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在中国可谓耳熟能详。其实，早在施耐庵写小说《水浒传》前，民间就已经流传了不少关于宋江起义、梁山好汉的故事。

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都属于“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四大名著也不例外，除了《红楼梦》外，其他三部小说都有创作原型和蓝本。后世普遍认为，《水浒传》的主要蓝本就是《大宋宣和遗事》，这本书有关宋江起义的内容，为施耐庵提供了创作《水浒传》的故事框架。

梁山故事始于杨志

《大宋宣和遗事》大致成书时间在南宋，但具体时间和作者都不可考了。在《水浒传》成书前，《大宋宣和遗事》算是对梁山故事记录最清晰的话本小说之一。

《大宋宣和遗事》的梁山故事始于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人作为结义兄弟来押运花石纲。在《大宋宣和遗事》里的杨志，还是那个“倒霉蛋”：“李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在颖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其他好汉都顺利完成了运送任务，只有杨志因为等候孙立，耽误了工期。接下来，便是著名的“杨志卖刀”的故事，只是此时的情节比较简单，那个欺辱杨志的街头泼皮并非牛二，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杨志因“误杀”街头恶少，被判配送卫州军城。在半路上，杨志终于遇到了迟迟未见的兄弟孙立。孙立赶忙向前文提到的李进义等兄弟报告，他们便一同营救杨志，其后一同落草为寇。

这就是《大宋宣和遗事》梁山好汉故事的第一部分，堪称“杨志篇”。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原型。与《水浒传》不同，此处运送宝物的不是杨志，而是一个叫马安国的县尉，而截取宝物的八个大汉，跟《水浒传》也有较大差异。《大宋宣和遗事》有言：“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蓋，人号唤他作‘铁天王，带领着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此处出场的八位好汉，与《水浒传》中重合者，只有晁盖、刘唐和阮小七，吴加亮、阮进、阮通应该是吴用、阮小二、阮小五的原型。

鲁智深、林冲、武松原是“龙套”

值得注意的是，在《水浒传》中名次不高、身为地煞星的摸着天杜迁，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出场了。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将杜迁设置为梁山最早的头领之一，成为见证梁山兴衰的主要成员，或许也是遵照了前人蓝本的“设置”。而且，杜迁的原型就是杜千，与云里金刚宋万这个角色的名字形成对照，但不知何故，施耐庵将杜千的“千”改为“迁”，或许有暗示其命运无法被自己掌控，只能跟着其他人“迁移”和“迁就”的意思。

另外，《水浒传》里的主要角色，如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只有一个名字，基本上没什么独立的情节，尤其是《水浒传》开篇的鲁智深、林冲故事，很像在梁山剧情蓝本基础上额外添加的内容。另外，武松的故事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以至于评论家称之为“武十回”，一个人物的故事就占了十个回目，其角色重要性仅次于大主角宋江。这些都是《大宋宣和遗事》里没有触及的内容了，属于施耐庵的天才发挥。

《大宋宣和遗事》对宋江等人的结局，介绍得也相当简单，就是被招安后，成为朝廷的军队，后来宋江征讨方腊有功，被封为节度使，算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也正因此，《大宋宣和遗事》没有《水浒传》的悲剧色彩和深刻洞见，只是一部常见的“忠君报国”作品。

宋江冲上“榜一”

宋末元初的画家龚开，曾写过一篇《宋江三十六赞》，加上一篇序言，统称为《宋江三十六赞并序》。后世在流传时，多讹误为《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实际上并无“人”字，但这篇文章里确实清晰记录了宋江和三十六名梁山好汉的名号。

宋江在此进入梁山三十六人名单，不出意外地排名第一。晁盖也在，但排名依然靠后，看来在《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赞并序》里，晁盖的地位都不高，但《水浒传》里的晁盖可是梁山第二代总头领。正如前文所述，施耐庵是个非常尊重史实与前人“设定”的作家，他虽然提高了晁盖的情节比重和梁山地位，却还是让他在大排名之前“中箭曾头市”，无奈退场了，或许其中的原因，就与故事蓝本中晁盖排名不高有关。

吊诡的是，这份名单里竟然没有林冲、公孙胜和杜迁，比《大宋宣和遗事》里多了解珍和解宝，但两人的排名并不靠在一起。一直以来，很多读者都质疑解珍、解宝兄弟“混入”天罡星的合理性，并为武功高强的孙立屈居地煞而鸣不平。他们三人同属于“登州系”，孙立的实力和资历都在解珍、解宝之上。从剧情设置的角度看，施耐庵故意“抬高”解珍、解宝而“打压”孙立，或许是因为要搞所谓的“派系平衡”，不想让孙立带领“登州系”坐大，故而只能名列地煞。但从故事蓝本来看，解珍、解宝的角色重要性并不弱，在《宋江三十六赞并序》里也有名有号。因此，施耐庵在小说里“重视”解珍、解宝，并非胡编乱造，也是有据可循的。

历史上的“梁山好汉”

如果说名著的蓝本是平庸的话本小说，那么话本小说的“底本”，就是真实的历史。大多数梁山好汉都是文学虚构的产物，但其中确实有几位是在历史上真实出现过，或者有历史原型可以参照的。

宋江自不必说，他发动的起义与方腊齐名，虽然没给宋徽宗造成致命打击，但也在一定区域里动摇了其统治，让百姓看到了皇帝的昏庸与腐朽。《宋史》作为二十四史里的宋朝正史，对宋江有明确记载：在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杨志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或许也是《大宋宣和遗事》将其设为梁山故事开篇的主要角色的原因。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里记录了一个叫杨志的军官，他早年是宋江的部下，后来跟着宋江投降朝廷，被派到与金人作战的前线，却在中途逃走，最后下落不明：“翼日，贼遣重兵迎战，招安巨寇杨志为先锋，首不战，由闲道径归。”

《三朝北盟会编》还记录了一个叫刘忠的宋朝军官的故事：“刘忠初聚兵于京东，号花面兽，其众皆戴白毡笠，又号白毡伴。”这似乎是《水浒传》里杨志形象的另一个原型。尤其是刘忠的绰号“花面兽”与杨志的绰号“青面兽”很像，其打扮也类似。

大刀关胜在《水浒传》中虽然故事不如林冲、武松等人丰富，但他在历史上却是真实存在的，同为梁山五虎将的林冲、秦明、呼延灼和董平，在历史上不可考，应该是虚构人物。《金史》记录了一个在“靖康之变”后与金军英勇作战的关胜的故事：“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史书上的寥寥几笔，就是一个好汉的一生——关胜虽然勇猛，在济南城多次挡住了金军的步伐，却被伪齐政权的刘豫杀害了。

《大宋宣和遗事》和《水浒传》的作者可能参考了史书记载和民间流传的一些抗金英雄的故事。但除了宋江和杨志两人的历史记载与文学形象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外，其他人物的历史与小说的关联性，并不算很强。换言之，史实为作家“制造”梁山好汉的故事提供的材料并不算多，水浒故事还要归功于施耐庵的天才创造。

（摘自《北京晚报》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