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伟 赵仕杰

摘要：社区是风险治理的基础防线，提升社区韧性水平是实现社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随着不确定风险的与日俱增，社区韧性研究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韧性概念自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以来，经历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进韧性”的认知转变，其中演进韧性实质上成为韧性社区建设的基本逻辑。对于社区韧性的内涵界定遵从了能力、过程、目标三个维度，并且根据风险的不同类型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受理论联系实际的启示，关注我国社区韧性的塑造问题发现，我国社区韧性建设具有鲜明的特色，案例研究中体现出了我国社区韧性塑造的基本特征。未来研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一是结合我国韧性社区塑造的基本特征，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社区韧性概念和设计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区韧性研究。

关键词：韧性;社区韧性;韧性社区;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C93；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3.01.006

文章编号：2096-9864（2023）01-0050-10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伴随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的与日俱增，人类需要一个生活设施更为齐全与交流更为便利的生活场景，城市随之形成。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的世纪，人口、资源要素在城市内高度集中。然而，城市要素的高度集聚并未使城市系统的运行日益强健，相反，现代城市因其集聚效应内在的放大功能，使小概率事件的风险性变得巨大无比。在城市面临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复杂性、模糊性等严峻挑战下，风险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但是，种种风险在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同时也驱动着城市治理转型。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也是城市的基本受灾单元。故而，社区的风险治理能力在风险治理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是城市风险治理的“基础防线”。传统的社区风险治理遵循依靠自上而下科层结构被动抵御风险扰动，并尽可能降低风险造成损失的刚性治理模式。然而在风险类型日益多样化、影响日趋系统化的当下，这种模式显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因此，强调主动预防、自主学习等特征的“韧性”理念作为一种新的视角与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为城市社区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保障城市社区安全与社会稳定开辟出新的路径。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城市社区的安全与稳定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在城市社区空间尺度上的具体演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强化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和相应职权，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2］。结合疫情防控的背景，“韧性”嵌入到我国政府政治话语并指导着社区疫情防控的治理实践。中共二十大在回顾过去十年平安中国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3］。总之，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推动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具有实践意义的议题，其为社区视角下的韧性研究与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

国内外对于社区视角下的韧性研究均产出了丰富的成果。对比之下，西方的有关研究内容相对丰富，以跨学科的方法探讨了如何构建韧性社区的问题。相对而言，国内韧性社区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疫情防控的进程也不断走向深入，从公共管理、社会学、公共卫生等多个学科领域出发尝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韧性社区理论与框架。在韧性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本文拟以现有文献为理论资源，系统性梳理韧性概念的流变，立足于社区视角下的韧性研究，归纳“社区韧性”与“韧性社区”的内涵及其区别，分析已有社区韧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展望未来社区韧性研究的可行进路。

一、韧性概念谱系的变迁

“韧性”一词自诞生以来就富有争议，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材料科学、工程力学、心理学、生态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从词源学角度考据，《说文解字》中言“韧者，柔而固也”，本义为柔软且不易折断，物体受到外力作用虽有形变，但可以渐次恢复，即可称物体具有韧性。在西方，韧性（resilience）起源于拉丁文“resilio”，本义为“恢复原状”，16世纪进入罗曼语族“résiler”，意为“撤回或取消”，后来演化為现代英语中的“resilience”一词沿用至今。韧性的概念最早诞生于材料科学与工程力学领域，指材料受到使其发生形变的力时抵抗外力作用并维持原状的性质。随后，韧性进入心理学领域，指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和其他重大生活压力的良好适应^［4］。继而，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将其应用于生态学领域，用以界定生态系统维持稳定的能力^［5］。在这一语境下，韧性意味着系统能够禁得起冲击、在必要时候能够恢复的能力。整体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于韧性的关注逐步从自然科学领域拓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的认识基础上赋予韧性特定的社会内涵。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组织将韧性界定为“一个可能暴露于危险之中的系统、社区或社会为达到一个可接受的运行水平而进行抵抗或发生改变的能力”^［6］。此外，聚焦于韧性研究的国际知名组织韧性联盟认为韧性还应当包括“人类展望和规划未来的能力”^［7］。显而易见的是，学者对于韧性的理解呈现出多元化色彩，但其概念谱系的演变具有清晰的逻辑。具体而言，社会科学领域中韧性的概念经历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进韧性”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演进代表着韧性研究的不断深化^［8］。

其一，工程韧性强调物体受到冲击之后恢复原状的能力，是一种最为直观朴素的概念。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工程韧性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其意味着系统所具有的受到外界扰动后重新恢复平衡与稳定的特征。美国多学科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提出了基础设施韧性框架图，利用坚固性与快速反应性来描述韧性的特征，即系统能够承受外部冲击而不至于崩溃并以较快的速率恢复原状就意味着系统具有较强的工程韧性^［9］。简言之，工程韧性强调系统只有唯一一种稳定状态，系统面对外部扰动只可以被动承受而无法预测扰动的形成并提前调适，因而加强软硬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提升系统工程韧性的关键途径。

其二，伴随学界对于系统论与生态环境研究的深化，学者们意识到工程韧性强调被动受灾、单一稳态的僵化缺陷，受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启发，把对于韧性的理解推进至“生态韧性”阶段。霍林在强调一个系统的缓冲能力或吸收干扰能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系统在改变自身结构之前可以通过适当的改变来吸收干扰的量级，这也成为衡量系统生态韧性高低的重要标准^［10］。迈拉克认为，韧性是指一个个体或组织迅速设计并实现与当时状况相匹配的积极适应性行为，这种认知意味着系统由单一稳定性向多元稳定性的转变。来自外部的冲击不仅会对系统本身形成冲击，也会对系统所处的环境形成冲击，系统外部环境的改变则意味着系统达到稳态的条件的变化，所以系统受到扰动之后不仅可能恢复到原初的稳态，同时也可能达到一个全新的稳态，即从一种平衡状态向另一种平衡状态的变化^［11］。因此，生态韧性不再囿于系统原状的维护，更加关注系统的生存与适应能力。

其三，在工程韧性与生态韧性的认识基础之上，随着学界对系统演化机制认识的进一步拓展深化，学者们提出“演化韧性”的概念。演化韧性的概念本质上源于冈德森与霍林提出的循环适应系统模型，这一理论强调系统的发展包括利用、保存、释放和重组四个阶段，系统在利用阶段由于要素类型及其构成的多元性具有较高的韧性；进入保存阶段，由于系统要素结构的相对稳定，其韧性逐步下降；而在释放阶段，由于系统结构僵化难以适应变化的环境，需要重塑系统结构，实现系统的转变以避免系统崩解；在重组阶段，适应新的环境的系统实现进一步发展并重新进入适应性的循环^［12］。演化韧性突破了工程韧性与生态韧性着重关注抵抗与恢复能力的属性，强调了系统的适应与变革能力的属性，凸显了韧性的主动适应性。正如学者们认为韧性应是一个自我调整、习得资源调动能力并获得成长的积极过程。这意味着，系统演进韧性的高低取决于系统从过去的扰动中积累经验的自组织学习能力^［13］。简言之，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密切配合，并实现跨层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适应性学习与转变。

伴随演进韧性概念的诞生，韧性也具备更为强烈的社会科学色彩。现代社区是一个由文化、经济等构成的复杂巨系统，其内部的人口、生态、基础设施等要素具有更为复杂多样的动态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已成为社区生态的关键特征之一。因而，相较于工程韧性与生态韧性，演进韧性更适用于城市场景的分析，故而是韧性社区研究的概念基准^［14］。

二、社区韧性与韧性社区的概念厘清

以社区为视角的韧性研究存在两个相似性概念，即社区韧性和韧性社区。二者虽然概念相似，但强调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为了更好地理解社区韧性的内涵及外延，有必要厘清这两个概念，以为“韧性”与“社区”的结合提供更加清晰的认识。

1.社区韧性

社區韧性是韧性概念在社区这一空间尺度的精细演绎。布朗等从公共卫生领域切入，在社区与韧性的概念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15］；诺里斯等从个人与社区的关系切入，认为社区韧性是生活于社区中的个人所具备的韧性的总和^［16］；蓝煜昕等则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强调社区韧性是蕴藏于基层治理体系与制度结构之中的内生潜力^［17］。由于社区韧性的概念受到不同学科领域众多学者的普遍关注，因而对于其内涵的解读也纷繁复杂，学界尚未形成对社区韧性概念的统一认识，但总体而言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其一，作为能力的社区韧性。大部分学者将社区韧性视为一种能力的集合，它主要包含三类能力：（1）抵抗能力，是指系统化解外部冲击并维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正常的能力，如李德智等认为社区韧性包括利用现有资源及自组织能力抗击灾害影响的能力^［18］。（2）恢复能力，是指系统结构崩解、功能丧失之后，能够重塑系统结构与功能以达到恢复至原初状态或全新稳态的能力。（3）适应能力，是指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系统可以通过经验学习、改变自身结构从而更好地在系统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例如，案例研究指出，社区韧性能力的核心在于社区整体在面对外部环境时的适应性与灵活性^［19］。

其二，作为过程的社区韧性。有学者将社区韧性视为社区在受到外部扰动后自我组织、自我适应和自我恢复的过程^［20］，也有一些学者虽然并未将社区韧性直接视为一种过程，但是他们强调社区通过协调内外资源，有效抵御灾害与风险并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间接表明社区韧性是一个社区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21］。

其三，作为目标或者结果的社区韧性。整体来看，较少学者将韧性视作一种目标或者结果，如梁宏飞通过对日本神户六甲道车站北地区韧性社区建设的分析，强调社区面对经常性的灾害或在突发灾害后，能建立、维持或重获一个预期的功能范围，且这一功能的运作效果与灾害发生前相同或有所提升^［22］。马斯廷等将韧性视为成功适应灾害的结果^［23］。

简言之，国内外学者虽然未曾对社区韧性的精确概念达成一致认识，但是对社区韧性的内涵达成下列三点共识：（1）社区韧性是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的有机统一，其中抵抗力是基础，恢复力是保障，适应力是关键。社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能力方才具备韧性，同时这也意味着社区韧性是贯穿于风险发生前预测准备、风险发生时抵抗与风险发生后恢复适应的全过程。（2）社区韧性强调社区的内生能力，通过自我组织、自我恢复、自我适应增进社区社会资本实现社区的自我发展，主张社区摆脱对外界援助的过度依赖，积极主动预防风险的冲击，调动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这是对国家自上而下的风险应对方式的有效补充。（3）社区韧性强调与社会风险的共生共存。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所以社区韧性不是简单地对风险进行管控，而是将风险视为机遇，通过风险检验社区的治理能力，并通过风险发现短板进而促进社区韧性的发展。

2.韧性社区

不同于社区韧性，韧性社区强调具有韧性意涵的社区特性。自韧性概念进入社区治理领域以来，学者们便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对韧性社区应有的特征展开分析论证。威尔德夫斯基认为一个具有韧性的系统应当具备六个基本特征：动态平衡性、兼容性、高流动性、扁平化、冗余性和缓冲性^［24］。作为韧性理论在社区空间尺度上的运用，韧性社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韧性系统的特征相一致。

崔鹏等从自然灾害防治的视角出发，在吸收危机管理4R模型的基础上，指出韧性社区具有稳健性、冗余性、谋略性和及时性四个特征，其中稳健性强调社区遭遇风险时可以维持其正常功能，冗余性强调社区防灾资源的可替代性，谋略性强调社区关系网络机制运行的优化，及时性强调及时止损^［25］。唐巍等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韧性社区应当具备四个基本特征：（1）资源的多元性，这是指社区拥有构成复杂的资源与功能，可以有效克服干扰落实风险应对方案；（2）动员的广泛性，意味着社区可以通过议题号召，激发居民的归属感与荣誉感，实现社区与居民的有效互动与合作；（3）自我修复与适应性，意味着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社区风险应对的主体；（4）冗余性，指社区在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时可以通过要素替换或功能叠加的方式，触发在常态下不发挥作用的结构、机制等要素从而维持社区的正常运转^［26］。

此外，学者从更为广泛的突发事件风险治理的视角指出韧性社区在具备资源冗余性和自主能动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具备快速反应性或敏捷性，它强调社区能够依据风险事态的发展及时做出反应，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区对可能到来的风险具有高度敏感性；二是社区可以依据外部风险的变化随时做出相应调整^［9］。也有学者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从城市公共安全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强调韧性社区还应当包括网络性特征，它意味着社区内人、组织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多重、多样的复杂系统网络，这一网络实质上是韧性社区自主能动性、广泛动员性与资源冗余性、多样性形成的基础^［27］。王东杰等立足于社区应急管理，将韧性社区的特征抽象概括为三个方面：（1）整体性，强调社区风险治理是一种贯穿灾前预防、灾中应对、灾后重建的全周期治理过程；（2）内生性，它意味着对于社区内在价值的挖掘，强调社区主动、持续抵御外在干扰的能力；（3）共生性，这意味着社区风险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非一成不变^［28］。

可见，不同学科视角下的韧性社区具有以下共性特征：其一，强调社区系统的多元性，其主要表现为社区可利用资源的多样化、社区风险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等，强调构建开放、共享、合作的社区生态，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风险；其二，强调社区系统的自主性，主要表现为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应对风险冲击时可以不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命令进行自主的判断与决策，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来培育基层自治组织的主动适应能力与自我变革能力，通过夯实以信任、互惠与合作为核心的社区网络强化社区社会资本，调动居民的广泛参与；其三，强调社区系统的冗余性，不仅仅是一般应急物资的储备，更重要的是诸如信息基础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建设以及社区治理机构、机制、制度等的重叠，如多样化社区应急预案的建设。

三、我国韧性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社区韧性研究具有鲜明的场景导向特征，不同国家社区韧性既有不同的特点，也基于不同的结构^［29］。在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思路下，有必要理解我国社区韧性的实践路径。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为我国社区韧性建设提供思路借鉴更是当务之急。

1.社区韧性建设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对社区韧性研究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并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持久战中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推进，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对于社区韧性的定量评估体系研究；（2）讨论我国韧性社区的建构路径。

在评估体系研究方面，科学地评估社区韧性将有利于学者准确地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韧性社区的建设中，然而社区韧性评估体系的建构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国内学界对此探讨较少，尚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部分学者注重在借鉴国外社区韧性评估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探索适用于我国社区韧性的评估体系；部分学者则注重分析国外社区韧性评估体系的优势与劣势。钟开斌在总结归纳国际评价体系及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风险评价体系设计和运用的指导性原则，包括多方参与形成综合风险评估共同体、综合评估关注风险的连锁联动效应、以评促管建立结果运用和风险警示制度等，推动风险评估落到实处、用在实处，为社区韧性评估提供方法论的指引^［30］。

在建构路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以韧性社区所需要的能力为出发点，强调社区应当从基础设施、组织体系、制度设计、社区成员、技术运用等维度出发强化短板，从而提高社区的抵抗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进而提高社区的韧性。例如，颜德如提出加强社区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治理、重视数字技术价值、打破科层制的应急治理体系、培育社区应急文化建设韧性社区^［31］。部分学者以韧性社区建设的过程为出发点，主要关注韧性社区建设的一般过程逻辑，提出通过建立社区学习机制来获得社区能力韧性，强调社区内的主体学习能力^［17］。部分学者则强调韧性作為一种目标，主要关注社区居民防灾意识与目标的统合凝聚，如孙德峰等在总结国际社区韧性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设置KPI机制、将宏观的指标量化、以特定的数字体现、推进减灾计划，加强居民对减灾工作的理解^［32］。

2.社区韧性建设的中国实践

韧性概念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之后，我国自下而上地进行韧性社区的战略实践。最初的韧性社区建设以韧性城市建设的子项目形式存在，多数与国际组织相接轨，实行国内国外合作共建的模式。2010年，联合国减灾战略署首先发起“让城市更具韧性”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韧性城市建设的浪潮，我国的成都、西安等城市入选。在这一浪潮下，联合国减灾战略署相继出台一系列评价工具与行动方案，诸如LG-SAT、仙台行动框架、兵库行动框架，以指导韧性城市建设。随后，2013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世界知名工程咨询公司奥雅纳发起“100韧性城市”行动，四川德阳、浙江海盐、浙江义乌、湖北黄石四个城市入选；同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作为其战略合作伙伴，针对上述四个韧性城市发展战略的编制进行全程跟踪与技术指导，从经济与社会、健康与福祉、领导力与战略、基础设施与环境四个方面开展韧性城市与韧性社区建设的探索^［33］。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奥雅纳公司展开积极合作，以长辛店作为试点地区，从低碳生活的视角出发，着重建设社区资源循环利用系统，强调废物的管理、再生和降低碳排放，以期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33］。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让人们重新意识到社区的脆弱性，北京、上海等诸多城市开始更加重视韧性社区的建设。根据现有文献，武汉市和上海市的社区韧性建设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武汉市的社区以“韧性”为核心理念，形成以“多样制度供给、脆弱群体帮扶、社会力量参与、数字技术应用”为行动策略的韧性社区营建模式，从制度韧性、主体韧性、技术韧性等方面协同入手。其一，制度韧性建设。一方面，形成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物业公司、居委会、社区党委三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在进行高效的政治动员的同时赋予社区在风险治理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社区内部形成“小区-楼栋-居民”的微网格治理体系，发挥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居民的潜在自救意识。制度韧性的塑造有赖于自上而下的科层机制与自下而上的自发机制相结合，发挥1+1>2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强化社区的制度韧性。其二，主体韧性建设。武汉市社区倡导建立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广泛参与的长效治理网络，通过吸纳多样化的治理主体，发挥多样化的治理主体优势，提供多样化的内外资源保障与多样化服务。其三，技术韧性建设。武汉市社区搭建“大数据+网格化”的工作模式，依托网格员构建摸查信息数据库，采用“四色管理法”，精准识别脆弱性群体，因人而异，精准管理；同时，武汉市社区广泛运用微信、“微邻里”平台等开展应急科普宣传、远程心理咨询等活动，强化居民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居民应对灾害能力^［34］。

上海市社区韧性建设体现了四个方面的特征：（1）构建易感性分析矩阵，实现社区风险点的精准防控、精准治理。通过绘制社区的人口特征与地理空间分布图，精准按照返沪人员和老人、儿童等特征进行防控，有效地保护了疫情中的易感群体。（2）对志愿者组织充分赋权赋能。夯实社会网络是提升社区韧性的重要思路，在党建引领下，上海市某社区充分发挥志愿者组织作用，以志愿者组织的专业性投身到疫情防控当中，协助社区两委解决各类专业问题，有效分担了社区防控的治理成本。（3）充分的公共卫生应急准备行动。在之前SARS、H1N1等公共卫生事件中，上海市某社区就积累了社区层面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防控经验，因此在疫情之前，社区内部就经常开展公共卫生环境营造和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工作，在为公众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的同时，帮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起良好的健康习惯，从而在疫情来临时，公众能以正常的心态面对，避免了因恐慌造成的不适当健康行为。（4）针对不确定性的风险沟通。有效的风险沟通是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基本前提。由于疫情信息处于动态变化阶段，因此要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风险存在一定的专业性，在和公众沟通的过程中要以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将信息传递出去，其中，政府和专家的作用最为关键：政府负责及时发布信息，专家则负责将专业化的信息通俗易懂地向公众进行解读，帮助公众塑造正确的风险认知^［19］。

3.韧性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

我国在韧性社区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

其一，党建引领是韧性社区建设的根本遵循。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但在社区这一空间尺度上缺乏以公权力为依托的基层行政组织，通过严格的科层体制实现高效的社会动员也就缺乏必要的载体。社区党组织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延伸，作为基层风险治理的枢纽，是连接社区多元主体的沟通桥梁，可以实现社区多样化资源的有效吸纳与整合，实现高效的社会动员，因而推进社区风险治理的关键在于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一方面，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社区党组织中的个人以“交叉任职，双向进入”的形式嵌入到社区治理结构中，通过发挥组织内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社区各类主体与资源积极参与到社区风险治理中；另一方面，社区党组织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依托社区内多样化的平台，为居民、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等协商沟通提供场所与渠道，并通过社区议事规则等制度保障共识的达成。简言之，社区党组织的建设可以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社区风险治理效能，是实现社区风险秩序化应对、建设韧性社区的根本遵循。

其二，社会参与是韧性社区建设的关键力量。传统的刚性风险应对范式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弊端在风险社会日益显著，愈发彰显社会力量参与到风险治理中的必要性。与科层约束下的行政力量不同，社会力量具备以下三方面的优势：一是社会力量的专业化程度更高，社会力量的组成成员往往具备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所提供的服务通常更加专业；二是社会力量的灵活性更大，社会力量是由平等的、自愿的、相互独立的、具备不同关注焦点的人凝聚成的一种非正式力量，组织形态更加灵活，普遍具备扁平化特征，应变能力强大，可以更好地关注到社区风险治理的细微之处，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三是社会力量的动员性更强，社会力量根植于民间，可以更加方便而准确地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基本信息，因而社會力量可以依托其社交网络在其服务范围内实现更加广泛有效的社会动员。基于此，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有效补充社区风险治理资源，夯实社区风险治理的群众基础，强化社区社会关系网络，提高社区风险治理效能，推动韧性社区的建设。

其三，技术赋能是韧性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充分的信息是社区在面对风险冲击时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支撑，所以“技术赋能”包括但不仅限于技术方案本身的价值，它也蕴含着借助技术方案赋能、助力管理效率优化的制度性意义。其一，技术出场与社区在场的有效配合，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社区风险治理体系中的内嵌，实现数据的及时收集，满足社区敏捷化、智能化治理所要求的实时感知与回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在风险感知方面的效能。其二，通过对数据资源的高效集成、整合与利用，加强社区内人力、物力、财力的联动，打破社区时间空间的约束，形成社区内外风险治理的合力，使社区等主体对风险的判断更加精确，有助于最佳风险应对决策的形成。其三，通过建立社区层面上的技术培训与学习机制，提升社区多元风险治理主体的科学素养，从风险中学习风险治理的艺术，持续提高社区风险治理水平。

四、展望与启示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表明，伴随城市化的狂飙突进，环境的脆弱性风险远超人们的想象，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35］。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安全被置于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社区若具有足够的韧性，将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从“刚性”向“韧性”的社区风险治理范式的转换意味着社区风险治理结构的重塑、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和风险治理能力的强化，韧性社区的建设改变了传统风险治理单纯依靠行政机关等外部力量的局限，更加强调社区作为风险防治主体的地位，注重激发社区的内生动力，这对社区风险治理具有重大意义。社区是应对风险的基础防线，当社区暴露于某些风险之下时，便有机会学习如何调整规划以应对未来的类似危机。新冠疫情的冲击恰好创造出这样一个学习的机遇，推动社区韧性系统持续不断的建设和学界日益广泛的研究。简要来看，未来的研究应从如下方面着力。

其一，结合我国场景的基本特征，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社区韧性概念和设计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目前社区韧性的相关研究，韧性及其相关概念的多元理解是韧性社区研究中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韧性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是韧性社区研究与建设的出发点，其直接影响着对韧性社区基本特征的描述、对韧性社区评估指标的选择及对其权重的分配等内容。目前，学界对于相关概念的多元解读导致学者们彼此之间的研究范围较为悬殊。韧性社区的评估指标选择及其权重分配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科学论证。质言之，韧性社区应当具备的特征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但是如何将这种特征通过数据表达出来却是一个难点。当前，韧性社区评估指标的选择与权重分配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导致难以形成研究共识。同时，精确的量化评估有赖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但是既有的官方数据往往来自自下而上的汇报，其数据的信度与效度难以得到保障。因此，科学论证韧性社区的评估指标选择及其权重分配并探索高质量的数据收集方法将是未来韧性社区的重要研究方向。

其二，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区韧性研究。韧性社区的研究在国内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较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加强。总的来看，一方面，关于社区韧性的分析仍然聚焦于引介国外研究的阶段，一些对于我国社区韧性的讨论虽有起步之势，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社区韧性的实证研究还需要不断地挖掘新案例、新思路、新方法，并在案例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和推广性的理论框架，为提升基层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借鉴。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韧性社区建设的实践，并从中抽象出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议。此外，由于我国韧性社区建设与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理论引介与探索阶段，中国社区与西方社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所以西方的韧性社区理论难以直接“拿来”使用，韧性社区理论的本土化之路依旧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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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天笑］

引用格式：张力伟，赵仕杰.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韧性社区建设问题探析［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1）：5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