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乐 民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较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在史料整理、学术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鲜有学者对女“二流子”这一团体给予特别关注,没有把改造女“二流子”置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对乡村社会治理全方位治理的过程中。笔者拟通过梳理中共对陕甘宁边区女“二流子”的改造缘由和改造过程,阐释女“二流子”改造对中共实现乡村管理的意义。

1 社会越轨:女“二流子”的改造缘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但是陕北的社会状况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据李维汉回忆,陕甘宁边区社会文化状况很不乐观:“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1]566大量“二流子”充斥其中,他们不务正业、不事生产,被人民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2]688。据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统计,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人数多达7万余人[3]1,这其中不包括随时加入此行列的难民和流民。

1.1 “二流子”缘何产生

“二流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越轨团体[4]431,其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时代的缩影。造成“二流子”数量庞大的首要原因是连年灾荒。陕甘宁边区地处陇东高原,大部分区域属于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张闻天通过调研得出该地 “春夏间常少雨水,易成旱灾;而秋天往往雨水过多,造成水雹灾”[5]。边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对人民的生产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近代以来,当地官府在地主盘剥严重、高利贷盛行的情况下,仍向人民征收大量的苛捐杂税,农民入不敷出,在生存哲学的引导下,导致部分农民成为“二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