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艳，巩淼森，陈超

儿童视角下红色文化主题展服务体验研究

王艳艳1，巩淼森2，陈超3

（1.宁波财经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2.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3.宁波博物院，浙江 宁波 315199）

研究博物馆红色主题展如何有效增进儿童对红色文化的体验与认知。以儿童视角为研究基础，运用影随法和照片引谈法，梳理用户体验地图，以宁波博物院《三江潮涌——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宁波革命历程展》为例，通过对儿童观展行为观察和体验受访感受记录，探究儿童视角下红色文化体验类型与影响因素。得出多维度体验是促进儿童深入学习红色基因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儿童渗透式的红色文化学习。归纳出四种儿童观展体验类型，分别为深化认知的感官式、由表及里的探究式、协作反馈的社交式、深化记忆的延续性体验，并分析了不同体验类型的影响因素，为博物馆红色文化展览提升儿童观展体验提供借鉴。

儿童视角；红色文化体验；宁波博物院；儿童体验类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红色博物馆、纪念馆、红色主题展作为儿童、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立体百科全书”，应将专为儿童设计的体验和服务视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在目前国内的博物馆红色展览中，为儿童专门开展的或以儿童视角切入的教育实践相对较少，且大部分以老师或讲解员解说观展的形式开展。在这样的活动中，虽然儿童能够在有别于传统学校课堂的博物馆环境中进行探索，其本质却仍然是与传统课堂类似的听讲式学习，其教育效果欠佳，难以让爱国主义价值观深入儿童的内心。本文以宁波博物院《三江潮涌——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宁波革命历程展》（以下简称“三江潮涌”展）为研究案例，从儿童观众观展体验的视角探索红色文化展览的展陈内容、形式、教育活动与服务设计，探索儿童参观红色展览的体验类型，希望为国内博物馆在红色文化展中构建具有普适性的儿童体验体系提供些许借鉴，并从学理上丰富儿童红色文化体验的相关研究。

1 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新童年社会学对儿童社会角色的颠覆性重构推动儿童研究范式转变，而后国内文博界对儿童参与博物馆的关注度持续升温。近几年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推动博物馆成为儿童教育的“第二课堂”，博物馆也积极转向以儿童视角为中心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关于如何从儿童体验的视角出发，创设有效的展览与服务体验，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部分学者立足于“5R”的博物馆教育体验构建模式，从情感互动的视角帮助儿童理解展览，引导儿童探索与表达[1]，主张“沉浸式”“操作式”“创设情境”等展览方式，引导儿童将获得的新认知与真实情境相关联[2]。部分学者则从儿童认知的角度出发，提倡注重感知学习与情感体验的博物馆学习形式，主张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发展特点，集成多样化感知、交互性探索、创新性活动等体验设计[3]。比如，针对儿童的认知特点，设计配套的博物馆图像化信息学习平台，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儿童快速解读展览信息的效率和效果，提高儿童在博物馆学习中的针对性和自主性[4]；再比如，打造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游戏探索式主题与陈列，构建系统化、逻辑化的文化认知体系，从而达到文化传承与教育的目的[5]。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到有关儿童参与的研究方法，尝试运用儿童视角梳理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维度模型[6]，创用马赛克方法（特别针对5岁以下幼童），整合传统研究方法和参与式工具，将其运用到儿童的研究实践中[7]，建构儿童参与服务体验共创的模型[8]。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从表层参观到深层体验，又从单向参观模式到完整服务系统，为面向儿童的博物馆提供借鉴，为进一步探究儿童视角下博物馆展览的改进奠定了基础。此外，已有实践案例如“美国俄克拉何马市艺术博物馆”的儿童参与式体验[9]、澳大利亚悉尼博物馆“儿童岛”纳入儿童意愿[10]、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大明都水监之运河迷踪“展构建儿童游戏型教育模式[11]等，为国内博物馆推动儿童高质量参观和参与提供了参考，也启示人们，作为博物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儿童不应被边缘化。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近年来，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全国各大博物馆如火如荼地推出红色主题展，开展各种红色主题社教活动。以浙江省为例，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钱江潮”展，结合复原式景观、多通道投影及大型革命油画、雕塑作品等现代化展示手法，再现了重要的历史时刻和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桐庐博物馆“红色印记”以流动巡展方式，传播“红色记忆”；杭州博物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通过“人、物、城”交织叙述，形成多维度的展览叙事链，还原红色印记；同时，为加深儿童对红色百年历程的深入了解，博物馆还推出红色主题系列展览活动，红色主题拓片、红色视频展播、红色遗址研学、红色小讲解员培训及线上红色书籍读书会等。

大量的红色主题展各有特色，注重展陈方式方法创新，旨在丰富整个观展体验，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历史沉浸感。然而，儿童在红色主题展览中的体验感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存在如观展体验模式未能兼容儿童群体、缺乏与儿童认知特点匹配的体验活动、展览中的艺术表达难以激发儿童理解与共鸣等现象，其原因在于未将儿童作为观展的主体观众，未能切实考虑儿童的观展期望与体验。基于此，本文对宁波博物院“三江潮涌”展的儿童观展体验进行了研究。

2.2 研究场景

本研究将宁波博物院的“三江潮涌”展设定为调研的主要场景。该展览以时间顺序作为逻辑主线，由“星火燎原”“前赴后继”“抗战烽火”“迎接曙光”4个部分构成，见图1，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4个重要历史阶段——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展览囊括了来自宁波地区的红色历史文物287件，红色历史教育宣传图片近400张，说明牌280个，红色文化场景5个，红色影片宣传2个，红色文化主题活动9期；其中，每个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展示内容包括：入口处的“人民烈士纪念碑”浮雕、皮挎包、“星云坊”场景、竹编筐和“共产党人”介绍墙；“南昌起义”及“井冈山会师”图文；农民运动使用的铁大刀、游击时使用的子弹和榴弹、“浙东区委成立处”场景、破旧的棉袄、“梁弄战斗”场景和粮票；军帽、旅行袋等物件、“解放宁波”视频、“开国大典”场景图片与视频。该展览完整呈现了宁波地方党组织的百年风雨历程，突出了奋勇抗争的英雄人物，以宁波这座城市的革命史实与革命人物故事为主要内容，以点带面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

2.3 研究方法

不同年龄段儿童受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知识背景、父母学历、行为习惯等）影响，对同一物理环境、主题内容、共同展品会产生不同的学习体验。为缩小这些体验的差异，本研究将目标对象选定为7～12岁儿童。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此阶段儿童开始发展抽象逻辑，并具有一定的抽象能力，可凭借具体形象性事物来进行逻辑分类及认知，但这一阶段仍不能脱离具体事物及形象形体的支配。为了更有效地观察儿童的观展体验动线、行为和情绪，以获得真实客观的行为结果，本研究在调研前期阶段采用观察法，即跟踪目标对象，并实时实地做好观察记录；调研中期借用了服务设计工具——用户体验地图，从儿童在参观展览的前、中、后过程中的“看”“听”“说”“做”里找出“痛点”和机会点；调研后期则采用照片引谈法（Photo-elicitation Interviews），即利用影像来帮助儿童观众回忆、反思其个人经验与印象，所使用的照片是研究者或儿童观众创造的，以补充儿童观众主观的思考和感受视角。

2.4 研究过程

本研究的调研阶段从2021年7月持续至2021年8月，共有125名儿童参与调研。在调研前期，研究者通过现场观察及照片与视频拍摄，对儿童的观展行为进行追踪及记录，观察的内容包括：儿童聚集的展品及其停留时间、儿童是否阅读说明牌、儿童与随同家长的交流、儿童的肢体表现与表情等。总体上看，儿童的展览参观时长为45～60 min，在参观过程中反映出共性特征：在展品、图像的说明文字前基本较少停留，而在能产生情感共鸣的展品、较为真实的立体场景里则会停滞较长时间。后者包括儿童熟悉的“人教版”课本中出现过的画面，如“人民烈士纪念碑”浮雕墙、《开国大典》油画等；融入“视听”效果的真实场景；手榴弹、子弹夹等部分武器；辅助静态画面并能结合现实场景的视频等。

在调研中期，研究者根据拍摄与记录，将儿童参观展览时对展品、图像、视频、场景等所产生的行为、肢体与口头语言、表情等进行汇总，将儿童在观展时表现出的观察、靠近、触摸、停留、沉浸、提问等动态表现与设计点进行对应（见表1），并进一步梳理出展览的用户旅程图（见图2），从中归纳出“三江潮涌”展儿童观众体验的“痛点”及相应机会点。其中痛点表现为参观前没有相关的宣传册等信息资料；参观中标识指引不明确、文字信息不易于儿童理解、视频中解说性陈述过多、展品陈列高度与亮度不符合儿童可观察视角；参观后学习内容未得到延伸，家庭观众的共同学习止步于观展结束等。由此推导出可优化的机会点为展前设置儿童版宣传册或问题包，聚焦观展重点；展中增加儿童观展路线导引、儿童版说明牌或搭建“脚手架”解说展品背景故事，增设脚踏板等可参与的互动体验；展后借由互联网平台推送主题内容，开展红色教育文化研学活动等。

表1 儿童在参观过程中的动态表现

Tab.1 Children's dynamic performance of visit process

图2 “三江潮涌”展用户旅程图

为获得更有针对性的观众体验、思考和感受数据，研究在调研后期阶段对8名儿童进行了照片引谈，通过照片展示及相关提问，邀请儿童回忆观展经历，描述所看到的场景、展品、文字信息等。在此环节中，儿童普遍表现出对大幅场景及视频留有较深印象；对满载历史沧桑的革命文物，如烈士使用过的物品、战场使用的武器及课堂中学习过的历史故事等展览照片记忆犹新；对文字信息的印象相对模糊等。这些基本与调研前期观察中所记录的共性特征表现一致。

3 研究结果

“体验”驱使儿童在参观中探索，带动他们的想象和创造，并不断修正获得平衡自我认知的构建过程。通过对本次展览，研究者归纳总结了儿童参观过程的跟踪图像、数据记录、照片引谈的结果，以及后续关于儿童在展中所看、所听、所说、所做及所想的访谈，发现本次观展过程中的儿童观众体验大致能够总结为4种类型：深化认知的感官式体验、由表及里的探究式体验、协作反馈的社交式体验、深化记忆的延续性体验，见图3。此外，通过相关受访记录与观察分析，发现不同体验类型受不同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在后续红色文化教育展览在考虑全龄观众情况下，试图给予参考。

图3 儿童观展体验类型

3.1 深化认知的感官式体验

感官式体验与五感（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密切相关，每种体验都通过刺激一种或多种感官来触发儿童的好奇心，并为儿童提供特定的信息。在对儿童的访谈与观察中，研究者发现，儿童对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展陈方式表现出较强的敏感度。比如，在展览场景“梁弄战斗”中，斑驳的墙体、散落的沙堆、身临其境的炮火轰鸣声等为儿童营造了极强的视听冲击力，引发儿童的沉浸体验与反思。再比如，在展区尾厅，“解放宁波”“开国大典”两个视频通过纪录片、沙画特效表现等多种视听手段，还原历史场景、讲述历史故事、重温经典瞬间，再现了当年宁波不同区域解放的历史细节及开国大典上振奋人心的画面，让历史更加可感、更易激起儿童的情感共鸣。相比之下，“竹林”场景只放置部分竹子、石头作为点缀，在空间中呈现的视觉情境过于单一，儿童的停留时间相对较短，在后期访谈中也未对此产生深刻印象。因此，在博物馆空间中营造更为具象的多感官视听环境，能够有效拉近儿童与历史人物、历史场景的距离，形成较深层次的历史与文化认知。

为了促进深化认知的感官式体验，首先，在尊重儿童人体工程学标准的基础上，给予视觉刺激，此次展览包括遗留的青花印盒、竹躺椅、战斗武器等鲜活的物证，真实再现物证历史印记；其次，观察每个展示单元前的时长与投入状态，多维度感官融合提高参观投入程度，包括诵红色童谣、放红色电影、唱红色歌曲、阅红色文学、触历史痕迹等烘托展厅氛围，让孩子零距离去直观感受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革命斗争故事；最后，选择与主题同一题材的故事模块，借由沉浸式虚拟技术重现历史场景、历史事件，以儿童可接受的认知与语言模式，使其萌发对革命先烈的崇拜和热爱之情。此外，本次展览利用3D绘画表现、模型搭建还原“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处”“中共宁波地位机关所在地——星云坊”等重现可视化历史场景，而环境因素中照明、湿度、温度、配色、风格等也是激发儿童空间感知的关键。

3.2 由表及里的探索式体验

探索式的学习方式来自乔治·E.海因（George E. Hein）的教育理论模型，这种学习方式主张学习是“主动的、重构思维的过程”，强调学习者通过动手探索的方式，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获得某个特定的结果[12]。本次研究观察到，物质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儿童的观展体验。比如，儿童面对放置在玻璃柜内的物件，表现出了发现、选择、吸引、凑近、观察等行为，但单纯的标签、展板等说明性文字与“隔空”的体验不能有效实现博物馆与儿童的“对话”与“交流”，难以加深他们对展品的理解。为此设置儿童易于理解的文本内容或预先发放“儿童专属导览单”“问题包”等外在物质引导因素，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周六博物馆”馆方教育部筛选适合提问的展品，以局部显示或设置问题寻找的形式来促进探究式体验，见图4。有利于搭建展览传达内容与儿童观众既有知识的桥梁。

图4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寻物游戏

此外，本次展览在2个月内开展了9场社教活动，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进行精准划分，结合展品开展动手式的探索体验活动，鼓励儿童与博物馆展品进行更深入的互动，加深儿童对展品的认知发展和情绪共鸣，构建与展品相关的个人意义。比如，在“怀旧陶瓷杯”活动中，儿童需要结合个人经验，绘制专属陶瓷杯，深入了解陶瓷杯在革命时期作为日常生活必备品的重要价值，深刻体会革命时期的光辉历史与当时人们的爱国情怀。然而单一的社教体验只强调单次活动的动手能力，对物的由表及里认知，还需要更多探索体验方式的介入。如波士顿“宪法号”巡洋舰博物馆孩子们除了参观军舰及探索海上生活和海洋历史的互动博物馆展品，可参与体验19世纪真实水手生活——跪在甲板上擦地板，见图5，通过此种方式对生活在“宪法号”巡洋舰上水手们困难之处有了深刻的认知，并对当时社会和军事历史有了更好的理解。

图5 “宪法号”巡洋舰博物馆

后续访谈也反映出，儿童在探索展览时的参观动线、展品选择受到先前经验、兴趣和既有知识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在展览中适当展出儿童在生活或学校学习中熟悉的画面和展品，能够有效增加儿童的观展时长，增强儿童的观展热情与主动性。除此之外，博物馆与学校联合开发革命教育系列课程，建立儿童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平台，为儿童提供观展前的信息铺垫，这将有利于提升儿童在红色文化展览中的探索式观展体验。

3.3 协作反馈的社交式体验

事实上，展览空间中的儿童有其自身独特的社交网络。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Vygotsky）提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说明了社会交往过程对学习的重要意义。在最近发展区内，如果采取适当的支持（或称作“支架”“脚手架”），也就是由一个能力更强的同龄人或成人提供帮助，学习者就能达到更高的水平。[12]在此次调研中，大部分儿童的参观过程都有家长陪同与交流。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儿童与家长的沟通极为频繁，一半以上儿童表现出对父母陪伴与同伴学习的积极反馈。当儿童的交流诉求被家长或同伴及时满足，儿童的学习动机也会大大增强。而作为社交体验的利益相关者，如检票员、讲解员、保安等工作人员的行为态度，馆内的空间密度、标签信息易理解性等都是辅助社交体验的一部分。

积极的社会交往有利于发挥红色文化教育引导优势。从主观因素看，博物馆不仅应当鼓励亲子共同观展，也应为家长提供与儿童一同观展的支持。比如，配置亲子说明牌或家庭指南，设置面向家长的“脚手架”式观展贴士，引导家长与儿童围绕展品展开有层次、有意义的深度对话，将展品的情感意义、物证价值、象征意义等有机结合，让儿童在体验中知情、懂情、怡情，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如1946—1948年丁友灿在南山区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时使用的铝锅，通过物理属性、实际功能与当下物质生活对比来强化记忆；从客观因素看，家长、工作人员“脚手架”协助程度与同伴“合作式”社交互动服务形式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如“参与式”“角色式”“游戏化”“剧场式”等体验方式，真正在实践中用好红色文化“活教材”。

3.4 深化记忆的延续性体验

并非所有体验都能同等地被记起，儿童在回忆事物时通常是有选择性的。调研发现，本次展览后的延伸教育能够促进儿童对红色文化进行长期性记忆。因此，博物馆应考虑到儿童观众整体在体验感方面的系统性和周期性，积极拓展展览以外的教育体验。其一媒介因素，博物馆可以借助互联网等，建设与儿童学习认知特征相适配的信息服务平台。比如，宁波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为本次展览特设“每日一物”“党史问答”等栏目，并以儿童喜爱的长图漫画形式呈现。本次主题展还定期安排讲解员将红色战役、红色人物等红色素材加以解说，见图6，以儿童视角输送更多红色故事。

其二载体因素，博物馆可以依托多元的物质载体，让博物馆体验覆盖到儿童的生活中。比如，宁波博物院地铁专列以“地铁里逛‘博物馆’”这一全新的“走出去”方式，延展博物馆体验时空，让儿童在公共空间中感受红色文化氛围。同时，宁波博物院也通过研发儿童常用的红色文创衍生产品、打造红色传承的卡通IP形象等方式，见图7，实现红色教育在儿童日常生活场景的延续。其三服务因素，博物馆可以从儿童认知视角出发，搭建“展馆—学校—社区—家庭”的延伸服务体系，形成主题宣讲、馆校合作、社区宣传等“以儿童为中心”的影响力驱动，协助儿童逐步构建起更为完整、系统的“红色记忆”知识图谱。

图7 “三江潮涌”展的IP形象与部分衍生品

Fig.7 IP image and some derivatives of "Red Tide Rising" Exhibition

4 结语

本文聚焦“三江潮涌”展，结合观察、用户体验地图、照片引谈的研究方法，力图分析儿童在红色文化主题展中的体验，总结出儿童观展体验的四种类型：深化认知的感官式体验、由表及里的探究式体验、协作反馈的社交式体验、深化记忆的延续性体验，希望为之后红色文化展览的儿童观展体验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好的红色文化展能够鼓励儿童寻访红色足迹、追寻红色记忆、浸润红色思想，从而深化对祖国的理解与热爱。然而红色主题展是否能够真正达到儿童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其关键并不在于展览的规模与体量大小，而在于能否在展览中围绕儿童的认知能力、既有知识、学习方式与社交需求设置多模态的展览体验形式，联合家庭、学校等多方力量，提供更具系统性的全周期红色教育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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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perience of Red Culture Theme Exhib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WANG Yan-yan1, GONG Miao-sen2, CHEN Chao3

(1.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Zhejiang Ningbo 315175, China; 2.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3.Ningbo Museum, Zhejiang Ningbo 315199, China)

The work aims to study how the red theme exhibition of the museu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hildren's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of red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shadow following and photo introduction were used to comb the user experience map. With the Ningbo Museum's "Red Tide Rising: Exhibition on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Ningbo from 1921 to 1949"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children's viewing behavior and the record of interviewees' feelings, the typ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d culture experience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multi-dimensional experience wa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children's in-depth learning of red gene, which was conducive to children's learning of red culture in a penetrative way.Four types of children's experience are summarized, namely, sensory type of deepening cognition, exploratory type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social type of collaborative feedback, and continuous experience of deepening memor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experience types are analy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useum's red culture exhibition to improve children's exhibition viewing experience.

children's perspective; red culture experience; Ningbo Museum; types of children's experience

TB472

A

1001-3563(2023)12-0250-07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12.027

2023–01–06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NDQN319YB）；高等学校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FX2020066）

王艳艳（1983—），女，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设计与社会创新、博物馆儿童教育。

责任编辑：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