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绘画图像具有功能性、意义性、文献性，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变迁、溯源国家精神内核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封建社会，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庸，因此女性地位的变化往往能从侧面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状况。仕女图作为中国画分支下的独立画科，是专门描绘女性的绘画，因此也是展示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女性风貌的宝贵图像资料。在历史长河中，仕女图因专绘女性的特殊性几经沉浮，隋唐五代是其发展的顶峰，一直到明代，仕女图才得以复兴。仕女图从最初的“成教化，助人伦”到明代以观赏为主，绘制的题材和对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明代女性的生存境遇，还展现了明代的传统审美、经济文化、政治倾向等方面的社会现实。在明代众多画家中，仇英作为为数不多的布衣画家是极其特殊的存在，他笔下的仕女图不仅构图精巧、设色华丽，且贴近社会现实。仇英的仕女图生动地描绘了明代女性的世俗生活，展现了当时女性丰富的娱乐活动，揭示了明代女性的精神风貌，真实地反映了明代女性与明代社会的关系。文章以明代仇英笔下的侍女图为例，结合图像资料与古籍文献，探究明代女性娱乐生活的类型及其出现的深层原因，分析其反映出的明代女性社会境遇。

关键词：明代；绘画；仕女图；女性；娱乐活动；仇英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7-00-04

0 引言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尤擅画仕女。他漆工出身，后来成为职业画家，因此其仕女图接近大众趣味，所绘的世俗题材仕女图颇具生活情调。目前关于明代仕女图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明代女性清瘦幽怨的形象，只关注当时的女性为传统纲常礼教所困，附庸于男性而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状况。然而阅读明代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可以发现，明代女性有丰富的娱乐活动。娱乐繁荣代表国家繁荣，只有天下太平才能大力发展娱乐行业，娱乐活动可以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商品经济发达的明代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从娱乐活动的角度研究明代女性，可以“认识女性生活的真实全貌，了解闲暇的实质、时代的气息和对女性的意义”［1］91。本文通过观察仇英仕女图中描绘仕女起居游乐主题的《汉宫春晓图》《四季仕女图》《汉宫乞巧图》等，探析明代女性的娱乐活动，挖掘当时女性拥有丰富娱乐活动的原因及其精神风貌。

1 体育休闲活动

1.1 金莲蹴鞠飞双凫

仇英的《四季仕女图》中的冬季卷描绘了明代女性在冬日蹴鞠游玩的场景。画中的太湖石、松柏和梅花包围着七名女性，三名女子和一名抱小孩的妇女正在围观画面中心的三名女子蹴鞠。一名头戴卧兔儿、身披短袄的女子衣袖上下舞动，她一腿弯曲向身后反提，似乎才将球踢出。她右侧的两名女子屈身前来，其中一名提起下摆，露出一只小脚，足尖翘起，正欲接球，另一名女子则挽起双袖，目光紧紧锁定鞠球。画面中三名女子进行的蹴鞠运动没有球门和球场的限制，竞赛意味不强但颇具表演性，因此也被称为

“白打”［2］。

蹴鞠运动在我国由来已久，《战国策·齐策一》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3］早在战国时代，蹴鞠就已经在当时齐国的临淄十分流行。而到了明代，其参与者范围扩大，表演性增强。明代画家杜堇的《仕女卷画册》描绘了宫廷妇女蹴鞠的场景，而明代文人袁华的《和铁崖先生蹋鞠篇》则提到了民间女子蹴鞠：“冶家女儿髻偏梳，教坊出入不受呼，蹙金小袜飞双凫。”［4］此外，詹同的《滚弄行》更是赞叹了当时女艺人彭云秀“折旋左右疾复缓，金莲步步多奇玩”［5］的高超蹴鞠技艺。由此可见，明代参与蹴鞠运动的女性范围极广，上至宫廷贵妇，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這项体育活动，三寸金莲也无法阻挡她们对蹴鞠的热情［6］。

1.2 绿杨荫里荡秋千

仇英的《四季仕女图》中的春季卷主要描绘的是明代女子荡秋千的景象。在柳树、松树、桃树及假山和石头的环绕下，一名身着红内袄的女子双手紧抓秋千绳，一腿盘起坐在秋千椅上摇摆。在秋千架的后方有两名正在聊天的女子，她们一边闲谈一边伸手向前推，让秋千摆动起来。同时，秋千架前一名挽起双袖的女子正曲起双手，预备着迎接荡下来的秋千，将其再次推向高空。画卷中的四名女子是荡秋千运动的直接参与人，此外还有两名靠在一起的女子正注视着秋千，似乎在排队等候。这幅画卷中的女子一改明代女子的哀怨形象，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事物纪原》记载：“自齐桓公伐山戎，此戏（秋千）始传中国。”［7］荡秋千的娱乐活动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还有祝福祓除的功能，因此深受社会各界的喜爱。明代女性同样热爱秋千运动，刘若愚的《酌中志·明宫史》明确记叙了清明节各个宫苑纷纷架起秋千架的盛况，数量之多堪称“秋千节”［8］。而李开先的《观秋千作并序》则记载了民间妇女在清明节“高竖秋千数架，近村的妇女，欢聚其中”的娱乐之景［9］。由此可见秋千运动在明代妇女中的普及程度，或站或坐的游戏方式强健了她们的体魄，也给她们的闲暇时光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1.3 一舞剑器动四方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仇英《汉宫春晓图》中，卷首一身着红色襦衣的女子正上下摆动双臂，双腿弯曲且其中一侧微微提起，呈跳舞之姿。与其动作相似的是画卷中心偏右的两名随着音乐舞动的女子，她们服饰简单，仅靠宽大的衣袖和四肢的摆动“雄凌空手而舞”，身姿矫健，充满朝气。明清易代之际的名妓柳如是更是在《剑术行》中写道：“吁嗟变化须异人，时危剑器摧石骨。我徒壮气满天下，广陵白发心恻恻。”［10］由此可见其为国而战的决心和对现实境况的无力，而跳剑器舞成了抒发无奈苦闷情绪的方式。明代女性跳起的劲健的剑器舞，正是她们不输男儿的自尊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明代女子独立意识的萌芽。

2 文化休闲活动

提起明代女性的文化休闲活动，可以联想到囿于深闺的女子在闲暇之时观花斗草、赏鱼喂鸟和女红刺绣，她们似乎总是哀愁的、百无聊赖的。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描绘了妇女们参与的大量体育休闲活动，仔细观看画卷，会发现明代妇女有充实的精神世界和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

2.1 知音相伴齐奏曲

仇英在《汉宫春晓图》中描绘了两组弹琴奏乐的女子。画面的中心极为热闹，共十八人，其中有九名拿着乐器的女子。从右往左看，一名穿着红裙的女子依偎着蓝色上衣的女子，执萧与另两人看右前方两名跳剑器舞的宫女，在她的正前方有一名拿着竽的女子和负责炭火的宫女在炉子旁席地而坐，她们似乎正借着等待同伴的空闲自娱。向左推进，两名坐在圆椅上的女子已开始演奏，她们身后站于琴后的女子正在理弦，此三人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但这种封闭感被左侧一名向她们走来的抱琴侍女打破了，这把琴似乎是为正从阶下向上走来的女子准备的。抱琴仕女的桌案后方，一名侍从正帮着红衣女子将琴从封套中取出，执扇的女子在他们身后等待着音乐会开场。其左侧有一名手持长笛的女子，她与身边包髻的妇女一起用目光催促着阶下一名抱竽赶来的女子。画面正中心的十八人有条不紊地组织着曲艺活动，有动有静，热闹非凡。而画卷末尾两名盘坐榻上的女子，相比之下则多了分雅静，似乎是知音在相互倾诉心事。

明代女子对曲艺的热爱不仅在《汉宫春晓图》中有所体现，《四季仕女图》中的秋季卷同样出现了赏月时女子演奏赏玩乐器的景象。明代女子不仅自己参与曲艺表演，更爱观看戏曲演出。仇英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描绘了大批妇女站在楼台上观赏戏曲表演的场景，《陕西通志》也称当时妇女爱观赏赛会社戏，与男子并无两样［1］101。身处闺中的女子在明代不仅能自己表演，更能外出观戏，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大众文化，说明女性有了一定的户外活动空间去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

2.2 懒卧榻上共读书

在《汉宫春晓图》热闹的曲艺表演左后方，有两名女子正躺在小房间的榻上共阅书籍，眼角含笑，十分投入，明代女子对读书的热爱可见一斑。相关文献记载，明代女性开始接受教育，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妇女，不是师从父母长辈，就是延请名师到自家府邸。这些识字的受教育女性有了阅读史书、古训、戏曲和小说的机会，书籍不仅开阔了她们的视野，还使她们得到了情感慰藉，她们能通过读书与作者以及书中的人物、事件产生共鸣［1］100。从明代开始，仕女图中出现了大量描绘女子读书的场景。仇英的《汉宫乞巧图》中有贵妇们坐在床榻上读书的景象，佚名的《千秋绝艳图》不止一次地出现女子与书籍，唐寅的《红叶题诗仕女图》更是描绘了女性运用所学亲自题诗的场景。祝允明描述他的姑姑“通书数”，明史记载马皇后闲暇时就要阅读古训并“告六宫”，明代一名常州妇女唐孺人更是从《孝经》《女传》读到医药卜筮。图像与文献共同佐证了明代妇女对读书的热爱，书本为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

2.3 闲敲棋子子丁丁

《汉宫春晓图》中读书女子的左前方，有四名贵妇和一名持扇宫人围绕在棋盘周围，其中位于棋盘左右两侧的两名贵妇正在执子对弈，另外三人正饶有兴致地观看这盤棋局。画中妇女所下的是围棋，它在明朝的普及度颇高，是当时女性的闺门技艺之一，也是当时女子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明代妇女推崇和喜爱围棋，涌现出了薛素素、呼举、梁昭、柳如是等女棋手［11］。不论是宫嫔贵妃还是民间女子，都不再满足于单调乏味的闺房生活，下棋、打双陆成为她们解闷的重要娱乐，增添了她们的生活情趣。

3 节令休闲活动

中国传统节令丰富，每逢岁时佳节，人们往往会举办各种庆典祭祀活动，如立春、元宵时，有舞狮杂耍；寒食、清明时，蹴鞠和荡秋千；中秋、端午、重阳时，允许女子回家省亲。节令活动常常吸引闺中女子走出家门，这也是明代女子出门游玩的重要契机。在繁多的节令中，七夕节可以说最具女性色彩，妇女们在这一天有了策划组织的权力。仇英的《汉宫乞巧图》就展现了明代妇女过七夕的完整图景，画中的妇女不仅在忙碌地筹备瓜果准备祭祀，还参与了专属七夕的娱乐活动。

3.1 对月穿针争巧来

东汉时期，七月七日是人们“乞富”“乞寿”“乞子”的日子，虽然只可求其一，但人们仍然曝晒经书，备办酒脯时果，撒上香粉，守夜祈福［12］103。人们对七夕的重视使后世发展出了诸多乞巧形式，其中就有对月穿针这一活动。起初这一形式仅在宫中流行，汉代的宫女们会在七夕夜晚“穿七孔针于开襟楼”［13］，到了唐代，这一宫中礼仪性的活动变成了七夕的一项娱乐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明代妇女们对穿针乞巧的热情不减，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就描绘了宫中贵妇们对月穿针、争相乞巧的场景。此时的穿针引线成了一种带有竞赛意味的娱乐活动，能够快速穿过者称为“得巧”，寓意心灵手巧，拥有一双擅长女红的巧手，能够得到家中丈夫、婆婆的认可。为了未来的幸福，明代女性广泛参与这一活动，在娱乐身心的同时，渴望求得一个好彩头。

3.2 喜蛛应巧卜未来

蜘蛛在中国古代是吉祥的象征，人们将其吐丝的习性与女子的纺织联系起来，在南北朝时期发展出了七夕节喜蛛应巧的占卜活动。这一充满随机性的娱乐占卜活动一直延续到明代，《汉宫乞巧图》的卷首就是一名抱着养蛛盒的侍女。七夕这天，女子们纷纷揭开自己的养蛛小盒，通过对比蛛网的大小细密来分胜负，蛛网最大最密者便是有“巧”之人。与前文提到的对月穿针以乞巧一样，喜蛛应巧不过是另一种娱乐方式，反映了女性希望自己心灵手巧、有助于家室的质朴愿望。

3.3 祭拜泥孩盼子来

在《汉宫乞巧图》的最后，有一组宫廷妇女祭拜磨喝乐的场景，供桌上被祭拜的磨喝乐由佛典中的“摩睺罗迦”衍化而来，为童子形象，妇女们通过祭拜他祈祷自己多多繁衍子嗣［12］108。宗教祭祀不仅是节令时必须完成的程式化任务，对那些对参禅悟道感兴趣的明代女子来说，拜佛听经可以充实她们的闲暇时光，是她们喜爱的娱乐消遣之一。明代佛教、道教的流行，使女性们有了接受佛道思想的机会，她们能通过听经礼佛寄托自己的情思，这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她们的文化素养，促进了她们对知识文化的追求。

仇英的仕女图以图像学的形式描绘了明代女性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绘画是时代风情的意象化显现［14］。在明代商品经济的推动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其中就有以冯梦龙为首的“惟情主义”者，他大加斥责包办婚姻、女子守节等糟粕，肯定了女性作为个体追求爱情的权利［15］。虽然冯梦龙的思想只涉及婚姻观，但这说明了当时社会已经有一部分人产生了尊重女性的先进观念，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明代社会开始普遍认可女性需要德才兼备，她们得以习字读书，这也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开始追求丰富的个人生活和充实的精神世界。

4 结语

本文以仇英笔下的仕女图为例，通过分析解读图像，介绍了明代女性丰富的娱乐生活，探究了其出现的原因及其反映出的社会整体思想文化形态。总体而言，虽然明代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觉醒，但从前文写到的七夕乞巧中女性所为皆为稳固家中地位可以看出，当时女性身上的枷锁仍然沉重，她们的人生走不出幽幽深闺，依然附庸男子而生。纵观仇英仕女图，可以发现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病态审美，小脚和纤纤细腰束缚着女性健康自信的审美观的确立，明代女性依然未实现独立自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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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崟旦（2000—），女，江苏常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美术史（明清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