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理论主题

2023-06-28聂海杰黄会南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1期

聂海杰黄会南

摘要：《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世界观上开始克服旧哲学的局限性，初步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向。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向的实现方式，并未诉诸“纯粹理论批判”，而是采取了变革现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从抽象的“哲学王国”走入现实世界，对一个个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求解，锚定了自身哲思的理论主题。马克思对“旧世界”及其“旧制度”展开了犀利的唯物主义批判：通过新书报检查令的“虚伪自由主义”形式，揭露了其钳制人民自由的真实本质；通过剖析等级议会代表们的辩论内容，揭露了等级议会制度本身的根本局限；通过追溯法律条文的物质利益基础，揭露了普鲁士法律制度维护封建贵族利益的阶级属性。作为批判的积极成果，马克思将哲思提升到了探寻人民解放之道的高度：将报刊作为实现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理想的媒介，赋予它以反映和代表人民利益的价值意蕴；支持维护以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为内容的区乡制度改革运动，赋予法国大革命口号以“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的革命意蕴；确认民主制为真正反映现代国家本质的政治制度，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以全体公民的政治平等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制度。

关键词：《莱茵报》；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理论主题

中图分类号：B0-0；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3.01.00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3）01-0023-07

近年来，围绕着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世界观转向问题，诸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纵观学界研究成果，较少有学者立足于马克思对旧哲学世界观的前提批判，结合他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政论文的思想内容，深入探索这一时期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理论主题。在革命民主主义实践活动的推动下，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冲破旧哲学世界观的束缚，对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求解，确立了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新哲学世界观的理论主题。

一、从抽象的“哲学王国”走入现实世界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初步克服了旧哲学运思方式的束缚，断然拒斥了传统西方哲学家将哲学思考超然独立于现实世界即社会现实之外的形而上学幻象，特别是打破了唯心论者独断地将“超感性世界”视为哲学“领地”的世界观幻梦，将哲学的立足点从超验的“思想王国”转移到了现实世界。

1.马克思对旧哲学耽于玄思的局限性的洞察

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传统西方哲学，本质上都是研究“诸存在者（to on）作为诸存在者”的“形而上学”（μεταφυσικá）^［1^］。海德格尔据此认为，传统西方哲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者之为一般存在者的科学”，从世界观的维度将哲学家们建构的理论体系“叫做存在学（Ontosophie）或者存在论（Ontologie）”^［2^］。对于旧哲学世界观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在《萊茵报》时期已然深刻地意识到了，他明确地将旧哲学视为以某种“观念本体”为逻辑始基的理性形而上学。这些哲学家普遍将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以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去解释现实世界，由此掩盖了现实世界的客观实在性。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旧哲学的这一根本局限性，指出，“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3^］219。不同于西方哲学家们沉醉于抽象的理论玄思，马克思从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出发，将现实世界确立为哲学的诞生地，把哲学家看作“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³^］219-220。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马克思克服了旧哲学的根本局限，并深刻地把握住了哲学与现实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极力强调哲学对现实世界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明确认为，“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220。马克思这时的哲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已然呈现出实践唯物主义特质。马克思新哲学不同于旧哲学的鲜明特质已经有所展露了：哲学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世界进行各种抽象的解释，而是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去改造现实世界。

2.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科隆日报》的编辑海尔梅斯进行了论战。海尔梅斯指责《莱茵报》“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并发表重头文章，声称宗教的堕落引起了政治的堕落”^［4^］。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性，认为哲学的本性必然要求它能够在报纸上探讨宗教和政治问题，因为“真正的哲学”都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是对现实问题的回答，“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³^］220。马克思初步克服了旧哲学与现实世界二元分离的致命缺陷，极力要把哲学用于解决现实世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撰写的政论文章都是基于哲学的高度去思索和解答现实问题的，即要“从理论的高度或理性的视角对实践中的矛盾予以审视和求解”^［⁵^］。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根本变革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证实“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3^］376，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私人利益影响后，马克思提出了“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³^］378，以自由报刊为媒介把实际情况反映给当权者，从而实现对管理制度的彻底变革。由此，马克思踏出了其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第一步。马克思认为，哲学只有从彼岸的“思想王国”回到尘世的地面上去，才能对现实世界进行实际的改造。哲学一旦深入实际生活指导并改造现实世界，世界也就通过与哲学的连接成为合理的世界。这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以往的一切旧哲学根本不同，它已经突破了抽象的封闭的理论体系的束缚，以全新的“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人民的视野中。但哲学又不能够直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6^］。对此，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已经有所觉察，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求解，成为推动马克思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意识。

二、求解德国现实问题：批判德国封建专制制度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初步克服了旧哲学无法将哲学之思嵌入社会现实这一根本症结，牢牢将哲学扎根于社会现实之中，着力于对突出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哲学求解。基于将哲学建构成为关于现实世界的真理这一原则，马克思将一个个现实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在求解问题的过程中极力暴露世界的矛盾本质及其不合理性。

1.证实书报检查制度的虚伪性

书报检查令是当权者控制被统治者思想、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随着自由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德国民众纷纷要求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新书报检查令的“伪自由主义”特性，并对其固有的矛盾本质进行了深入的解剖。

首先，马克思剖析了书报检查制度的虚伪自由主义性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出版自由权益是德国人最为基本的政治权益，“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3^］134-135。早在1819年10月18日，普鲁士政府就已经颁布过一个旧的书报检查令，但为何又要在1841年重新发布书报检查令呢？这就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考察。1840年6月7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承王位之后拒绝立宪，主张维持家长式的君主专制，从而引起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不满，要求民主进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避免发生冲突，普鲁士政府迫于无奈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该项法令从表面上看是放宽了对书报检查的限制，以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們为之欢呼，认为这是国王赐予的“美好礼物”，但马克思并没有受到迷惑，而是识破了这一法令的真面目。

其次，马克思透过检查令的伪善辞令揭露了其用虚伪自由主义手法蒙蔽人民的反动本质。马克思认为，新检查令固有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充分暴露了其根本症结。检查令规定由书报检查官完全掌握审查权，但无法保证这些检查官是否具备正派可靠的品质，对于十分关键的这一点，检查令却刻意地回避掉了。这样一来，关于书报检查的评判标准就无法保证客观和公正，就会受到书报检查官主观意志的干扰和影响。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书报检查令从前提上缺失了公正客观的评判标准，在实践中必然地会对新闻自由带来巨大的危害。马克思深刻分析了书报检查制度对自由的抹杀。按照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进行创作的人将完全没有自由和个性可言，人人都只能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写作，即只能是完全迎合封建专制统治的作品。在这样的高压强权之下，“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3^］111。然而，“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不能只有一种存在形式”^［⁷^］88。马克思由此深刻地揭穿了普鲁士政府假民主、真专制的本来面目，其所颁布的新书报检查法令不过是欺骗人民的一种专制手段，不过是为了达到稳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2.否定议会等级代表的合理性

1823年，普鲁士政府成立了负责对政府提交的法案和提案发表意见的各省等级议会。然而，议会代表选举的标准不是德才兼备而是财产多寡。如此一来，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占据少数的贵族等特权阶级就攫取了省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而大部分贫困农民却被排除到了议会之外。议会代表的这种确立方式，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政府政策和决议的制定会偏向贵族阶级。

马克思强烈批判了等级议会的不合理性。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3^］146，并表示“它是旧时代的瓦解过程的产物，却被强加给当今时代”^［⁸^］。这是因为，议员代表的身份所彰显的是等级的差别，议员们在议会上发出的声音，他们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发表的意见，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自己所从属的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在封建社会中成了等级特权，参与辩论的诸侯等级、骑士等级出于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而阻止新闻出版自由^［⁹^］。马克思自觉地摒弃了这种站在私有者立场上看待问题的方式，截然相反地站在了德国底层人民这一边。他将报刊比作广大人民群众发表观点和捍卫权利的“喉舌”，由此将维护新闻出版自由与人民权益内在联系起来。马克思还“分析了不同政党对待出版自由问题的态度，指出从对立的社会利益怎样会产生出不同的意见，以及为什么在省议会里没有一个出版自由的真正保卫者”^［10^］325。在马克思看来，议会是各省的代表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宪法选出具有普遍智慧的等级代表去维护大众的普遍自由，而骑士等级“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³^］163，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就是有害的思想。这无疑是在凭靠辩论肆无忌惮地维护等级特权，怎样有利于本阶级的利益就怎样做。这样一来，本应代表人民利益的议会却成了这些特权阶级的私人工具。因此，马克思指出，“等级会议有一个扩展其活动特权的省，而省却没有一个它可以用来进行活动的等级会议”^［3^］157，而这些特权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实际上是包含着阶级属性的自由，他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用尽全力地保全本阶级所谓的“自由”，完全抹杀了人民大众最普遍的自由。透过这些犀利而又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这场辩论实质上是马克思代表人民大众的出版自由观同封建专制下私人利益制度的真正交锋，这样的革命民主活动为马克思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3.剖析物质利益和法律的关系

起初，马克思坚持的是和青年黑格尔派几乎一样的政治立场。在《莱茵报》时期的最初阶段，在马克思刚刚开始撰写政论文章时，他也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深受黑格尔国家观的影响。马克思追随黑格尔，“把国家看成道德理性的最高实现，是调节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他深信，社会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赖于国家和法律所实行的改革”^［7^］96。但自从担任《莱茵报》主编并遭遇了林木盗窃法案之后，马克思开始觉察到黑格尔国家观的固有局限。他在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刻哲学求解的过程中发现，普鲁士的实际情况与黑格尔的设想恰恰相反。当权政府与特权阶级狼狈为奸，国家法律的制定在他们的非法干预下由特权阶级的物质利益所决定，这样的法律实则是贵族享有的特权和对贫苦农民的压迫。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普鲁士法律制度的阶级属性及其对贫困阶级利益的剥夺。

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两极分化也不断加剧。为了维持生计，贫苦民众不得不去山上捡拾枯枝，根据“习惯法”，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行为，但林木所有者却指控其盗窃，并要求普鲁士政府对“盗窃者”做出法律的制裁。德皇威廉四世为了保护特权者的私人利益，谎称1821年6月颁布的林木法律已是隔年皇历，再次拟定了一份完全倾向于林木所有者的法律提交给了议会，贵族特权阶级占大多数的议会则欣然接受了新的法律草案。1842年秋，新法即将颁布的消息在普鲁士不胫而走，这个对于广大贫苦人民而言的坏消息，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倍感不安。马克思十分反对德国政府无视底层人民利益的做法，极力要为几乎要沦落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劳苦大众争取“习惯权利”。正是基于这样的悲天悯人的价值情懷，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对官方的“专制逻辑”给予了严厉的批驳。他对捡拾树木和盗窃林木这两种行为的差别做了明确的界定，认为捡拾枯枝的行为并不构成盗窃，“枯木与林木所有者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或人为的联系，这就是枯木的‘事物的法的本质，因此枯木并不是林木所有者的财产”^［11^］。除非有人在使用工具的情况下暴力砍伐尚且有生命力的树木时才会被认定为盗窃行为。代表私有者利益的议会代表们粗暴地混淆了这两种行为。更过分的是，他们建议对农民捡拾枯枝惩罚的程度居然比盗窃还要重。对于这种罔顾事实且别有用心的做法，马克思极为愤慨。他认为，如果不考虑现实的差异而把全部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混为一谈，那么在占有自己私有财产的同时也就排除了别人占有的可能性，这样的结果就是任何人对财产的占有都同时是对他人财产的侵占。然而，“一旦问题涉及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时，省议会就承认这些差别了”^［3^］246。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这种对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双重标准，无疑暴露了莱茵省等级议会的阶级性及其固有局限。这个声称是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政治机构，实则是维护私有者利益的专制机构；它毫不顾忌无产者的正当权利，它所颁布的法律条例本质上是有产者利益的反映。

三、为贫苦阶级谋取权利：探寻人民解放之道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哲学批判有其确定性的价值追求。马克思进行批判的宗旨不是为了维护有产者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无产者的利益；这一批判已然呈现出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的共产主义性质。

1.希冀反映人民利益的自由报刊

对于当时的德国社会而言，报刊不仅是资产者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政治权利的重要工具。正是如此，马克思深刻地将“自由报刊”视为“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3^］179，明确地将报刊作为为人民代言、为劳苦大众博取利益的重要阵地。但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却深层地禁锢着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特别是书报检查令极大限制了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深刻揭露了普鲁士政府抹杀作者自由意志的做法，抨击了其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维护封建贵族阶级利益的行径。马克思将这一宗旨贯彻到了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问题的分析中。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追溯了问题的症结，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3^］376。一方面，因为管理机构本身带有官僚本质的色彩，所以它根本不可能反躬自省，决不会将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官僚制度本身，而是将之归结为自然原因和葡萄种植者个人的主观原因。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认为，决不能将摩泽尔河流域农民贫困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在的偶然因素，而是必须从必然性维度对问题进行深度追溯。他尤其认为，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忽视各种关系之间的客观关系，因为这种客观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3^］363。另一方面，葡萄种植者们在做判断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个人私欲的影响，也不能保证判断的真实性。如果为了维护私人利益而背离管理原则，那就违反了法的普遍性原则。这样做，不仅会损害大众的正当利益，更有悖于政府机构维护人民利益的公共性。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一矛盾呢？马克思将问题的答案诉诸“自由报刊”。他认为，“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也就是既有“公民头脑”又有“市民胸怀”的自由报刊^［3^］378。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报刊是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矛盾的中介和渠道。理由在于，自由报刊不仅内蕴着理性主义的自由精神，还有公民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能够以此为中介进行对等交流，这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较大的舆论影响，因而使得社会公众密切关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问题，并引导人们去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痼疾。显而易见，马克思赋予了报刊以革命民主主义意蕴，将之作为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理想的媒介，并将之作为反映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平台和载体。

2.支持区乡政治制度改革运动

自17世纪末开始，德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波及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德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12^］7，法国大革命产生的社会变革效应“破坏了旧德意志帝国，动摇了它的封建体制，并且使革命思想进入了德国。这就使得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部分都分成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自由民主派，这个派别也和在法国一样，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意向和人民意识的觉醒；一个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派”^［10^］6。拿破仑战争则直接改变了德国的疆域格局和行政区域划分。作为战败国，德国不得不割地给法国，“根据1801年《吕内维也和约》，德皇不仅确认将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第六款），而且允诺那些因此丧失领地或丧失部分领地的受损帝国阶层在莱茵河东岸地区获得补偿”^［12^］349。当法国后来将莱茵河东岸地区归还给德国时，该地区确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生活和人民意识之中。在这种历史情势下，普鲁士政府却开历史倒车，企图利用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机会，废除原来的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在法律上权利平等的制度。政府的这一倒行逆施，必然招致人民的反抗，引发了一场以维护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为内容的区乡制度改革运动。这实则是一场资产者和劳动人民共同反对反动当局的政治斗争。马克思积极地投身于这场政治斗争，坚定地和人民一道成了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对者。在《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和《〈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中，马克思坚决维护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进步原则，深刻地赋予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以新的革命意蕴：“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3^］313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自觉地基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立场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对表征政治权利的“平等”范畴给予了十分具体的考察。他丝毫不回避“《莱茵报》提出了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口号”^［³^］312这个事实，驳斥了作为政府应声虫的《科隆日报》抹煞这一革命口号所内蕴的“各种权利的平等”的“共产主义梦想”的行径。马克思甚至将矛头对准了反动当局。立足于“在莱茵省，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并没有分开”^［3^］314、二者已然发生了民主化变革的客观事实，普鲁士政府妄图以颁布法令的形式改变现实，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做法，其所达到的结果只能是对自身的否定。

3.探索代表人民权利的政治制度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德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权利的意识也逐渐萌发，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和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需求也愈发强烈。然而，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并未立即就传导到上层建筑层面。德国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受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政府依旧是地主和贵族对社会进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法律也依旧是地主和贵族维护自身私利的工具。面对这样独特的德国现实，“马克思认定哲学和革命政治的结合、哲学的革命化和对革命政治的哲学论证是通向真理的道路”^［13^］。马克思坚定地站在了底层穷苦人民这一边，下定决心要“为生民立命”，以《莱茵报》为战场、以笔为刀枪，猛烈批判德国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并积极地探索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新型政治制度。一方面，马克思对封建的等级代表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借用黑格尔的“精神的动物王国”^［¹⁴^］这一范畴，直指其还隶属于“不自由的历史时期”的本质规定；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和《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中，马克思对构成普鲁士政治制度基础并导致贵族政治统治的等级制原则给予了十分犀利的批判，揭示了其作为压迫人民的、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旧制度的根本局限。另一方面，马克思展现出了必须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旨趣。在《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中，马克思更为明确地强调指出，“真正的自由主义今后的任务”，应该是积极“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3^］306。究其实质，“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国家是民主制”^［¹⁵^］，实则是提出了要建立一种新型的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民主制度，即“以全体公民的政治平等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制”^［³^］1029。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然展露出“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¹⁶^］的彻底的革命诉求。

四、结语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世界观层面开始突破舊哲学的束缚，展现出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变革意蕴。马克思实现这一世界观转向，不是诉诸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具体地展现为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通过对一个个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哲学求解，马克思将哲学锻造成了“消灭旧世界”的锐利武器，并赋予其以“建立新世界”的共产主义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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