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玉山

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上海理工大学丛挺、刘一燃的研究，截至2022年初，全国已经出版的数字出版教材有44种之多。当然这只是书名冠以“数字出版”字样的图书，没有使用“数字出版”名称但与数字出版密不可分的教材还有许多，如有关电子书设计与制作、多媒体建设与管理、数字媒体技术、融媒体编辑与管理、网络游戏制作等领域，也有许多教材出版。这些教材的编写出版，在培养数字出版人才、发展数字出版产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数字出版产业仍然处在高速成长期、数字出版技术处在快速迭代期、数字出版研究处在初创期，因此数字出版教材的编写出版与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还存在一些不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多次就教材建设作出指示，提出要求。如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在今年5月2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上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对教材建设的指示还有许多，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的关心和重视。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思想，检视数字出版教材建设的现状，笔者觉得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与加强，其中以下几点尤为紧迫。

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数字出版教材体系建设。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很快，数字出版新技术不断应用，带来数字出版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的涌现，数字出版产业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导致数字出版教育快速发展，相关教材也纷纷出版，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教材体系不完整，编写质量参差不齐，数字出版教材出版缺乏规划等问题。教材编写出版是国家事权，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应加强数字出版教材编写出版的总体规划，依托出版专业智库和相关院校，研究数字出版教材的总体布局，形成数字出版教材体系建設方案，并指导数字出版教材编写出版工作。

二是抓紧核心数字出版教材的编写出版。数字出版教材体系建设是一个庞大工程，全部教材编写出版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但是核心教材的编写出版却是时不我待，这是数字出版教育的主心骨。因此需要在数字出版教材体系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形成核心教材目录。核心教材的数量不必多，可以少则三五种，多则十数种，应是数字出版教育中最基础、最关键的课程。凝聚数字出版行业的核心力量，形成官产学研的合力，争取用较短的时间编写出高质量的核心教材，以解决数字出版教育亟需。

三是加快数字出版领域标准化工作。由于数字出版产业尚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产业边界不断延展、产品形态不断丰富，不仅出现了许多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也在发生变化，直接导致一些名词术语在不同的教材中内涵不一致，给学习带来不便。进入教材的知识包括名词、术语等应当是相对稳定的、共识性的，是行业通用语言，数字出版教材也是如此。这就需要标准化工作的支持，因为标准化工作的目的就是经过一定的程序，统一概念术语等，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因此要结合数字出版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数字出版标准体系表，明确数字出版相关名词、术语、概念等，使教材编写有基本遵循。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