政府的有效性和协调性。

二是制定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法律保障体系是两翼地区协同发展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因此，应加快建设两翼协同发展立法保障体系。制定省级层面确保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保护和促进的地方性法规、制定市级层面协同发展规定和实施规范、制定县域层面具体执行的制度体系等，凸显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的法治性、约束性和全面性。

三是制定科学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两翼地区要仔细审视协同发展的集成效果，按照统一的评价体系，对跨区协同成效进行动态化的监督与评估，对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和脱离协同政策的主体，要查原因、定方案、补措施，确保协同政策体系的实施效果和政策工具效率。

3.加强“中级协同+末端协同”，落实协同发展

两翼地区协同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省—市—县”三级行政体制中市级（中级）和县级（末端）行政单位具体落实和实施，否则即可能为浮于顶层的“形式协同”。为此，应加强中级协同和末端协同，一方面，建立“中级协同”共同体。在具体协同发展过程中，由相关地区政府部门组建跨区行政机构，具体负责分解落实协同发展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部署，设立项目库、创建资金池、布局协同区、设计产业链，确保两翼协同在执行层面更加有效。另一方面，落实“末端协同”。末端协同是两翼地区协同发展的落脚点，政策设计和区域规划均通过末端协同来实现。为此，必须与中级行政主体相互协调，根据中级协同主体的产业链布局和区域规划，引导企业投资，参与经济活动，推动项目落地，促进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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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