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岗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建构广东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于2021年启动《广东文学通史》编撰工作，拟于2023年5月底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广东文学历史悠久、光辉灿烂。《广东文学通史》旨在厘清广东文学的发展历程，填补广东文学通史研究的空白。我刊特成立“广东文学通史”专栏，刊发该书总序和各卷序言，作为对这一举措的呼应和宣传。

摘要：从古至今广东文学史经历了类似三级跳这样的发展演变历程。第一跃发生在古代时期，以元明易代为界，之前以接纳受容岭北南渐的中原文学为主调，之后则带着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卓然自立而自成格调。第二跃发生在近代时期，广东以其人才辈出，以其新颖观念独领风骚，反哺中原，充当了全国文学及其观念大转变的推动者和领先者的角色。第三跃发生在现当代时期，广东文学带着不无先锋的敏锐和成熟稳健的步伐，加入全国文学的大合唱。历代广东文学以渗透着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的“岭南大义”为其根本气质和精神品格；而另一个特色则是它的兼容并包的特色；与开放包容品质相联系，广东文学和岭南文化显示出强烈的创新求变的特质。

关键词：广东文学通史；岭南；地域文学；兼容；创新

一

广东称粤，北枕五岭而南临南海。粤在岭之南，故又属岭南。发育于云贵高原和岭南山脉南侧的西江、东江和北江，汇流于旧称番禺的广州，形成了约六万平方公里低矮丘陵和冲积平原地带，今称粤港澳大湾区。由于岭南山脉的天然屏障作用，广东与黄河、长江流域的经济与文化融合长期受到阻隔。荒古以来虽有路可通，然须穿过崎岖陡峭的山间丛莽，甚为不便。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记载，岭南不与，踪迹难觅，被视为化外炎荒之地。社会发展程度与中原相去甚远，或处于部落社会的阶段。待到秦灭六国混一中原之后又七年（前214）秦征南越，新建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岭南才归并中原版图。由此粤地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跃上了崭新的台阶。自古以来，广东形成了多方言、不同民系的人民共同生活的格局。珠三角和粤西以广府民系为主，粤东以潮汕民系为主，粤东北以客家民系为主。这三大民系构成了活跃于这片岭南土地的三大方言区。三大民系加上粤北与粤西地区的壮、瑶、畲等少数民族构成了广东丰富而多样的人民生活场景。

将广东人文地理环境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其优劣并存。大约以元明之际的十四世纪为分界线，之前五岭为屏障，之后海疆为通途。中国海疆辽阔，而广东海岸线为各省之冠，达四千余公里。且以广东距南洋、西洋近且便利。于是全球大航海时代到来之时，那种便利甚至独占鳌头的地理位置优势就逐渐突显了出来。然而在大航海到来之前的内河航运时代，广东面临南海的位置优势却无从发挥。其时陆路交通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而海路交通的重要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跨越五岭的陆路是广东唯一的通道。唐前以联通漓江与湘江的湘桂走廊为主，其后则以溯北江而上跨越大庾岭连通赣江的通道为主。宋余靖《韶州真水馆记》：“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漓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无虑之官峤南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泝大江渡梅岭下真水至南海之东西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至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1路途崎岖且遥远，更兼必须水陆转运，越岭的不便就成为制约广东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元明之际造船与航海技术的积累臻至成熟，与东南亚、阿拉伯乃至西洋的航海贸易迎来了大发展，造就了大繁荣。于是广东的经济文化发展一脱旧貌，换了新颜，巨大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广州成为朝廷与外洋贸易的重要口岸。明代是口岸之一，清代则是全国唯一的外洋贸易口岸。不仅民间财富由此而迅速积累，更重要的是广州口岸事实上变成中国与外洋世界发生关联的枢纽。至明清两朝，广东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除稍逊于富庶的江南外，与全国大多数地方相比已经站立前列，曾经存在的南北经济文化差异消弭殆尽。尤其是垄断外洋贸易的十三行时代，广州富甲一方，全国其他城市并无其匹。大体上，广东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至明清时期，已经实现了与华夏中原的全国一盘棋。外洋贸易与海外拓殖不仅提升了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累积了财富，它还造成了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舍舟登岸，兆示了西风东渐的大戏在广东揭幕开启。由此而形成日后的文化风暴在广东上空积聚，广东顺理成章做了西洋文化在中国登陆的桥头堡。果然又过了两个半世纪，英国列强挟持船坚炮利，从珠江口虎门敲开了清朝的大门。丧权辱国，五口通商。中国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中国人民也开始反抗列强、反抗腐朽垂死的封建统治的浴血奋斗。这部既是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奋斗史，又是中国文化悲壮的裂变史，它的第一页毫无疑问写在了广东大地。西洋的力量及文化登陆了广东这个桥头堡，又从这个桥头堡源源不断地向全国四面八方辐射。中国人民的反抗勇气和新文明进步的文化科学技术使得这片土壤孕育出一批又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带着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救国方案，从广东出发，开枝散叶，撒播全国各地。新文明的种子从此在中国大地茁壮成长。我们不知道广东在中国社会大转型时代的这种角色算不算命中注定，但时代和历史既然赋予了这样的角色，廣东儿女也只有不辱使命。岭南粤地这两千多年的变迁史，从比岭北远为迟滞、未开化和落后的状态，短时间一跃而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领风骚之地，它在全国格局之内独特的地理位置肯定是我们观察这部广东文化演变史必不可缺的窗口。

迈越两千年绵延不绝，广东文学史在这个独特的地理人文空间展开。一方面广东文学与岭北中原的文学演变纽带相连，息息相关。它是全国大格局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带有自身演变发展的脉络和特点。以水系为喻，它是全国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既不是任何其他山脉丘陵发育出来的支流，它也不是总汇的干流，但这条支流终究要汇流到干流中去。广东文学史终究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故此，一部区域文学史的价值便不在于将它写成显微版的全国文学史。把区域的文学材料按照国家文学史的模式来放大书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期待和目标是运用这些区域文学材料来描绘和辨识这条支流的轮廓面貌和它的特点。于是全国和地方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必然会聚于地方文学材料的论述。正如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自序》写到他著作的目标时说：“不出乎广东之内，有以见乎广东之外。”1就像一滴水可见照见太阳一样，以一滴水见一滴水不是我们的目标，照见这一滴水和蕴含在它之内的普遍性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同样的道理，《广东文学通史》采用的文学材料固然不出乎广东，但通史写作所追求的却是——“有以见乎广东之外”。

通史拟分五卷：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当代前卷和当代后卷。考虑到广东文学演变发展的自身特点和文学材料逐渐繁复增多的事实，故有此划分。从整体粗看，从古至今广东文学史经历了类似三级跳这样的演变发展历程。每一跃都是一大步。虽然这样的跳跃在时间上难以截然断定划分，前步与后步的连接混沌而模糊，但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条划分不同演变历程的轨迹。这种三级跳现象，不仅与时间因素有关，也与它特定时空在全国文学格局之内所处的位置有关。这三级跳是我们对广东文学演变史走过的轨迹和性质的认知。第一跃发生在古代时期，广东文学完成了从接纳受容华夏中原文学的滋润哺育到自成一格的历程。以元明易代为界，之前以接纳受容岭北南渐的中原文学为主调，之后则带着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卓然自立而自成格调。第二跃发生在近代时期，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大转折的时期。广东以其人才辈出，以其新颖观念独领风骚，反哺中原，充当了全国文学及其观念大转变的推动者和领先者的角色。第三跃发生在现当代时期，广东文学带着不无先锋的敏锐和成熟稳健的步伐，加入全国文学的大合唱。时而领唱，先声夺人；时而和声，同鸣共奏。正是在这样一个有声有色的文学发展历程里，形成了广东文学的地域特质。这种地域特质随时代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沉淀，累积为可供清晰辨识的岭南特性。

二

珠江自西而东横穿广州，北岸的越秀、荔湾两区从无称“河北”，独南岸的海珠区至今俗称“河南”。得名来自東汉番禺人杨孚。他被誉为“岭南诗祖”，北上中州为官又留下诗的第一人。相传他辞官南归之际，携回洛阳松柏，树植于珠江南岸今下渡头村的大宅前，睹物思昔，铭记宦游的美好岁月。于是珠江南岸地就俗称“河南”。2这个历史细节透露出长久以来岭南人对开化文明程度远在自己之上的中原文物的向往深情。这与韩愈被贬潮州为官不足一载而获“三启南云”的美誉，如出一辙。封闭的环境和后进的文化有时导致“夜郎自大”的狭隘心胸，但是岭南人恰好相反，地理的阻隔与文化发展的迟滞，却孕育了岭南人虚怀向化的开阔心胸。用三百多年前番禺人屈大均的话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皇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颂法孔子，服习春秋。”1岭南人正是以此胸怀受容来自岭北的文化南渐。于是文化学术和文学的南渐，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广东文学史演变的主调。

在并不复杂的早期广东文学发展史合唱中，唐张九龄出现前，粤地作家寥寥可数，分量更是不登大雅之堂，大量的是逾岭南来的文人和作家。他们的南来，事出有因。或者奉遣为官，驻守地方；或者贬谪流放，异地为人；或者躲避战火，流寓居粤。这些中原人物当中，不乏名重当时文化学术的显赫角色、称雄一时的大文士。东汉《易》学大家虞翻贬谪期间，传道讲学；东汉牟子在交州期间写出渗透岭南精神的佛学名作《理惑论》；写下道教名著《抱朴子》的葛洪，在罗浮山亲尝百草，炼丹修道；山水诗的始祖东晋名士谢灵运，流放并殒命于广州。他的世袭雅名“康乐”留痕于今。中山大学校园称康乐园，周边有康乐村。进入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南朝时期，中原南北对峙，兵燹丧乱。这份南渐士人的名单不可避免拉得更长，举其中大者，如写出《南越志》的沈怀远、贡献《海赋》的张融、写下最早一首吟咏岭南风物诗《三枫亭饮水赋诗》的范云、著《神灭论》的范缜、诗人阴铿、沈伯阳，还有写下《贞女峡赋》的江总等，皆是文坛一时之雄。他们为文学的南渐，播下种苗，树立样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广东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不是平稳均衡地逐渐积累前行的，更像波浪一样有小高潮小低潮那样逐渐推进。这现象颇值得关注。由于古代一治一乱局面的交替出现，丛莽崎岖交通阻隔的岭南，反倒成了中原战乱之时可以避乱偏安的好地方。大庾岭下的南雄珠玑巷，见证了历代移民迁徙入粤的传奇。广东珠三角地区民间皆以为自身家族发源于山西洪洞大槐树，随之散迁各地，最后汇迁至珠玑巷，在珠玑巷盘整再南迁至珠三角落地生根。传说真假参半，但道出了岭南人历代南迁的历史事实和以中原为祖根的深厚情感。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是造就广东文化学术渐次演进的基础。例如南朝时期，尤其至梁陈之际，发生侯景之乱。江左富庶之地生灵涂炭，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大批门阀士族、文人和流民南迁入粤。其中之有地位者依附当时广州刺史萧勃以及欧阳頠、欧阳纥父子，由此广州更成为一时文化学术的中心。又如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丧乱，南海王刘?割据称帝，是为南汉国。与中原兵戈不息不同，南汉小朝廷偏安一隅，“五十年来，岭表无事”，2带来了活跃的商业贸易。史称“刘?总百越之众，通珠贝之利。”3又雅好艺文风骚，常与文士谈论诗赋，“每逢群臣文字奏进，必厚颁赏赉”。4其间效仿中原王朝开科取士，一时文人荟萃，艺事盛于岭表。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朝代更迭，广东或成为朝廷残部最后的抵抗之地，由此引发大批官宦、士人和民夫过岭南来。如宋元之际，南宋政权且战且退，抵抗至珠江口崖山一役，悲壮告终。明清之际，南明小朝廷且战且逃，其中永历帝就在肇庆登基树立。战乱一面是生灵的涂炭，但另一面又是民族精神的激发。如文天祥诗《过零丁洋》，脍炙人口，且千古不可磨灭。通观广东文学史，南宋之后，每当易代，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广东文学即勃发大生机。为人称道的诗人佳作，往往出现在兵凶战危，国家多难的时期。如宋元之际的袁玧、张镇孙、赵必；元明之际的孙蕡；明清之际的“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允、梁佩兰。他们的诗作郁勃沉雄，精悍激扬，是元明清广东文学的高峰，可看作代表了其时广东文学的最高水准。尤其是屈大均，当之无愧坐古代广东诗人的头把交椅。龚自珍《夜读番禺集书其尾》，视屈大均为与屈原具相同人格节操的大诗人，同为“万古两苗裔”，其作堪称“郁郁文词宗”。1直谓屈大均：“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2 后人以雄直概论岭南诗风，当以“岭南三家”为代表。盖雄直诗风的形成，既与岭南民风耿介亢直，地域文化认同强固深厚有关；又与易代之际家国遭难，故园兵燹涂炭而激发出浩然的民族大义密不可分。正如清初山东新城人王士祯论有明一代粤诗云：广东“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3江苏阳湖人洪亮吉称道“岭南三家”诗：“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4亦可为此下一注脚。此前粤诗坛未受辞藻旖丽之风熏习，遭逢家国危难之际，乡邦意识、家国情怀化作淋漓元气喷薄而出，铸成与江南诗人完全不同的诗风格调，为明清诗史刻下了鲜明的岭南记印。

明前广东文学以人的成长为喻，虽时见英姿，但尚未长成堂堂汉子，处于接纳受容岭北中原文学为主的时期。屈大均认为，广东文坛“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5炽于唐宋，若限于广东尚可成立，但以全国格局来说，似乎有过。唐宋年代的广东文坛，难以说“炽”，更像皓月当空，只有几点暗亮的星辰，点缀于文坛。至于后句“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就毫无夸张，符合事实。清人陈遇夫《岭海诗见序》：“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殆过之无不及者。”6地域文学的成熟是存在客观标杆的，它体现在诗人诗作里面。这就是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和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乡邦自豪感。有此认同和情感，才能自具面目，自有眼光，自成风格。屈大均用“照于四方”，陈遇夫用“比于中州，殆过之无不及”来形容有明之后的广东诗坛，说的当不仅是诗人诗作的数量。两人都意识到，自明之后粤诗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素质，不再泯然众人，即使置于全国诗坛格局之中，粤诗一样能有过人之处，能照于他人。致使粤诗自元明之际达到如此境界的内在要素，不仅在于诗歌语言和修辞艺术，亦在于岭南文化自身已经生长到成熟的状态，于是能以自身的面目出现在华夏中原一体的诗舞台。

从诗赋对景物的写照中较易看出作者地域认同的有无和成熟的程度。疏离、静观和蕴含深情，写出来的句子是不同的。粤地诗赋从南北朝至元明之际，作者的写景很明显看出从景物的疏离感到满怀欣喜赞赏之情的变化过程。试比较谢灵运、余靖与孙蕡同是写景物的诗赋，看看地域认同感是如何随着文学的发展逐渐生长的。南朝诗人谢灵运《岭表赋》前三句：“若乃长山款跨，外内乖隔。下无伏流，上无夷跡。麕鹿望冈而旋归，鸿雁睹峰而返翮。”1仅此三句，岭南的蛮荒可畏，跃然纸上。当然如此景物，与他贬谪流放的沮丧心情，也是高度配合的。是由疏离的感情看出蛮荒的景象，还是由蛮荒的景象衬托出疏离的情感，大概互为因果吧。总之，大诗人谢灵运眼里，这是陌生而疏离的土地。他只是被命运抛掷到这里而已。此地并非乡邦，其余并无挂碍。宋余靖五言诗《山馆》所写是家乡景色：2“野馆萧条晚，凭轩对竹扉。树藏秋色老，禽带夕阳归。远岫穿云翠，畲田得雨肥。渊明谁送酒？残菊绕庭菲。”3“野馆”和“畲田”，用辞衬托出荒凉而人迹罕至，但所在山馆亦并非无可取之处。深秋景致，飞鸟带着斜阳余晖返归巢穴，足供凭轩独赏。然余靖诗的重点不是景致如何，而是以此景色荒远表露自身清高绝俗的品格。这是古代中原诗人每当呈现其林泉高致时的一般套路。我们太熟悉那个为庄禅传统塑造出来的诗中之“我”。这并非有什么不妥，但从入乎广东之内的眼光看，显然还缺少些什么东西。待到元明之际的诗人孙蕡出来才补足了这个缺陷。孙蕡的《广州歌》文字里洋溢着信心满满的乡邦自豪感：“广州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家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4此诗当写于明初，孙蕡回忆元末广州盛况。历经易代的浩劫，繁华不再。如同杜甫回忆开元盛世，或有夸张之辞，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夸张，而在于文字流露出地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广州建城两千年，珠江从广州城下东流，亘古不变，然而要有粤诗人赞美它为“春江水”，却不是一蹴而就，必得经历漫长的演变。当广东古代文学完成了这个地方文化认同的蜕变，它就进入了明清星汉灿烂般发展的时期。

三

来到近代，中国社会在西风西潮和列强敲门的强烈冲击下，不可避免进入从农耕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漫长转型阶段。这种根本性、全盘性社会转型引起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急剧转变。这些转变有时表现为渐进式的变法，有时表现为暴力革命。身处动荡潮流里的那几代人，其实并未能从认知上把握社会转型的实质意味，他们只是感知到局势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过往大不同了。用李鸿章流传甚广的表述：“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5 他的话说于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可实际的大变局早在三十多年前朝廷吞下战败的苦果之时就已开启，清廷荒腔走板的应对可以为证。作为识见在群僚之上的大员，李鸿章此言虽警醒一时，但已经算不上对天下大势有深切洞明的认识。可见晚清大变局的时代，明察先机，洞识大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既然不能指望肉食者引领国家应对大变局来临的挑战，那么身处南疆前沿而得风气之先，与西潮有最为广泛接触的诸“岭海下士”1在思想文化和文学变革上，乘势走进晚清大变局时代舞台的中央，扮演引领全国潮流的角色，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人文地理的视角看，晚清政治文化舞台分别活跃着三地的官员和士大夫：首先是湖湘人物，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其次江南文士，李善兰、王韬为代表；然后是粤人，康梁为代表。曾左一流人物，主要承袭清初王船山所提倡的儒家经世致用观念，意图寻出政治和文化的切实方法，在凝固僵化之世振衰起敝。同光年间洋务自强鼓舞一时，然究其实他们思想文化的新意不多。甲午战败湖湘人物便逐渐式微。而随着五口通商，传教士将上海作为深入中国腹地的大本营，使之成为西学新潮的重镇，由此吸引了那些科举无门或志不在仕途的知识人，汇聚沪上，切磋新学。他們和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传播科学，有强烈的启蒙和变革意识。但阴差阳错，因为未从科举正途出身，只是中西之间的边缘人。名既不正，言便不彰。秉大才而得小用，是这批江南籍口岸知识人的普遍命运。例如王韬实在不满守旧因循的官场气氛，一腔热血，在朝廷眼皮底下的上海无从施展，于同治末年跑到香港，自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变革，成就一时的舆论。

环顾同光年间的中国，上海和广东是两个距离西学新潮最近的地方，上海甚至比广东更有文化渊源深厚的优势。由此看来，执这股日渐浩荡的文化变革潮流的牛耳，江南文士和粤籍人物皆有可能。然而历史给出的答案众所周知，晚清改良和革命的大旗皆由粤籍人物树立，江南人物的贡献要等到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之时，才拔头筹。粤籍人物在清末思想文化舞台成为倡导变革的时代领先者，一时风头无两，显然包含值得细察的人文地理含义。首先广东比上海离京师更远，不受朝廷猜忌而得来的施展空间自然就比上海为大，有道是山高皇帝远。上述王韬的例子可以印证这一点。其次广东接触西洋时长面宽，尤其民间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度和接受度，均比江南广泛而深厚，可以说广东的“群众基础”胜过江南。中国国土虽辽阔，但有如此优势的地方却并不多。这长处不仅近代史上发挥作用，而且现当代史上同样持续地起作用。同治年间派学童留学美国一事，最能说明广东长期面向外洋航海、商贸、文化往来所造成开放的社会基础和民间心态，在国家需要改弦更张的时代自然而然就会比与外洋接触历史短暂的地方能够“先行一步”。同治九年（1870年）起清朝前后派出120名学童赴美，是为中国官派留学之始。学童之中，粤籍84人，超过三分之二。余下的大头是苏浙籍29人，而徽闽鲁合共7人。2过埠留洋为破天荒之举，国人视为畏途，学童家人需与官府签“生死状”才可允准。招生的大本营设在上海，却在广东招到最多学童；而且首批两位带队的官员容闳与陈兰彬恰好均为粤籍。朝廷留美的“壮举”原定十五年，仅进行四年即半途而废。力主裁撤的新任监督吴子登冥顽不化，是山西籍。人文地理的因素显然在其中起了作用。大变局的年代，眼光决定了格局，而格局却是漫长生活经验累积的结果。学童赴美一事透露出新的时代需要和新的人生机会，它在广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多地被意识到、关注到和捕捉到。这揭示了其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正在发生深刻的裂变，粤人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需要变革的初始时刻，变革的旗号往往比变革的实际措施来得重要。因为变革的措施是在变革气氛中试错进行的，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但这样做要有一个前提：变革必须取得作为旗帜的正当性。在晚清站出来为变法树立正当性的第一人毫无疑问是康有为。鸦片战争前一年，龚自珍于时局悲愤无奈中，寄望于天公抖擞，再降人才。1他的愿望应验在约半个世纪之后的康有为身上。康有为一面从儒家正统的学术文化脉络中寻出孔子，将孔子塑造成古已有之的改制家；另一面用公羊三世说与西来学说之一的进化论嫁接，创出人道三世之变的历史观，——由据乱世入小康、由小康入大同的天下通义，从而为变法开出正当性。康有为石破天惊之论无意中为日后浩荡的思想文化变革潮流打开了第一道闸门。钱基博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意义时说，“数千年共认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于是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之怀疑批评，而国人之学术思想，于是发生一大变化。”2实际的变法虽然流血告终，但思想文化变革的大门一旦开启，洪流便从此不可阻挡。

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后，自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他自认自己为“新思想界之陈涉”，要掀起思想文化启蒙的潮流。梁启超把“新民”作为启蒙的总纲，在这个宏伟的启蒙构想之下，文学修辞的巨大力量自然在这个设想中得到重视和运用。恰好梁启超是文章巨手、舆论骄子。梁比乃师康有为晚生十五年，却比康早四年得中举人。八岁学文，九岁即能日缀千言。在横滨，梁一人办两报。白天应付琐事，夜晚奋笔疾书可达万言是寻常事。他自道“夙不喜桐城古文”，多年报刊为文的实践，使他自创出思想新锐、饱含情感而又文气疏朗、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新文体的成功向其时天下宗奉的桐城古文发起了强烈的挑战。梁氏的报章文字是晚清文体和语言的一次解放。梁启超事后自陈：“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3晚清文坛除了桐城为代表的古文派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物都写出了个性鲜明的风格，但不得不说他们的新民意识逊于梁启超。梁之所以能达到“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4的风靡境地，则在于梁能笔锋自带激情，把启蒙意识和文章修辞依据时代的節拍融汇一炉。

梁启超能文能诗，却不以诗名世，不过清末“诗界革命”四个大字却出自梁的手笔。他通过推崇晚清诗坛公认成就最高的黄遵宪树立“诗界革命”的大旗。梁启超贡献诗革新的观念，黄遵宪贡献诗革新的实践。这两位广东人合成了“同光体”流行的晚清诗坛之外新气象的双璧。当然，我们不能把黄遵宪自道“新派诗”的实践看成是“诗界革命”的直接成果。黄遵宪诗心博大，诗才甚高。他随着岀使海外经历的累积，见闻日广体悟日深而自觉摸索旧诗的出路。他尝试过多途径革新旧诗的写法：比如偏向“我手写我口”的歌行体诗；“以旧格调运新理想”1，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不用典，不用生硬翻译辞描摹外海事物的古体诗；大量用典，旧瓶装旧酒，传递岀使海外而产生的复杂经验和体悟的近体诗。黄遵宪的“新派诗”存在多个探索的向度，梁启超誉之为“独僻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2是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之外，梁启超还创办《新小说》杂志，倡议“小说界革命”。他著名的文章《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发表在该刊物的创刊号上。梁还效仿日本政治小说，撰写了五回（未完）展望六十年后中国盛况的《新中国未来记》。此外，梁启超还是晚清“戏剧界改良”的首倡者。由于康梁师徒的努力，彻底扭转了晚清思想和文学沉闷守旧的精神氛围。他们之所以做到站立时代的潮头，独领风骚，大约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成长在与西洋接触根基最为深厚的广东，变革的潮流呼吸领会得更早。文明开化的诉求，不仅应该是国家政治的大目标，也是他们个体人生的小目标。第二他们既有天下兴亡的胸怀又循正途出世，身负功名，与支配中国社会的士大夫同体共运，故有公信力。讲到对变法的见解，康梁早不及王韬；系统周详不及《盛世危言》的作者香山人郑观应。但王郑二人的公信力、号召力远远不逮康梁。王依附于传教士，郑商人出身。他们处于士大夫支配社会的边缘，地位不如康梁。欲扭转观念，传播新知，当然做不到像康梁那样一呼百应了。

广东作家对晚清文坛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数康有为、梁启超；诗数黄遵宪、丘逢甲；谴责小说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言小说数苏曼殊《断鸿零雁记》；革命派小说数黄世仲《洪秀全演义》。他们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放在那个时代同类型作品中都可以说处在最前列的位置。他们的写作表现出如下共同的鲜明特点。其一，思想新锐，追步时代新潮，其中不乏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论。其二，以救世的观念统合为文赋诗，使创作呼应时代社会变革的需求，罕写无病呻吟之作。其三，心态开放，不固守，不排外，拥抱有益的外来文学艺术，以此为创新艺术的法门。在晚清全国文坛的格局里，广东籍作家的文学贡献确实当得起无出其右四字。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非常之世有待于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产出于非常之地。广东在近代社会大转型时代，恰好处于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非常之地，造就了一时文学人才勃起的兴盛局面。

四

广东作家在清末文坛大放异彩，来到新文学运动时期忽然偃旗息鼓。《新青年》同人中没有广东人物的身影，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史上能见到的作家也罕见广东籍。他们似乎从再一次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浪潮中集体隐身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其实道理就隐藏在清末民初文坛人物的代际更替和年轻一代海外留学目的地的变化中。引导清末思想文化变革如康梁等人物，他们的西学新知大都得自于与传教士相关而设在上海的翻译机构如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傅兰雅创办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等的出版物，但他们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不通外文。然而紧接着登上思想文化变革舞台的下一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清末民初持续官派和民间自费留学造就了对西学有更健全认识的一代人。可惜在这波留学大潮中广东的运气似乎欠佳。首先是清末自甲午战败开启了“以日为师”的时期。张之洞《劝学篇》推崇“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绝大多数留学生选择去了日本。于是苏浙沪鲁以及长江沿线城市由此占了先机，广东反而偏远有隔，便捷不如。其次清末留学特别依赖地方大员的推动，像张之洞、端方主政两江、两湖期间均大力推动官派和民间出洋留学，而那时广东则缺乏此种思想开明办事干练的官员。以留日高潮期1904年一份留日生分省统计为例：湖南363人，四川321人，江苏280人，浙江191人，广东得175人。2即便是1909年庚款留学欧美的人数，广东也不及江苏和四川。3与留学目的地和人数密切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变革酝酿和相互交锋的舞台也由戊戌前的国内转移到戊戌后的外国，尤其是日本。关于保皇改良与排满革命之间的大论战发生在日本；周氏兄弟译介欧洲最新文艺思潮和翻译实践也是在日本；胡适的白话诗探讨和尝试则发生在北美校园里。这些思想观念变革在海外的酝酿既然鲜少广东人物参与，那由其中先觉者归国后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少见粤人身影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然而广东却以自己的步伐重回思想文化变革的前线，并为全国文坛贡献新鲜活泼的文学经验。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年轻一代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自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确定国共合作共同推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后，全国的格局里就形成了以上海为舆论中心而广东为实行根据地的局面。农民运动首先从广东海陆丰兴起。当国民党右翼背叛革命后，海陆丰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多次起义，建立政权。从严酷战争环境走出来的海陆丰作家丘东平，带着战争的血腥和人性深度，为左翼文学书写吹来一股清新的气息。郭沫若读了他出道的新作说：“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世代的先影”。4我们知道，现代文学史经历了一个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转变的背景是大革命失败，一些受大革命感召但实则并未深度参与尤其未经历严酷战争淬炼的作家深感人生的幻灭，树立“革命文学”的旗号只为积聚火种。这些左翼作家写出来的“革命文学”，大多停留在革命加恋爱或“打打！杀杀！血血！”的层次。生活积累既缺乏，对革命的理解又不深，此类革命文学的实绩实际上是缺乏说服力的。与此相对，丘东平成长于“炸弹满空、血肉横飞”的战争环境。他笔下的人物粗粝，状物叙事生活气息浓郁，所写战争与人性笔笔到肉，字字见血，是同时代左翼作家里的翘楚。广东大革命的气氛浓重，奋笔为旗的作家涌现不少。左联五烈士有两位是潮汕籍：洪灵菲与冯铿；左联最后一任党团书记戴平万也是潮汕人。今天可以查到在册的左联作家有280人，其中广东籍有31人。大部分加入左联的广东籍作家能传承前辈的血性和真性情。人的才情固有不同，但他們皆是“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特别是全民抗战兴起之后，延安革命文艺进入了探索革命激情与民族形式怎样结合的新阶段，来自广东的作家冼星海、阮章竞等人带着自己成长地域的艺术经验，加入到延安文艺激情奋发的大合唱。我们在冼星海《民族解放交响曲》里分明见得岭南民间“狮子舞”“龙船舞”激昂旋律的影子；阮章竞《漳河水》等新诗语言尽显民谣本色，追求节奏感、音乐美，叙写人物景致形象活然，这与他早年在中山乡村做画匠学徒，习得民谣小调的经历密不可分。

文学演变到了现代，中西的融合汇通也进入了更成熟的阶段。如果晚清“五四”的中西文学汇通处于“拿来主义”的阶段，视启蒙救亡需要什么就大声疾呼引进什么的状态，那“五四”过后如何借鉴西洋文学至少可以说增加了一种方式：在诗人写作实践里有意识地将西方文学要素融合进汉语的表达形式。这时的西方文学已经不是“拿来”的对象，它已经作为诗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交融在诗人的感知世界里。待笔之于书时，其诗其文已是不中不西又亦中亦西了。能达到这种融合境界的诗人多属留洋饱学之士，刚好现代广东产生了两位这方面的诗人。前者李金发，后者梁宗岱。李诗才有限，固然不算现代诗史第一流大家，但他却是象征主义新诗的鼻祖。李本无意做诗人，怎奈留法期间人生孤独，精神苦闷，原本旧文学的根底不错，又读了一堆波德莱尔等颓废派文学，于是借笔抒写自家苦闷，遂为早期新诗的百花园添了一株异彩。梁宗岱则诗才横溢，辩才无碍。他的翻译要比他的诗文来得更受世人称道。尤其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将传统旧诗的节奏、韵味乃至意象融进译文，西诗译出中诗的味道，被誉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丰碑”。

自延安时代以来，文艺探索革命和建设的大主题与民间形式、民间习俗和方言相融合已经成为大潮流，这个潮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如山西有山药蛋派，河北有荷花淀派等。地域特色的文学呈现蓬勃发展的生机，广东也在此潮流下名家辈出，尤其长篇小说领域名作迭出。即使放在全国格局，它们也毫不逊色，广东作家贡献了最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广东文学由此也进入了一个难得的兴盛时期。这个广东文学史上的小高潮在这个时期出现是有缘由的。广府民俗与其他地域最为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方言。而方言写作晚清就大行其道，但那是生搬粤语发音硬套汉字的方言写作，不仅异乡人无从释读，就是识字略少的本地人也无所措手足，照此旧套路写作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个时期广东作家的贡献正在于他们在如何借用方言习语与通行表达相结合的方面，探索出具体的途径，走出了各自的路子，使得小说故事写人状物不熟或略识粤语者看得懂而又呈现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换言之，通行语与方言表达之间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成为这方面的一代经典。黄谷柳的《虾球传》、欧阳山的《三家巷》和陈残云的《香飘四季》是其中的佼佼者。三部长篇由于表达意图和题材的不同，呈现出的方言和地域文化特色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不同的优长。尤其是它们的不同表现了作家艺术探索的艰难努力以及达到的境界。比如黄谷柳擅长采撷市井乃至黑道粤语词略加改造而活用，写人状物地道贴切，语言与人物事件密接无缝，场景的真实感扑面而来。欧阳山则致力于化用活用粤语词表达，将它们嫁接在流畅的通行语里面，创造出有诗化色彩又有地域文化特点的语言表达。《三家巷》语言优美流畅，极富南国气息，与人物性格、情感匹配得天衣无缝。《香飘四季》是农村题材，长期蹲守乡村深入生活让作者走近了南国水乡民俗的广阔天地，用水乡人的语言把他们的生活表现得活灵活现。这三位作家的努力代表了五六十年代方言和地域特色的广东小说的高度。另外该时期广东文学除了诗稍弱外，散文和批评也涌现大家。秦牧耕耘散文一生，形成语言凝练优美，知识丰富而且立意高远的风格。他以散文为主而兼擅杂文，抒情与理致两道并驱。如《花城》等散文集在全国享盛誉，与散文家杨朔并称“南秦北杨”。批评家萧殷亦获得该时期全国性的声誉。新中国成立初兼主《文艺报》，极大地帮助了新晋作家王蒙等人的成长，六十年主持《作品》，做到“每稿必读，每信必复”，做作家的知音，是当之无愧广东批评界的先驱，著有《萧殷自选集》。十七年时期全国文坛生气蓬勃，作家探索呈现多样化面貌，广东作家以自身的擅长，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形成鲜明的集体风格，是全国文坛交响曲强有力的音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笼罩中国的迷雾散去，万象更新。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吹来强劲东风，将广东经济文化发展又推到了全国的最前沿。国家首先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有三个在广东，再一次突显了广东面临新一轮经济文化变革时的地理和文化的优势。社会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广东棋先一着的机运再一次降临到这片得天独厚的岭南沃土。当然这一次棋先一着不似清末康梁振臂一呼天下影从。因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有序的思想和社会变革。广东文学所以能领先一步，完全离不开全国改革开放的精神氛围。没有中央统一布置和支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的变革措施，广东文学也无法实现这一时期的突破。比如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乡土青年纷纷南下广东沿海经济带打工，由此催生全国文坛独秀一方的文学新景观——打工文学。广东出现了《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和深圳的《大鹏湾》三大打工文学刊发阵地。前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发行量达五十万份，而《大鹏湾》光在珠三角地区的发行量也达十二三万份。流水线上的劳动者拿起了笔，抒写着新生活的悲欢，在火热的年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奇观。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技突飞猛进，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又成为可以驰骋的写作新天地，广东因此而成为全国网络文学最早的温床。全国第一部在虚拟空间上线的网络小说在广东出现，随后网络写作如雨后春笋涌现，至今广东都是最为活跃的网络写作大省。为此广东还创办了全国唯一的《网络文学评论》杂志。改革开放催生了新的社会现象，文学如何表现，一时成为问题。如市民发家致富成了“万元户”，如何定位这类草根人物，正面乎？反面乎？新中国文学史上无先例可循。章以武的《雅马哈鱼档》开了头炮。他用诙谐的喜剧笔法，回避了社会尚存的价值歧见，将靠自己双手勤劳致富的鱼档老板写成了新时代的“草莽英雄”，实质上给予了正面的价值肯定，从而引领了改革开放时代文学创作的新潮流。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作家陈国凯的《大风起兮》，正面叙写深圳蛇口工业区的改革历程。题材虽不是先着，但他用风俗化、人情化和诙谐的笔法来处理向来被认为严肃的题材，把时代的惊涛化为舒缓的对话，也算写得别开生面。这一时期广东文坛最重要的收获当数刘斯奋的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这部历十四年伏案写就，叙写明清易代之际江浙才子佳人沧桑悲欢的小说，看似题材远离现实，实际渗透着改开时代特有的现代精神。明清易代题材多供时人寄托所谓兴亡遗恨，供人逐味其中的所谓风流韵事，但刘斯奋则关注其中的先觉者对专制弊政的批判，发掘远去时代民主意识的思想火花；也因为作者拥有现代思想意识的武装，才能看出才子佳人缠绵悱恻背后的性别不平等，赞美自强女性并对不幸者寄予同情。本来，岭南人写江南非所长，然刘斯奋反其道而行之，以深厚的历史知识和古诗文涵养融化、提升和改进当代白话文，使小说叙事写人的语言之美跻身一流文学的行列。岭南人笔下的江南比江南人的江南更逼真、更韵味悠长。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当代广东既是历史悠久的岭南，也是全国各地语言文化汇聚一堂的大熔炉，岭南文化正在经历着新的建构。人口迁徙自然包括全国各地作家和写作人的南迁入粤，作家籍贯在区域文学构成中的意义也由此逐渐衰减，好汉不问来处日渐普遍。由人口迁徙带来的地域文化融合，既给创作带来寻找突破路向的不确定性，也孕育着一旦融合成新形态便喷薄而出的可能性。新的文学前景当然是可以期待的。新时代以来我们看见好些更积极乐观的变化。比如“70后”“80后”甚至更年轻的新晋作家带着更现代的意识和表现手法走向写作的大舞台；广东作协也用比以往更大的力度扶持作家创作；2020年创刊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整体上提升了“粤派批评”在全国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古与今的融合，另一方面是岭南文化与全国其他地域文化的融合，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我们有足够乐观的理由相信，经由这两大融合产生的广东文学一定能创出更美好的未来。

五

粗线条勾勒过广东文学演变史的轮廓后，地域文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就自然呈现出来：产生于这片岭南大地的文学究竟渗透着什么样的文学精神？由其历史文化演变熔铸出来的广东文学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学气质？换言之，它存在怎样的岭南特色？这特色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但却是地域文学研究必须触碰和探究的核心。它们曾被岭南文化研究的前辈不同程度地关注过、探讨过，趁此机会在这里也添补一些见解。

广东文学如果不算长达超过千年的萌芽孕育期，能呈现自身文学主体性的历史并不长，比起中原和江南可以说瞠乎其后。然而当人们深入到广东文学脉搏跳动的内部，就发现它成长的特殊之处。广东文学多焕发于国家危难、兵凶战危之世，而少彪炳于太平安逸歌舞升平之时。以全国文学的变迁来说，普遍的情况是乱世不乏诗人的悲吟，但治世也有升平的颂声。广东文学的演变与这个一般的节奏是不大合拍的。可能地处僻远，文教的根底又远逊于中原和江南，所以太平岁月如汉唐盛世诗人声沉音哑，追步不上，而独国难当头危亡之际才得以发扬蹈厉，激扬文字。危难之时的文学精彩，全在诗人作家及其创作充盈着浩然大义，这种精神气质构成为古今历代广东文学的鲜明特色。所谓浩然大义实质就是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它抒发自岭南诗人作家的心声，表现于岭南大地。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岭南大义”。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清明时期岭南诗雄直的诗风，散文质朴的文风，其底色底蕴正是易代之际忠君爱国的情感使之然；降及晚清康梁登高振臂，期望由文学入手一扫颓风，其舆论主张和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莫不渗透着忧国忧民之情；现代左翼文学运动兴起，广东作家又以笔为旗，叙写战争年代惨烈的对敌斗争，乃至为此献出生命，更显舍身成仁的大义；改革开放时期，广东作家有胆气先人一步，突破艺术创作的条条框框，自擅胜场。总而言之，广东诗人作家的优秀者其人其文无不以渗透这种“岭南大义”为其根本气质和精神品格。我们这样分析，并无任何自褒自扬广东诗人作家之意，也无暗示其他地域作家不如岭南的意思，而是意图通过揭示广东文学的文学精神真义所在，透视出它与岭南历史演变进程之间的关系。在广东文学的演变史上，它确实较多地与国家的危难发生深度的关联，而较少地与盛世太平发生关联。中原汉唐盛世的时候，岭南文教才开始萌发，雍容风雅的气度自然无从效法。等到文教扎根，诗人从容发而为辞章的时候，却是为国家危难所刺激。古代时期朝代更迭的战乱自不待言，晚清更是天崩地裂式的危机。这刺激事实上极大地助力于广东文学更上台阶。古人有多难兴邦之论，在岭南则是多难兴文。明末“广东三忠”之一，东莞人张家玉曾说：“我辈做人，正于患难处做好题目，正于患难处见好文章。譬之雪里梅花，愈香愈痩，愈痩愈香。譬之霜林松叶，愈茂愈寒，愈寒愈茂。”1 张家玉的话道出了岭南优秀作家的人生和写作态度。因历史之故广东作家多感于国家危难之“物”而少感于国家升平之“物”，故起兴歌咏抒写之诗文，多具浩然大义，风格雄直精悍。正所谓独特的文学演变历程造就了獨特的文学品质。

广东文学另一个特色是它的兼容并包的特色。岭南文化及其性格形成于北来迁徙入粤的移居史，形成于中原文化的南渐史。历代各地人口迁入层累地沉淀为岭南人开怀包容的民性：虚怀，但不盲从权威；有定见，但不排外。自古以来，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方言一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另一面又各自发展出如广府的粤剧、潮汕的潮剧、嘉应的汉剧等民间艺术形式。此种地域方言文化的并生助益广东作家免于故步自封而兼采众长，尤其是晚清以来面临了一个从未遇见的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先是照单拿来，后是借鉴创新。对那些见所未见的文学艺术形式和修辞手法，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当作自家东西就这样圆融无间地加以运用。广东文坛从来都是广纳各方人与物。南来北往，自西徂东，在这片土地上鲜有阻挡与排斥。这与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一致的。当然有容乃大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信念，包容性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这里探讨的广东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在根本上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性是一致的，但广东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岭南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多地源于与中原多少有些差异的地域生活经验和历史。广东文化最底层的底色当是百越先民的文化，其文化沉淀至今依然略有留痕。秦征南越之后，中原文化南渐成为主流，为岭南奠定深厚农耕文化的基础。然而广东又是航海发达的地方，成熟早，规模大。其人其地的文化性格不可避免打上深深的航海文化的记印。在岭南文化的演变史上，虽然以农耕文化为主干，但多重来源构成的杂多性也占有相当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辨识性。刘斯奋将孕育成长于岭南的文化性格统概括为“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2十分精当。我们很难说这“三不”所构成的岭南文化性格到底是百越文化，还是中原农耕文化，还是海洋文化。只能说这“三不”所体现的就是岭南的开放性包容性。岭南文学和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的品质并非停留在语辞的表面，而是深嵌于岭南成长的历史里。全国沿海岸线各地，航海活动开展甚早，但标志着海洋文化成熟的海神却最早出现在广东。同为中国的海神，南海神比妈祖神树立更早。南海神庙始建于隋代广州黄埔，天后宫要到宋代才出现于福建莆田。盖岭南先民此种面向陌生海洋的开放勇闯心态是为其生活经验所促使，不得不历风险生涯，不得不摆脱农耕一隅的束缚，由心态开放而见识增长，由见识增长而容人所长，最终成此开阔包容的怀抱。

与广东文学和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品质相联系的另一种品质，毫无疑问就是它们创新求变的特质。创新求变绝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欲求，更重要的它是环境的产物。仅有此欲求而环境不支持，创出来的新，求出来的变，很可能缺乏价值与意义，只是一时臆想的产物。创新求变作为地域文化的品质，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实质上为环境所催生，环境所成就。从这种观点看，开放包容和创新求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有开放包容的气度与生活方式，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新鲜事物，才能从中选择，为我所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广东文学自晚清以降，屡屡表现出强大的创新求变的能力。无论观念还是艺术形式和手法，或者全国领先，或者站在前列。这与其一贯的开放包容营造出来的思维方式、文化气氛和生活经验存在密切相关。如果合并考虑其他艺术形式乃至民间工艺，广东清代以来所创造的多个全国第一，那简直不胜枚举。如十三行时期图案中西合璧的外销瓷、西洋画法与民俗风相结合的通草画；清末民初又有引入透视原理和油画技术的水墨画——岭南画派；民乐加西洋乐器合成的广东音乐；引入西洋教堂彩绘玻璃马赛克元素的中式园林——岭南园林等。至于引进西方文艺表现形式的多个第一人，也出现在广东，如油画第一人、摄影第一人、电影第一人等等。广东文艺家的创新与古代在单一传统之下“穷则变”的通变是有所不同的。它不是走在原本轨道上的“穷”，而是拜有幸遇见一个更大世界，所以是未穷而变。广东文艺家的创新更多地出于周遭环境和自身的生活经验，由此才实现了脚踏实地的创新。正如康有为诗句所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1文艺家能意识到生活的世界已经是与以往不同的“新世”，才能在艺术的天地里想象出别开生面的“异境”；要先知晓世上存在欧亚“新声”，才能在创作的时候主动去搜求有用的文艺元素和表现手法。岭南的地理环境与历史为文艺的创新求变营造了远远优胜于其他地域的文化条件和精神氛围。这用得天独厚来形容都不为过。广东文艺能在创新求变方面表现出色，并形成为稳定的精神特质，同样是植根于它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

（本文草成，得到通史顾问黄天骥、刘斯奋两位师友前辈的指正，通史编委们也提供了很好的建议，特致谢忱！）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