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呼和浩特，第一次到内蒙古大学，就赶上了一个小座谈，和文学院的老师们一起交流。有位年轻的女教授，谈起了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说这书名极好，“你在高原”是一种距离、一种仰望、一种追寻。高原被赋予了象征意味，是一种叙事高度，也是精神高度，代表了现实中的我们对形而上的向往。

我赞同。我知道脚下就是高原，蓝色的蒙古高原。一条街，望过去就是传说中的阴山山脉，而站在呼和塔拉草原，更感觉不一样了，天空蓝得让人想哭，而且是那么辽远。高原毕竟是高原，高原总能开阔你的情怀和视野，提升你的联想和境界。

遂想起彭斯的诗：《我的心在高原》——

我的心在高原，

追逐着野鹿，

追逐着云团，

追逐着群山，

无论我在何方，

我的心，在高原

……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出身农家，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苏格兰乡村，以种田为生，被称为农民诗人。可能就因为他这样的身世，我对这位诗人怀有特殊的感情。彭斯啊彭斯，好像一提到彭斯，就站到了高原上，站到了麦田里，看到一个年轻结实的挥镰者，身上带着麦子的芬芳，泥土、汗水和酒的气息，正擦掉手上的湿土，从桶里舀出晶亮的泉水，一半喝掉，一半洗脸。记得大学时代曾读过一篇《论彭斯》（On Burns）的文章，别的都忘了，只记住一句话：“在所有诗人中，彭斯最像个真实的人。”

喜欢真实的人，也喜欢真实的诗。像那首《我的戀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总觉得很真实，很真诚，仿佛真有一个高原女孩儿，脸色红红地站在你面前。据说彭斯15岁的时候，有一天在打麦场上干活儿，当他甩一把汗水，直起腰来的瞬间，恰好有个少女站在旁边，穿着薄裙，打着赤脚，满头长发比金黄的麦穗还亮，羞红的脸上还有两个迷人的酒窝。这就是彭斯的初恋，一朵美丽的“高原红”。

“红红的”，英文是“red，red”。我的大学老师说这种叠字的用法在英文中很少见，倒像是我们中国的汉语。当年和我一起学英语的同学，有一位后来也成了诗人，听说他有一个名句：“我的恋人像一株红红的高粱”，想想不禁莞尔。

英语诗人中，写高原的似乎很少，只记得华兹沃斯有一首《刈麦女》，是写一个高原上的女孩儿在割麦子，感觉是那样孤单。高原太辽阔了，高原女孩儿往往是孤单的。彭斯的恋人也是这样，15岁的初恋，似乎没有结果。彭斯与另一位名叫吉恩的女子的相爱历程也充满波折，然后是玛丽，与他倾情相爱的姑娘，却又在分娩时不幸辞世，如花美眷，魂归大地——

草何其绿，土何其冷，

盖住了我的高原恋人

……

这首《高原玛丽》（Highland Marry），被视为彭斯的悼亡之作，感人至深。尤其这两句，是王佐良先生的译笔，简直也可以说草何其绿，土何其冷，译何其好。仅凭这两句，《高原玛丽》就足可传诵了。就像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那样，别的什么都忘记了，这两句却能留下，传之久远。

突然有一个联想：是不是高原上的女子，也更接近“永恒之女性”呢？因为她们站在高原的高度上，所以顺着她们的目光，我们也能看得更高更远？

其实还有一个故事，也和彭斯有关。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像一幅历史长卷，从马克思写到列宁，涉及诸多先驱性人物及其人生轨迹，细节之处尤其感人。比如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挚友和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的爱情生活也同样不同凡响。恩格斯的妻子玛丽·彭斯，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女儿，而且本身就是个普通的纺织女工。但作者并没有描述恩格斯对玛丽的感情多么深沉真挚，只是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恩格斯一直有个想法，认为妻子玛丽·彭斯可能是苏格兰大诗人罗伯特·彭斯的后裔。为了这个诗意的设想，他曾多次前往苏格兰，在那个开满蓝铃花的高原上，行行复行行。

高原上的蓝铃花，

美丽谦逊的花朵，

在这寒风凛冽的北方，

你以一串串歌声，

不屈地将我陪伴，

就像高原儿女的爱情

泪眼向天，而低头看着泥土

……

这是彭斯笔下的蓝铃花。其实也不妨这样说，彭斯的诗恰如他所讴歌的蓝铃花，美丽谦逊，一直在那片高原上不屈地开放生长。此刻，我手边正好有一本英文版的《罗伯特·彭斯诗选》，1996年的企鹅本，随手翻开，看到了这一行“要是你在麦田里遇见了我，请向我微笑，看我一眼”。是的，在那片风光迥异的土地上，伟大的恩格斯，不管他走到哪里，心中一定都会摇曳起这些动人的诗篇：“我见过高原的群山，也到过广阔的平原，斐米是最美的姑娘，她走过草地和我见面”“在柯尔河的对岸，南茜姑娘让我思念，我想是她纯净的笑容，迷住了我的梦幻”……也许在当时的条件下，恩格斯的几次苏格兰之行不乏艰辛，但那同时不也是饱含深情与爱意的形而上之旅吗？虽然恩格斯最终并没有为妻子玛丽·彭斯寻找到其家世的线索和证据，但他的寻找本身却被意味深长地写进了历史。

这是历史的闲笔，历史的留白。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思想之外，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革命之外，也有他别样的诗意和远方。

或许还有篝火。

贝尔坦篝火——这是我在J.G.弗雷泽那本著名的《金枝》里读到的。这位也是苏格兰出生的著名人类学家写道：“苏格兰中部高地的篝火，以‘贝尔坦篝火闻名。”对此，苏格兰18世纪作家约翰·蓝穗有过描述。这位蓝穗不仅是诗人彭斯的保护人，也是小说家司各特的朋友。在蓝穗的描述中，闻名遐迩的贝尔坦节不仅场面可观、仪式浩繁，而且融进了民间的信仰。那篝火不能用一般的火来点燃，当地人相信，只有用最原始的方式取得的纯净火种，才可以让这高原上的“幸运之火”“圣洁之火”燃烧起来。

多么神奇的篝火，多么壮丽的篝火，多么亲切的篝火啊！人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年轻的恋人们有时还要特意从火中穿越，祈求他们的爱情能得到净化和这仿佛来自大地的祝福。尽管这一古老的风俗到19世纪可能已趋式微，但仍然会在许多地方延续。所以我们不妨联想，伟大的恩格斯，以我们在他的肖像中早已熟悉的那种温文与深邃，穿着那身惯常的格子呢西装，当年是否也会在这神奇的篝火旁站了很久很久呢？

实际上，恩格斯和玛丽·彭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那是1842年，年仅23岁的恩格斯从德国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棉纺厂工作，而刚刚20岁出头的玛丽·彭斯就是这个棉纺厂的普通女工。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相遇相识了。一个风度翩翩、才华卓著，而且有实力接济马克思和其他革命者；一个质朴无华，身份低微，以至于在许多场合还要受到旁人的冷眼。但任何世俗的傲慢与阶级的偏见都没能阻止他们相亲相爱，一如王子与灰姑娘。此后那么多年，他们就这样童话般地生活在一起，直到玛丽病逝，情犹未了。

曼彻斯特，恩格斯说过，他对那里熟悉如故乡。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玛丽，并且在玛丽的帮助下，走进工人中间，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记得书中曾这样写道：“最熟悉雪莱与拜伦诗歌的是工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许，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也同样熟悉彭斯的诗歌，因为，19世纪名声显赫的英国诗人，包括雪莱、拜伦、济慈、华兹沃斯，都是彭斯诗歌的推崇者和鉴赏者。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恩格斯是比他们更伟大的鉴赏者，他对玛丽的挚爱和对彭斯诗歌的鉴赏，虽然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但那朴实的生命格调与深邃的精神光芒，已足以讓人铭记，并久久难忘。

是的，恩格斯与玛丽·彭斯的故事已流传很久了，但假如你不知道恩格斯的高原之行，却又仿佛不够完整。有人说，这似乎是为灰姑娘去寻找丢失的水晶鞋。似乎而已，实际上，这个寻找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童话。至少可以说，正是恩格斯那不辞艰辛的旅程，为他和玛丽的旷世之恋增添了圣火般的一笔。就像一幅画，一道镶着红边的金黄色在燃烧，一股巨大而深美的溪流穿过天地。

总之，蓝铃花开，篝火明亮，风笛悠扬。恩格斯，这个参与起草《共产党宣言》，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伟大先驱，他为了爱情和诗，对那片高原一往情深地仰望和追寻，我觉得毫无疑问，早已提升了世界上所有高原的高度，叙事的和精神的高度。

作者简介>>>>

高海涛，一级作家、评论家。曾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责任编辑 铁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