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编者按：新时代文艺评论的生存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日新月异的文艺现实，如何书写“为大众”“发现中国”的文艺评论？如何让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一起实现价值重塑？如何改变当前文艺评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处境？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本刊特开设“建构视阈下的新时代文艺评论”专栏，通过文艺评论的写作及对此的思考，进行无学科界别的探索。第一期围绕网络文学研究展开，以飨读者。

中国网络文学吸引了来自文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研究视野，在作家作品研究、制度研究、理论探索、产业观察等领域，均取得不少实绩。

但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中，“各学科各自为战、拓展领域，不免在研究方法、关注点、研究态度和价值取向上产生龃龉、矛盾，甚至形成‘研究壁垒，以致学术研究‘自说自话，缺乏沟通与融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注重文本细读分析，缺乏对深层次文化现象的阐释；文艺学注重从后现代、科技文化等角度解读，却在具体文本研读上缺乏说服力；传播学关注网络文学传播效果和特质，产业资本研究者更注重大数据建设，依赖图表和模型，具有科学性，但往往缺乏人文关怀和文学性体察；国家政策层面，研究者更重视意识形态建构和宏大话语分析，但在微观研究方面有所不足”。论者因此呼唤建立专门的“网络文学”学科。[1]这是从学科建制角度出发的思考，有其合理性。但学科建制的调整，并非易事。当前也可以在反思上述学科视野的限度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它们的潜能，整合、提炼出更有效的网络文学研究方法论。

已有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视野，可以整合为上、中、下三个层面。上层视野较为宏大。文艺学研究方法关注文学媒介转型下的文学艺术特质的变化；传播学视野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问题；国家政策制定者、文学管理者将网络文学视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网络文学行业的观察者多是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视野来考察网络文学。从这些上层视野看，网络文学作品往往是某个“宏大问题”的材料。中层视野，注重在文学史格局中讨论媒介变革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深刻影响，研究的立足点通常落到文学制度与观念变革方面，既需要经验观察，也要有理论提炼。下层视野，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网络文学批评为代表，侧重追踪网络文学潮流，研究和解读网络文学作家作品。

这三层视野对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都有其价值，但若局限在一个层面，与其他视野割裂，就会出现问题。从上层视野看，网络文学是在借助媒介技术探索文学艺术的可能性。但一些学者对这些可能性的阐发，却局限在西方理论预设的框架之内，“简单地在网络文学与超文本、后现代文化之间画等号”[1]，在少数形式实验中去发现“革命性”，忽略了大量鲜活的实践经验，阻碍了对中国网络文学真正价值的认识。从下层视野看，研究中对网络文学热点的追踪，虽然能够及时反映当前文学变化状况，但却可能因为缺乏历史纵深，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进而变成圈子化的自娱式学术生产。

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国网络文学经验的考察，应以中层视野为主，兼顾上层的理论探讨和下层的经验考察。目前的网络文学研究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提供的视野更接近于“中层”。但在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那里，中国网络文学被简单地置入雅俗对立的二元框架中，认为网络文学只是现代通俗文学在网络时代的新形态，这就排斥了榕树下、豆瓣、微博等空间里的网络文学实践，以网络类型小说代替了“网络文学”，窄化了网络文学的内涵。中层视野并不等于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野，而是将互联网的属性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具体文学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研究视野。在结合过程中，需要总结吸收的不仅有学院派的研究方法，还应该包括网络原生评论的资源。例如，Weid、安迪斯晨风、赤戟等人具有丰富的阅读经验，他们的评论颇有现场感，能提供学院派所缺乏的内在体验。他们关于网络文学的思考，有助于学院派突破精英化的文学理解框架，全面地把握网络文学实践。总之，中国网络文学的中层研究，除了向上层、下层进行纵向打通之外，也需要向学院派之外横向打通，吸收更多研究资源，实现自我更新。

筆者提出的中层视野，与社会学中的“中层理论”有相似之处。“中层理论”，也称为“中观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R. K. 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949）中提出的，它是一种介于宏观理论和微观经验之间的研究取向。“中层理论”的提出，意在使概念的生成更多植根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同时也提醒学者警惕过度依赖经验研究而导致资料运用的碎片化。[2]当前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实际上也面临类似境遇：网络文学实践中的新经验层出不穷，但旧的文学观念所编织的宏大理论依然坚挺，成为发掘和阐释新经验的束缚。选择中层视野，将宏大视野与细致经验结合起来，能够更贴切地把握中国网络文学的新质。黎杨全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仍处于由印刷媒体向网络媒体转型的过程中，讨论中国网络文学应该取“介于网上传播的印刷文学与超文本、多媒体文学之间的网络原创作品这一‘中间路径”，揭示“在商业化、大众化外表下折射的网络时代之生存体验与文学想象”。[3]这里的“中间路径”，也可以看作一种中层视野的尝试。

更早在网络文学研究的中层视野方面作出卓越探索的，是储卉娟的《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2019）[4]。储卉娟是社会学专业出身，她以郭敬明抄袭案为入口，对著作权制度及相应法律想象展开历史分析，考察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生产机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传统的法律想象与新的技术生产之间的张力及其社会意涵。储卉娟的中层视野，是以出色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田野经验为基础的，对中国网络文学的理论探索与历史化工作，均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层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在两个方向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一是对网络文学的社会性/社交性的讨论；二是对电子游戏经验的发掘。

网络文学的社会性并不是说网络文学的内容反映了某种社会现状，而是讨论中国网络文学的一种抽象特性。这些研究探索颇具启发性，其中，田晓丽认为，网络文学是一种参与性的“类社会互动”，网络使用者容易形成网络群体，通过集体想象共同创造一些传媒形象。“他们消费的不仅仅是小说的内容，而是读者在此消费过程中建立了强烈的类社会互动关系，他们从中获得认同、创造力的发挥以及情感的寄托，从而使得网络文学的消费有了持续的动力。”[1]王小英认为：“网络小说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指向小说本身的‘诗性，更在于其链文本所能提供的‘交际性。”[2]黎杨全指出：“网络文学的意义与合法性在于它实现了印刷文化压抑的连接性，主要体现为人群的连接、文本的连接与媒体的连接。”[3]杨玲认为，网络文学的故事属性和网络的互动性决定了网络文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性。“网文不是一个孤独个体的创作结晶，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物。”[4]关于网络文学的社会性的讨论，超出了单一的“文学”维度，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网络文学特质的理解。中国网络文学的社会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仍值得深入思考。

电子游戏经验的发掘，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网络文学乃至文学的视野。近年来，一些学者讨论了电子游戏等新的经验对网络文学的深刻影响。[5]其中，“90后”学者王玉玊的《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2021）就是在这一方向上的有力尝试。此书的核心研究对象，“既不是电子游戏，也不是网络文学，而是人的经验的变迁”[6]。从人的新经验视野去看“文学”，会有新的发现，“对于普遍具有玩家经验的网生代而言，模组化的、数据库式的思维方式，已经具备了解释全部文艺作品和生活情境的能力”[7]。这些观点是在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显示了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在对网络文学的独特性进行阐发的同时，也保持了开放性，留下了继续探讨的余地。

随着“95后”“00后”进入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领域，会有更多新的经验被发掘与阐释。到那时，“中层”的范围可能也要调整。或者，更理想的情形是，“中层视野”届时已经内化，这个提法本身便无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