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意 王朋进

公众作为转基因食品的消费主体，对21世纪最重要的农业生物技术之一——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和态度，将对转基因的推动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只有突破转基因的发展困境和认知误区，才能实现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以快速发展的融媒体平台作为渠道，通过科学传播手段，加深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了解，是中国全面落实转基因产业化战略中极为必要的一环。本文旨在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现状进行综述研究，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分析等传播要素方面，分析了传统媒体及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现状，同时分析了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新闻报道框架，以便为今后中国转基因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的科学传播、知识普及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一、转基因食品与科学传播概述

1.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是指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来改变基因组构成的生物生产出来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其含义是经过基因修饰的生物或以经过基因修饰的生物为原料加工而成的食品。1983年，首例转基因作物培育成功；1984年，美国率先颁布《生物技术协调管理框架》，将其作为首个规范性生物技术的相关文件；1994年，第一个转基因食品——耐贮藏转基因西红柿在美国获批上市并销售；1992年，根据实质等同原则，美国首先提出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制度。

1996年，阿根廷等国家对转基因作物进行商业化种植以来，围绕转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伦理道德、生态影响、政策法律等方面所展开的争论就持续不断。随着加拿大“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事件”、美国“星联玉米事件”等转基因食品相关事件的发生和传播，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度、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和信任度在社会各界媒体的过度关注与报道下受到了极大影响。

2010年，中国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包括《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系列方针、条例、办法，为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2021年，转基因作物品种的商业化种植越来越多。2021年11月，农业部已颁发转基因产业化的关键法规，表明中国转基因玉米等前期已经发放安全证书的作物在2022年实现全面产业化。

现阶段，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不够深入，对转基因食品存在不够客观的刻板印象。因此，要以融合媒体为桥梁，通过科学传播手段加深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对中国转基因全面产业化的推动尤为重要。

2.科学传播。科学传播将信息内容限定为科学技术相关范围内的人类传播交流活动。关于“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国内外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许多学者对“科学传播”作了不同的定义。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大学的特里·伯恩斯教授认为，科学传播就是通过适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使人们对科学有如下的反应：意识、愉悦、兴趣、观点和理解，强调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理解以及与科学团体的平等交流。

在中国，关于科学传播的研究中，最常用的一个定义是翟杰全教授提出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通过跨时间和空间扩散，使得不同的个体共享知识的过程。另外，有些学者还把科学和技术知识转化的过程称为“科学传播”。黄时进教授从广义角度将科学传播定义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科技教育、科普工作、技术传播过程中多元传播者与信息受众借助传播媒介进行科学知识的有效沟通与交流实践；从狭隘角度则定义为，在传统科普基础上的公众与科学知识的平等互动。

在转基因食品科学传播领域，科学传播主要表现为以科学家、政府机构、媒体从业者为主体的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扩散、普及过程。

二、转基因科学传播现状分析

欧洲和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种植的主要地区，《纽约时报》在1970-1999年间的有关生物技术的新闻报道存在大量空白。20世纪80-90年代早期，生物技术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出大量积极、正面的形象，随着90年代后期克隆技术的出现，媒体的注意力开始从转基因技术的积极影响转移到了克隆技术的伦理道德争论。Martha等人对英国6家报纸的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等相关新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上，报纸从科学技术影响的争论转变成了政治战场。2000年后，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相关的科学技术新闻报道才开始逐步增加。

1.传播主体。传播主体即信息传播者，在传统媒体中按照转基因食品科学传播中的身份，传播主体包括政府机构、科学家。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中的传播主体增加了网络媒体、舆论领袖以及广大网民。科学家在转基因食品的科技传播中本应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因为知识壁垒容易导致沟通障碍。尽管政府机构、科研人员的言论权威、可信度很高，但由于缺少多样化的传播主体，容易脱离大众。与政府部门、业界专家相比，在食品安全事件的科学传播中，意见领袖更容易引发民众的情绪共鸣。相比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中的媒体人、人文社科学者、非政府组织乃至普通网民等多方的参与，使得相关信息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讨论。

2.传播渠道。传播渠道即传播媒介，包括報纸、杂志以及短视频等。一般而言，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公众通过报纸或新媒体平台了解转基因食品的相关信息；其余公众则更多地通过电视节目、短视频科普等直观生动的媒体平台，形成转基因食品的基础认知。政府新闻媒体因其自身的定位与传播特性，始终坚持自上而下的科学传播模式，应拓展多元传播渠道，主动挖掘公众的信息需求。以短视频等为代表的网络信息传播渠道降低了知识信息准入门槛，但在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中由于把关不严，容易出现不实信息，导致公众对其信任度较低，因此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渠道的可靠性有待加强。

3.传播内容。传播内容即传播的信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传播内容有较大差异。从报道内容上看，《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国家级传统新闻媒体并未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负面报导；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报道则很多，既有正面报道也有负面报道，但缺少权威政策信息。虽然短视频使科学知识与大众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填补了科普“最后一分钟”，但是以短视频为媒介的科学传播存在内容质量有待提高、内容评审和监督力度有待强化、报道深度与内容统筹有待加强等问题。同时，由于缺少科学数据的支撑，易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知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使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误解。

4.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即主体传播渠道将传播内容传送给受众后产生的反馈和影响。目前，中国民众对转基因食品之所以不信任，主要是由于自身科技水平欠缺及政府对公众舆论引导不够两方面。为了使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更加科学、有效，中国应通过调查研究、确定科普内容和科普方法、小规模实验、大规模推广的科学传播模式来强化学校教育、开展科普活动，广泛宣传，扩大公众的参与度。也可以利用短视频，实现知识的全民化普及，使“高冷”科学知识实现“亲民”传播。

三、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方法

为推动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不同利益主体可以通过媒体展开竞争与协商，网民、转基因技术相关专家、科普学者、知识分子和政府机关等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知识及观点交流。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传播平台对转基因食品科学传播的关注点应有不同，官方媒体对转基因相关议题的报道更多地从宏观层面出发，报道侧重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科普类媒体则应关注转基因技术本身，尤其要注重科普知识的传播。

四、总结与展望

转基因技术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农业、医疗、资源环境等领域的高度关注，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与人们生活有最直接联系的转基因作物与转基因食品。由于公众具有差异化的知识水平和工作领域，无法通过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面了解，因此媒介桥梁与科学传播对加深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了解、推动转基因全面产业化等方面尤为重要。

纵观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现状，目前中国的传播主体多样但专业性有待加强；传播渠道互补但优势未完全挖掘；传播内容丰富但不全面。在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传统媒体、新媒体应形成互补，通过以下措施来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效果：第一，专业化传播主体，加强政府机构、科学工作者、媒体人等不同主体的专业化科学报道观点输出。第二，差异化传播内容，不同角度切入转基因食品的科学报道，从传播内容入手，丰富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内容。第三，多元化流量渠道，结合不同媒体平台的优势，加强并深化媒体融合，引导公众与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技术传播主体深度互动。第四，持久化传播效果，丰富期刊文化标签，深化转基因食品在公眾生活中的科学传播效果。第五，多元报道，呈现多方观点，体现人文视角，强化互联网思维、强化技术赋能，共同通过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加深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度和接受度，助力转基因全面产业化的发展。

作者简介：韩天意（1997-），女，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

*通信作者：王朋进（1971-），男，汉族，江苏淮安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互联网与乡村管理、危机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