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振文

到现在为止，大家对鲁迅为什么去仙台学医，又为什么在一年半后突然弃医从文、从仙台回到东京进行了足够多的研究，但还没有人很注意一个问题：鲁迅是怎样从东京到仙台和从仙台到东京的？他在这条来来回回的路上曾经发生过什么？

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1904年4月，鲁迅从东京弘文学院普通速成科毕业。在考虑接下来继续深造的专业时，鲁迅接受弘文学院日语教师山口的建议，决定改变原先续读采矿冶金专业的计划，学习医学。山口介绍说，日本的医学水平和德国相差无几，而大大超过英、美、法等国家。据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同学沈瓞民回忆，当时沈瓞民的一个同学王立才正在金泽医专学医，王立才常到弘文来玩。鲁迅决定学医，想找一个还没有中国留学生的清静地方去读书。王立才告诉鲁迅说，仙台地处偏僻，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鲁迅便决定到仙台去。

鲁迅到达仙台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人根据1904年9月10日当地媒体的报道《医专新到的中国留学生》，推断鲁迅最晚在10日这天已经到达仙台；又有人根据鲁迅写给好友蒋抑卮的信，推断鲁迅是在9月8日到的仙台。因为鲁迅在这封信中说道：“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而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0月8日。

仙台现在是日本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超过100万。但1904年鲁迅刚到仙台的时候，这里还只有十万人。那时候，仙台没有工厂的煤烟，是个绿树成荫的城市。在1904年10月8日鲁迅写给蒋抑卮的信中有对仙台的简单感受：“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鲁迅全集》11）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对仙台的主要印象也是这里的冷：“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仙台本来就冷，而据调查资料，鲁迅大概是碰上了仙台最冷的几个年份。1905年，由于持续低温，日本东北三县尤其是仙台所在的宫城县遭受“天明天保以来”的大歉收，加上日俄战争的影响，仙台贫民“穿着破烂衣裳靠焚火取暖已经成为常事，睡觉就盖稻草或粗草席子。有些人甚至冬季也没有御寒的衣物，连遮盖腰部以下的破布都没有，客人来了都无法露面”，“尤以三十九（1906）年一月以来之降雪，据称其量为60年来所未有，交通屡为中断，因之呈现更为凄惨之状况”（《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版，P61）。

仙台到东京大约351公里。这在岛国日本已经算是很远一段距离了。从东京到横滨的京滨线是日本第一条铁路线，两地距离才30公里，但即使这么短的距离，如果没有火车，仅仅依靠原始的人力来克服，也还是一段艰苦的行程。有人测算，从东京到横滨，步行需要8到10个小时，人力车夫以最快的速度跑完全程，也需要1小时40分钟。而火车即使是按当时每小时20英里的慢速度也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东京日日新闻》1872年9月6日报道说，短短54分钟火车就能跨越18英里，这在过去“如果没有翅膀的话根本不可能”。

鲁迅也没有翅膀，他是怎么从东京到达仙台的，坐火车。《藤野先生》对这次旅行的描述是很简略的：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当时从上野到仙台的铁路有两条，一条是1887年建成的干线铁路也即后来的东北本线，从上野经过宇都宫、郡山、福岛、岩沼等站到仙台。1890年时，仙臺和东京之间每天有六列火车对开。而另一条是1897年在太平洋沿岸建成的海岸线，也叫常磐线，常磐线从日暮里站到岩沼站，最初，它主要功能是运输水户以北常磐煤田的煤炭到东京。常磐线行走的列车，一般也会包含了东北本线区间的上野-日暮里及岩沼-仙台之间，这样，整个线路，就是从东京都上野站到达仙台市仙台站。海岸线在19世纪90年代每天有五列火车对开。鲁迅所说经过水户的线路，显然是海岸线也就是常磐线。常磐线整条线路有77个车站，是很多的，但鲁迅只记住了两个，日暮里和水户。这是铁路旅行的特点。铁路旅行一般只关心出发点和终点站。

日暮里和水户

但鲁迅还是记住了日暮里和水户。

日暮里当时还是东京府北郊北丰岛郡的一个村，日暮里站是从上野站出发后经过的第一个车站，就像鲁迅所说的，“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因为两站之间也就四五公里远。鲁迅记住了日暮里，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有诗意。但还有一个可能的情形是，他乘坐的火车开到日暮里的时候正是傍晚也就是“日暮”，从车窗望出去，可以依稀看到站牌上的站名“日暮里”。但火车离开日暮里后，鲁迅乘坐的火车就差不多一直是在黑夜里行走了，经过12个小时，天光大亮的时候，他看到的车站就是终点站仙台了。

水户是海岸线上一个比仙台还要小的城市，是明末遗民朱舜水曾经讲学和最后客死的地方。鲁迅曾经在1905年暑假从仙台回东京的时候在水户中途下车，凭吊了朱舜水在这里的遗迹。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算是鲁迅的同乡。明朝灭亡后曾长期流亡海外，图谋反清复明，就是鲁迅在《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中所说的“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东京正是革命者聚集的中心。朱舜水、张煌言等明朝遗民的言论、事迹一时成为“助革命成功”的重要资源。鲁迅在1925年写的《杂议》中说到了朱舜水和那时候人们对朱舜水的热情：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

鲁迅在仙台读书的时候，每到假期（他每年的假期包括寒假两周、春假一周、暑假两个月）总是回到东京去，和弘文学院认识的好友许寿裳住在一起。这样看来，鲁迅来回奔波在仙台和东京之间的火车上的时候是很不少的。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详细讲述了鲁迅在水户中途下车拜访朱舜水遗迹的故事：

有一次，从仙台回东京，为的要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遗迹，忽然中途在水户下车了。朱舜水反抗满清，百折不挠，“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致终老异域，鲁迅一向崇拜他的人格，所以亟亟乎去凭吊，下车在夜里，当然要投旅店，他进去时，店主看作他是日本学生，便领到一间极平常的房间。照例要填履历，他写道：“周树人……支那。”——那时，日本称中国人曰清国人，我们却不愿意自称清国，又不便称中国，因为日本也称山阳为中国，所以写作支那。那知道这么一来，店主和主妇都大起忙头了。以为有眼不识泰山，太简慢了贵客，赶紧来谢罪，请他升到大房间里去。他心里并不愿更换，只因为店主的盛情殷勤，不好意思坚却，也就同着去。那是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子，华贵的寝具都是绸的新制，他把这一夜的经过情形，曾经详细对我说过——

“我睡下之后，暗想明天付账，囊中的钱不够了，预备一早打电报给你，请电汇一点款子，以救‘眉急。如此决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刚要睡熟，忽听见外面有声，报告邻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钱不花，还被店主派人领送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声明，只要普通房间。夜已深了，赶快就寝，万不料朦胧中，外面又嚷着‘火事，火事了。”

“啊呀，你好像是‘火老鸦了！倒不仅是烧了眉毛。”我笑着说。

“可不是吗。我马上爬起来，出去一望，知道距离尚远，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他也笑著说。

他经过这夜的纷扰，终于访了舜水的遗迹而回。

这是一个典型的有惊无险的故事。整个故事由一连串出人意料的转折构成。包括故事的起点也就是鲁迅在水户下车也是临时起意、“忽然”决定的。因为是“忽然”决定的，所以“囊中”的钱就有点不够。鲁迅本来的想法是住便宜的普通房间，但这时候偏偏遇到个对外宾格外热情的店主，硬让鲁迅换了一个豪华的大房间。主人的好意却给预算有限鲁迅带来了焦虑和烦恼。这时候，邻居突发的火灾给鲁迅摆脱那间“讲究的房子”和那些“华贵的寝具”带来机会，他借机搬进了另一家旅店的普通房间。有趣的是，在第二个住处刚刚入睡，又听到外面有人喊叫“火事”了“火事”了。

但这个故事的重点其实倒不是这里所说的连续的火灾，而是远距离旅行时囊中羞涩给人带来的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就是中国古人早就说过的“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难就难在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漫长的旅途中突然发生，包括遇到鲁迅所说的旅店店主那样的好人。

让？座

但在鲁迅的另一趟火车旅行中，这样的好人的确又出现了，而且同样给鲁迅带来不小的困惑和苦恼。这次他遇到的好人是一个年老的妇人。

还是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里，许寿裳给我们讲了另一段鲁迅向他说过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从东京返回仙台的火车上：

有一次，他从东京出发往仙台，付了人力车资，买了火车票之后，囊中只剩银币两角和铜板两枚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公使馆已经直寄学校留交了，他便大胆买了两角钱的香烟塞在衣袋里，粮草既足，扬长登车。不料车到某站，许多乘客一拥而上，车中已无座位，鲁迅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上来，便照例起立让坐。这位妇人因此感激，谢了又谢，从此开始攀谈，并且送给他一大包咸煎饼。他大嚼一通，便觉得有点口渴，到了一站，便唤买茶，但是立刻记起囊中的情形了，只好对卖茶人支吾一声而止。可是已经被老妇人听见，以为他是赶不及买，所以一到第二站，她急忙代为唤茶，鲁迅只好推托说现在不要了。于是由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就毫不客气，一饮而尽。鲁迅做事，不论大小，总带一点不加瞻顾，勇往直前的冒险意味。

从这段故事，我过去曾经注意过鲁迅对烟草的嗜好，现在则发现了乘坐火车时鲁迅的给人让座：鲁迅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上来，便照例起立让座。这里的“照例”两个字说明，鲁迅的给妇人让座不是偶然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经常发生的。

从表面上看，给人让座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其实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普通民众的文明水准。日本比中国开通火车要早三四十年，但在明治维新这个所谓“文明开化”的时代，面对火车上在自己旁边站着的乘客，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能做到文明礼让。明治三十三（1900）年到英国留学的夏目漱石在伦敦给夫人的信中提到了欧洲民众在火车上的处事方式：

火车上如果没有座位，即便是看上去下等的劳力也会给你匀出个位置。在日本，却还有一人占据两个位子而洋洋自得的蠢货。

正是通过在欧洲乘坐火车的经历，夏目漱石深感日本和欧洲之间的文明落差和“由内而外的开化”的必要性。

在鲁迅1924年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第七段《聪明人》里，也有一段作者乘坐火车时的“出行描述”。一开始，是对几个不给人让座的“不懂事的车客”的观察，他说；

我所趁着的火车，拥挤得很厉害。因为几个不懂事的车客没有让出坐位来的意思，遂有了站着的人了。这是炎热的八月的正午。

接着，厨川白给我们描述了当火车到达一个大站时站台上的人们为了得到一个座位“互相推挤”的情形：

我的临席上是刚从避暑地回来似的两个品格很好的老夫妇。火车到了一个大站，老人要在这里下车去，便取了颇重的皮包，站立起来。看车窗外面，则有一班不成样子的群众互相推挤，竞奔车门，要到这车子里来乘坐。

当然，厨川白村在这里最痛恨的还不是那些“互相推挤”的“不成样子的群众”，而是通过玩弄出人意料的“小聪明”而获得了两个下车老人腾出来的座位的“一个30岁上下的洋装男人”：

老人将皮包搁在窗框上，正要呼唤搬运夫的时候，本在竞奔车门的群众后面的一个30岁上下的洋装男人，便橐橐地走近车窗下，要从老人的手里来接皮包。我刚以为该是迎接的人了，而老人却有些踌躇，仿佛不愿意将行李交给莫不相识的这男子似的。忽然，那洋装男人就用左手一招呼那边望得见的搬运夫，用右手除下自己戴着的草帽来，轻舒猿臂，将这放在老人原所坐的位置上。老人对着代叫搬运夫的这男人道了谢，夫妇于是下车去了。

车里面，现在是因为争先恐后地拥挤进来的许多车客之故，正在扰攘和混乱，但坐位总是不足，下车的人不过五六个，但上来的却有二三十人罢。

于是，那洋服的三十岁的男人，随后悠然进来了。我的隔邻而原是老人的坐位上，本来早已堂堂乎放着一顶草帽的，所以即便怎样混乱，大家也对于那草帽表着敬意，只有这一处还是空位。30岁男人便不慌不忙将草帽搁在自己的头上，使同来的两个艺伎坐在这地方。（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厨川白村亲眼看到这个“30岁的男人”怎样通过巧妙的手段轻松地获得自己身边的空座。他说，相对于那些互相推挤的人们，这个“30岁的男人”“诚然是聪明人”。但他说他最反感的就是这样的聪明人，日本最不缺乏的，也是这种“绝顶聪明人”。他说他最希望日本出现的“第一必要的人物”，“只是一直条条的热烈而无底的呆子”。

这时候我们会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个老妇人会对给自己让座的鲁迅“谢了又谢”并把一大包咸煎饼给鲁迅吃。在大多数“聪明人”，即使是那些觉得比中国人高贵的日本人看来，把自己好端端的座位让给别人，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差不多是呆子才会做的事情。难怪在给蒋抑卮的信中鲁迅说：“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在我震旦青年上。”（《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329）

新桥-横滨线

但是，让座也并不总是值得称道的行为。在另一种情境下，讓座却是迂腐的表现。鲁迅在《范爱农》中就讲述了范爱农等一帮初到日本留学的绍兴同乡在火车上的互相“揖让”：

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验，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

光绪壬寅（1902）年二月三十日，鲁迅从日本给他二弟周作人写信说，他是于二月廿六日到达横滨的，写信的时候正住在东京趜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但他是怎么从横滨去的东京，鲁迅和周作人却都没有说。

当时，从横滨到东京，坐火车是首选。我们可以想象鲁迅他们一行人大概和范爱农他们一样，也是从横滨上火车到的东京。

从横滨坐火车到东京是很方便的。从早晨8点到下午6点，差不多每个整点都有一趟火车发车。从横滨到东京的铁路是日本建成的第一条铁路。1872年10月，日本天皇带着很多大臣参加了在横滨举办的开通仪式。当年在日本非常著名的《铁路歌唱》，第一句歌词就是“汽笛一声新桥站”。这里的新桥站就是当年的东京火车始发站。1914年12月20日东京站开通之后，经过横滨的东海道本线的起点才从新桥站移到东京站。

鲁迅到横滨接同乡的时间不是很确定，一般认为是 1905年的某个假期。在横滨站上火车后，这帮熙熙攘攘的老乡并不是迅速入座，而是喋喋不休的互相礼让。甲要乙坐在某个座位上，乙又让丙来坐在这个座位上。殊不知，铁路这一近代交通工具就是以实现“不特定多数化”为特点的。作为大型公共空间，火车空间公平面对所有运输对象，鄙视乘车人的所有特权和个性。火车车票是所有乘车人的通行证，拥有了车票，就拥有了移动的权利。其实，每一种公共交通工具都有这种“不特定多数化”的特点。在这种公共空间，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人群中明显的弱者而不是相对尊贵的所谓人上人。当然，鲁迅后来知道，他曾经摇头表示不满的这伙人中也有不少是壮烈牺牲的革命者。但即使是革命者，和外面的世界一接触，也可能显出来很多的怪和迂，比如鲁迅说的“被害的马宗汉烈士”。像鲁迅一样，马宗汉也是在日本留学时剪掉了辫子。但在剪辨前，他却先向西三鞠躬，并念诵《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句子，在场的人都讥笑他的迂腐。

当然，鲁迅在横滨站乘坐火车并不只是1902年4月第一次来日本和1905年暑假来横滨接留学的同乡。除此之外，他在1903年暑假和1906年6月曾两次回绍兴探亲，1911年5月也曾从绍兴短时间来日本促周作人回国。这三次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往返大概都是从横滨上下船，也大概都会乘坐京滨线上的火车来往于横滨和东京之间。但这些都是猜测。和这类似的，是1905年春假期间，鲁迅曾经从东京到箱根旅游了一次。这件事情也和许寿裳有关。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说到了这次难忘的旅行，他说：

1905年春，我在东京高师学校读完了豫科，趁这樱花假期，便和钱均夫二人同往箱根温泉，打算小住十天，做点翻译的工作。路上偏遇到大雨，瀑布高高地飞着，云被忽然来裹住了，景色实在出奇。所以我住下旅馆，就写了好几张名信片，寄给东京的友人何燮侯、许缄夫、陈公孟、鲁迅等——鲁迅在春假中，也来东京，和我同住——报告寓址和冒雨旅行的所见。隔了一二日，收到友人的回片，或称我们韵人韵事，或羡我们饱享眼福，我们看了不以为意。后来，公孟忽然到了，鲁迅也跟着来了。

箱根是日本的旅游胜地，距离东京90公里，包括京滨线在内的从新桥站到神户站的东海道线于1889年开通后，从东京到箱根变得非常容易。鲁迅在仙台的时候曾经游览过仙台的松岛，他在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曾经说到他的松岛之旅：

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说的那些可厌事。

（[日本]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曾经游览过松岛和箱根，这对于不爱旅游的鲁迅来说是很难得的享受。因为没有确切资料，我现在只是推断，鲁迅的这两次旅行都和火车有关。因为火车的开通大大方便了人们去往旅游景点。

如果鲁迅的这两次旅行的确是乘坐火车的话，那他在日本的长距离旅行就几乎都是在铁道上完成的了。这对于出国前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的鲁迅来说应该是难忘的人生体验。

1909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夏天过后他到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师。恰于这年的8月13日，上海到杭州的沪杭线建成通车。但估计他这次还是像过去一样乘船从上海到杭州。

但到1919年12月1日鲁迅回绍兴接家眷来京团聚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北京前门乘京奉车到天津，在天津转津浦车到浦口，从浦口渡过长江后换宁沪车到上海，在上海转沪杭车到杭州。再从杭州乘船过钱塘江乘船到绍兴，就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了。这就是鲁迅在小说《故乡》开头所说的：“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虽然路途很是遥远和艰苦，但“我”和后辈宏儿“闲话”时，宏儿对即将到来的旅途还是无比向往。因为，去北京，是要坐火车的：

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