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 陈柯 韩清

摘 要：本文运用详细的海关数据构建了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国外需求指标，并进一步按目的国类型与贸易方式细分，研究了国外需求与中国出口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总体上，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显著抑制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外需求与出口企业创新的关系在不同要素密集度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中表现各有不同。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中，加工贸易是抑制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在一般贸易方式下，来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引致创新”效应依然有效，体现为，发达国家的需求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偏向于过程创新，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偏向于产品创新。本文为中国当前的双循环发展战略调整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国外需求；加工贸易；一般贸易；过程创新；产品创新

一、引 言

制造业出口导向型战略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阶段性手段。战后亚洲地区后发工业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多次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浪潮，其中日、韩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更进一步完成了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出口需求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因素。同时，出口经济在中国吸收国外知识溢出及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方面也产生积极效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创新驱动发展，在2021 年12 月1 日发布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特别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将创新作为引领外贸发展的第一动力”。

从理论层面，根据施穆克勒的“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出口企业拥有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更大的市场意味着更大的需求，更大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企业通过创新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同时，只有当市场上存在足够规模的具有支付能力与消费意愿的高收入群体时，企业的创新投入才能通过市场交易最终转化为创新收益，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康志勇和张杰，2008）。

但对大多数后发工业国家来说，由于国内不存在足够规模的有效需求，因而也难以自发产生“需求引致创新”的内生增长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工业国家无法形成创新与激励的良性循环，只能选择低成本竞争策略参与出口贸易，“低端俘获”是其必然面临的难题（刘志彪和张杰，2007）。中国出口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表现印证了上述观点。

在改革开放早期，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中国出口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均已发生深刻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比重逐渐超过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并占据主导地位，一般贸易占比__超过加工贸易展示了强大的外贸自主发展能力。特别地，随着“一带一路”与“RCEP”的发展推进金砖国家与东盟等新兴市场十分活跃。中国对外出口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与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两者并存的特征。

在此背景下，出口市场内部是否也存在着与内销市场、出口市场相似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即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与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异质性？本文在Mayer 等（2021）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出口企业的“需求引致创新”问题，通过将中国出国需求市场划分为发展中国家需求市场与发达国家需求市场，以确定出口市场需求对中国企业创新影响效应的结构异质性。在两类出口需求市场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s）与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s）出发，构造了度量企业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指标，深入讨論两类出口需求市场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两种创新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深入解释中国的“低端锁定”以及实现产业升级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一）以往文献在分析出口企业面临的外部需求时并未区分来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种需求，如钟腾龙和余淼杰（2020）。本文借鉴Mayer 等（2021）的计算框架构建了外生的国外需求指标，并进一步区分了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二）加工贸易是阻碍中国产业链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文献在分析时往往选择企业层面进行贸易方式的划分。然而实际上中国单纯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较少，既做加工又做一般贸易的混合型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类企业的行为既有加工贸易的特征又有一般贸易类型企业的特征。本文在按常规企业分组进行回归后，进一步在企业的产品出口层面单独分析了一般贸易类产品的出口特征，尽可能在保留有效数据的同时充分挖掘企业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的创新特征。

二、理论分析及假说提出

目前，“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探讨企业创新问题的理论共识，出口市场需求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Krugman，1980；Aghion 等，2018）。“需求引致创新”理论的一个基础观点是消费者异质性塑造企业的比较优势（Priem 等，2012）。消费市场上普遍存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两种消费者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并不相同（Foellmi 和Zweimuller，2006）。学术界普遍认为，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更高，更愿意为高质量商品买单。因此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企业的生产水平也更高，当发达国家需求增加时，出口企业将生产更高质量商品，同时倒逼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发达国家市场（Verhoogen，2008）。出口高质量高价格的商品是出口国成功开拓海外市场、提高市场份额的有效途径（Khandelwal，2010）。因此，发达国家的需求可以帮助出口国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针对葡萄牙（Bastos 和Silva，2010）、法国（Aghion 等，2018）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李兵等（2016）、谢建国和丁蕾（2018）针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分析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对于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出口中学习”效应。国际学者普遍认为后发工业国家的出口企业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产品设计以及提高生产工艺的技术支持等，这种“出口中学习”的效应能提高后发工业国家的出口企业生产率（Gereffi 等，2005）。另一种观点认为出口企业面临的国际市场需求扩张所引起的市场竞争效应是促进企业提升生产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为Aghion 等（2005）提出的逃避竞争效应，他们认为在同水平的行业中，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同水平的企业想要获得额外的利润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就会鼓励他们不断创新以避免与同水平企业的竞争，并在本行业内领先其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垄断利润。Aghion 等（2018）、王聪和李晓庆（2021）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

但这种理论忽略了一个事实：由于后发工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的存在，后发工业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以低技术商品为主（Young，1991）。实际上，一方面，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高附加值产业一般由科技水平居世界前沿的国家或地区所主导。因此，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与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异质性需要重新考虑。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主要集中在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出口上（张杰等，2013）。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壁垒方面除了关税壁垒外，还存在大量非关税的隐形壁垒。在实践中，发达国家（地区）经常通过制定复杂、苛刻、多变的TBT 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限制其它国家（地区）的产品进入其市场。这种隐形的贸易壁垒与技术封锁会阻止与创新相关的要素资源在国际市场中的自由流动（鲍晓华和严晓杰，2014）。Diem 等（2020）针对越南制造业的实证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向发达国家出口可以提高企业生产力。后发工业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口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腾飞的发展模式只适用于诸如条件特殊的韩国（Lucas，1993）。陈勇兵等（2012）分析了1995 年至2004 年中国对欧盟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结果显示在此期间中出口商品质量。李坤望等（2014）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张杰和郑文平（2017）在分析产品出口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时发现，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对中国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效应尚不明确。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出口贸易企业以单纯的贴牌加工生产为主，这种低技术的出口模式使得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容易受制于大品牌商，因而其自主创新的动力较弱。在入世早期，中国对外贸易有50%左右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两头在外”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李春顶和尹翔硕，2009）、出口与内需结构背离（易先忠等，2017）等反常现象，不利于中国企业 “出口学习效应”的发挥（李兵等，2016）。因此，加工贸易被认为是中国出口企业“低端锁定”的主要原因。在2001 年至2019 年间，加工贸易在中国进出口中的占比由50%左右降至30%以下，一般贸易占比逐渐升高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现有研究表明，以一般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是中国出口企业获取国外知识溢出的有效途径（耿晔强和郑超群，2018）。一般贸易企业会积极调整企业的资源配置，通过中间品进口或出口市场的规模效应实现技术进步。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进口与产品出口可以通过“进口中学习”或“出口中学习”效应，实现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张杰和郑文平，2017）。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变也被认为是中国外贸实现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方式。李兵等（2016）注意到一般贸易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在创新效应方面表现出了相反的特征，表现为出口对一般贸易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抑制作用。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始终面临着由加工贸易带来的“低端锁定”风险（李春顶和尹翔硕，2009）。

企业创新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Adner 和Levinthal（2001）认为，过程创新即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得单位产出的生产成本降低或生产率的提高，结果是企业能够提供的商品数量得以扩大；产品创新则主要表现为对新产品的研发生产活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程创新往往先于产品创新（Jaimovich，2021）。创新是企业逐利的结果。过程创新可以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特别对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过程创新是其出口企业创新的主要体现，也是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过程创新并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更愿意为高质量商品买单，这时过程创新的边际收益逐渐消__失，产品创新能实现更高加成。因此，当发展中国家过了过程创新红利期之后，要想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产品创新。中国出口企业不管是科技含量还是品牌知名度均与世界前沿水平有较大差距，低成本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低价竞争成为中国出口企业的主要竞争策略（Jaumandreu和Yin，2017）。Shin 等（2016）分析知识產权保护制度与创新的关系时指出，当后发工业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追赶时，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创新。对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给模仿创新者留下了较大的过程创新空间。李捷瑜等（2018）利用美国专利授权统计数据发现，在创新活动方面，新兴国家是以过程创新为主，而发达国家则是以产品创新为主。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后发工业国家最成功的出口商往往在引进先进技术与产品方面并不积极，尽管他们有最好的获取途径（Navas-Aleman，2011）。实际上，“出口中学习”通常要求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以及接近或达到客户要求的技术水平（Smith，2014），但这些后发工业国家出口企业往往不具备。企业出口的目的国与本国的特征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效应。生活水平的差异、技术差距、文化差异等会妨碍企业的沟通学习，抑制知识转移过程，这使得企业很难从差异较大的目的市场获得知识溢出（Lane 和Lubatkin，1998），对后发工业国家尤其如此。相比之下，向具有相似特征的市场出口往往更具吸引力。在国际市场中，后发工业国家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学者们发现这些企业更倾向于向市场环境相似的目的国出口，因为他们“在穷国的经营比在富国的经营更加容易”（Cuervo 和Genc，2008）。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会抑制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其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加工贸易。在一般贸易方式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引致创新效应依然有效，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一般贸易需求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过程创新方面，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贸易需求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产品创新方面。。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有四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以及CEPII-BACI 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中国统计局调查得到，包括来自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的多个变量，并提供了关于企业代码、所有制、出口额、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总额和中间投入等方面的详细信息。由于各种原因，该数据存在一定的样本缺失、变量异常、测量误差等问题（聂辉华等，2012）。本文删除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数据：（1）企业代码缺失；（2）总销售额、就业人数、固定资产、中间产品价值、应付工资任一项非正值；（3）出口交货值为负；（4）就业人数小于10 人；（5）开业月份不在1-12 之间；（6）不遵循一般会计准则①。中国海关数据库以美元计价，记载了通关企业每月的进出口交易信息，包括企业名称、进出口产品的8 位HS 编码、进出口数量、价值、目的地（来源地）、贸易方式和交通运输方式等。为便于与CEPII-BACI 数据库匹配，本文将月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将HS8 产品层面加总为HS6 位码产品层面，并剔除贸易状态为进口以及目的地（来源地）为中国的样本。

中国专利申请数据库统计了专利申请编号、申请企业、申请时间、专利类型、专利描述等内容。本文选取三种专利申请数之和作为企业创新水平衡量指标。

CEPII-BACI 数据库由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统计，包含了自1995 年以来世界各国之间在HS6位码产品层面上的贸易量和贸易额，本文通过该数据库计算国外需求指标。本文对四个数据库进行了匹配。首先，参考余淼杰（2011）的研究方法，本文按照企业名称和邮编-电话号码后7 使用两步匹配法实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之间的匹配。随后以年份-HS6 位码-出口国为媒介，实现了CEPII-BACI 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最后参照He 等（2018）的研究，依据企业名称完成了中国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

最后，本文形成了2001 年至2012 年非平衡面板數据①。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以专利衡量出口企业创新产出，在考虑了各类可能影响创新产出的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系数显著为负，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系数不显著。该结果在引入年份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仍然稳健。这表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与张杰和郑文平（2017）的结论相符。

从各控制变量的表现来看，出口企业成立时间的系数在第（4）列中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了出口企业的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后，随着出口企业成立时间的增加，企业组织更加制度化，高层人员可能形成思想惰性，从而影响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来看，出口企业就业人数越多，资产规模越大，产值规模越大，则出口企业的创新成果越多。这与冯根福等（2021）的研究结论一致。

（三）企业异质性分析

本文现在考察出口企业所属行业异质性与出口企业所有制类型异质性的影响。

首先，本文参考鲁桐和党印（2014）的处理方法，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将所有样本行业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种类型，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4 第（1）-（3）列。

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对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发达国家市场上中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品没有明显的质量竞争优势，价格竞争往往是中国出口企业面对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时的主要特征。由于中国出口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存在较大差距，激烈的价格竞争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效应表现为抑制作用。

对于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而言，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是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动力，与之相对，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体现为抑制作用；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对两类出口企业创新能力均无显著影响。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是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承接了发达国家的相应产业缺口而发展起来的，因而也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如钢铁、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而言，中国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高技术人力资本较劳动密集型更高，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注重企业的研发和创新。市场规模扩大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当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市场需求扩大时，中国出口企业往往有较好的人力基础与动力进行创新活动。中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加工贸易的方式为跨国公司贴牌加工，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以满足跨国公司对产品设计、规格、质量等特殊要求为目的。发达国家最终端的控制并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

接下来，本文按所有制类型将出口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 第（4）-（6）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对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无影响；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对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创新无影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来源是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

（四）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分析

本文首先按照贸易方式将出口企业分为两类：一般贸易型企业，这类企业仅从事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型企业，这类企业参与了加工贸易出口。对这两类出口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5 第（1）-（2）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需求对中国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对一般贸易型企业的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对两类企业的创新无显著影响。这从侧面证实了加工贸易是中国出口“低端锁定”以及“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与李春顶和尹翔硕（2009）的结论相符。

考虑到中国参与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中大部分也参与了一般贸易出口，这些企业的创新行为同时受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在产品层面根据贸易方式对企业的国外需求进行划分，得到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下的国外需求代理变量。计算过程如下：

相比于过程创新，产品创新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开拓、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李胜旗和徐卫章，2015）。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国外一般贸易需求与中国出口企业的新产品出口以及新市场开拓的关系。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了企业的新产品销售额，本文取新产品销售额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第（4）列。同时，本文利用海关出口数据构造了企业新产品-市场数量和新产品-市场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新产品定义为企业在年没有出口而在之后的某一年有出口的产品，新产品-市场定义为企业在年出口的“产品-国家”组合之外的新的出口“产品-国家”组合。本文选取两个变量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6 第（5）-（6）列。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贸易需求比发达国家的一般贸易需求更能促进中国出口企业的新产品生产以及新产品-市场的开拓。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一般商品需求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偏向于生产过程创新，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商品需求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则偏向于产品创新。结论再次印证了假说。

五、結论与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出口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Mayer等（2021）的方法测算了企业层面的外生需求变量，重新探讨了国外需求市场与出口企业创新的问题。本文发现，出口市场需求对出口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结构异质性。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出口企业的创新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则对出口企业创新无影响。本文在产品层面区分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需求指标，研究发现：对加工贸易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对出口企业创新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对一般贸易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需求对出口企业的创新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在一般贸易方式下，发达国家的需求会降低企业的出口商品价格并提高出口规模，促进中国出口企业的过程创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会提高企业的出口商品价格并提高出口规模，促进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

出口企业的创新是中国出口产品实现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以及产业升级的关键。本文基于企业出口数据深入研究了外部需求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为中国外贸创新发展提供了如下两方面参考。首先，加快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变十分重要。以发达国家的需求为基础的加工出口贸易方式是我国陷入“低端锁定”的主要原因。做大做强中国一般贸易有助于加快技术创新。其次，推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有助于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创新型发展。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以及RCEP 等贸易协定的签署执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中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期间要更加重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商品出口。政府在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时，应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种市场的影响差异，在国际双边贸易中扬长避短，更好实现国际大循环对中国产业的创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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