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萍，高建红，张亚欣，张金锁

（1.西安科技大学a.管理学院；b.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西安 710054；2.陕西省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西安 710054；3.延安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0 引言

能源领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的关键领域之一，而农村能源消费是我国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优化农村能源结构，实现农村能源“碳达峰”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碳排放问题严峻，据统计，农村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达全国总量的约15%，其中，生活碳排放量占比约为3%～4%[1]。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人口增长23642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 万人，城镇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目前关于我国农户生活能源碳减排的相关研究聚焦于碳排放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两个方面：一是张保留等（2021）[1]发现在基准情境下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在2030年前无法达到峰值，在政策情境下2027—2028 年可以达到，在优化情境下2024 年就可达到；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2]、城镇化水平[3]等是影响农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总体来说，关于农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农户实现生活能源“碳达峰”路径的系统研究较为匮乏。鉴于此，本文利用陕西、河南农村地区的800 份入户调查数据，从生活能源零碳化入手，探索其实现路径，重点关注非农就业的直接作用、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和环保意愿的调节作用。

1 研究假设

首先，非农就业可能直接影响农户生活能源组合。仇焕广等（2015）[4]认为非农就业能够通过提升非农就业的人数和收入降低薪柴和秸秆的使用量。Shi 等（2009）[5]却认为非农就业引发的收入效应和劳动力损失效应几乎是相当的，因此，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不会对薪柴的使用量产生影响。务工收入的增加能够通过提升农户的生活水平正向影响商品性能源的消费量，而务工人数占比对其的影响则相反[6]。农户使用太阳能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家中常住人口并不具备掌握技术的能力[7]，因此，非农就业会减少太阳能的使用。简而言之，目前关于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影响的观点尚不一致。农户在生活中往往会同时使用多种类型的能源，本文将生活能源划分为五种组合方式，并对其进行碳排放测算，探讨非农就业对这五种不同程度碳排放的生活能源组合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非农就业直接影响农户生活能源组合。

其次，非农就业可能会通过生计资本间接影响农户生活能源组合。一方面，参与非农就业可以通过构建的社会网络提升社会资本，从而获得教育和工作机会，以增加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8]；另一方面，生计资本能够决定农户的用能偏好从而推动用能行为的低碳化。其中，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新能源的发展和应用[9]。已有研究关注非农就业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和生计资本对生活能源的影响，生计资本的提高可以帮助农户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从而影响农户的生活能源组合。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非农就业通过提高生计资本间接影响农户生活能源组合。

最后，环保意愿能够调节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影响。根据ABC 理论[10]，非农就业作为一种情景因素，只有在环保意愿非常低的情况下，才会对能源消费行为产生很强的影响。Young等（2010）[11]认为在清洁能源价格高昂和农户收入较低的现实条件下，个体的环保倾向不足以实现溢价支付，但是Dunlap和York（2008）[12]则认为随着环境污染加剧，个体愿意牺牲经济利益去实施低碳环保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3：环保意愿可以调节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延安大学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和西安科技大学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陕西、河南入户“乡村振兴下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2018专项调查。该调查采用多层等比例抽样方法，按市、县、乡镇、行政村四层抽取，两省共计80 个行政村，根据每个村非农就业的家庭户占村内总户数的比例选择10 户进行入户调查，共发放800 份问卷。在实地调查和数据录入过程中，研究员控制问卷质量后对数据进行清洗，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18 份，有效率为89.75%。

2.2 碳排放测算

根据碳排放恒等式对商品性能源碳排放量进行测算[13]，基本公式为：

式（1）中，C为碳排放量，Ei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F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根据《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发改办气候[2011]1041 号）可知，华中和西北区域供电平均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为0.801千克/千瓦·时和0.977千克/千瓦·时，原煤的碳排放系数为1.9003 千克/千克。根据王革华（2002）[14]的计算方法对非商品性能源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基本公式为：

式（2）中，EBM为薪柴和秸秆燃烧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BM为薪柴和秸秆的消耗量，Ccont为薪柴和秸秆的含碳系数，Ofrac为薪柴和秸秆的碳氧化率。薪柴和秸秆的含碳系数分别为45%和40%，碳氧化率分别为87%和85%。

由于本文因变量为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选择，因此，将每一种能源的消耗量设定为“单位1”，按式（1）和式（2）计算可得薪柴、秸秆、煤炭、电的单位碳排放量为2.6822千克、1.9003千克、0.997千克（陕西）、0.801千克（河南），样本中使用沼气的农户低于5%且使用量极少，所以本文对该能源不进行分析。

2.3 变量说明

调查地的实际情况显示，农户都是在使用电的基础上同时使用其他能源以满足生活所需，农村通电率基本达到99.99%[15]，因此，以低碳能源作为能源组合的基础；另外，本文研究目标为能源组合的零碳化，因此，以低碳和零碳能源作为三种能源组合基础。因变量为农户五种生活能源组合，即低碳能源+高碳能源（电能+薪柴和秸秆）、低碳能源+高碳能源+零碳能源（电能+薪柴和秸秆+太阳能）、低碳能源+中碳能源（电能+煤炭）、低碳能源+中碳能源+零碳能源（电能+煤炭+太阳能）、低碳能源+零碳能源（电能+太阳能）；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参考文献[16,17]进行选取；调节变量为环保意愿，在陈宗仕等（2018）[18]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当地农户对环保能源的态度，选取了环保积极性和环境利益关系认知，并取平均值；控制变量为家庭基本特征和能源可获得性，具体见表1。生计资本及说明见下页表2。

表1 变量说明

表2 生计资本及说明

2.4 模型构建

首先，建立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影响的模型：

式（3）中，CON_STR为农户生活能源组合，OFF_FARM为非农就业，z为控制变量，βi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其次，建立生计资本（LIVE_CAP）的中介作用模型[20]，即非农就业通过生计资本间接影响农户生活能源组合，模型如下:

在式（3）至式（5）中，若β1显著、a1显著、b显著，则存在中介作用。若c1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最后，建立环保意愿（ENV_WILL）的调节效应模型，即环保意愿调节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影响的模型：

在式（6）中，若c3显著，则说明环保意愿可以调节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影响。

3 结果与讨论

3.1 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影响

表3 为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回归结果。人均务工收入对“低+中”能源组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从“低+高”到“低+零”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务工人数占比对“低+高+零”和“低+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从“低+高”到“低+零”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再变为负向；非农培训对“低+高”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从“低+高”到“低+零”的影响逐渐变为正向；务工地区类型对“低+高”“低+中”“低+中+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从“低+高”到“低+零”的影响逐渐变为正向。

表3 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影响结果

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会追求更为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燃烧薪柴、秸秆和煤炭会带来大量的空气污染物，因此，农户会选择低碳的电器和太阳能。即人均务工收入显著负向影响“中+高”的能源组合，且促进能源组合的零碳化；在日常生活中，农村老人出于省钱的思想，其农田的地理位置一般会距离房屋较近，可以在农闲之余收集薪柴和秸秆。这虽然符合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但更可能是留守老人长久形成的惯性思想和行为在起决定性作用。留守在家中的其他人考虑到收集薪柴和秸秆的时间机会成本，偶尔会用煤炭和太阳能代替薪柴和秸秆，因此，家中不会完全使用电能与薪柴和秸秆的组合，故而对“低+高”能源组合的影响是负向的。但这时家中老人处于强势地位，儿童服从长辈的意愿，会减少对太阳能的使用。因此对“低+高+零”和“低+零”的影响始终是显著负向的。年底过年务工人员返乡后使用电能和较为方便的煤炭而不使用薪柴和秸秆，因此，会正向影响“低+中”能源组合。且冬季洗澡较少，不会过多使用太阳能。因此，在“低+中+零”能源组合中煤炭使用占比较大，故而正向影响“低+中+零”能源组合。即过高的务工人数占比会抑制能源组合的零碳化；接受过非农培训的农户的用能观念会逐渐向低碳化转变，其能源使用行为随之改变，其个人素质有所提升，愿意与家人多进行交流和分享，全家都完全不使用薪柴和秸秆。但由于取暖做饭的电费花费较高，因此，会搭配使用煤炭以缓解经济压力，即非农培训显著负向影响“低+高”能源组合，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能源组合的低碳化。务工地区类型偏向省会城市或外省的农户会偏向于使用太阳能，大部分务工人员回家次数较少，留守老人由于缺乏太阳能使用技术[7]而始终会坚持只使用薪柴和秸秆，只有少部分家庭的务工人员会频繁回家，因此，务工地区类型对“低+高+零”能源结合的影响是正向的，双方都不会使用煤炭，且显著负向影响“低+高“”低+中“”低+中+零”能源组合，即促进能源组合的零碳化，但促进程度有限。

综上所述，人均务工收入促进农户生活能源组合零碳化的效果最为明显，而非农培训抑制农户使用薪柴和秸秆的效果最佳。当务工人数占比过高的时候，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效应无法抵消劳动力损失效应。务工地区的偏远扩大了务工人员和留守老人之间用能观念的差距。假设1得到验证。

3.2 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与讨论

表4 和表5 为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即非农就业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和在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影响中加入生计资本的回归结果。务工地区类型对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低+高”能源组合的负向影响仍显著，对“低+中”能源组合的负向影响的显著性消失，对“低+中+零”能源组合的负向影响的显著性也会消失；社会资本对“低+高”能源组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低+中”能源组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低+中+零”能源组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4 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1

表5 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2

务工地区类型偏向于外围的农民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而长期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和儿童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拥有广泛社会资源的农民出于“社会面子”的攀比心理和“由奢入俭难”的棘轮效应而选择使用高级电器和太阳能，但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和儿童生活范围较小，长久接触周围的村民，他们的社会资源较少，而且已经习惯使用薪柴和秸秆，虽然受到技术限制导致留守老人和儿童无法使用太阳能，但是能够使用方便的电器，虽然老年人仍然存在省钱的心理，但是出于对儿童健康的考虑和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的经济支持，老年人会愿意使用电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留守老人使用薪柴和秸秆的次数和数量，因此，务工地区类型通过提升社会资本来减少使用“低+高”能源组合。外出务工人员坚持使用电器和太阳能，留守老人则出于省钱的目的坚持使用薪柴和秸秆，使用煤炭会排放大量的有害气体污染环境和危害身体健康，因此，无论是外出务工人员还是留守人员都会降低煤炭的使用，即务工地区类型通过提升社会资本负向影响“低+中”“低+中+零”能源组合。

综上所述，务工地区类型通过提高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能源组合的零碳化。假设2得到验证。

3.3 环保意愿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与讨论

表6 为环保意愿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环保意愿对人均务工收入与“低+高”“低+中”和“低+中+零”能源组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环保意愿在务工人数占比对“低+高+零”“低+中+零”“低+零”能源组合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环保意愿在务工人数占比对“低+高”“低+中”能源组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环保意愿在务工地区类型对“低+高+零”和“低+中+零”能源组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表6 环保意愿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人均务工收入的增加会促进农户使用零碳能源，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推行的相关低碳能源政策使得农户的环保意愿有所增强，正向调节了人均务工收入对“低+高”“低+中”能源组合的负向影响，其对“低+中+零”能源组合的负向影响转为正向影响，这主要是由环保意愿的增强使得生活能源组合中零碳能源增多导致，因此,环保意愿在人均务工收入与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关系中起到促进生活能源组合零碳化的作用。务工人数占比越大，农户使用薪柴和秸秆的比重越大，但政府推行的低碳用能政策会增强老年人的环保认知，其固化的思想和行为将会被打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使用薪柴和秸秆，且在环保意愿的影响下全家人都大幅度减少了对煤炭的使用，因此，务工人数占比对“低+高”“低+高+零”能源组合的负向影响变大，对“低+中”“低+中+零”能源组合的正向影响变为负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低+零”能源组合的影响虽然变小了但依旧为负，这是留守人员在权衡“省钱”和“环保”之后依旧选择了前者的结果，因此没有实现溢价支付[11]，这表明政府对低碳用能政策的宣传力度不足导致留守人员的环保意识不够强烈。务工地区偏向于省会城市和外省的成员本就倾向于使用太阳能，其更多且更易接受政府的环保倡议，他们往往比留守人员的环保意愿强，虽然双方都在环保意愿的作用下倾向于使用太阳能，但他们之间的交流较少，导致留守人员仍会使用部分薪柴和秸秆，因此，正向调节务工地区类型与“低+高+零”能源组合的关系，双方都拒绝使用煤炭，导致对“低+中+零”能源组合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因此，环保意愿在务工地区类型与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关系中起到促进生活能源组合零碳化的作用。

综上所述，环保意愿调节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

4 结论

本文运用陕西、河南2018 年的专项入户调查数据建立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模型，得出以下结论：

（1）非农就业中的人均务工收入和务工地区类型可以促进农户生活能源组合零碳化，前者的促进效果最为明显，而非农培训只能促进其低碳化，并增强农民的综合素养，是走好乡村振兴“七条道路”的力量源泉之一。过高的务工人数占比带来的收入效应无法抵消劳动力损失效应，因此，对生活能源零碳化起抑制作用；务工地区类型通过提升社会资本促进能源组合的零碳化；环保意愿在人均务工收入和务工地区类型与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关系中起到促进生活能源组合零碳化的作用，在务工人数占比对农户生活能源组合的关系中能够减缓生活能源组合零碳化的抑制作用。（2）农村家庭隔代存在较大的能源消费差异，务工地区的偏远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差异。非农培训则能够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加强与家人之间的交流，减小用能观念的差异。（3）农户实现生活能源“碳达峰”的路径是在科学引导务工人数占比以提升农户整体收入的基础上，加强离家较远的务工人员的非农培训，引导农户进行更为广泛且深入的内外部交流，深度加强针对农户尤其是留守老人环保政策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