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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朗诵诗与诗朗诵的合法性论辩

2023-06-25巫洪亮

艺术广角 2023年2期
关键词:诗朗诵合法性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现代朗诵诗生产、传播与接受,和诗朗诵运动推广曾遭遇合法性危机,“何谓朗诵诗”与“诗朗诵何为”一度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批评。在此情势之下,朗诵诗和诗朗诵运动的倡导者,通过努力发掘战时文化语境与朗诵诗文体特质之间的内在关联,理清现代朗诵诗深埋在中外诗歌传统中的发达根系,扶持新人推举新作彰显朗诵诗的实绩,潜心开展诗朗诵的“大众化”实验,依凭对“朗诵术”的自我省思与理论构建,来回应批评者对朗诵诗作为一种“新兴诗体”的质询,消解人们对诗朗诵运动的“失败”记忆,在历史与现实、视觉与听觉、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性、现在与未来等多维关系中,为中国现代朗诵诗和诗朗诵运动的合法性进行论辩。

关键词 中国现代朗诵诗;诗朗诵;合法性;论辩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降,朗诵诗扮演着“文艺轻骑兵”的角色,在鼓动民众之抗敌情绪、宣传抗日救亡和团结抗日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中国现代朗诵诗起步阶段,有人认为“朗诵诗不过是白话的一种新的作风”[1],对朗诵诗文体的新异性或价值的独特性评价不高,甚至遭致许多人质疑与批评。于是,一些重要却有待深究的问题浮出历史地表:本文力图重返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诗歌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腹地,探察中国现代朗诵诗和诗朗诵合法性生成的复杂论辩过程。

一、朗诵诗:“新兴诗体”崛起的合法性论辩

在1938年前后,包括《战地》《大公报·战线》《时事新报·学灯》《文化动员》等一批报刊杂志,掀起了一场有关朗诵诗和诗朗诵运动的讨论。一些支持者说:“朗诵诗是抗战中诗坛上新兴的一种诗体”[2],“大概因为朗诵在我们还是新诞生的一种艺术的缘故,所以在形式上还极其原始,在朗诵艺术上还需我们以很大的努力提高它”[3]。而“可听化”朗诵诗崛起之初难免受到当时主流诗坛的打压,一些知识分子持怀疑眼光,比如梁宗岱就很疑惑,在他看来“朗诵诗”不过是“时髦的名词”,是“小孩划在沙上的玩意儿,经不起最轻微的波浪,最短促的时间底冲洗的”,因为我们无法找到“朗诵诗”这一“名词成立的逻辑”[4]。在字里行间梁氏表现出对朗诵诗命名合理性质询及其前途命运的担忧。的确如此,“五四”至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现代诗坛各种诗歌流派不断涌现,如“初期浪漫主义诗派”“‘为人生诗派”“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象征主义诗派”“现代诗派”“七月诗派”等,诗歌流派命名的频繁更新既预示着新的诗潮的生成,又难免给人“一种‘名詞底迷惑”[1],尤其是对于尚处于实验阶段的朗诵诗和新诗朗诵运动,让一些诗人与评论家怀疑就在情理之中了。当时还有人对朗诵诗提出质问:“为什么要特别提朗诵诗呢?凡是好的诗都是可以朗诵的”[2],陈纪滢就非常感慨地说:“我们开始努力诗歌运动的先进们提倡朗诵诗也曾遭到过许多人的诽谤。”[3]

为了从舆论上消除人们心中的各种异议,使朗诵诗“生长、发育以至健全”[4],朗诵诗的倡导者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证明朗诵诗生产的可行性与开展诗朗诵运动必要性。

首先,从历史维度证明“朗诵诗”不是所谓的仅是“时髦的名词”,因为它虽然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诗体”,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根基,呈现“亦旧亦新”的面貌。陈纪滢说:“‘朗诵诗并不是新创的,也并不是中国仅有的。”[5]在这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辩的有徐迟和朱自清。徐迟在《诗歌朗诵手册》中感叹道:“诗歌朗诵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物,倒是因为太古旧,给大家遗忘了。”在他看来,“有诗歌便有朗诵,因为还在人类运用文字写诗之前,大家是随意可以在口头上产生诗的”。之所以会让人感觉诗歌朗诵“是一件崭新的事物”,是因为在诗歌发展过程中,“诗和活的语言分了家”,造成诗歌“差不多仅仅是一些文字的浮华”[6],这样朗诵诗与读者之间渐渐产生了生疏的距离,极易唤起人们的“新鲜”之感。在这本文集中,徐迟更侧重从域外诗学资源的脉络梳理中证明“朗诵诗的由来已久”:(一)古希腊以降,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节日朗诵诗、罗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诗剧等都与朗诵有关;(二)欧美的朗诵诗运动中,“诗人的创作,还是朗诵的”,例如“密尔顿的《失乐园》,歌德、席勒、海涅的诗”都是可以朗诵的,后来还涌现了一批有名的朗诵诗人,如“美国的林德赛与桑德堡、英国的夏芝、西班牙的洛尔加”等[7];(三)“在苏联,没有朗诵诗这个名称,更没有这种运动,因为诗歌是朗诵的,早已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8]。马雅科夫斯基“从一个城旅行到一个城”朗诵他的诗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9]。如果说徐迟从古希腊、欧美和苏联等国家的诗朗诵概貌论证朗诵诗在国外已有悠久的历史,那么朱自清则从中国古代诗文朗诵流变角度,细致地论述了朗诵诗的中国传统。他指出“诗出于歌”,“诗原是‘乐语,古代诗和乐是分不开的”[10],从先秦的“诵《诗三百》”到六朝佛经“转读”,从唐诗之“吟诵”到宋词元曲的“歌唱”可以大致察觉古代诗文朗读的基本脉线,同时也认为“新诗不要唱,不要吟;它的生命在朗读,它得生活在朗读里。我们该从这里努力,才可以加速它的进展”[11]。这些阐述一方面意在说明中国古代诗词吟唱有强大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表明新诗跳脱传统实现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支持者的阵营中还有陈纪滢,他认为:“历史上的朗诵仅是起因于语言文字的分家,士大夫阶级操纵文字运用,民间对于高贵的音乐,无法完全接受,以及统治阶级对于音乐的享受主义,才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朗诵形式,但是不能说它是一种‘运动。”[1]因而朗诵运动自古以来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只是过去被“士大夫阶级操纵”,现在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此外,高兰的《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一文也从《诗经》“谈诗三百诵三百”说起,论及屈原的“行吟泽畔”的故事,唐代李杜推崇诗朗诵的佳话,以及当时诗人“每有佳作,传诵都下”的朗诵风气,宋代“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歌唱之风,试图通过列举古代一些为人乐道的朗诵故事,寻绎朗诵诗古老的文化经脉,唤醒人们对朗诵诗的记忆与认同[2]。应该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民族危亡之际,不论是徐迟、朱自清,还是陈纪滢、高兰,他们对朗诵诗历史的回溯并非是为了对朗诵诗进行全面的学理性观照,而是在庞杂的朗诵诗家族谱系中为“新兴诗体”开启一段匆匆的寻根问祖之旅。

其次,在众多的朗诵诗支持者的声音中,抗战的现实是朗诵诗运动崛起的绝佳窗口期,诚如韩北屏所说:

诗朗诵运动提出,他的基础不是建筑在主观的标新炫奇上,而是产生于客观的迫切要求。一切服务于抗战,文学如果算是抗战部队的一个兵种,诗,这一短小犀利的武器,正如手榴弹之于步兵,该是非常可贵,非常有力威力的歼敌工具,因而,诗不仅是视觉的,而且也要求是听觉的艺术,如此说来,诗朗诵运动的理论,已不用商榷,需要讨论的,却是怎样去推行这一运动。[3]

这里,论者点明了抗战时期文艺动员民众迅速变为极为迫切的现实之需,而当时大众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与文艺大众化时代洪流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传统的“可视化”的新诗已经很难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和审美习惯,作为“听觉的艺术”的朗诵诗因其短小、犀利可以作为“富有感情及理性的一种宣传工具”[4],发挥“非常有力威力的歼敌工具”,于是,他作出大胆的断论:“诗朗诵运动的理论,已不用商榷”,表述中语气斩钉截铁,给人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孙定国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战争如何催生了朗诵诗:“特别是战争情况,决定了一切,工农兵与士兵大众,是处在紧张的劳动与战斗情况中,他们需要文化,是极其迫切的,而时间地点,又客观的给了他们以很大的限制,因此在我们有秧歌戏剧不能演出的场合,朗诵就像一支精锐小军一样,到处可以活跃,甚至可以走到伤兵员房里而活动自如,给予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因之,我提议我们有大力提倡一下朗诵运动之必要。”[5]战争的紧张、时空的限制和文化的渴求呼唤着一种新型的轻便文化的诞生,朗诵诗活动既可以在大型的集会、演出场所举办,又可以在小型的寓所、营地、工厂或车间中开展,确实具有“活动自如”、自由灵活的特性,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选择了朗诵诗。于是有人发出了“朗诵去”的深情呼吁。

总之,为了克服一些人对朗诵诗的固执偏见或认知盲区,诗朗诵运动的支持者利用报刊、杂志、诗集等文化传播阵地,论证朗诵诗和诗朗诵运动的蓬勃发展,并非盲目的“赶时髦”或简单的花样翻新,而是一种顺势而变、直面现实的时代必然,深度阐发并努力高扬诗朗诵运动之于战争现实的多重意义,为战争年代走出个人狭小天地的朗诵诗准备理论的盛宴,为它的到来接风洗尘和鸣锣开道。

二、诗朗诵:初期“失败”的实验及其辩护

从相关的记载来看,初期的诗朗诵活动虽然组织者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但是其实际效果并不是太理想,有些尝试甚至以“失败”告终,给人们留下诸多负面记忆。沙陀云回忆了1937年边区诗歌朗诵晚会的一些情景:

朗诵诗之被抬到講台去,真正地被人手舞脚蹈地去朗诵、去表演,这对于当时那些演唱的诗人们也早也是第一次呢,于是不可免的,在第一次的试验上,他们失败了。台下的观众,看那台演唱的诗人们口歪鼻斜地乱哼哼一气,他们都哄堂而笑,有的笑出眼泪来,尤其是看到朗诵者的生硬的,不熟练的表情和笨拙的手势,他们甚至发出:“吃吃吃吃”的杂乱的声音来。“什么玩意儿呢?发神经病吧”。于是很快的,人都一窝蜂一样的散了,一边走着,一边笑着。[1]

从沙陀的回忆可见,诗朗诵活动从知识分子客厅挪移到大庭广众之后,一开始民众颇觉新鲜,他们普遍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诗朗诵,当朗诵者那“口歪鼻斜地乱哼哼一气”,“不熟练的表情和笨拙的手势”与“发神经病”似的表演引发了观众的强烈不适感时,其讥讽之评溢于言表。当然,诗朗诵活动之所以遭遇如此尴尬的情形,显然与朗诵者的舞台朗诵经验不足有关,锡金曾说:“有时我们见到有些诗人朗诵自己的诗篇时,会自己感动得超过了诗可以感动听者的程度,哭泣着,叫喊着,这在听者,却更会乏味和疲倦的”[2],朗诵者过于兴奋与激动破坏了诗歌接受氛围是初期诗朗诵实验常见的问题,另一易犯的错误是选诗不当,即“大多由于选错了材料,把不宜朗诵的作品在大众面前朗诵了”[3],比如一些题旨含混、篇幅过长、声调低沉、语言晦涩、节奏偏弱等诗歌就比较不宜朗诵,如果选入这些诗就可能使朗诵效果不尽如听众之意。除此之外,观众传统的审美习惯与新的诗歌表演形式之间契合度不高也影响了诗朗诵的接受效果。诚如有论者所言,“我国文盲占大多数,昔时旧诗的朗诵亦不过如现在《漓江稚集》中之骚人墨客之流的自吟自赏而已,那么新诗又何能例外?”,他们“看新诗本就不多,听朗诵当然更有限”[4],更为重要的是,“大众最守旧”[5],对于那些在传统旧戏、民间故事与歌谣,以及各种民俗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众来说,他们对现代新诗本来有很深的隔膜,对新诗的表演就更加陌生,自然很难接受尚处于起步阶段且让人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中国现代诗朗诵。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留存着诗朗诵大多归于“失败”的灰色记忆。朱自清曾说“有人在广州试过广播朗诵诗歌,结果是失败了”[6],李广田也回忆道:“据个人所见,朗诵成功者固然不少,而失败者也实在很多”[7],柯仲平坦承“‘陕公的新年晚会”,“朗诵实在是失败的”,他很惭愧地说:“我在延安的第一次朗诵,不但在客观上我应该造成的成绩不曾造成,并且是使有的同志因为我此次的失败而更怀疑朗诵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1]。和诗朗诵初次会面居然让人产生挥之不去的“失败”印象,这对于诗朗诵活动的全面推广和朗诵诗形象的建构极为不利,如果不能及时扭转普遍失败的总体局面,可能会使朗诵诗和诗朗诵的在现代文坛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受到质疑——这是摆在诗朗诵试验者们面前的一个亟需突破的难题。

为了尽可能消除“失败”的诗朗诵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诗朗诵运动的倡导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给现代朗诵诗进行合法性辩护与正名。首先,构建一种宽松的舆论氛围,为诗朗诵尝试者减压。韩北屏为诗朗诵解围的话语修辞术颇具代表性,他一方面指出前有先例,失败不孤。因为诗朗诵作为一种“新的东西”,因其“本身的不健全”,受到听众的怀疑和嘲笑,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现象。辩护者还列举了话剧、电影、白话文和舞蹈在国内传播或起步阶段时的尴尬遭遇为诗朗诵合法性“正名”,藉此驱散笼罩在人们观念世界里“诗朗诵前途暗淡”的疑云。另一方面转移问题视线,缓释新生事物的成长压力。论辩者解释道:“被人讪笑,这原因一半是不习惯”,也就是说,有问题的不仅仅是诗朗诵本身,更在于听众的习惯。由于个体的审美习惯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无意识性和传承性,因而对新事物的接受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适应过程,听众因不适应而大笑、关掉广播、不欢而散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可以说,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独尊,是辩护者论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在实验中自我批判,吸附负面舆论的杂乱向量。在中国现代诗朗诵起步阶段,不论是一些诗评家,还是参与诗朗诵的诗人,抑或是普通诗朗诵爱好者,面对诸多尝试的失败,难免怀疑、批评和讪笑,这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负向舆论场,若不加以适度引导就有可能造成偏激舆论的共振,极不利于诗朗诵活动的持续广泛开展。于是,1938年《七月》杂志发表了一组题为《关于诗歌朗诵:实验与批判》的文章,对诗朗诵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地反思和批判。沙可夫说:“这次朗诵的最大的毛病”不仅在于“朗诵时的情感似乎超越了诗中的表现”,或者“有些动作是多余”,更重要的是“诗句本身的没有什么旋律和音韵”,也就是说把不适合朗诵诗拿来朗诵,这自然使朗诵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柯仲平则作了深刻的检讨:“这不但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罪过呢,我当更进一步来批判我自己”,认为“最坏的是不必要的唱”,不仅“未能熟记我所朗诵的诗句”,同时还“发出一些怪声、怪笑及不必要的长音”[2],柯仲平如此严苛地批判自身的“失误”与“罪过”,一方面反映了诗朗诵的探索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刀刃向内的自省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说明他们试图以谦卑而又严肃的姿态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表现出与诗朗诵运动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意愿,让一些异见者相信——有这一群执着追求者在,诗朗诵的未来可期!这一定程度上平复了一度卷起的负面舆论漩涡,确立了诗朗诵活动的合法地位。

三、朗诵诗集与诗论:实绩的显现与合法性效应生成

抗战时期对于诗朗诵运动的倡导者来说,实绩显现是一种无声的论辩,是助推诗朗诵合法性效应生成的动力。从前述的“失败”实验及其论辩可知,诗朗诵要取得成功,既要积极创作和适时推出一些适宜朗诵的诗歌,又要有效提高诗朗诵的技巧。首先,诗坛倾力推举中国现代朗诵诗先驱高兰的朗诵诗集,由此树立朗诵诗的标杆与典范。20世纪30—40年代高兰的诗集被反复出版。由于“诗,向来是不被人重视的”,对于出版诗集的印行人来说,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纸那么贵,刊物那么多,将怎样卖出去呢?”[1],更棘手的是有时“刚一出书就因了战争的关系而不能运销了”,甚至“竟连排版都未来得及完成”就中断了[2],在这种情势之下,一些出版社仍然“冒险”推出朗诵诗集,力求通过朗诵诗的实绩展示,助力诗朗诵运动的深入推广和发展壮大。恰逢在抗战时期,朗诵诗的地位迅速抬升,“它不但确定了它应有的地位,而且是以突飞猛进勇武精悍的姿态,执行着它在民族革命的神圣战争中所有的任务”[3],这就形成了有利于朗诵诗集出版发行的契机。当时武汉一家书店老板敏锐捕捉到了商机,竟然“未经他(指高兰——引者注)的允许而替他辑成”朗诵诗集出版,此后“他又将自己的诗作选定成了两册在重庆出版”[4],1938—1949年间高兰的朗诵诗集不断再版,彰显了朗诵诗生产与发行的实绩,这既为曾被戏称为“时髦的名词”之朗诵诗正名,又对确立朗诵诗的合法地位起了培根固本的作用,高兰曾感慨地说:“从抗战的开始起,六年来,朗诵诗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逐渐的成为中国新诗歌的主流,在今日已是不必赘言的事实了。”[5]

当然,为了扩大高兰诗集的传播效应,一些诗评家还写专文对诗集进行推介。比如徐嘉瑞的《高兰的朗诵诗》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比较中定位高兰朗诵诗的独特性:“高兰的朗诵诗是现实主义的诗歌,是使用大众的语言,几乎是完全可以歌唱的诗。他的诗中没有空想,没有感伤和颓废的成分,没有晦涩难通的句子,有热情,火似的热情,明亮如雪的喇叭的声音,把抗战的火焰在大众的心上燃烧起来。”[6]这种评价有意地与五四以来诗坛流行的“空想”“感伤颓废”和“晦涩朦胧”的诗风进行区隔,着力寻绎其诗歌所呈现的独特质素,并分析成因: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朗诵诗诗风,就在于“他不只是一个能写诗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朗诵的人”[7],也就是说诗人长期的诗朗诵实践所形成的经验可以有效反哺于其诗歌创作。林梦幻的《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兼评“高兰朗诵诗集”》也对高兰的朗诵诗集进行综合评价,认为这部集子“总算是当前朗诵诗的一个具体贡献”,并就《武汉!你祖国的心脏!》这首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全部诗集的代表作”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具体而微的评述,深入到诗集的细部阐发朗诵诗的“内在意义和时代精神”[8]。除了书评之外,穆木天、田仲济和陈纪滢都为高兰的朗诵诗集作序,穆木天采用颇具特色的“序诗”形式,高调地褒扬高兰的诗歌:

啊!高兰!/你从冰天雪地中生出来的诗人!/在我的悠长的旅途中,/你的健壮的诗歌使我得到最初的欢喜;/新的时代,/新的现实,/新的歌声,/新的生命力,是光明的,/扫开了一切阴翳,/在你的青春的诗里,/我感到了一种荒莽的力量,/一种纯朴的大地的土的气息。[9]

穆木天在序诗中竭力打造高兰诗歌健壮与纯朴、现实与荒莽的形象,同时发出了深情的呼喊:“高兰!歌唱吧,现在是诗歌复兴的时代了。”作为中国诗歌会的“左翼”诗人,穆木天发掘了高兰朗诵诗的意识形态化和大众化属性,将其纳入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加以评析和定位。此外,陈纪滢在《序高兰朗诵诗集》提到了高兰朗诵诗的受欢迎程度:“我每次读他的诗作都受到很大的感动,这不仅是我一人如是,许多读者来信都这样说”,“同时各地作宣传工作的人常给我来信要求他出一个单集子,以便于携带到各地方去宣传,所以我曾劝他把这本诗整理好付印,并希望卖得特别便宜一点,以期销的普遍。”[1]序言里谈及高兰的朗诵诗深受读者的喜爱,宣传员的欢迎和书商的期盼,意在表明现代朗诵诗受众广泛且发展前景广阔,值得读者们报以真诚与热切的期待。

相比较高兰,徐迟的《诗歌朗诵手册》从诗朗诵技法维度破解了诗朗诵实验屡遭失败的原因。徐迟曾把这篇手册选抄若干节编成题为《〈朗诵手册〉选抄》,在《诗创作》1942年第10期“先行發表,兼做广告”[2],藉此扩大影响面,这些都说明以徐迟为代表的一些诗朗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诗朗诵的技巧采取边实验边总结的方式,在累积经验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中国现代诗歌朗诵理论体系,提升诗朗诵的效果,稳固朗诵诗的根基。

从现实情形来看,经过“何谓朗诵诗”和“诗朗诵何为”的反复申辩,以及诗朗诵实践的不断尝试,朗诵诗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诗朗诵的效果也逐步显现,最具标志性事件是,1940年11月武汉成立了“诗歌朗诵队”,参加的成员有郭沫若、田汉、老舍、冯乃超、陈纪滢、艾青、孙望、袁水拍、贺绿汀、光未然、力扬、常任侠、高兰、徐迟等六十余人,这是“诗歌运动史上极有意义的朗诵队”[3],“他的成立无疑的,将使诗歌朗诵运动更坚定的,有计划的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但是要拓展诗的领域到各个阶层去把中国死的诗要他活起来,而且要经过朗诵实践促进诗歌的创作,更由于可以朗诵的诗歌,训练出无数的朗诵专才”[4]。从诗歌朗诵队的成员来看,民国时期诗歌、音乐和戏剧界一些文化名人位列其中,这说明诗朗诵之于全民抗战的宣传鼓动效用已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可,“训练出无数的朗诵专才”意味着诗朗诵已逐渐由过去草创初试阶段进入到专门人才的建设中,诗朗诵挣脱了过往“遭到过许多人的诽谤”的正当性危机,以“无可否认事实”赢得了文坛一席地位[5],在抗战的特殊时空中,诗朗诵作为“文艺轻骑兵”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纵横驰骋,朗诵诗则以“新兴的诗体”推动着新诗大众化潮流向纵深发展。

〔本文系2020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社科类)一般项目“福建红色诗文朗诵资料整理与研究”(JAS2035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巫洪亮: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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