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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陷阱的阻滞效应与化解之道:中国经验的世界历史意义

2023-07-04吕永刚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3年2期
关键词:中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世界意义。现代化是每个民族的普遍命运,但现代化陷阱对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会产生重大阻滞效应。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战略主动,广拓现代增长动力源,走开放式自主创新道路,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融合,成功探索出现代化陷阱的化解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跨越现代化陷阱的成功探索,打破了西方经典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垄断权,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通往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了后发国家并联叠加式现代化新道路,丰富了化解现代化风险的现实方案,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陷阱 阻滞效应 中国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经济全球化推动人类历史从“地域史”转向“全球历史”。马克思将黑格尔“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论断重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指明机器大工业及其所代表的现代生产力“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566. 世界历史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强制性,让现代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和每个民族的普遍命运。然而,现代化绝非坦途,“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316(02). 现代化具有极高的壁垒性,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必须跨越横亘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陷阱,才能跻身现代化行列,完成这一进程的非西方国家可谓凤毛麟角。现代化陷阱具有客观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陷入难以突破的、负面的稳态均衡状态。夏锦文, 吕永刚. 跨越现代化陷阱:中国方案及其时代价值[J].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 2022(1): 52. 作为极富破坏力的“灰犀牛”,现代化陷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发展阻滞效应,构成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重大障碍。与欧美原生性和先发性现代化不同,也区别于缺乏政治独立性的日韩现代化,新中国闯关夺隘、披荆斩棘,跨越重重陷阱成功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开启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写并重塑了世界现代化格局,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跳出和闯过现代化高风险区提供了重要启迪,为人类作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吴晓明. 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J]. 学习与探索, 2022(9): 8. 基于人类现代化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在反思现代化陷阱这一议题时,要将中国跨越现代化陷阱的经验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从规律性层面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跨越现代化陷阱的特殊性与一般性、民族性与世界性。

一、现代化陷阱的阻滞效应分析

现代化陷阱不是泛指一切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挑战障碍,而是特指会产生重大阻滞效应的“负面的稳态均衡状态”,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会带来现代化动力的巨大耗损,导致现代化进程被“锁定”在非理想状态,阻碍现代化的向上进阶。从前现代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到现代化启动阶段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从经济起飞阶段的储蓄、外汇、技术、现代管理等要素“缺口”到经历高速发展后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从结构调整期容易导致风险扩散引致“转型陷阱”到在高水平发展阶段遭遇“高收入之墙”“制度高墙”等,后发国家通往现代化之路道阻且长。准确识别现代化陷阱阻滞效应的形成机理,是深化现代化陷阱议题研究的内在要求。

(一)阻滞现代增长要素有效累积:导致现代化基础动力缺乏

现代化的基础动力来自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让一个经济体得以超越前工业社会的超低速增长状态和“治乱循环”,实现长时期的较高速增长,获得现代经济增长所独有的“复利效应”。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的增长:事实与思考》中提出,现代经济增长具有人均产量和人口的高增长率、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扩张等特征;卡尔多提出“卡尔多特征事实”,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呈现资本的持续积累、资本回报率和资本产出比的稳定等特征;“新卡尔多特征事实”则揭示了市场的全球扩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现代经济增长的新特征。Jones C I, Romer P M.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2(1): 224245. 正如凡勃倫所言,“累积因果变化领域的主题是当代后达尔文主义存在、发展和活力的根本所在”,Veblen T. Professor Clarks Economic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08, 22(2): 147195. 现代经济增长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高速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成果能获得保障、能实现接续性积累。现代增长要素及其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循环积累,让一个经济体得以积蓄巨大势能,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成为“大推进”的可靠依托,在现代化向上攀升阶段形成不断突破障碍壁垒的强力引擎。考察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多数后发经济体在现代经济增长要素累积上无法“足够幸运”,往往陷入循环不畅、累积中断的困境,一个重要的成因在于缺乏制度性保护,导致资本和财富难以积累。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揭示的“贫困是因为贫困”有其深刻的社会成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产权制度的缺失抑或是政府“掠夺之手”和“攫取之手”的存在,在缺乏稳定预期的情况下,抑制资本和财富的积累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导致可持续的增长难以产生。

资本与财富的持续积累是现代增长的关键。“资本来到世间”,蕴藏巨大的扩张性力量,打开了现代增长全新空间,使得“一个全新的人类时代就此孕育”。刘同舫.“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与资本蕴含的辩证法[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1): 16. 资本按照自身的要求不断组织社会生产,使得“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也一跃成为“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87. 在追逐资本增值的本能驱动下,资本与财富积累推动社会再生产,成为现代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一些经济体并不缺乏资本积累,但缺乏将资本积累转化为现代增长动能的机制。拉美大地产本身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加之在农副业、特色农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即使受到宗主国的利润压制与剥夺,大庄园主仍能获得不菲的回报,但“高额利润并未给本地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而是被用于大地产的自我扩张”,梁泳梅. 拉美是怎样掉进“陷阱”的?——从拉美与美国发展历程的比较看不平等的长期影响[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7): 125. 从而阻断了农业与现代工业互促互哺的通道。

(二)阻滞创新核心动能生成壮大:难以推进现代化持续攀高

“中等收入陷阱”从表面上看是增长与收入的问题,实则是创新力与竞争力的问题,是前沿创新力与国际竞争力如何生成的问题。创新核心动能不足,极易导致一个经济体在原有增长轨道上因达到“阈值”而陷入增长停滞,如果创新驱动的新增长动能迟迟未能形成,在新竞争者持续涌现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增长动能的收缩乃至衰退。一国跻身现代化行列的核心标志在于完成经济结构的现代转型,形成创新驱动型动力结构,具体表现为“知识创新产生新科技,新科技和技术创新相结合产生新产品和新产业,新产业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产生新经济和新社会,新经济和新社会推动现代化。”何传启. 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0(12): 14. 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先后构建起国家创新体系,经历了从市场自发推动到政府主动介入引导的转变,占据了全球创新体系的制高点。在世界创新版图上,创新策源地的分布具有高度非均质性。多数后发国家缺乏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心城市,难以有效集聚创新要素,导致创新“浓度”低,难以形成健全的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联合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 Group)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2》显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高度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少数新兴经济体。拉美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在跻身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之后,科技创新能力始终没有实现根本突破,缺乏强有力的创新城市则是重要原因。

后发国家培育创新核心动能,首先会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系统性打压遏制。在缺乏高能级创新极核和发达创新体系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很难有效组织创新资源以实现创新力的根本突破。同样重要的是,由于技术進步内生依赖于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下资本存量的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李海明, 卢昀, 伯莉红.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跨越的门槛条件:一个内生技术进步解释[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7): 78. 一些后发国家在摘完“低垂的果子”后,被锁定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朱玉成.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政策创新研究[J]. 社会科学, 2020(4): 58. 导致转向创新型经济面临深层次障碍。发展创新型经济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日韩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过构建“发展型政府”,在强化国家力量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强化创新型经济的人力资本供给。比较而言,拉美地区整体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落后于同时期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这被认为是其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创新动能不足的重要原因。刘鹏. 拉美人力资本形成动因:基于工资差距和社会分配公平的视角[J]. 拉丁美洲研究, 2019(10): 92. 近年来,智利推行“低收入群体基础教育质量改善计划”“改善基础教育质量和公平计划”,巴西出台“更多教育计划”“学校奖学金计划”“人人上大学计划”等,这使其人力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由于教育投入的产出效益具有滞后性,拉美国家人力资本对国家创新力的支撑力仍然有限。

(三)阻滞城乡二元结构动态进化:无法完成现代化结构转型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构建现代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完成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马克思认为,近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内在驱动力来自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的出现,“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8. 受资本逻辑的主导,与“东方从属于西方”“落后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一样,“农村从属于城市”,城市凭借优势地位实施对乡村的剥夺。资本主义城乡分离与对立具有内生性与必然性,走向城乡融合有待未来社会破解。然而令人吊诡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较好地处理了城乡关系。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得益于更早时期经历的农业革命,其核心是一系列技术改良和新技术发明的应用,让英国得以逃离“农耕桎梏”。艾伦·麦克法兰. 现代世界的诞生[M]. 管可秾, 刘北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213. 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也得以分流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革命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城市是现代工业的载体,城乡的分离、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成为现代工业崛起的加速器。伴随工业化发展,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汇聚,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反过来带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转型。由于城乡关系较为协调,英美德等发达国家迄今仍保留着底蕴深厚的传统乡村风貌。但深究其本质,欧美发达国家并未消灭城乡差别,而是实现了矛盾转移,对内转化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外转化为全球范围的南北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城乡工农“和谐”掩盖了中心—外围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城乡二元结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社会结构,刘易斯及其后继者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城乡二元经济理论刻画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及报酬率的落差推动劳动力的城乡转移,直到跨过刘易斯拐点。受复杂因素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城乡二元结构的困局,无法完成城乡结构的现代转型。二战后,以拉美国家为代表,部分发展中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一度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由于工业化进程并不顺畅且被西方跨国公司控制,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空间狭窄,城市化缺乏产业支撑,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产生了一批遍布贫民窟的巨型城市,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后果。印度由于没有经历深刻的社会革命,滞后的土地革命以及传统种姓制残余等成为社会转型和现代产业发展的重大障碍,大大延缓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

(四)阻滞发展道路模式自主探索:加剧战略与策略扭曲错配

正确处理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事关一国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在现代化指导思想上,受现代化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视为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唯一正解。由于后发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被支配的不利地位,无法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先发优势,而陷入模仿者困境,被长期锁定在落后状态。一些学者经过反思,其思想形成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依附理论等流派,从现代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的本质属性上来解答“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保罗·巴兰.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 蔡中兴, 杨宇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23.  其逻辑推论是,在中心—边缘体系仍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如果选择与发达国家“脱钩”,其结果必然是无法获得足够的外部先进要素而陷入发展被动;如果选择依附发展道路,试图在有限空间内培育发展动能,其结果难免是保持低水平发展状态,且难逃本国经济命脉被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操控的命运。一些拉美国家发展本国独立工业的曲折历程印证了“脱钩”与依附发展的双重困境。

一些国家陷入现代化陷阱,其重要原因在于战略与策略选择的偏差,在事关本国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上误入歧途,导致现代化遭遇严重挫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盲目引入自由化方案,实施激进的“沙塔林计划”(即“500天计划”),“休克疗法”带来的不仅不是社会进步,反而是社会生产力的严重倒退。20世纪70年代,深受债务危机拖累的拉美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主张“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等措施的“芝加哥子弟”开出的“药方”并未扭转拉美诸国现代化屡遭挫折的命运。在战略与策略选择上,一些后发国家表现出战略摇摆、策略激进且易变,一些国家缺乏国家自主性,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强大,福利主义成为各类政党攫取选票的不二之选。远超本国发展水平的超前福利透支未来,降低社会劳动参与率,削弱国家竞争力,成为现代化动力弱化的重要原因。

现代化陷阱类型的多元性和国别的差异性,决定了其阻滞效应的多样性。一般而言,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后发国家会因资本技术“缺口”、国家能力不足、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边缘或依附地位等原因,无法获得现代化“第一推动力”;在现代化取得一定成功后,则可能陷入转型失序失范带来的社会动荡或因创新乏力无法实现现代化进阶攀高。现代化陷阱的共通之处在于,一旦陷入“负面的稳态均衡状态”,就会产生负向连锁反应和扩散效应,导致风险层层放大,造成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吞噬既有发展成果,导致一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甚至中断,这使得对其可能带来的危害不可不察。

二、化解现代化陷阱阻滞效应的中国经验

现代化陷阱之所以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发展阻滞效应,在于陷阱的强大破坏性及负效应的扩散性。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涉及环节多、领域广,其中一些关键环节和领域的功能缺失或弱化,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形成系统性风险,从而阻碍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跨越多重现代化陷阱,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和巨大韌性,彰显了非凡的中国之力、中国之智。

(一)牢牢掌握现代化战略主动:从根本上规避现代化“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因为一旦出现“颠覆性错误”,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将无法弥补,不可收拾。近代中国曾因遭遇外敌入侵而被迫中断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造成不可估量的社会损失。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国才从政治上摆脱依附地位,开始牢牢掌握国家现代化建设战略主动权。因为掌握了战略主动,才让新中国在大规模接受“苏联援助”时坚守了国家主权底线。1953年,在我国“一五”计划实施之际,周恩来指出,“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有依赖心理呢?比如由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周恩来经济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151152. 新中国以举国之力发展重工业,在很短时期内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基础。因为掌握战略主动权,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招引外资,依托低水平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经济外向度大幅提升的同时始终掌握经济主权和独立的战略与政策制定权。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外部冲击中保持了金融政策独立性,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之际主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让中国避免了因金融动荡等重大灾难导致社会财富被摧毁的悲剧。因为掌握战略主动权,我国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所有制、土地制度等的根本性变革,构建起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避免了一些国家因土地革命不彻底造成的利益僵化、结构固化;另一方面通过实施系统性、不间断的改革,持续推动制度与政策优化,形成与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激励结构,保护激发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洋溢着蓬勃的生机活力。因为掌握战略主动权,我国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成功开拓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避免了现代化“西方中心论”陷阱,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得以扎实推进、行稳致远。

(二)广拓现代增长动力源:保障现代化成果“持续性积累”

资本稀缺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遇到的长期困扰。新中国初期,为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现代国防科技工业,国家通过“工农剪刀差”和压低城市劳动力工资福利等举措加速资本积累,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付出了效率与公平失衡的重大代价。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大规模吸引外资来填补资本等现代要素“缺口”,使之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过程中,我国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改革方针,不断筑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积极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形成有利于资本和社會财富积累的制度保障和稳定预期。随着资本要素的稳定积累和社会财富的大幅扩张,资本要素稀缺的局面发生根本转变,为我国高水平推进投资驱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支撑,也为我国大规模开展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条件。在社会财富积累上,我国持续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5万公里,其中4.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世界领先;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我国还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制造业增加值居世界首位。社会财富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积累,让大国基建、大国工业、大国市场优势加速显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直接体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生命力。

(三)走开放式自主创新道路:以科技自立自强跳出“追随者陷阱”

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创新,后发国家只有在前沿创新力上实现根本突破,才能真正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国科技事业几乎从零起步,依靠举国体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批战略科技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落后农业国的面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主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在科学技术前沿取得了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独特优势,培育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打造由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向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奋力攀升。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为快速突破重大科技项目,在制度设计上成立了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在党中央的直接授权和领导下,全权负责原子弹、核潜艇、导弹等国防科技研制,以举国体制完成重大任务成为“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发动机,路风, 何鹏宇. 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 管理世界, 2021(7): 15. 成效堪比二战时期美国的战时生产局、曼哈顿计划以及至今还在活跃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我国注重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和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积极探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针对我国部分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化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12(02). 新型举国体制强调科技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和“正反馈”循环,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有机结合,实现体制机制“破局”,以长期主义和“超越竞争” 促进各类创新要素的新组合和合理流动,克服各类问题和障碍。丁明磊, 黄琪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逻辑思考与实践启示[J]. 学术前沿, 2023(1): 70. 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既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赵永新. 我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N]. 人民日报, 20220607(02). 在科技自立自强上的接续突破,让中国式现代化获得至关重要的核心动能,成为跳出“跟随—落后—再跟随—再落后”循环的治本之策。

(四)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融合:引领新型城乡关系的“一体化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和城市偏向的城乡政策,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开放后,伴随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农村工业化的突破,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区域间流动,从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成为发展大势。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明确“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问题,要在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409. 提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67. 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我国注重把握本源性规律,明确“‘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144.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强国之路;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也是客观规律”,保持处理城乡关系的历史耐心,以渐进式、社会可承受的方式逐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工业化创造供给与城市化创造需求间的供需平衡,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以增强农村、小城镇、县城吸引就业人口的能力,从根本上破解拉美城市化缺乏工业等现代产业支撑的问题;针对“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市民化不足”等特色性问题,我国则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打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通道。鉴于我国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育不足,无法消化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的情况下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造成客观的物质损害,还可能外溢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因此,我国在推动城市化发展时,使用城镇化而非城市化的概念,意在“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95. 这种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大大增加了我国应对现代化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

三、跨越现代化陷阱中国经验的世界历史意义

现代化具有高壁垒性,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之路需闯过“现代化启动”“经济起飞”“中等收入陷阱”等关口,还得“消化”传统社会秩序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建立所滋生的社会失序、道德失范、治理不彰等困局。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由中国大规模实践、并将在中国率先形成成熟形态的现代化新道路,跨越现代化陷阱的实践探索及彰显中国智慧的特色经验,不仅指引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而且正如“中国以改变自身的方式改变世界”一样,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跳出“现代化=西方化”窠臼:打破了西方经典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垄断权

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刻的西方烙印,“西方中心论”影响深远,似乎“西化”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唯一模板。现代化从西欧向全球扩展,一个历史性后果就是“东方从属于西方”。近代中国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结果屡屡遭受排挤、打压乃至侵略。二战后,一些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移植西方模式,与自身传统割裂,不仅未能实现现代化“突围”,反而加重了依附性和发展脆弱性。在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中,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中心国对后发国家进行剥夺具有“天然合理性”。一个深刻的悖论在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经典性和唯一性如果确立,即意味着西方获得天然的领先性和不可超越性,后发国家即使实现现代化,也只是模仿者和后来者,这与现代化本质上的领先性和前沿性相背离,而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追求现代化,无疑大大增加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模一样的现代化模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把现代化的一般理论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契合自身需求、体现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跨越现代化陷阱的经验,首先就是跨越西方现代化中心论陷阱,这让中国得以跳出“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误区和思维误区。中国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赋予现代化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既顺应了世界现代化潮流又保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既从开放中汲取了养分又不失主体性,既坚守了社会主义方向又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相处,开辟了现代化新路径、新境界,打破了西方世界对现代化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垄断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通往现代化的新路

马克思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对于中国这样曾经落后的东方民族而言,如果亦步亦趋走资本主义道路,注定无法摆脱依附地位。实践业已证明,中国想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让中国摆脱西方现代化中心论的束缚,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广泛意义的社会革命,才能走上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历史地看,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而是在较为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均面临实现现代化的任务。马克思晚年在跨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上的探索,寄希望于东方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451. 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随着苏联解体而告终。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烙印,跳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紧密结合,赋予人类现代化以全新内涵。在现代化性质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地位,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人的城镇化”理念注入城镇化和城乡融合进程,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歷史文脉传承,从根本上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模式的内在弊端,创造体现“人的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现代城市文明新形态;超越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逻辑,既注重激发“资本的文明面”,也对资本的无序扩张进行必要规制,保护和激励各类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以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和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73. 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破解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发展重化工业、突破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力量、发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高能级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大领域持续突破,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强力支撑。

(三)探路“时空压缩”型现代化:开创了后发国家并联叠加式现代化新道路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四化”在历时态中的非同步性与成熟阶段的同步性,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构成西方现代化语境中各国现代化发展演进的一般图景。欧美国家基于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现代性要素的嬗变,没有来自其他已经完成现代化国家的外部压力,在其内部矛盾要素的推动下,按自身规律发展演进,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与西方现代化渐次推进不同,我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不具备早期西方国家从容推进现代化的客观条件。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2. 面对落后于时代的现状,如何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四化”叠加发展。全方位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坚实的现代产业体系和新型城乡工农关系之上,为后发人口大国现代化提供了全新方案,完成了西方现代化范式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将自身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时间大大提前,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带来了希望,促使其加速现代化进程。

(四)防范与驾驭重大风险:丰富了化解现代化风险的现实方案

现代化进程从来不乏风险挑战,我国自主探索非西方现代化道路更是如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源、生态空间充裕,且从殖民掠夺、转嫁危機、掌控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中获利丰厚,加之有较长时间认识消化不同阶段产生的矛盾问题,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城乡关系等矛盾。但资本逻辑所支配的西方现代化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西方现代化的框架内不可能消除现代化的风险。在资源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后发大国想复制西方现代化成功之路几无可能。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陷阱,具备化解现代化风险的理论、制度和物质条件。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些后发国家缺乏独立的工业体系,通过输出资源、开放市场实现了短期繁荣,一旦形势有变则陷入衰退,现代化进程停滞、中断甚至倒退。面对现代化建设风险,中国尤其注重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也有利于资本和社会财富的持续积累,形成现代化建设成就不断积累的正向循环。中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蕴藏着我国成功破解“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的“亨廷顿悖论”的“密码”,这对深受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困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与拓展,包含着对跨越现代化陷阱的探索实践,蕴藏着跨越现代化陷阱的经验智慧。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时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9. 这意味着,在事物发展的成熟阶段回头审视,可以更好地理解是哪些因素和特质让其克服障碍、得以发展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运用“从后思索法”来审视中国的百年奋斗历程,探寻其生命力密码,可以发现,中国跨越各类陷阱、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华文明深处而来,彰显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融入由现代性力量所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并贡献出新的现代化道路和新文明类型,为后发国家跨越陷阱最终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进行时,前进途中仍会遭遇风险陷阱,“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6. 面对新的时代环境与风险挑战,要深化对中国跨越现代化陷阱经验智慧的提炼,解析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富有活力与韧性,始终牢牢掌握应对各类风险陷阱的主动权、制胜权,切实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的进程中持续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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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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