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秀华的“叛逆”与“强大”

2023-06-28李秋兰

美与时代·下 2023年5期

摘要：2014年，因为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被贴上“脑瘫诗人”标签的女诗人余秀华横空出世，走红网络，她的走红引发了学界对新诗的讨论，她的诗歌也备受争议。从女性视域窥探余秀华的诗歌及余秀华本人的婚恋观，都可见其对传统女性观念的“叛逆”，她具有“强大”的女性精神力量，真正具备现代女性意识。余秀华的“叛逆”与“强大”则聚焦余秀华底层女诗人的身份，从性别视角窥探女诗人余秀华及其诗歌创作，论述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下余秀华诗歌独特的底层女性话语书写，探索余秀华诗歌及其女性意识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下的新质。

关键词：余秀华；底层女性；叛逆；强大；女性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余秀华诗歌研究”（2022XKT1273）研究成果。

《诗刊》编辑刘年说：“诗歌是人间的药。”对于余秀华，诗歌是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里那根支撑她的拐杖。诗歌是超阶级和超性别的，诗人却有阶级和性别，“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一标签是新媒体时代炒作和自媒体获取点击量的结果，这让余秀华在网络上走红，热度不减，余秀华的疾病也成为网友的热门话题。学界关于余秀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她通过网络成名呈现出的“文学事件化”特点和新世纪新媒体时代下新诗发展的前景，以及她诗歌当中的“性别、阶层、残疾”三重叙事和诗歌中女性的“身体意识”，等等。2015年余秀华研究出现白热化，成为文学研究热点，在2016年大幅度减少，此后的余秀华研究基本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无独有偶，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学界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正如其他论者所述，这无疑是“文学事件化”的典型特征。同时具备残障、农民、女性、诗人多重身份的余秀华在表现女性生存境遇以及新诗在新时代下发展等多个层面，尤其是作为女性，还是底层女性，成名之后跻身知识分子环境中的身份转换的多义性和复杂性都亟待深入研究。“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有着不容忽视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大面积地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一脉一直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的乡土经验，从而提示乡村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村/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从而呈现女性经验的多元复数形态。”[1]本文从余秀华的女性这一身份出发，结合她的底层生活经历转变和女性诗歌书写，对余秀华进行个案研究。

一、诗歌传统的“叛逆”

“若是没有女人，一大半的诗——一大半最宝贵的诗，不会产生了。”[2]9诗人沈睿把余秀华称为“女知识分子”，是和她（大学教授）一样的文字工作者。余秀华却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农妇，没有办法完全摆脱农村妇女的劣根性。不可否认，余秀华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女诗人，目前为止出版了三本诗集：2015年的《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2016年的《我们爱过又忘记》。她在《月光落在左手上》的“跋”中写道：“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我选择诗歌。因为我是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它要我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所以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3]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中，余秀华坐在横店村家门口的小院子，一张小矮木椅、小方桌，简陋的書写环境，桌上叠着几本书，一台手提电脑，此外桌上已无法容纳别的东西，摇摇晃晃的她颤抖地按着键盘，书写她的诗歌。出版的三本诗集中书写的主要是横店村日常的生活：“天亮了，被子还是冷的/窗外的鸟鸣湿漉漉的，一棵香樟树里起伏的潮汐/也是冷的/天色多阴暗/春天递过来第一个刺骨的词/跟随人群往大海里走，我把绝望包裹的很紧”①（《天亮了》）、“阳光照着屋檐，照着白杨树/和白杨树的第二个枝丫上的灰喜鹊/照着它腹部炫目的白/我坐在一个门墩/猫坐在另一个门墩，打瞌睡/它的头一会儿歪向这边/一会儿歪向那边/阳光从我们中间踏进堂屋/摆钟以微不足道的声音/摆动”（《感谢》）；对病痛的哀叹：“提竹篮过田沟的时候，我摔了下去/一篮草也摔了下去/当然，一把镰刀也摔下去了/鞋子挂在了荆棘上/……我摔在田沟里的时候想起这些，睁开眼睛/云白得浩浩荡荡”（《下午摔了一跤》）、“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对爱情的向往：“我将站在汉江之堤上给你写这首诗/如果有风，我就用风/如果涨潮，我就用水/如果夜色太沉/我就只用一个手势吧/如同你曾经轻轻地招手/我便押上了自己的一生”（《写一首诗给你》）、“因为你在远方挥动手的样子/如同一道命令叫万物生长”（《我喜欢这黄昏》）。从余秀华被大众所知开始，她的诗歌就备受诗坛争议。《诗刊》编辑刘年是余秀华的伯乐，他偶然在博客中发现了余秀华的诗歌，他说：“这是我看到的七零后女诗人中写的最好的之一。”[4]181诗人沈睿偶然在微信公众号读到余秀华的诗歌，把她比作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香港作家廖伟棠说很多自称为诗人的都算不上诗人，余秀华是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此外，也有人认为余秀华的诗歌乏善可陈。诗人沈浩波说余秀华的诗“无论是从其诗歌的整体水平看，还是审视其中的局部的语言、内在情感与精神，都没有太多可观之处”[5]，诗人食指针对余秀华“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聊聊天，看看书，打打炮”的言论在采访中对她进行批评：“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和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通通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食指将矛头指向余秀华诗歌中个人的生活和情感，认定诗人是有门槛的，真正的诗人是心系祖国、民族和人类的福祉的，对余秀华诗歌以及余秀华本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诗坛和学界对余秀华诗歌的热议声中，关于新诗的讨论也如火如荼地进行。新诗从诞生至今，从胡适的《尝试集》到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歌，发展到今天，“算起来，新诗也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让人有些伤感的是，在不少人心里，它的‘合法性仍是个问题”[6]。当代文学史上，诗歌经常是处在边缘地位，诗歌中的女性书写同样也是诗歌这一文体中的边缘地位，从朦胧诗派的舒婷、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到今天，余秀华诗歌中的女性书写都是颠覆性的。其他论者已经对余秀华诗歌中的身体意识有较多的系统论述，在此不作赘述。《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余秀华的成名诗，这首诗歌最初在《诗刊》上发表，在网上获得了巨大的点击量，引起了诗届的轰动。“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还有2020年8月18日余秀华发在微博上的“走吧，我们去后山大干一场，把一个春天的花朵都羞掉”（《或许不关于爱情的》）。因此余秀华的诗歌被贴上“荡妇体”的标签。记者许研敏问余秀华本人生活上的性观念是否与诗歌中表达的性观念一致，余秀华对此表示否认。她说：“在生活中我是很检点的。贞洁是只睡自己爱的人。”从这个角度看，白色经常作为意象出现在余秀华的诗歌当中便是她对女性贞节观独特的理解。“白”在这三本诗集中出现了208次，“我这么白的时候，他来过/那时候他痴迷于迷路/把另外村子的女子当成我/他预感不到危险/因为这倒过来的深渊”（《雪下到黄昏就停了》）、“色彩的汇聚里，你把白放在最前面”（《在秋天》）、“白，不是一种色彩/而是一种姿态”（《栀子花开》），不一而足。微博上有人诋毁余秀华，说其写的都是“小黄诗”，说这话的人，一定是全然没有了解余秀华诗歌的。还有的网友说：“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出名的诗人，一个母亲，能不能给人们做个榜样，不瞅裤裆，不写裤裆那些事。就是写也不能用动物裸体行为那种直白的话，那不是诗歌是兽欲。”这样的评价是很表面和肤浅的，正如余秀华自己说的那样，她还有很多很好的诗歌，可是人们往往只盯着她那几首所谓的“小黄诗”。余秀华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看的书很杂，什么书都看，但是读现代诗比较少，她最喜欢的诗人有雷平阳、海子，喜欢的作家有加缪、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小波、张爱玲等。在与香港作家廖伟棠的对话中，她提及雷平阳诗歌当中她喜欢那些很有哲思的部分，这在她的诗歌当中同样大放异彩，“一声汽笛必然会响起/很多人举起手臂，无人可送”（《五月之末》）、“雨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声响/没有谁消失得比谁快/没有谁到来得比谁完整/没有谁在雨里，没有谁不在雨里”（《雨落在窗外》）。新媒体时代余秀华诗歌的出场，使得新诗得以凭借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以及网页推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广泛传播，新诗在自媒体时代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和青睐，这让百年新诗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刘年在认定余秀华一定会在中国诗坛大红特红时说到：“我知道，这个诗坛最缺少什么。这个时代，缺少什么。而她正是补这个缺的人。”[4]181余秀华诗歌中的欲望书写被网友们诟病，根源于这个时代乃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由来几千年的禁欲思想，这种思想的禁锢对男性较为宽松，对女性则十分严苛。试想，如果是一个男诗人在诗歌当中随意地书写男人的性欲和性幻想，人们会对此见怪不怪，反之女诗人倘若在诗歌当中大肆书写性爱和欲望则将面临连绵不绝的道德批判和求全责备，人们认为女诗人书写女性自己本能的性欲是有失风化和缺乏教养的行为，甚至被认为是恬不知耻的。总而言之，在男性秩序中，女性是无性的，她必须是没有欲望的，她需要为了维持自己的优雅形象而克己复礼，做个禁欲的漂亮玩偶取悦男性，满足男性的一切欲望和幻想。这样的两性关系是历史退步，是人类的退化。“未来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将是联系而不是等级。”[7]社会的两性未来应该向着理安·艾斯勒所说的那种高举“圣杯”（生命的神圣容器所象征的力量——创作性的力量和爱的力量）的男女联系和合作的世界，而不是操着“剑”（摧毁生活的男性统治和血腥的暴力）的男女对抗的男性霸权世界。女性身体写作已经不是文学新观，20世纪90年代小说文体中陈染、林白的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引起了当时女性身体写作潮流。在诗歌这一文体中，从身体写作的角度理解余秀华的女性欲望书写无疑是具有先锋性的。“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制的弹性，变得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线的内容。只有固执和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2]9从新诗的百年发展脉络来看，余秀华的诗歌极具“叛逆”色彩，余秀华“文学事件化”同样也是“诗歌从边缘化的梦魇里醒来了”[8]的有力证明，促进了女性诗歌的发展，诗歌中的底层女性话语更为拓展新诗的发展空间做出了贡献。

二、女性传统的“叛逆”

余秀华这个名字最初出现在大众面前，就带着“脑瘫诗人”的标签。她希望人们只是称她为诗人，而不是“脑瘫诗人”，乡土世界中人们生活上、思想上各方面的匮乏都在她这样一个患病的底层女性身上放大化了。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医疗普及低，农民的医疗卫生和医疗健康意识淡薄。鲁迅多次对中医大加挞伐，他在《呐喊》的自序中写道：“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今之视昔或许有失偏颇，却反映出那个时代西医医疗在中国乡土农村极低的普及性，农民集体无意识地不信任和排斥阻滞了农村医疗卫生的科学发展。“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医理所当然成为现代化的典型符码。西医被称为新医，而中医则被称为旧医。中西医之争在晚清以来的中国由来已久，这不仅仅是中西两种医疗体系之间的冲突，也被看作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之争。”[9]医疗的发展对于农村而言是现代性的一种表征，甚至是颠覆性的，鲁迅所言的“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只是强调救治国民的灵魂比救治它们的肉身更要紧，医疗的进步对农村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农村能够稳步发展的前提，并且能够为启蒙话语提供保障。余秀华就是在科学的医疗范围外出生的，她1976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她母亲在分娩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在没有任何风险保障的村庄生产，没有具备医疗知识的医护人员，分娩时由于倒产在母体停留时间过长导致婴儿缺氧，余秀华便形成了先天性脑瘫。如果余秀华是在有医疗条件支持下出生，现代医学对于倒产可以及时采取医疗补救措施，有的倒产医生会直接建议剖腹产，降低顺产时母婴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童年到中年，从未离开过横店村，村庄的四季更替，日出日落，池塘麦田，花鸟虫鱼，鸡犬牛彘是余秀华前半生所有的风景。这一疾病没有剥夺余秀华思考与爱的能力，却剥夺了普通人对她最基本的尊重和关爱。她无法很好控制自己肢体的行动，说话时口齿不清，儿时上学需要父母抱到学校的教室，经过努力可以拄着双拐独自行走，慢慢地也能使用单拐，但她的同学却嘲笑她拄着单拐的样子像是要饭的，她一气之下把拐杖扔掉，尽全力控制自己不听话的身体，从此不倚靠任何东西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路。余秀华的父母对她是疼爱的，压在她摇晃的身体上的是来自这个社会的歧视和恶意，她自己说到：“我的脑瘫不是打针导致的，是被这个社会的无知和恶臭夹坏的。”真正可悲的不是身体残疾，是人们思想上的残疾。当一个残疾人无法在一个社会中享有人最基本的尊严，这本身就是民众思想病态和这个社会畸形发展的表现。面对媒体和观众，她吐字不清，脑袋摇晃但言谈犀利，字字都在痛斥那些曾经在她的童年里留下阴影的人们，直指那些根深蒂固的人性弱点。可以想象，她出生在中国乡村，那个启蒙话语下满是愚昧、落后以及封建思想野蛮生长的世界，她面对的精神上的凌辱不仅来自于她是残疾人的身份，更来自于她女性的身份。“底层女性一直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持续关注点，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条是不容忽视的，即从主流社会的性别政治逻辑而言，底层、弱者、他者与女性的重叠编码，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编码原则。”[10]在中国乡村铜墙铁壁般的男權意识对女性的生存而言是重重一击，底层女性的他者地位难以撼动。余秀华作为个体，童年的她，无法摆脱底层、弱者、他者与女性的符号，残疾女性这一身份使得余秀华在传统男权环境中步履维艰。身体的疾病也是余秀华的心病，她希望自己是个正常人，不会有人取笑她的外表。她痛批嘲笑她的人内心中那种本能的油然而生的优越感，“我只有一个愿望：生命静好，余生平安/在春天的列车上有人为我让座/不是因为我摇晃的身体”（《人到中年》）。她想做的是撕掉人群中被人们贴上的“脑瘫”标签，还能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特点。她为这无法改变的病体悲恸，哀婉，酗酒甚至咒骂，情绪在沉潜，灵魂却没有沉沦，她在人们的恶意面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成名之后在微博上对她施与网络暴力的人络绎不绝，她一一还击，对毫不讲理的网络喷子也用粗言秽语愤怒回击，曾经因为骂人登上微博热搜榜。针对自己不是因为诗歌而是因为骂人登上热搜榜，她坦言是“微博不行”，对传统观念和世俗眼光她一以贯之地做一个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叛逆者”。疾病只有在她面临爱情的间隙带来自卑感，她为人世的爱情心力交瘁，渴望得到一份真正的爱情，一种灵魂上的共鸣，尘世最纯粹的爱。

三、女性主体的“强大”

余秀华对自己身份的排序是女人、农民、诗人。但是学界关于余秀华的研究中女性这一身份一直不被强调。对底层女性而言，她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定婚姻是人生的必要选择，有的把婚姻看成是饭票，有的把婚姻看成是救赎，婚姻本身却往往没有实现她们的爱情和人生理想。婚姻，对于余秀华而言，无异于囚牢。余秀华十九岁就进入了中国因袭已久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传统乡村婚姻中，她在采访中提到，自己进入婚姻时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同样不知道自己要为这段婚姻生一个小孩。婚后，余秀华只能依旧在横店村“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我爱你》），她的丈夫平时在外打工，他们育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却不是彼此爱情的结晶，因为他们夫妻长年没有多少交流。家对于她丈夫而言只是一个每年回来过年的地方，分开的日子从不互相打电话，丈夫表示看见余秀华写诗就烦，余秀华同样觉得丈夫是没有灵魂的俗人，最可恨的是他不爱她。丈夫可以因为过年老板欠八百块钱工资就以妻子是残疾人、老板不敢撞为由让她拦住老板的车，她被撞与否、活着与否于他丈夫的内心而言是毫无波澜的，她的生命对丈夫而言不值八百块钱。每逢下雨天，泥泞的路上摇摇晃晃的余秀华同样也等不来丈夫哪怕内心不忍的帮助和扶持。家对他而言只是火车的一个站点，是无关痛痒的，无意识地下车停靠又按部就班地收拾启程，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余秀华说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爱情是可怜的，她期待一个男人的爱，渴望爱情，希望这份爱不是出于同情，是被她的灵魂所吸引。成名之后，余秀华只身一人去到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得知残疾人的她要离婚，别人给予只是的冷眼和不解，网络上“声名鹊起后弃糟糠之夫”等的舆论压在她摇摇晃晃的身上。丈夫同意离婚的条件是给他十五万，已然不惑之年的余秀华毅然决然地结束这段二十年的婚姻。《月光落在左手上》一书2016年的销量，给余秀华带来的不仅是二十三万块钱，更让她冲破传统封建婚姻给她的人生带来的种种桎梏，她冒天下之大不韪，拿着十五万和丈夫离婚。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么描述婚姻：“这种制度的目的，是让男女的经济的与性的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并不是要保障他们的个人幸福。”[11]结婚和离婚对于女性而言都是一种选择，社会从来不应该对女性的这一选择平白无故地罩上莫须有的舆论压力和恶意指责。“已婚女性的声音从来都不是百分之百地属于自己。”[12]这段婚姻是余秀华灵魂上的刽子手，十九岁的她并没有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女性自我意识，四十岁的她拿到那本红色的离婚证时，她仿佛摆脱了几十年梦魇地笑了。回程的她，有一些落寞，她说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一直想离婚，等到真的离了，心情也没有特别大的起伏。当她和前夫离婚过后回到横店村，余秀华的母亲不停地落泪，说自己女儿的心很硬，母亲为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而伤心。为此，余秀华说母女是天生的仇敌，她与母亲的传统女性观念相悖，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庆幸自己生的是儿子。当今底层女性的生存环境从余秀华的离婚事件中可见一斑。“以女性作为敌手与异己而建立的一整套防范系统乃是父系秩序大厦的隐秘精髓，正是从男性统治者与女性败北者这对隐秘形象中，引申出这一秩序的所有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对抗性二项关系。”[13]在这个家里，母亲是父系秩序大厦的维护者，十九岁之前的余秀华同样也是帮凶，从她按照家人意见接受婚姻开始，余秀华的女性自我消弥了，男性秩序与女性自我相抵牾，直到她拿到离婚证二者才握手言和。当她决定不顾母亲的反对坚决要和丈夫离婚，是她在思想上的“弑母”，追根溯源其实还是“弑父”，她的女性意识随着她作为一个叛逆女儿的离婚得以彰显。余秀华在微博上说：“很多人对我，是高高在上的心理，不仅是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还是一个残疾的女性。他们的心理很微妙的，一个不美的残疾的女性，她们就没有爱的资格。”她认为长得美的女人不见得更容易被爱，她们只是更容易获得做爱，她们习于以美貌取悦男人。社会把正常人与残疾人之间那点仅存于躯体的区别扩大成一条巨大的鸿沟，是余秀华，或者说是千千万万个余秀华都跨越不了的楚河汉界。当女性和男性的关系处在“看”与“被看”时，女性的样貌的美丑，一旦关系着她的自我实现和自我价值，就诠释着男性故意为之或是出于无意识地让男性霸权浮出历史地表，一切男性本不自知且司空见惯的思想霸权都欲盖弥彰。和丈夫相看两厌的余秀华通过写作诗歌，拿到了离婚的本钱，成为了一个真正享有“人”这一身份所本该有的权利，享有一个女人去追求爱和幸福的权利。面对媒体“你还相信爱情吗”的提问，她说她相信爱情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不会发生在她身上，她说中国的男人不喜欢女人太有才华、太有智慧。一次在记者许研敏的采访前，余秀华当时正在醉酒中，她先后喝了一斤白酒，五瓶啤酒，起了自杀的念头。她说自己暗恋且是单恋了七年的男人最近突然对自己不理不睬，这让她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如今，余秀华已经邂逅了自己的爱情，2022年情人节当天，她发了一条微博：“要向爱护公共财产一样爱护男朋友。”余秀华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和男朋友的照片，直言不讳地说，和自己谈恋爱让男朋友有“被嫖”的感觉，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向她表示祝福。她拥有一段不被世俗看好的爱情，从女性视阈观看余秀华，她具有爱与被爱的资格无可非议，举起荦荦大端者是她具备撕破一切去爱的勇气和强大的女性意识。与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年下男友杨槠策相恋，年龄和身份的迥异没有阻挡余秀华的爱情，当这份感情出现龃龉而至破裂的时候，她没有“不可脱也”。暂且不论余秀华与杨槠策恋情破裂在网络上掀起的家暴、出轨等轩然大波，她的爱情在半年后可以说一片狼藉。但是从女性视阈看余秀华，她从恋爱到失恋，正如父权秩序对她的婚姻一样，只束缚了她的前半生，她是真正的现代女性觉醒者，从女性的精神内核层面看待余秀华，她是“强大”的。

四、结语

女孩余秀华值得我们同情，女人余秀华值得我们尊敬，女诗人余秀华值得我们热爱。余秀华对传统女性的恋爱观、婚姻观、人生观无疑都是一个叛逆者，她敢于以身明鉴鲁迅的“从来如此，便是对么”，在新世纪的底层女性群体中无疑是极具先锋性和先导性的。在新世纪的今天，女性的生存环境还没有它本该有的那么“天朗气清”，尤其是在乡土语境下更显恶劣，这是研究者和女性群体甚至是全人类应该关注的问题。“也许建立真正的女性诗学还要相当时间，道路还很坎坷，但中国女性文学与中国妇女精神解放实践的深度互动方式，将在艰苦地探索中获得进一步展开和推进，注目新世纪的曙光，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写作更为灿烂的明天会来临。”[14]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诗歌均来自余秀华目前已经出版的三本诗集：余秀华.月光落在左手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余秀华.我们爱过又忘记[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参考文献：

[1]王宇.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84-91.

[2]闻一多.闻一多论诗[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5.

[3]余秀华.自序[M]//摇摇晃晃的人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1-2.

[4]刘年.多谢了，多谢余秀华（代后记）[M]//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181.

[5]沈浩波.余秀华的诗写得并不好[EB/OL].[2015-01-20].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120/01/675649_442186719.shtml.

[6]洪子诚.序三[M]//邓程.论新诗的出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7]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M].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283.

[8]罗小凤.边缘化？全民化？——新媒体时代新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J].南方文坛，2016（5）：101-106.

[9]王宇.延安文学中的“医疗卫生叙事”[J].学术月刊，2014（7）：13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