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粮食稳增稳产，根本出路在科技。为了探讨农业技术进步、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文章以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动态短面板模型，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其中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对粮食产量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农民不同类型的收入来说，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总收入以及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中，粮食产量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且对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更大。基于此结论，本文最后从完善农机购置补贴管理机制、消除农机跨区作业潜在障碍、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 粮食安全 农民增收 中介效应

作者简介：姜明珠（1997—），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粮食安全。

引 言

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一直都是“三农”问题中的重點与难点。为凸显“三农”问题在全党工作中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增加农民的收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业技术进步与粮食安全以及农民增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农业技术进步对于粮食安全关系的研究。一些学者经过测算，表明农业技术的进步能够使粮食播种面积提高59.06%（张宗毅等，2014），除了提高播种面积外，技术的投入也能够实现一些依靠人力、畜力所不能达到的程度（岳国经，2013），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利用效率（刘超等，2018），因此，农业技术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农户“加总”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彭超等，2020）。其次是关于农业技术进步对于农民收入的研究。另一些学者认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既可以通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钟普宁等，2016）、提高农业产出（周振等，2016）、提高土地利用率（郑旭媛等，2017）等，直接作用于农业收入增长，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间接作用于非农收入的增长（李谷成等，2018）。因此，从不同角度来看，以农业机械化为代表的农业技术进步均能对我国农民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周振等，2016）。

综上所述，农业技术进步、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如今农民收入结构早已经发生了转变，农业技术进步是否会进一步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以及工资性收入产生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值得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模型的设定以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的设定

1. 农业技术进步对粮食产量以及农民收入的影响。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之间可能会存在内生性以及滞后性的问题，因此本文构建了动态短面板数据模型，其中模型（1）为农业技术进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模型（2）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具体模型主要如下：

其中（1）、（2）式中，incomei，t、mechanizationi，t、graini，t、urbani，t、electricityi，t、irrigationi，t分别代表了第t年第i省（市、区）的农民收入水平、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粮食产量、工业化水平、农村用电量以及有效灌溉面积。di、vt、εi，t 则是分别表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以及随机误差项。同时为了保障分析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文章对各个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

2. 中介效应分析。即为了检验粮食产量是否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不同收入的影响中产生中介效应，文章参考了温忠麟、叶宝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并构建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Y、X、M分别为自变量、因变量以及中介变量，e、i、t分别为残差项、省份以及年份，a、b、c、c′则是指回归系数。根据中介效应检验原理，模型中首先需要检验待估系数c，如若是c不显著，则表明存在着“遮掩效应”，若是c显著，则进一步检验待估系数a和b。若是a、b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做进一步的bootstrap检验，bootstrap检验不显著时，则表明只有中介效应，若bootstrap检验显著，则需再进一步判断c′，根据ab与c′同号还是异号，来判断是否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或是“遮掩效应”。而若是待估系数a、b全都显著，则直接报告a、b的置信区间，按“中介效应”解释结果。

（二）变量选取与指标处理

1. 农业技术进步（machine）。文章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衡量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的代理变量。

2. 农民总收入（income）。选用已有文献使用最多的指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农民收入水平。但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按照收入来源进一步将农民收入划分为农业收入（incomem）与非农收入（incomew），并分别采用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作为其代理变量。

3. 粮食产量（grain）。采取各个省份的综合性指标，包括稻谷、小麦、棉花、粮油、糖料年度总产量来衡量。

4. 其它控制变量。根据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了工业化水平（indust）、农村用电量（elec）和有效灌溉面积（irrigation）等作为其他控制变量。

具体的变量说明主要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选取我国30个省（市、区）（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缺失数据则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得出。主要变量的表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二、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一）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粮食产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若是采用OLS估计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向上偏误，采用FE估计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向下偏误。而根据Bond的研究认为，GMM估计是在OLS与FE估计之间的，是更稳健有效的，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法。其中控制变量不属于核心变量，故不再做过多地解释，具体的结论主要如表3所示。

横向比较表3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民不同类型收入以及粮食产量滞后一期对当期的水平均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民的收入类型以及粮食产量均存在着一定的增长效应与持续效应，因此选择动态面板模型是正确的。

纵向比较表3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1）表明，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农民的总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236，即农业技术进步每增加1%，农民总收入水平约提高0.1236%；回归（2）表明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农民的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973，即农业技术进步每增加1%，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水平约提高0.1973%；从回归（1）（2）结果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的非农收入影响要更大些。然而在回归（3）中，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的非农收入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作用于粮食产量的提高，而对于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水平并不大。回归（4）表明，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粮食产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響，影响系数为0.1709，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每增加1%，粮食产量水平约提高0.1709%。

（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由表4可以得知，农业技术进步对粮食产量、农民总收入、农民农业收入均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了探讨粮食产量是否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文章将以粮食产量为中介变量，对农民的总收入以及非农收入分别进行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回归（5）表示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农民总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c为0.1337；回归（6）表示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粮食产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a为0.1590；回归（7）表示在农业技术进步与粮食产量对农民总收入的共同影响中，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农民总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c′为0.0674，但粮食产量的影响却不显著。进行bootstrap检验后，表明中介效应显著。由于ab与c′同号，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所占比例为ab/c=0.0113，即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大约有1.13%是通过中介变量粮食产量来实现的。

回归（8）表示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农民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c为0.3586；回归（9）表示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粮食产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a为0.1590；回归（10）表示农业技术进步与粮食产量能够共同对农民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c′为0.2818，b为0.1608。由于ab与c′同号，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所占比例为ab/c=0.0907，即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大约有9.07%是通过中介变量粮食产量来实现的。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了研究农业技术进步、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范围，构建动态短面板数据模型，分别探讨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不同结构的收入以及总收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中介效用检验模型，来检验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粮食产量是否能够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

从系统GMM估计结果来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总收入、农民农业收入、粮食产量均能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作用系数分别为0.1236、0.1937、0.3035。从回归系数对比上可以看出，农业技术进步对粮食产量的作用效果最大，而对于农民的非农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近年来随着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中国的粮食产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实现了连增的原因。

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来看：在农业技术进步对于农民总收入以及农业收入的影响中，粮食产量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所占比例分别为0.0113、0.0907。也就是说，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大约有1.13%是通过中介变量粮食产量来实现的，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大约有9.07%是通过中介变量粮食产量来实现的。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农业技术进步的角度，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完善农机购置补贴管理机制，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通过上面的论证表明，农业机械化水平对于提高粮食产量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均能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提升粮食作物机械化水平、稳固粮食生产能力，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当前普遍存在的农民购买农机筹资难的问题。即要完善农机购置补贴管理机制，通过集中资金来加大对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所需机具的补贴力度，尤其是要围绕着绿色农业的发展，加大对于节水灌溉、深松深耕、精准施肥、麦秆离田等农机装备的补贴力度。加快推动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综合利用型农机的推广应用，以此来实现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增强农业生产发展后劲，实现粮食稳产高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2）消除农机跨区作业潜在障碍，拓宽农业机械化发展领域。只有全方位地打通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的“堵点”，才能保障农机顺利地进村进田。因此，一方面，要认真做好跨区作业配套服务体系，消除农机跨区之间的潜在障碍，协调相关生产企业在农机跨区作用重点地区设立修理、更换服务网点，加快形成专业化的农机市场服务主体，提高直接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拓宽农机发展领域，实现从粮食作物机械化向经济作物机械化拓展，从种植业机械化向畜牧、水产、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拓展，从平原地区机械化向山地、丘陵地区机械化进军。通过拓宽农业机械化发展领域，充分地保障农业技术进步对于提高土地产出率、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作用。

（3）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高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健全的土地流转制度，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同时也为粮食生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粮食产量的增加提供支撑。相比小农户的经营模式来说，规模化经营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而且还有利于集中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并以此来提升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要更好更优地用活土地经营权，破除小农户生产的弊端，实现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目标，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以更大幅度地提升土地产出率，促进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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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