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冰

[摘要]公元前2世纪末，丝绸之路开通后一直延伸至地中海东岸地区，丝绸被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控制了丝绸之路西段②。随着罗马帝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对丝绸等东方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也取得了迅速发展，中国丝绸通过馈赠、售卖等方式向西方流通。拜占庭帝国早期，国家垄断了丝织业，严格监督和管理丝绸进口贸易，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和中亚民族的转运，从中国进口丝绸。公元6世纪后期，中国的养蚕制丝技术传至拜占庭帝国，自此，西方人首次掌握了中国的制丝工艺，对西方丝织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与中国丝绸西传罗马—拜占庭帝国相对，罗马帝国的宝石、玻璃和织品等商品也通过丝绸之路贸易传入中国，与罗马帝国同期的中国史籍记载的大量罗马物产信息证明了一些罗马商品已被中国人熟知。

[关键词]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国；丝绸之路；丝绸贸易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020-07

公元前2世纪后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此时丝绸之路的贸易范围最远至占据伊朗高原的帕提亚帝国。随着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扩张，它相继建立了叙利亚行省、小亚行省，东部疆域扩大至两河流域地区，真正和丝绸之路产生联系。奥古斯都开创罗马帝国后，国内的和平局面和强烈的丝绸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它与中国间的丝路贸易发展。虽然罗马帝国时期的丝绸之路这种贸易更多是通过帕提亚和萨珊波斯的转运，但罗马帝国和汉朝两个强国经济繁荣、国力兴盛，推动了丝绸之路贸易能够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国之间展开，并达到了较高水平。公元330年，罗马迁都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开始。拜占庭帝国早期与中国的丝绸之路贸易较之罗马帝国取得了明显进步，它对中国丝绸的需求仍然相当迫切，并最终获得了中国养蚕制丝的关键技术，推动了其国内丝织业的迅速发展。

一、早期罗马帝国和中国的丝绸之路贸易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筑亭障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3169張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中国开始了向中亚远至地中海地区的对外贸易输出。丝绸之路由西域地区延伸至中亚，丝路在西域地区主要有南北两条商道。《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庵蔡。从鄯善傍南山北、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2]“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表明丝绸之路由西域地区延伸至中亚。公元前1世纪，丝绸之路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地中海东岸。罗马帝国建立后，控制了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与罗马帝国交往的主要媒介是丝绸贸易，而丝绸贸易则由丝路上的中介商帕提亚和萨珊波斯所垄断，罗马帝国主要通过后两者获得中国丝绸。丝绸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商品，帝王赏赐外国使节或对外输出均有丝绸。中国丝绸向外输出有赏赐和售卖两种方式。丝绸不仅通过贸易，而且还通过馈赠和作为具有购买力的货币流通到国外[3]164。最初的丝绸外流很有可能是汉朝皇室对西域、中亚国家的馈赠，然后这些国家把使用后剩余的丝绸再转销更远的市场。

公元1-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兴盛时期，正值中国的东汉时期，两个帝国的政治稳定为丝路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商品已在罗马帝国广泛出现，西域地区也建立起与罗马帝国的贸易联系。据《魏略·西戎传》记载：“（汉顺帝）阳嘉三年（134）时，疏勒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4]疏勒是罗马帝国东部的属地，可见罗马官方已主动向汉朝遣使进献。罗马帝国和中国间贸易的中介除了帕提亚、萨珊波斯商人外，主要是西域和中亚商人，他们运输中国的丝绸和漆器到罗马帝国，换取罗马帝国的亚麻织品、琥珀、珊瑚、羊毛等商品[5]。罗马帝国时期的博物学家普林尼（Pliny）曾记载道：“中国称作赛里斯（Seres）。赛里斯人等待罗马人前去进行贸易。赛里斯产丝，经过抽丝和织造，制成衣物供（罗马）贵族妇人作为衣物使用。”[6]“赛里斯”的称谓来源于古希腊语的 Ser，意即为蚕丝。“赛里斯人”似指西域地区的商人，而非长安和中原商人。普林尼的记载证明了中国丝绸流入了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和东汉之间是贵霜、帕提亚两个帝国。中国出口货物至巴克特里亚，然后由此可以南下至贵霜帝国控制下的西北印度。由巴克特里亚向西，则有两条商路，其一，为帕提亚北部之路线，即伊朗北道；其二，为伊朗南道，两条商道汇合于帕提亚的塞琉西亚[7]。

公元前2世纪末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丝绸大量出口至西方，中国国内丝织业的发达则保证了丝绸的输出。汉代的国营机构和民营机构均产丝，《汉书·元帝纪》记载了产丝的国营机构“齐三服官”：齐国旧有三服之官，制春、夏、冬三服，襄邑亦有服官，制衣绣[8]。齐三服有丝工各数千人，可见汉代的丝织规模庞大。汉代民营丝织业也非常发达，全国纺织从业者以百万计，六日百万匹，两月一千万匹，一年计六千万匹[9]84。东汉时期，中国产丝量增加，光武帝赐卢芳缯二万匹，樊宏布万匹，单于缯彩四千匹[9]85，表明东汉的产丝量数量巨大。汉代产丝量过剩，国内无法消费的丝绸便向外输出。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来往不绝，这些使者似乎同时扮演了商人的角色，他们以中国丝绸为旅资前往中亚，经过中间商人的转手，使中国丝绸得以抵达西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贵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1]3170这表明外国希望中国向其遣使，而中国官方则虑及其地绝远而不愿至，很多商人为了盈利自愿前去。由于罗马帝国对中国的丝绸需求旺盛，因此这些商人销售丝绸的最终目的地很可能是罗马帝国。

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出使西域后，汉和中亚、西亚诸国建立交往。汉武帝时期，國力强盛，在西域设郡，保证了丝路贸易的进行。公元前101年，西汉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并取得胜利，西域地区的小国纷纷纳入汉朝的朝贡体系[3]139，这对于打通西域、中亚的商路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西域国家进一步归附汉朝，保证了西域、中亚商路的通畅。公元前2世纪后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后，罗马还未建立起对地中海东岸的统治，丝绸输入罗马需经多次中转才能实现。

公元1世纪初，王莽篡位（公元9-25年），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严重削弱[10]，丝路出现中断。德国学者李希霍芬（Richthofen）在《中国》（China）一书中指出：“中国丝虽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发现于罗马，但丝之贸易，则需迟至公元后1世纪。且因西域交通中断，故由海道经印度而来。公元后100年左右，班超征服葱岭东西各国，于是陆上交通再兴，普林尼说的中国输往罗马帝国的货物以丝铁为大宗，指的便是这一时期；由罗马输入中国的货物，则为金、银、玻璃、珊瑚、象牙等。”[9]116可见，由中国西域地区至罗马帝国的商路并非持续繁荣，只有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并控制了西域地区，丝绸之路贸易才会正常进行。公元87年，班超率军击败西域地区的匈奴，攻下莎车，打通了西域南道[11]，恢复了新疆境内丝路的秩序。公元90年，贵霜王国侵犯于阗，班超率军将其击败。公元94年，班超又率军击败匈奴支持下的焉耆[12]，攻下了尉犁、危须，西域北道重新开通。班超对西域的经营，使得中国西域至中亚的商路又一次打通。此时，罗马帝国稳固地统治了叙利亚地区，丝绸可通过陆路直接输入罗马帝国境内，由西域地区到叙利亚地区的丝路贸易才又开始兴盛起来。但此后东汉的国力逐渐削弱，公元2世纪，东汉外戚宦官专权现象严重，国力衰落，对西域的控制也日渐削弱。

在罗马帝国发现的丝绸遗存，是罗马帝国和中国丝绸之路贸易的直接证据。公元83-273年的巴尔米拉墓葬遗址中出土了一些丝绸制品，考古学家夏鼐指出这些丝绸制品和在中国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绸制品，不管从设计、图案和制作技术上都十分相似。在巴尔米拉出土的这批丝绸制品，被称为汉代织绫[3]163，极有可能来自东汉。

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加强控制对外贸易，只有罗马帝国的贸易官员有权引进丝绸。罗马帝国还颁布法令，严格限制出口贸易，比如酒类、油类和其他液态商品的出口[13]。这些政策阻碍了罗马帝国与东方间贸易的继续发展。

二、拜占庭帝国早期和中国的丝绸之路贸易

拜占庭帝国早期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处于同一时期，南北朝时期，中国经西域至中亚的丝路贸易延续下来，丝绸之路贸易由中亚向西扩大至拜占庭帝国。公元4-6世纪，拜占庭帝国时期，随着国力复苏，与中国对丝绸之路贸易也随之复苏。拜占庭帝国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拜占庭消费的奢侈品中包括丝绸[14]。

拜占庭帝国已与中国建立了不经常的官方往来，由此双方形成的友好关系是拜占庭与中国间丝绸贸易的利好因素。赫多奥利尔在《埃塞俄比亚人》一书中提到中国使节到达拜占庭并献礼的事件：“然后，便把带着丝线和丝织物的赛里斯人的使节传了上来。这些使节们另外还带了服装，有的染作大红色，其余是素白色。”[15]此书约写成于公元5世纪初，此时正值中国东晋时期，赛里斯人使节应是西域小国的使节，说明西域与拜占庭之间的交通畅通。据《魏书》卷5记载，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普岚国（拜占庭）遣使贡献，此为拜占庭与北魏交往的最早记载。和平六年（465），普岚国向北魏再次遣使，献宝剑。献文帝皇兴元年（467），普岚国又一次向北魏遣使[16]228。北魏都城洛阳有专门接待外国商人的会馆[17]。拜占庭与北魏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系，拜占庭的遣使较为频繁，说明两国保持有较好关系。从公元4世纪中期至5世纪中期，拜占庭和北魏的交通受到了柔然的阻碍，当时柔然控制了天山北部，北魏多次对柔然用兵，才得以同拜占庭建立联系。

拜占庭帝国还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公元6世纪初，在蒙古高原和中国西域地区，突厥兴起，而后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曾于6世纪中期与拜占庭建立良好关系。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通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丝绸贸易中牟利。粟特人马尼亚克向西突厥国王室点密建议：罗马人用丝，较他国为独多，可将丝之市场，移往罗马[18]。西突厥派马尼亚克出使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的蔡马库斯回访西突厥。蔡马库斯之后，拜占庭帝国的使臣幼底齐阿斯（Eutychios）、瓦伦丁（Valentin）等人到西突厥出使，西突厥派往拜占庭帝国的使臣有安纳卡斯提斯（Anankastes）等[19]。公元568-576年，共有五个拜占庭使团来到西突厥王室，西突厥并派使团回访。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的通使，在某种程度上正式确立了东西方草原丝路，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在黑海北岸的刻赤曾出土了拜占庭时期的中国丝绸[16]232，说明拜占庭时期的草原丝路是其进口中国丝绸的渠道之一。然而拜占庭和西突厥友好往来持续的时间很短，因此不可高估当时草原丝路贸易的发展水平。北方草原丝路经过的高加索地区、里海北岸等地区，长期以来由游牧民族占据，没有稳定的政权，也没有农耕文明，更不具备完备的驿站，因此草原丝路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大规模的国际贸易。

另一方面，中国的北周、北齐也同西突厥建立了纳贡或和亲的关系[16]238。当拜占庭和萨珊波斯处于战争时，中国和拜占庭就多依赖西突厥、粟特、阿兰地区，通过草原丝路与拜占庭往来。拜占庭时期的科斯马斯（Cosmas）记载道：“秦尼扎国（Tziniza）在左边最远之境，丝货由陆道经历诸国，辗转而入波斯，所需时日比较上实甚短促。”[16]227证明了拜占庭与中国之间以间接丝绸贸易为主，萨珊波斯商人是主要的中转商。

中国蚕种传入拜占庭帝国是丝绸之路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通过影响拜占庭国内的丝织业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丝绸之路贸易格局。拜占庭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500-565）记载了中国蚕种传入拜占庭帝国的经过：“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几位来自印度的僧侣到达这里，获悉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罗马人此后不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丝绸，便前来拜见皇帝，许诺说他们可设法弄到丝绸，使罗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他民族，被迫从他们那里购买丝货；他们自称曾长期居住在一个有很多印度人、名叫赛林达（Serinda）的地区。在此期间他们完全弄懂了用何种方法可使罗马国土上生产出丝绸。查世丁尼一世皇帝细加追寻，问他们如何保证办成此事。僧人们告诉皇帝，产丝者是一种虫子，天性教它们工作，不断地促使它们产丝。从那个国家将活虫带来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很容易很迅捷地设法孵化出活虫，因为一个丝蚕一次可产下无数蚕卵；蚕卵产出后，以厩粪覆盖，使之孵化—厩粪产生足够热量，促成孵化，僧人们做如是解释后，皇帝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以行动证明其言不妄，必将酬以重赏。于是，僧人们返回印度，将蚕卵带回了拜占庭。他们以上述方法繁殖蚕卵，成功地孵化出蚕虫，并以桑叶加以饲养。从此以后，养蚕制丝业在罗马领土上建立起来。”[20]在查士丁尼时代，中国的养蚕制丝技术传播至拜占庭帝国，这说明：第一，拜占庭对中国丝绸有较强烈的需求，由于萨珊波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拜占庭直接得到中国丝绸很困难，迫切想了解中国丝绸的来源和制作技术；第二，印度僧侣一定是通过丝绸之路得到中国的蚕种，并通过丝绸之路将蚕种带至拜占庭帝国。这一事件表明丝绸之路不仅承载了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间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在东西方之间传播了制丝等技术。拜占庭获得中国的蚕种、掌握中国的制丝技术后，国内的丝织业也取得了显著发展，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推罗、贝鲁特等城市成为西方的丝织业中心。

三、中国史籍记载的罗马物产示例

中国史籍记载的罗马物产不仅表明中国人对罗马认识的增加，而且也暗示中国与罗马间的丝绸之路贸易是双向的，不仅中国向罗马帝国出口丝绸，而且罗马帝国也向中国出口商品。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其地（大秦）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院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21]其中，夜光璧似乎为罗马帝国的红玉，明月珠、骇鸡犀均是罗马东部地区所产之宝石，珊瑚主要产自罗马帝国控制下的红海地区，琥珀主要来自波罗的海，但它通过叙利亚和埃及商人之手向东方出口。琉璃即玻璃，在中国的洛阳、南京、大同、和阗、河北景县、江苏甘泉、广西合浦等11处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遗址均发掘出了高度近似的罗马玻璃器，证明了罗马帝国时期西方玻璃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北魏时期，中国更是已经掌握了西方玻璃制作技术。刺金缕绣是叙利亚、腓尼基地区流行的刺绣工艺，即以一条金银线与一根丝线或麻线织绞成金缕的方法，织成金缕罽、杂色绫等有颜色的织品。黄金涂亦来自叙利亚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纺织加工工场。火浣布为石棉，由叙利亚的手工工场制作。细布或水羊毳，实际上应是由水羊毛、木皮和野蚕丝合成的一种织物。水羊毛指茸毛，它是从地中海东部某几种贝类的线状瘤质所织成的布料。野蚕丝为野蚕茧所作，此种野蚕茧很有可能来自科斯岛，但也有可能是叙利亚和小亚地区数量较少的叙利亚野蚕种。它是一种用类似丝的毛织成的古代布，颇具价值。苏合香是罗马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而朱丹则是从非洲索科特拉进口[22]，它们被罗马商人汇集于叙利亚的商业城市，再通过丝绸之路向外出口。

《三国志》援引《魏略》，对罗马帝国的物产所记种类更为繁多：“金、银、铜、铁、锡、铅、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玳瑁、玄熊、赤璃、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纷、缥、红、紫十种流离、缪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金线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素陆、郁金、荟、胶、薰、草木十二种香。”[4]中国史家对罗马帝国的物产有如此具体的记载，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经获知了关于罗马帝国的很多信息，而且中国商人是通过丝绸之路获取了这些罗马商品的信息。据西方学者查尔斯沃思在《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考证，在葱岭之外，中国商人等待着交换西方的商品，河岸（似指阿姆河）之上，布满生丝、丝服、丝线，用以交换罗马帝国的宝石、珊瑚等商品[23]。除了宝石、珊瑚，罗马商人还用麻布、毛纺织品、琥珀、玻璃制品和金属等货物，与中国丝绸进行交换[24]。上述罗马帝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都被记录在同期的中国史籍之中，这说明史籍中的罗马物产信息不仅是从中国商人听闻得来，而且史籍记载的一些罗马物产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已经输入中国。而中国向西方出口的商品，除了丝绸，还有姜、肉桂叶（Cinna? mon-leaves）、决明子等香料[25]。

总的来看，罗马—早期拜占庭帝国与中国间的贸易取得了迅速发展，双方贸易的媒介是丝绸之路。罗马帝国早期，丝绸之路的广度和规模均得到扩大。罗马帝国进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身着丝绸衣物成为罗马社会的风尚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之一。罗马帝国和中国未建立直接的官方联系，两国的商人群体是双方贸易主体。罗马帝国和中国的贸易成为双方最主要的交往方式。随着双方的贸易来往，中国也了解到罗马帝国的更多物产信息。拜占庭帝国早期，延续了罗马帝国时期与中国的丝路贸易，并通过西突厥等中亚民族的中转获得中国丝绸。拜占庭帝国最终获取了中国的蚕种，掌握了基本的制絲工艺，这不仅是东西方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表现，而且对西方的丝织业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罗马—拜占庭帝国早期通过丝绸之路贸易，与中国建立了间接的贸易文化交流，为后世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文中论述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拜占庭帝国早期，不涉及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的拜占庭帝国贸易，特此说明。

②文中的丝路西段指两河流域至地中海东岸一段，它的主要商道在希腊化时期由塞琉古王国和帕提亚王国占据，罗马帝国时期征服地中海东部后占据了大部分的丝路西段主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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