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泽宇

我在大公园的相亲角想起我的朋友陈诚。这里大妈扎堆，冬天也把手插在棉衣里抖着腿唠嗑。她们与时俱进，现在不靠举牌子和发传单，而是兜里揣着二维码，逮着顺眼的年轻人让他扫。她们会和你聊，问问你收入多少，是哪里人，有没有房和车。满意了，就把你拉进微信群，好像把一只毒虫放进药罐，养蛊。我路过，也没逃掉这命。还好我聪明，兜里向来揣着两部手机。我把那个摔不坏的大头手机拿出来，说：“阿姨，我不用智能手机，没法扫码。”面前这个大妈顿时垮了笑容，上下打量我两眼，一种看劣质产品的眼神。旁边一个，好像捉住机会了，迎上来说：“小伙子，阿姨就喜欢你这种老实的。”

我们来聊聊。

我想起陈诚是因为我第一次去他家玩的时候，他妈妈也是这样说我。他喊了一群同学去他家做客，别人都没带东西，我受家里人耳濡目染，带了一串香蕉去。我家里是做生意的。陈诚家不大，男孩们闹哄哄地聚在门口，他母亲，一个和蔼的中年女人，微笑像缝在脸上。她给我们开门，给我们拿拖鞋。我进去，把香蕉放在玄关边上，她脸上的笑一下就烧起来了。她说：“哎呀，小朋友你真有礼貌，真老实，挺好的。”

我至今不明白，说一个人老实，到底是夸还是损。我父亲一直在宣扬他那套经商理论，说早些时候，社会上都是投机倒把的人，那时候大家喜欢玩一些阴损的小聪明，都贼得很。现在啊，社会稳定了，需要有大智慧的人，所以待人真诚才是好事。可我不止一次听他在家里臭骂那些坑了他的生意人，有的卷钱跑了，有的自个儿把盘口吃了个精光。我不知道什么样才是对的。那串香蕉，放在陈诚家，也不知道是吃了还是扔了——我认识陈诚好多年之后才知道他讨厌香蕉的味道。

这么说我和陈诚也不是什么好朋友。其实一开始我想说我俩是兄弟，可这个词太笨了，笨了就重，笨重。我们的情谊没到那份上。这世界蛮奇怪的，说“我爱你”，好像很简单——我前阵子没工作干，到文体中心找活，正好有个明星来开演唱会，我就去当保安。那天是人山人海，小女生小男孩，举着荧光棒开着闪光灯，给我看花了眼。明星是个很帅的小伙，站在灯光乱闪的舞台上，一开嗓，底下都声嘶力竭地喊，说那谁谁，我爱你！我们爱你！他们如痴如狂，对着一个陌生人用三个很原始的字来表达爱意。但是“我喜欢你”这句话，反倒是不容易说了。我见过很多男的女的，面对着面，就是说不出这四个字。就像说“我们是兄弟”显得很轻慢，一副要找你借钱的嘴脸，但说“我们是朋友”，就表达出一种很郑重的友谊。明明兄弟才更亲，蛮奇怪的。

但我对陈诚说过“我喜欢你”。我是真挺喜欢他的，跟他妈妈喜欢我一样喜欢他。阿姨后来还和他提过几次有关我的问题。她不记得我的名字，就说“那个带香蕉来我们家的小孩”。我很感谢她能记着我。我大学毕业，考了研究生，那时候和陈诚已经不联系了。后来我们又莫名其妙说上话，我跟他说：“我去浙大读书了。”他转头就告诉他妈了。我听见那个女人在电话另一头说：“啊，真厉害，挺好的。”语气和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样，很高兴。有人能为我高兴的感觉很好，我由衷地感谢她。明明没见过几次，我高考完，考的大学也不错，陈诚和他妈说了，后来也告诉我阿姨特别开心。陈诚当时说：“真不知道谁才是她的儿子。”一种很怪的语气。我没察觉出什么，现在想想，却也分辨不清了。

大妈拉着我到亭子边上说话。她力气很大，我被迫跟着她走，手里还捏着我的翻盖手机。大公园的相亲角不是一个墙角，而是几根在亭子之间拉起来的绳子，你有意向了，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打出来，用夹子夹在绳上。纸总归是怕风吹雨淋的，于是有人就把简历塑封了再挂上去，还有的甚至裱起来，一个小木头框子，挂在上面，玩手机的人路过时撞到会很疼。这些绳子为什么被拉起来，我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最开始会有人在上面晾被褥，后来这里变成了相亲角，他们就不乐意这么干了。大妈的手黑乎乎，很粗糙，被冷风吹着，也显不出一点红。这是双劳动人民的手，也意味着她在这座城市收入不算高。这可能是她看上我的理由——相亲讲究门当户对。

大媽拉我进了亭子。大公园里这些亭子是五六年前造起来的，政府说要建设“园林型城市”，所以就把亭子盖到了城里的每一个地方。大妈走进亭子，大妈站定，大妈让我站直了，要看看我的身条。我觉得自己像半扇挂在钩子上的猪肉，有苍蝇在绕着我嗡嗡飞舞。大妈瞧了半天，满意地点了点头。我对自己的外表还是有自信的。那会儿在演唱会当保安，有小姑娘举着相机对舞台上咔嚓咔嚓，过一会儿，那镜头垂下来，开始对着我咔嚓了。我对她挥挥手，她也不羞，从大黑相机后面探出一张圆圆的脸蛋，喊：“大叔，你还挺帅的！”

我才二十多岁。

大妈问我：“小伙子，多大了？”我说二十五，二十六，记不清了。她“噢”了一声，说：“这可不好，年纪很重要。”她又问我：“你介意女孩比你大些？”我说不介意，喜欢最重要。她听了，脸上表情有点僵硬，配着她的笑，好像有点满意，又不太满意。大妈又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想了一会儿，想不出什么好词，就如实说：“没工作呢。”大妈的脸在寒风里越来越僵了。她又问：“那你有房有车吗？”

房，我大概是有的。不在这个城市，不在这个省里。在我老家，我父母在的地方。我成年之后，他们拿了我的身份证，给我请了一天假，在购房合同上签字。那时候说是给我当成年礼，后来我也明白，是做投资。所以我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不大。但我和他们闹掰了，回不去。我不在，他们卖不掉房子；他们不允许，我也住不进那房子。所以那可怜的屋子，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家，也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商品，空置在那，发烂发臭了。

车，我确实是有的。两辆，一辆自行车，一辆电瓶车。都和陈诚有关系。我们读的同一个初中、同一个高中，最后又考了同一个大学。大学的校园和中学不一样，老大了，宿舍楼到教学楼之间还有点坡度，上课时总是走过去，累人。所以我们商量着买个代步工具。我想着锻炼身体，就买了辆自行车；陈诚懒，买的是电瓶车，还在学校里上了牌照。他对我挺好的，明明能比我开得快很多，也缀在我边上看我蹬自行车，哪怕要迟到了也这样。也许这是他的一种乐趣。后来陈诚谈恋爱了，和同班的一个女孩。他就不骑车了，因为女孩没有车，他愿意陪她从宿舍走到教学楼。我总不好在他俩之间当电灯泡，但也没了踩自行车的兴致。于是和谈恋爱缺钱的陈诚商量了一下，把他的电动车连车带牌照买过来了。

但这两辆车现在估计扔在我们以前大学里的某个角落积灰。我都不记得它们会在哪了。我毕业了，陈诚也毕业了，我们带不走它们。

所以我算是没房没车的失败人士。我还没工作。

大妈走了，留我一个人待在四面透风的亭子里。我就觉得这种设计很没必要，你不如弄间小屋子，我要是钱花完了，工作也没有，还能在屋子里避避风。大妈嫌弃的眼神不会让我难过，我的难过劲儿早在陈诚和我绝交的时候就用完了。我们现在还联系，但我们不再是兄弟，我们只是朋友，能说上几句话的朋友。我们需要对方来证明自己的过去。

高中的时候陈诚想组个乐队。我的理想和他不一样，我想当书店老板。没想到在我们毕业的时候，乐队和书店都成了活不下去的东西。我向来是听陈诚的，没有为什么，他当乐队的主唱，我就去当贝斯手。因为贝斯手这活最简单，四根弦，好上手。

当时我们把乐队名字都想好了，叫“声无哀乐”，意思很简单，声音本身没有欢乐和悲伤的情绪，只是听的人自己感怀罢了。就像我们读的书、看见的事，就只是发生了，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赋予它意义而已。事事不关心的，是圣人；事事都挂心的，就成了疯子。我们不能成为圣人，于是很可耻地希望大家都别变成疯子。

但陈诚是个疯子。他是个爱情的疯子。大二的时候他和徐雨萌恋爱了。那会儿在下雪，风大得要把我耳朵刮下来。他俩还能在宿舍楼下腻歪，雪下大了也只是撑把雨伞，从白天到路灯亮起。陈诚说：“她的眼睛特别好看，反射出灯光，亮晶晶的。”我说：“你最好别这样，你不冷，人家女孩子冷；雪化了，你踩了一地的泥水回宿舍，我得拖地，心比你俩加起来还冷。”他置若罔闻。这种男人，丢到相亲角也是没人要的。

我一开始觉得，徐雨萌是个好女孩。她长得不算漂亮，但很可爱，脸圆乎乎的，我要是有这样的女朋友，也会忍不住揪她的脸蛋。陈诚天天和她一块儿吃饭，有时候在食堂，有时候出校门搓一顿，都要拍照发给我看。一开始我觉得他烦人，后来又觉得他可怜，最后也就习惯了，对桌上的菜色点评几句。其实徐雨萌比饭菜有意思，因为陈诚爱她，所以总是把她拍得很好看。我记得他们第一次一块儿出去是吃火锅，也是雪天，窗户被热气熏得白蒙蒙，徐雨萌刚把手套摘下来，握着拳头在嘴边吹气取暖。陈诚抓拍得很好，看得我也想谈恋爱了。可我没有喜欢的人，恋爱也不是喜欢能决定的事。就像我喜欢陈诚，也只是把他当兄弟。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他不是恋爱的料子。整个大二我都看着陈诚在爱情里泡澡，温水煮青蛙，煮着煮着他就熟了。可惜他还没学会成熟。

他第一次和徐雨萌吵架是在他生日那天。徐雨萌联系我，说想给陈诚一个惊喜。我不太感冒，因为我觉得这多半只会剩下惊。她让我早点去拿她订的生日蛋糕，在陈诚下课之前，藏在宿舍里，等他进门，“啪”的一下，给他吓一跳。而徐雨萌会早点躲过来，带着礼物一块儿祝他生日快乐。我们宿舍里的另外两个倒霉兄弟，负责拧喷彩条的礼炮。万事俱备，过程也很顺利，陈诚那个呆子刚开门，就被彩色的纸条喷了一头一脸，然后我跟在徐雨萌背后托着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

陈诚愣了一会儿。他第一句话，对徐雨萌问：“你怎么进了男生宿舍？”第二句话，对着我，问：“你们一块儿准备的？”他拿了礼物，接了蛋糕，说：“谢谢你们。”脸上没什么表情，拉着徐雨萌走了。我没在意，和另两个舍友一块儿把他丢在宿舍的蛋糕分了，正吃得满脸奶油，徐雨萌给我发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消息。她说什么“抱歉，对不起，我不知道陈诚会不高兴”之类的。我一头雾水。很晚的时候陈诚黑着脸回了宿舍，也不和我说话，一条狗都看得出来他在生气。我不太能理解，要是有人给我过生日，他踹我屁股我都开心。后来大约有一周，我没见着徐雨萌出现，陈诚跟我一块儿上下课，好像突然回到了之前，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周末晚自习下课，徐雨萌突然出现在我们教室门口，我松了口气。陈诚又跟她你侬我侬去了。

吵了第一次架，自然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他们的最后一次吵架是在大三开学没多久，我不记得什么原因。刚下过雨，陈诚和徐雨萌闹掰了，两个人的脸都和地面一样湿漉漉的。她抽了他一记耳光，删了他的联系方式，此后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更糟糕的是这场冷战期间，徐雨萌的爷爷突然去世，她请假回家，连我都明白这恐怕就是一切的结局了。陈诚搞不明白，他知道这事之后立刻就要买票去见徐雨萌。我们学校离车站不远，但当时已经到了校门紧闭的时间。他要翻墙去找她。

很倒霉的是陈诚每次干坏事我都在场，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往学校的后山跑，那里连着市里的森林公园，最外头的栅栏上破了个大洞，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跟狗一样钻出去。我们跑过教学楼，跑过食堂，从泔水桶边上，沿着一条光秃秃的小路爬上山坡。秋末近冬的季节，夜晚已经浓得像墨，朝我们的脑袋泼下来。陈诚举着手机走在前面，一些碎石子从他的脚底滑落，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山路是被人踩出来的，沿途两边的树，叶子已经落光，却有人把红色的丝带系在枝丫上。学校里的人说森林公园建起来前，山上有不少野坟，这些红带子就是他们家里人留的，方便上坟时候找路。我当时走着没什么感觉，现在想起来，山上阴森森的，陈诚的背影也模糊不清。脚底下的土路又湿又黏，雨后的气息，在冷空气里尖得像根针，往我们心里扎。

我和陈诚用了半个小时才从泥土里翻过小山，一路沿着公园的石阶往下走。走到边上我们才发现栅栏被修好了，一块铁皮，牢牢糊住了原本的狗洞。狗學校，教室打不开的电脑不修，勾搭女学生的老教授不管，尽在这种小地方查漏补缺。我看见陈诚举着手机照着那块铁皮发呆，就说：“没事，我托着你，你从上面翻出去。”我又说：“但是我没法和你一起走了，你路上小心点。”他已经买了最早的一张车票，往徐雨萌的家乡，于是我也买了。我得照顾他，毕竟他妈妈对我挺好的，和他视频的时候，还会时不时问一嘴我怎么样了。现在看来，我可以准备退票了。陈诚不说话，我走到栅栏边上，蹲好，准备让他踩着我的肩去追逐爱情。他突然丢了手机，说：“算了。”

那天晚上我陪他在公园里坐到天亮。没有长椅，我们就坐在还没晾干的土壤上，伸直了腿。地面在震动，我们都能感到那种脉搏，那是通往徐雨萌的最后一列火车，从不远处的车站逃走。我们离它太近了，所以大地也被它震撼，陈诚跟着地面抖动起来，我听见他在哭。除了初中我们打架那次，我几乎没见他哭过，所以跟着慌乱起来。我说：“没事，陈诚，陈诚，那就是个女孩，大学里遍地都是。”陈诚耸着肩，哽咽地说：“她叫徐雨萌。”我有些生气，说：“我当然知道，我连你妈叫什么都知道。”陈诚抬起头，一点点月光里，我看见他咧着嘴，眼泪流到腮边，又流进嘴里，他也不去擦。我说：“你别哭了。”他咂吧咂吧嘴，说：“眼泪挺苦的。”我不知道说什么，从兜里拿一张纸巾给他。他接过去，咬在嘴里，口水泪水都落在上面。纸巾很快湿透了。

陈诚说：“徐雨萌和我在一起，吃了不少苦。”

我是听不得这些屁话的。爱情这东西就是一个故事，没有苦没有甜，或者说，最后是甜的，那过程里的苦也不过是调情的小把戏，最后是苦的，那过程里的甜更要你百倍偿还。声无哀乐，高中时候陈诚说得一清二楚，这会儿当局者迷，糟蹋我的纸巾。我给他递了一张又一张，最后没了，他趴在我肩上哭，跟个娘们似的。夜里冷得像月光下的松树，陈诚的眼泪滴在我的衣服上，被空气吹冷，连带着我也冰凉起来。我摸摸他的后背，说：“没事的，没事的。”

这当然也是安慰他的屁话。徐雨萌过了半个多月才回学校。我不知道他俩怎么处理这一段空白的时间，只看到他们又在一起了一阵，貌合神离，最后还是分开了。这是陈诚的初恋，有点戏剧，但并不刻骨铭心。

就像我们在一块儿待了十年，最后还是说分开就分开了。

大公园里真的挺冷。大妈把我带到这，不负责任地离开，还好我原本就准备在这儿等陈诚。我和他约好见一面——大四闹掰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彼此了。

我们曾是很好的朋友。我去他家吃饭的时候，阿姨都知道我的那份面要多搁点醋。陈诚吃面，稀里哗啦，他妈训他，让他学学我，吃饭安静些。那时候我不当回事，现在想想，不太好。那时候我在陈诚眼里恐怕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阿姨总让他和我学学，哪怕我们考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她也会说：“人家比你多考了几分。”这样看来，陈诚能和我玩到大四才吹了，是他耐性好。

我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个天才。我心思不定，总是在课上想起别的事情。数学课我能望着窗外的绿叶作十四行诗，到语文课，我又埋头赶数学作业去了，只为了能在回家之后表现得轻松一点——我父亲是个擅长责备的人，在商场上，他无往不利，只要是比他阶层低些的，都能让他训得体无完肤。他称之为“驯马”。可在家里，他甚至比在外头更严苛，我从不敢表现出压力太大的模样，怕有一天我在他眼里连一匹可以驯化的马都不是。所以我把作业放在学习之上，只要早早写完，早早关灯，在他完成那些臃肿的酒局之前上床睡觉，我就是有救的。因此我很少见到他。

我的母亲沉默而善良，像每一位温和的母亲一样，也正因如此，她在我的童年缺席，她给我留下的记忆都是厨房里的饭香和感冒药的苦味。我的父亲统领着我，一如他统领他的“商业帝国”。他会因为毛手毛脚责备我，因为摔倒在地责备我，因为被同学欺负责备我。更多地，在我考试失利的时候，他会把他积攒多年的功力倾斥在我身上，让我意识到自己无药可救。我理所当然地厌学，也导致了我在课堂上走神的问题，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我成绩还不错，起码相比那些上课神游天外的人，我算是个好学生。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个天才，起码在学习这一项上。我为之忍受我的家庭，直到进入大学。

在我出生的城市，大部分家庭总是和陈诚家一样，父亲憨厚老实，母亲精明和善。我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该有的模样，因而觉得自己不幸，以此合理地怀疑我拥有天赋是因为我为它付出了代价。可当我和陈诚一同去了外省，到那些不那么美好的城市读书，我才猛然意识到，其实不幸才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我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软弱的童年，却发现更多在地面上爬行的孩子。我试图无视这些痛苦，然而当我发现我已经会和陌生人倾诉衷肠的时候，我明白自己已经失去天才的可能性。

没有什么比真相揭晓更令人绝望。我为之浑浑噩噩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才发现那并无影响，因为我人生中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混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蒙住自己的眼睛，不去反抗，不去挣扎，不同流合污，但也没去争取更好的未来。这就是我的常态，人的常态。我决定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在我成年之后的生命里。陈诚学着恋爱，我却学着冷漠——和那些与我共享不幸又各有不同的同学们一样，我反抗我的童年，也就反抗着我的家庭。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学会吸烟，因为我有遗传性鼻炎，某种意义上我又一次被血亲打败了。

我以为这就是成长，事实上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没能学会更珍贵的那些东西。大学是我一生中最软弱的时刻，我先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平庸，又努力尝试着拒绝它；我意识到拒绝平庸必须先拒绝我俗烂的童年，可没有收入意味着我无法脱离沉重的家庭。所以我很早就开始试着寻找一份工作，日复一日地面试和社交，然后绝望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像过去的父亲。这是家庭的怪圈。而陈诚那时的离去只是在这基础上又给了我当面一拳，可我的脸皮已经足够承受一切拷打了。

他只是不成熟，我觉得。意外的是，我在校园里遇见了徐雨萌，并惊讶地发现她比陈诚更像现在的我——她推着一辆电瓶车，似乎是没电了，吃力地往桥上爬。那件当作罩衣的黑色棉袄，挂在车把上，破了个洞，没有多余的棉絮可以飘落。我本来是该去上课的，想了会儿，和她并肩走着。她的耳朵被冻红了，和她曾经圆润的脸蛋一样，让我忍不住想揪一下。

我没有帮她。我们走过玉泉河上的桥，路过道路两旁干枯的树。我跟着徐雨萌到宿舍樓下，站在陈诚曾经踩出的那对脚印里。她说：“谢谢你。”然后又费劲地把车推到雨棚下充电。她用力的时候会把眉头皱紧，我以前从未见过，那里有细密的纹路。充电器上的红灯闪起来，像夜幕下火车上的指示灯。她说：“我和陈诚分手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她在拒绝我。雨棚外面的天色暗了下来，像太久没洗过的窗帘。

“要下雪了。”我说。

徐雨萌说她回家的时候很难。事发突然，她被悲伤冻住了一阵，以至于买不到回去的票。她说，她打车到了车站外，天已经黑了，最后一班车马上要到站。她在网上订不到，跑到售票处一遍一遍地刷新机器，还是没有。

我突然想起那两张买了又退的火车票，一张陈诚的，一张我的，感觉事情有些不妙。

徐雨萌说她爷爷特别疼她。她母亲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头还有两个姐姐，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在农村，这是个常见的组合，老一辈生孩子像抽奖，直到摸到个带把的才会停下。可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排行老三的女孩穿着旧衣服、喝着稀粥长大，于是一个看似成熟的男人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理所当然地追着他去了城市。可惜的是那个进城务工的男人也只是个块头大些的男孩，没过半年就从脚手架上落下，摔在了一堆竖立的钢筋上。

徐雨萌说，就像羊肉串。我咽了口口水，说：“然后呢？”她说：“然后的故事，大家都能猜到。”我用我的脑子顶替了她的嘴——一个意外怀孕的女人，在失去爱人和支柱的悲痛中挣扎，艰难地选择留下肚里的孩子。徐雨萌的心脏不好，她说是出生时脐带缠住了脖子，“当时我脸都青了。”我很难想象那样的场景，要下雪的气温，徐雨萌的脸蛋看起来还是红润的。这样生来被伤害着的婴儿，外公把她视作野种。而她猝然失去了儿子的爷爷奶奶，在厌恨与怀念中把爱都留给了无辜的孩子。“他们很伟大。”我说。徐雨萌摇摇头，神色藏在羽绒服的绒毛边里。

“他们可能只是别无选择。”她说。

陈诚和我坐在后山看火车的时候，徐雨萌想到了回家的办法。她胡乱买了张车票，检票进了候车大厅，然后等着那辆正确的火车到站。她挤在等待上车的人群中，慢慢靠近了闸机。她靠近，直到能看见检票员呆滞的眼神——前一个人刚刷完票，闸机的门刚打开。她飞快地握住检票员的手，说：“求求你，我买不到票……求求你！”然后松开手、扯上行李，贴着那位旅客冲过了站口。

我想象她拖着行李在电梯上站立。周围的目光，探寻或者鄙夷，一万把矛，扎在她瘦了很多的脸上。她沉默地站在那，死去的老人在天上俯视着她。她在陌生的人群里显得矮而瘦小，不知道他花了的眼睛能不能分辨出自己的孙女。

“对不起。”我对徐雨萌说。

“我赶上了，不是吗？”

她说话时眼神很安静。

老一辈都喜欢对着电话吼，发出很大的呼唤声。他们的思维越来越迟钝，误以为孩子们继承了自己的一切，包括渐渐听不清声音的耳朵。徐雨萌站在车厢与车厢之间，捏着手机，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听到爷爷的喊声。事实上老人不会说普通话，她背井离乡的母亲也不愿让她学会乡音，但每次通话的时候，她都知道爷爷最后说的是“你要照顾好自己”。也许世上有种不用学习的语言，像音乐，所以她站在火车的连接处，听那些关节吱呀作响，便好像又听见了爷爷笑着向她走来，手里攥着一颗被热化了的奶糖。

“我也爱吃奶糖。”我说。

陈诚不该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席之地——徐雨萌最窘迫的时候，他不在她身边。火车要到站了，列车员在站着的人们之间走动，说：“没票的，补票！”徐雨萌对着夜晚发呆，直到列车停下，才回头，在餐车补上了一张红色的纸票。终点站，列车员聚在一块，叽喳聊着。那个拿着机器打票的女人，抬起眼皮瞟了她一眼，说：“这会儿才想起来补票？想躲，怕出不去站？”

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没给人留下悲伤的空隙。

徐雨萌愣了一会儿。她说那时候只觉得身上很冷，冻硬实了，于是没有感到羞耻和疼痛。她抓起那张票，塞进兜里，回头对那女人说：“去你妈的！”然后飛快地逃离了火车。下车的时候行李箱的轮子卡进了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缝隙，她用力一扯，那颗塑料滑轮发出一声脆响，一路落进铁轨里去了。

天没下雨，徐雨萌的睫毛却被冻上了，缀着一颗冰珠。

那是过去了。我的时间里，天色渐暗，夕阳像水煮后剥了皮的番茄。我还在等陈诚，他总是让我等。番茄煮久了，就烂了，我习惯等待，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个烂人。徐雨萌说得对，他们恋爱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在避嫌，却还是时不时出现在他俩身边，电灯泡似的。下课他们一起走的时候，陈诚会低头发消息问我作业是什么；吃饭的时候，陈诚会发消息说自己没空，撒泼似的要我给他带瓶饮料；连他俩吵架了，当那个倒霉传声筒的人，也是我。我不知道徐雨萌看到他埋头发消息，心里会怎么想，我觉得是我的错。我总觉得都是我的错。

大公园门口已经没多少往里走的人了。相亲角的活动在日落结束，那些有家庭的人，要回家吃饭。我努力辨认着还在朝我走来的身影，晚霞里，他们都显得陌生又熟悉。我疑心自己是否还能认出陈诚，因为几年的时光早就把我自己也雕琢得面目全非。我和陈诚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再见过了。

大四的时候，因为我迟来的叛逆期，我和家里的关系在无数次争吵里逐渐断裂开来。我每次都以为自己能保持安静，却总在一些无端的指责下失去了沉默。我不擅长和别人吵架，我的泪腺过于发达，只要情绪激动就会流下眼泪。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没吵赢过。无论如何占理，他们会说：“你看，他都哭了。”

我的眼泪和我们曾经梦想的音乐一样，只是存在，没有什么意义，不悲伤也不愤怒。“声无哀乐”。但大家不需要没意义的东西，他们热爱给自己见到的每一样东西命名，然后用大段的遐想去定义。陈诚后来也变成了这样无趣的人。他每天会和家里通话半个小时，隔着屏幕亲吻他的家人，甚至他家的狗。我被他扯着，对屏幕喊“阿姨好”，次数比和我的母亲通话还多。

有些沙漠曾是大海，但有些也生来干涸。陈诚的手机里传来他妈妈柔和的声音，频率很高，他的父亲时不时插上一句。偶尔过节的时候，路途遥远，我们不便回家。陈诚会给家里打视频电话，亲朋好友在另一侧闹哄哄的，问：“诚诚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记忆里没有这样的场景。父亲为了赚钱，节假日，家里也是冷清的。大三的时候元旦放三天假，因为期末备考，我们都没有回家。陈诚在宿舍里接了电话，突然喊我一块儿出门。我走到校门口，看见叔叔阿姨自个儿开车来给儿子一个惊喜。他们把大包小包的吃食递给我们，嘱咐我们在学校好好照顾自己。我在一边被塞了满手，呆愣愣地站着，兜里的手机只有两条“元旦快乐”。

我的肚子能被陈诚家里带来的零食填饱，但心脏不能。宿舍里开了空调，暖和得让我有点头晕。我帮陈诚把吃的喝的都丢在桌上，陈诚大声叹了口气，说：“我好想回家！”

我有些烦躁，不知道是因为他突然增大的音量，还是后背上渐冷的汗水。我把外套脱了，手机上来了一条消息。我妈说：“元旦快乐。”我妈说：“家里漏水了，你爸不在家。”她又连着发了三四条语音，都是一分钟的长度。我不想点进去，上次同她大吵了一架，她哭着骂我，我们一个多月没联系。陈诚还在我耳边抱怨，说早知道就坐他爸妈的车一起回去了。我把手机丢在一边。陈诚上来揽着我的肩膀，说：“你为什么不理我？”我忽然有些委屈，他之前和徐雨萌谈恋爱的时候，不也大把大把时间地把我空着？外面有人在放鞭炮，点烟花，声音很响。我想，这是违法的。陈诚还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被爆炸声盖住，我听不清。他说了半晌，突然凑到我耳朵边上，呼着气说：“我们一起回去吧！”

我即刻想起了我们坐在地上听火车开远的那一刻，陈诚趴在我肩膀上，哭得眼睛红肿。那时候我和他一起追火车，想让一个女孩别太孤单。这会儿，他要我再和他一起上火车，陪他回他那个完美的家。我能得到什么？我会和他在火车站告别，然后在元旦修水管，母亲和我抱怨不着家的父亲，而那个男人回家的第一件事，是问我为什么不待在学校里好好复习。我高三的时候因为一次月考失利在陈诚家躲到深夜，阿姨做了晚饭，夜宵给我们煮糖水喝，牛奶也热了双份，没有问我为什么。她从衣柜里拿出一套新的被褥，在陈诚床上窝好，可最后我还是在母亲不断拨来的电话里回家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考得太差却没被痛骂，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和陈诚之间的鸿沟。他没法理解一对歇斯底里的父母，我没法永远抬头望着他美丽的家庭。他总觉得我很怪，不和家里联系，又总在无意间让我刺痛。这是我的错，我的脖子酸楚，眼眶也酸楚。我支撑不下。

我说：“陈诚，你有病吧？”

在那之后我没再和陈诚说过话。他是那种典型的小孩，会在和我相遇时梗着脖子目不斜视地走过，然后招呼身边的同学，假装自己根本不缺一个朋友。他演着演着确实就忘了，半年多之后，我们就毕业了，一切都无疾而终。我有时想起他，恋爱的时候他像个小孩，哭泣的时候他像个小孩，连吵架之后闹脾气，他也像个小孩。他是大多数人之上的人，而我是大多数中的一个，他或许更幸福，但我更能理解痛苦。因此我们走向了不同的路。

陈诚给我一颗奶糖。我以前爱吃，现在塞进嘴里，苦的，涩的，就是没有半点甜。叫先前那些大妈吃到这颗糖，会说：“都是香精味，害慘了孩子。”奶糖也是假的了。我想不明白还有什么是真的。

“这是你以前一直吃的牌子。”陈诚说。

这也是徐雨萌爱吃的牌子，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们走在大公园的鹅卵石小路上，傍晚的夕阳沉下去，天边露了一丝微薄的光线。天色已经黑了，只有硌脚的石头引路。我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像以前那样，先开了口。我问他：“阿姨身体还好吗？”陈诚吸吸鼻子，说：“她年前得了乳腺癌。”我“啊”了一声，说：“初期？”他点点头，我松了口气。陈诚说：“我妈让你去我家吃饭。”我说：“还有精神做饭，挺好的，让阿姨注意身体。”他点点头，说：“你别提她的头发。她做了一段时间化疗，现在得戴假发了。”

我们对彼此笑了笑。

“你还记得徐雨萌吗？”我说。

“你还怪我吗？”陈诚说。

我盯着他瞧。

大三的时候我想种一丛月季。我们的宿舍在六楼，没有电梯。我花两百块钱在花鸟市场买了一个巨大的水缸，一只乌龟曾死在里面。我把它扛到宿舍阳台，还得把我偷偷从学校花坛里挖的一袋土带上，以及化肥、水盘，一次一次爬楼。我走在楼道间的时候，很累，但是已经在梦想明年春天月季盛开的样子。我仍在过去，只有一包种子，可我欣赏来年春天的花朵，像盯着萝卜的骡子。陈诚在谈恋爱，没有空帮我。我扶着水缸站在空荡荡的楼梯间，想起我们高中时也坐在这样没人打扰的地方，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陈诚大声念着里面的句子，忽然抓住我的手，说：“我们办个乐队吧！”

声无哀乐，陈诚还不明白。声音的传播需要时间，他站在那和我说话，说出的话在过去，听到的人已经在未来了。既然那些话语都已经老去，那么倾听的人们也不必悲伤或高兴，而应该把自己的故事也留在记忆里。我会去他家吃饭，带一串香蕉，和阿姨说声好；徐雨萌不会再见他，坐着火车，往一个陌生的方向去。一切都是现在，一切都业已过去。任何时候都太晚了。

我只为在我面前的人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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