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春　王楚淇

［摘 要］由于市场化发展，职场竞争日趋激烈，加班加点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的工作常态。使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建立Ologit模型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分析了中国技术与非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对其健康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时间的延长增加了劳动者健康状况发生负面变化的概率，并且技能劳动者群体健康受到工作时间影响的程度较非技能劳动者群体更大。建议加大对劳动者合理工作时间的保障力度，特别要关注技能劳动力的健康状态，科学管理职工的加班时间。

［关键词］工作时间；健康水平；异质性劳动力；O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3-0076-09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并指出要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推进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延迟退休成为保持劳动力供给和减轻社会保障负担的必然趋势。但是延迟退休使得企业不得不为老职工安排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并继续为其缴纳养老金，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随着劳动者年龄增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如果能够减缓这一速度，使得劳动者在老年仍然能保持一定的劳动生产力，就能够缓解企业的负担。健康水平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降低的重要因素，因此劳动者的健康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

黄国武等［1］在资本替代、经济转型与就业方式灵活化背景下，8小时工作制的实践受到极大挑战，劳动者的平均周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如图1所示，在不同类型城市中存在程度不同的加班现象。据CFPS调查，居民平均周劳动时间基本在45小时及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高工作强度及重污染工作环境对于非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的同时，随着中国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技能劳动力在整体社会劳动力中的占比逐渐提高，技能劳动给劳动者的健康损害问题也逐渐显现。不良工作习惯引发的慢性病越来越普遍，《2020中国职场员工健康风险报告》显示，我国职场员工20%患慢性病，65%存在亚健康状态，59%存在心理困扰，29%超重和肥胖，65%缺乏运动，48%睡眠不足，57%膳食不健康。精神疲劳、职业紧张、不良的工作生活习惯等成了技能劳动者要面对的新挑战。

基于以上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经验证据上分析考察如下问题：当代的劳动者是否因工作时间的延长而发生了健康的恶化？如果存在这样的影响，是否会因为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和回答以上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和透彻地理解过度劳动的危害以及异质性劳动力在此方面的差异，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重要意义。

一、 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受到多因素影响，受教育程度与健康情况是人力资本质量的主要构成要素［2］。本文所研究的劳动者健康问题，进一步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因素，涵盖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现有研究普遍认同工作时间的延长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影响程度受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徐海东等［3］在研究过度劳动的健康影响中，发现工资收入对健康损耗存在补偿效应，但大多数劳动者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补偿。该领域的异质性研究主要从国家福利制度、家庭分工等方面展开。Artazcoz等［4］发现国家福利制度会影响劳动时间对健康的损耗程度。在Fein等［5］的研究中，职业、性别等个人特征对劳动时间的健康影响程度存在显著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劳动时间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Grossman等［6］、Sato等［7］的研究提出，当超过一定范围时，劳动时间会对劳动者的心理状况产生负面影响；Bannai等［8］表示工作时间影响劳动者的抑郁状态及睡眠状况等。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对工作时间的健康影响持不同的观点。Nie等［9］基于1991年至2009年中国数据，发现“长时间工作会影响劳动者健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Bell等［10］及Bassanini等［11］则提出，绝对工作时间并不是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工作时间主要与劳动者期望的工作时间有关，劳动者的劳动错配（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与其预期的差距）导致了劳动者健康状况的下降。

关于工作时间的健康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大多是从农民工群体［12-13］或性别角度展开的，而对于技术性劳动者与非技术性劳动者的讨论较少。近年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越来越多出现在技能劳动力群体中。慢性疾病及职业紧张也被认为是异质性劳动力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技能劳动者常常面临着更高的慢性病风险。

综上所述，一方面，多数研究认同工作时间对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工作时间健康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多从农民工群体与家庭分工角度展开，目前技能劳动者与非技能劳动者的异质性研究较少。本文采用2014年至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有序响应模型以及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在验证工作时间对健康状况负面影响的基础上，研究了异质性劳动的时间延长对于健康的差异化影响。

二、 研究假设

本文从异质性劳动力视角，就工作时间对健康的影响提出了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尽管工作会给劳动者带来精神满足和物质报酬，我们依然认为工作时间的延长给劳动者带来了更多的精神压力和健康损伤，工作时间的延长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是负面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越长，其健康状况发生負面变化的概率就越大，当工作时间超过超出某一范围时，这一概率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假设2：异质性劳动对劳动者健康造成的影响存在差异。根据已有研究中的结论，技能劳动会使得劳动者有更为严重的职业紧张，且久坐缺乏运动的工作环境更可能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我们认为，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这类问题对劳动者健康可能产生比体力负担更大的影响。因而，与非技能劳动相比，同等程度的技术工作时间延长带给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更大。

本文将过度劳动定义为由于超时、超强度的劳动行为导致的疲劳蓄积且通过少量休息无法恢复的状态。一方面，劳动行为伴随着疲劳的积累，对健康存在着身体与心理上的损耗，工作时间的延长同时也增加了这些损耗；另一方面，工作时间延长压缩了劳动者的生活与休息时间，造成生活与工作的冲突，使得劳动者无法及时得到放松和休息以恢复在工作中的损耗。本文假设过度劳动表现为工作时间的延长，设劳动者可分配的时间总量为h，其中hwork表示工作時间，hrest表示休息时间，可以将劳动者受到的时间约束表示为：

假设除时间外的其他因素在群体中都是随机并且均值为0。劳动者必须要付出一定的时间hi，T，work进行工作以获得生活必需的物质条件，兼职、加班等行为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所付出的劳动；而为了缓解工作所产生的疲劳并保持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为健身、娱乐、休息等行为投入时间也是必要的。

其中，Healthi，T与Healthi，T+1分别表示劳动者在T和T+1期的健康状况，i，T表示其他因素组成的随机项，健康状况的变化由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H2（hi，T，work）、休息时间的正面影响H1（hi，T，rest）以及均值为零的随机项i，T组成。由于“时间”造成的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常常是从疲劳、作息混乱等发展为慢性疾病等从而影响劳动者的健康状态，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有滞后性。

三、 模型建立

（一） 数据与变量

本文实证检验使用2014年至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下简称“CFPS”），选取其中的成人调查数据库样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通过设定年龄以及工资性收入限制排除了丧失劳动能力者、学生亟待升学者、家务劳动者及赋闲者；参考Nie等［9］，排除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11小时的群体，防止“健康工人效应”，即由于职业病而被动选择减少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本文还以2020年CFPS截面数据为核心样本，并使用2014年到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排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影响。

本文选取受访者的自评健康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周平均工作时长（小时）及是否过度劳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从个人、社会、工作方面选取7个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法律法规及现有学术研究，选取50小时作为是否存在过度劳动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即每周工作时间少于50小时没有过度劳动的可能性，每周工作时间大于或等于50小时则存在过度劳动的可能性，具体变量及赋值见表1。

（二） 主要研究方法

1. Ologit模型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过去一年劳动者的自评健康水平，为三分类的有序类别变量。为了使回归结果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可解释性，本文采用有序响应模型（ordinal logit，以下简称O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healthchangei为劳动者过去一年的自评健康变化情况，workhouri为劳动者所报告的过去一年中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小时），Xi是一个7×1的列向量，表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αji、β1、β′分别表示对应的回归系数。被解释变量healthchangei有三个不同的取值，我们设定劳动者较上一年的健康情况变好、不变和变差的概率分别为p1、p2和p3，满足p1+p2+p3=1。记：

2.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使用2014年至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研究结果会受新冠肺炎疫情、流感等特定时期医疗卫生事件的影响，本文使用基于Ologit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time fixed effects model）进行分析。

四、 实证分析

（一） 计量检验

1. 平行性检验

Ologit模型的有效性要求样本数据满足平行趋势，即被解释变量在不同取值的点上呈现相同的回归系数。为了保证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取值与解释变量之间的趋势存在平行关系，本文在实证回归前通过检验保证模型满足平行性假设，见表2、表3。

检验结果显示，p值约为0.052，置信水平超过90%，表示本文模型接受平行性假设，通过了平行性检验。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取值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斜率相同、截距不同的相关关系，如下：

logit（p（y≤－1∣X））=－2.0612－0.0045workhourlogit（p（y≤0∣X））=1.3264－0.0045workhourlogit（p（y≤1∣X））=4.8467－0.0045workhour（3-5）

2. 自相关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使用Hausman检验和Pesaran－CD检验来判断模型中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性。本文使用微观面板数据，T

Hausman检验和Pesaran-CD检验的结果均拒绝了各检验的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着自相关问题，需要加入固定效应进行回归研究。

（二） 回归分析

1. 工作时间对健康变化情况的影响

本文采用2020年的截面数据和2014—2020年面板数据，分别基于Ologit模型及此基础上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了降低不同年份的流行性疾病等固定因素的影响，本文在面板数据中设置了Pool模型与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两组回归，见表5。

在六组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工作时间延长会对劳动者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基于2020年数据的研究中，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劳动者健康状况受工作时间的负面影响较面板数据更大。整体而言，截面数据与面板数据的研究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工作时间延长会对劳动者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除城乡变量urban外，其他控制变量在六组回归中均为显著，表明本文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均为有效的。当选取周平均工作时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城乡变量表现出大于90%的置信水平，但是当以过度劳动二元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该控制变量表现出不显著。

关于控制变量，女性健康水平受到工作时间延长的负面影响较男性更高；健康状况越好的劳动者，其健康水平受到工作时间负面影响越大。更健康的人更可能承受更长时间的劳动，且更愿意以更长的工作时间换取更多的薪酬、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回报，故本文研究加入健康水平health作为控制变量。

2. 异质性工作时间对健康变化情况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从技术性劳动与非技术性劳动角度展开分析，假设异质性劳动的健康影响存在差异。

由图2可见，非技能劳动者的整体工作时间较长，较为集中地分布在每周40～70小时之间，其健康状况变化差异对于工作时间相对不敏感。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主要集中在40小时，在40小时和50小时处分别出现峰值，工作时间在这两个区间内的劳动者健康状况更加稳定；相应地，工作时间在50～60小时区间内的非技能劳动者表现出相对较稳定的健康水平。第一，非技能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往往能够承担相对更长时间的工作，身体素质相对一般的劳动者会更倾向于选择以技能劳动为主的工作，同时，非技能劳动较低的平均收入也会促使劳动者主动增加工作时间。第二，非技能劳动者与技能劳动者存在着不同的工作时间结构，对于非技能劳动者，过度劳动现象普遍严重；而对于技能劳动者来说，超过半数的劳动者工作时间在40小时附近，基本符合国家法定工作时间标准。第三，尽管非技能劳动者的过度劳动问题更加严峻，但过度劳动的技能劳动者也表现出更明显的健康变化差异。

本文基于异质性劳动的视角进行了分组回归（见表6）。

技能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受加班的影响更加明显，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这一差异有显著缩小，但是技能劳动者的回归结果依然呈现出绝对值更大的正系数。当核心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overwork时，与非技能劳动者相比，技能劳动者的健康受到过度劳动的负面影响明显更大，而对于非技能劳动者来说，其健康变化情况与过度劳动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回归系数也明显更小。

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非技能劳动者受到其工作场所的限制，劳动行为存在暂时性的限制或停止，我们猜想这可能是2020年回归结果中非技能劳动组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保证结论的一般性与稳健性，我们继续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为研究提供更可靠的证据（见表7）。

在面板数据所提供的经验证据中，本文发现非技能劳动组的回归系数如本文假设的那样小于技术劳动组，但依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与前文截面数据的实证结果对比，本文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导致2020年截面数据的分析中相关关系显著性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观察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发现长工作时间会对劳动者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当我们将以小时/周为单位的连续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发现工作时间延长得越多，对劳动者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在不同基数上的延长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进而通过用二元变量替代原解释变量的方法，得出超过50小时/周的劳动会对劳动者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当工作时间超过某一范围时，劳动者能够支配的非工作时间就不足以恢复其在工作中积累的疲劳和紧张，这会导致劳动者健康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大幅度增加。

考虑到劳动力的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分为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样本的分布情况，本文发现非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较多的技能劳动者工作时间集中在50小时附近。通过分组回归，本文发现，尽管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非技能劳动者更短，但是当工作时间延长时，技能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却表现出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地，当使用二元变量代替原解释变量时，所报告的系数绝对值也明显更大，过度劳动对于技能劳动者的健康损害更为严重。

综合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 政府要加大对劳动者合理工作时间的保障力度，引导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制度，以更大程度上促进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

2. 政府要督促企業控制加班时间落到实处，杜绝长时间工作，制定有效制度限制50小时/周以上的工作，科学管理、安排职工的加班时间。

3. 政府的有关部门要引导企业加强对劳动者，尤其对技能劳动者健康问题的关注。定期组织职工体检，建立职工健康档案，动态管理职工健康；改善技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与工作节奏，帮助职工培养健康的意识和生活规律，并缓解其在工作中发生的职业紧张，鼓励企业协同工会因地制宜地组织一些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如乒乓球、羽毛球和棋牌类比赛、文娱演出、爬山、走湖等活动。

4. 引导企业关注高龄职工的健康。在日趋老龄化的当下，劳动市场中出现更多的高龄劳动者是必然趋势，而劳动者健康水平的降低会导致高龄劳动者生产率的下降。为了保证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效率的可持续性，配合将来的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关注高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尤其需要关注高龄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使得他们能够保持一定的工作体能，减轻企业在延迟退休情况下所承担的劳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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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淑 萍 ）

（校对：木 子）

［收稿日期］2023-03-13

［作者簡介］李晓春，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 王楚淇，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