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学院/苏涛

最近三年，生活慢了下来，不再马不停蹄、急不可待，无处安放的心可以稍作舒缓，于是，我的脑子开始在静下来的时间里搜寻过往，记忆中的一些细节开始蔓延……

对于我这种宅惯了的人来说，每天去画室第一件事是照顾我的花草、金鱼，为一株株植物提水、浇灌、翻土、打药，给鱼换水、添水。忙乎一通后，气喘吁吁，但望着它们一片欣欣向荣的样子，我便心生满足。我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动物学家，却长久以来以照料植物、动物为乐，喜欢翻腾泥土的快乐，即便身上、手上沾满泥土，也还是乐此不疲。我想，这也许是儿时家乡的泥土给我烙下的印记。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的一个县城里，父亲是棉纺厂职工，母亲是县师范的校医。虽然我生活在县城，但是沂蒙地区是革命老区，那时候还是比较穷苦落后的，县城跟农村无异。现在我仍然记得小时在蒙山奔跑、下河捞鱼、过年赶大集等乡土生活的情景。从考学到在天津上大学、读研究生直至现在工作，已经20多年过去了，其间逢年过节我都是要回乡祭祖的，但是因为新冠疫情，也有两三年没回去了。眼看又到年底，疫情日复一日，我在家里做着同样的事，看着橘树叶子、一丛丛头发般的菖蒲泛黄的叶边、仙人柱的根根锐刺、兰寿鱼晃晃荡荡的尾巴、茶壶里一撮撮的废茶叶，听着窗外零散的鞭炮声，我又出神了——

破旧喇叭里传来早已录好的带有沂蒙乡音的各种叫卖声，“新磨棒面煎饼嘞”“女士花色大棉袄，款式多，价格好”“修鞋，修锅，修壶，卖马扎子哩”“大枣、柿饼、花生、糖块喽”……声音混杂在一起，却并不喧闹嘈杂，沂蒙人特有的憨厚、质朴、羞涩，他们好像没有太多可以言说的，即便绝好的货色也不会花言巧语地卖弄，我觉得这声音更像是个招牌，告诉别人卖的什么东西而已。这是一种有秩序的热闹与熙攘吧。日用商品、吃穿用度、农贸牲畜，沿着河滩平面展开，围着一片原生湿地错落有致，感觉望不到尽头，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里集合了人们生活的全部想象。

经年过去，这些记忆清晰依旧。我顿了顿脑袋，跑到画室二楼的仓库翻箱倒柜去找寻曾经拍下的大量素材。我读大学本科时，每年春节回家都专门去年集待上一天，为此还特意买了个富士相机，方便记录素材，当时的胶卷相机，每卷只能照37张左右，所以每次按快门时都极为认真，对于流动的人群、鲜活的面孔、偌大的空间，总嫌记录得不够充分，就这样我整整攒了两大箱的照片。左翻右检，将一张张照片摊在地上，脑海里的集市呼之欲出，又有了再次表现的欲望。

城市生活日久，我越来越觉得我有两个自己：一个是那个初来城市的青年和被生活磨砺的中年人，一个是在乡村自由奔跑的少年。逝去的时光捏塑出了现在的样子。我在我的画里也是这样两部分主题：一部分是现在的“城市生活与后工业时代”，所谓的当代水墨探索期；另一部分则是乡土题材。早在我本科时的毕业创作，画的是青少年时的记忆，家乡的记忆。那时候抱有一腔热情，为掌握了一点所谓的造型能力而沾沾自喜，大胆运用表现主义的手法，笔墨的能力基本为零，但是呈现的画面整体感觉，对于本科生来说老师还是认可的。现在回望那个阶段，关注的只是一个整体，整体的混沌感与个人感悟，并不具体。之前的人物形象、物品、车辆等都是概念性的，现在再整理资料，觉得可以画得更为具体确切，画面关系也可以更为复杂丰富，虽然年代久远，又搁置多年，重拾记忆，竟有一种再次创作的新鲜感。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仔细整理照片，发现这些平凡老乡的形象似乎一直停驻在我心里，在抓住他们各自形象造型特征之后，内心的情感自然迸发出来。这些形象是具体实在的，充满个性的，但是仿佛都融汇在一种特有地域、特有文化、特有性格之中。山东是孔孟之乡，人们深受礼教道德影响，即便是农村县城的人们，文化不高，见识不多，但仍然是规规矩矩、本本分分、朴实无华的。在我的《沂蒙系列——新春年集》里，他们的动作是拘谨放不开的，缩着脖子，端着肩膀，手插在口袋里，或者交叉插在袖管里。他们穿着厚重憨笨的大棉袄、军大衣，有的穿着一身蓝、一身绿色的劳保服，戴着工人的蓝色大帽子或是要么折起要么放下耳罩的绿色雷锋帽。中青年男性脚上踩着军用胶鞋，大爷大妈蹬着条绒的、花棉布的大棉鞋，偶有“时髦”女青年穿着沾满灰尘、满是褶皱的小皮鞋，身上却套着红绿相间、不合身段的夹克，头上还扎着花里胡哨的大头巾。

集市看上去是纷乱的，如果一个外地人肯定会觉得有点眩晕，画面里表现如此复杂多样的人群与场面，确实也需要煞费脑筋，需要周密的考虑与思量。一是集市虽乱却是有序的，分区也明确，生鲜区、农贸区、衣服布匹区、家畜区；二是我在草图初期已经提前设计了画面的高低错落，运用饱胀的构图表现大集市的分量感，近、中、远景分别规整，同时最前面的蓝色三轮带棚车是画面的重心所在，更是时代记忆的符号。方向盘、车灯、后视镜的安置，车轮的轮毂和车胎都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反复琢磨，进行意象化造型的提取。年集自然缺少不了红色系等鲜艳颜色的运用，正红色的吊笺、对联、福字、年画，与妇女身上棉袄的玫红、朱砂、朱磦色，远处卖场的儿童围兜、衣服以及五彩鲜艳的气球，共同增添节日气氛，几种红色系在画面反复跳跃出现，加之对比色与灰调中间色的衬托，年集的丰富感随即展现出来。

1.苏涛 沂蒙系列——新春年集之一 180cm×180cm 2022年

2.苏涛 沂蒙系列——新春年集之二 180cm×180cm 2022年

这部作品的主题无疑属于现实主义，人的生活何尝不是现实的、真切的、有血有肉的！但绘画表现的方式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同样是乡村题材，有法国库尔贝的现实主义；有出身农民、语言淳朴亲切的写实主义画家米勒；有表现主义先驱凡·高，他笔下的农民一如他自己般憨直，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夏加尔的乡村则是梦幻想象、超越现实的。而我熟悉的方式是水墨写意，用笔墨、国画传统色去表现如此写实性的题材，其实难度也蛮大。自从2016年以来，我多次带领美院壁画系学生赴敦煌莫高窟进行艺术考察，佛教的传播过程也是东西文明碰撞交融的过程，我尤其对早期十六国魏晋至隋代壁画中的造型处理、图式化运用及佛性的表达感兴趣，每次都有新的体悟。传统文化与绘画是一座可以无限开掘学习的宝库，把此种理解带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及绘画语言的运用中，能突破现代美院国画教育中的束缚与程式。所以我有意识地用打破透视的平面化去布置画面，以表现性水墨的方式，力图在造型和画面整体性上有一些个人的探索，于是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有了这样一批还算尺幅不小的作品。

当今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仍不断加速，乡村有了很多变化，农村农民也面临着生存环境的挤压和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等诸多问题。我再次回到家乡，看到变化，也仍然能找到曾经的痕迹。时代变迁，年轻人可能离开故土，但是当我走过熟悉的土地，赶过曾经的大集，有些人好像从未变化，或者变化不大，只不过我之前影像里的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他们依然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以前的步调活着，仍然是那张老实、厚道、晒得通红的面颊，因辛苦劳作而皲裂的双手，还有熟悉的沂蒙乡音。有人说乡土绘画过时了，农村农民要消失了，我想科技可以注入农业，智能可以代替人工，但是人们的劳作不会停止，也许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人们生于土地、长于土地、最后回归土地的这份亲近自然之情不会消失，因为这不仅仅是自然之情，也是历史血脉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