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

摘要：耿立的散文创作中常常流溢着性灵与雅趣的轻逸，然而他的人生经历和价值理想使他自觉地秉持一种承载着沉重的社会担当的写作伦理，从而更倾心于追求一种“重”散文的写作。他的作品散发着大地的泥土气息，从中可以倾听到底层生命的心声，感受到相濡以沫的生命个体间传递的血气、骨气、义气和淳朴真挚的情感、爱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耿立是大地的“孝子”和生命的歌者与赞者；这些作品是耿立以大地之子和赤诚真人的虔诚与敬爱之心向大地、先人以及大地上活着的每一个生命，哪怕是一草一虫的纯真“言语”真情倾吐，它们体现着耿立独特的、蕴含深刻的生命意识的 “温柔诗学”、大爱诗学。

关键词：耿立；《暗夜里的灯盏烛光》；“温柔诗学”；“重”散文

在一篇关于散文的理论文章中，耿立所持的一些看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因追求轻逸忘掉生命中的重，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生命的重，而丧失追求轻逸的权利，如果散文的主调都成了一种轻逸，一种飞翔，那么大地的物理空间所发生的苦难，就会被遮蔽，如果那些沉重的时刻披上了梦幻的彩衣，那这种时刻，就会被娱乐性所替代。……把散文写作弄成语言的组织，诗意化美文化，而对社会人生关怀欠缺，把散文变成了消闲，无力承担社会的写真，给历史留下当代生存的空白。”1看多了“美文”式散文、看多了闲情雅致的随笔小品，的确容易让我们忽略了国土的广博、人生的多样特别是生活的艰辛、人生的苦难以及生命中的灰暗、孤独乃至凄惨的一面。放在这样的总体观照中，用耿立的话来说，我们在写作的伦理上是有极大的盲区、缺陷的，写作者的责任担当可能被无形中推诿、延宕乃至放弃。但与其说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的清醒，我倒宁愿认为是人生的经历本身推动了耿立对于写作伦理和写作路向的这种自觉与选择，是艰难人生和在乡土大地底层基层的长期浸泡、磨砺、奋进与抗争的人生经历和在这个过程中领受的记忆和疼痛在提醒、刺激他也成就了他对“重”散文、对于“社会担当”散文、为土地和底层生命倾诉与呐喊的散文意识、散文詩学和文本形态。他的新散文集《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里的二十篇作品，无声地印证着他对散文艺术的理解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生命感悟，它们散发出“重”的散文所具有的生活气息，它们具有天地赋予的不屈不挠的生命感发力，也具有来自大地上的真实生命和生灵所相濡以沫地渗溢、传递的血气、骨气和义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耿立是大地的“孝子”和生命的歌者与赞者。

一、为大地上的一个个生命留下

生存的记录

散文写作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是以真实性为底线的，不管这种真实性到底如何理解、界定，但其中涉及特定时空里人们的社会生活、生存状况、历史事实、自我经历等的记叙性内容时应该具有高度的纪实性而出之以真诚的这一要求应是其基本指谓，至于为了抒情、言志、说理、生趣等而采取诸如虚构、寓言、幻想、憧憬乃至梦境描写的笔法，读者一看便知、不会混淆，也自然是被允许的。耿立散文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在于对生活记录的真实，因为他所写的基本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因此不仅读来真切，令人信服，而且因为饱含着自己的真挚情感、生命体验、内心渴望以及精神的痛苦乃至心理的创伤，因此而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能给人以情感思想的净化。

在这本集子里，有几篇首先是围绕着自己的亲人展开的。其中有多篇写到自己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肉身考古学》是其中突出的一篇，刻写了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维持”生命的微薄意义而艰苦劳作、忍辱负重、谦卑待人、仁慈与共的惨淡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的早期，农民的生活大都是极其艰难的，处在糊口养命的脆弱卑微线上。耿立以诚实的文字为父亲这样的农民的一生做了真实的记录，留下了其生存的真实肖像。他明明写的是父亲，为什么文章取名“肉身考古学”呢？这仅仅是为了移仿福柯大名鼎鼎的著作的名称吗？当然不是，“考古学”在这里不仅寓意着一种方法，同时也一如福柯著作本身，基于人的肉身所遭受的“权力”的禁锢、压迫而强调着每个个体自身的“权利”，因而这种半明半暗的关联里也包含着作者对于父亲们的人生的同样维度的观照与呵护之意。也正是在这样的“考古学”的视角下，他如此刻画了父亲们一生的肖像：“很多人年轻时有牙，没有花生米；老了，有了花生米，牙却没有了。但父亲有假牙，还有花生米。”1 这里的“很多人”的一生是多么卑微啊，只是“匍匐”、挣扎在肉体活命的生存线上！但肉体的存活只是底线中的底线，生的乐趣才是人生的动力，就个体自身来说，满足欲望，特别是满足肉身的欲望，则是这种人生乐趣中往往必不可少但也是“卑之不甚高雅”的一点所在了，而对于父亲们这样的农民来说，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的这一点乐趣也常就在于一粒小小的花生豆上！花生豆在这里固然具有象征的意义，但它首先本就是写实的，也因为这样的写实，过来的人们和后来的人们，读到这样的文字、看到这样的人生，不免从心底升起一丝丝苍凉，乃至一种哭笑不得式的“荒谬感”。 在这篇文章中，还写到他的一个亲眼所见，因为多捏几根蒜薹和要不要补付5分钱这么一个争执，卖菜的人一时气愤上脑拿起秤砣照着买菜人的头上只一下，没想到坏了对方性命。这不仅仅是赶上“寸劲”这么简单的事情，案发过程与案情涉及的“标的”也见证着那个年代人们生命的分量。其实这样带着血泪讨生活的事情也发生在耿立自己的父亲身上：耿立父亲的一个副业是在开集前、散集后打扫街道，得到的报酬是向每个摊位索要三五分钱，有一次就遇到一个横的，不仅不给钱还出手一拳打得耿立父亲鼻口流血。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了不“枉费”家里微薄财力、减少子女的负担，父亲趁身边的看护暂时离开的空档拔掉了输液器果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拔了输液器》）

与此主题相关的《遍地都是棉花》是一篇令人过目难忘的散文长篇。通过与棉花相关的两段故事讲述了为了给“我”和其他姊妹读书的机会早早辍学干起粗重农活的姐姐的悲苦人生。姐姐十几岁为多挣工分进轧棉车间干活，这是重活，也是伤害健康的“脏活”。姐姐虽然没有像翠香姑娘那样不幸地被轧花车将头发卷进机器，最后毁容，但小小年纪在棉绒飞毛呛人肺腑的恶劣环境中没黑没夜地拼命挣扎，回家，“下半夜屋子就被她的咳嗽声灌满”。这样的人生情景，若干年后读来也叫人对农村生活的严酷心生敬畏与恨触。为了挣点钱给二儿子盖房子，五十多岁了的姐姐千里迢迢去新疆摘棉花，往少里谎报了年龄才被棉花公司接纳为摘棉劳力，每天路上地里熬16个小时忘返和劳役，夜里常常在返回的拖拉机上就睡着了。就这样日复一日要干几个月才能摘出足够量的棉花，刨掉路费食宿，挣到一点可以攒下的辛苦钱。（132）这些记述平实至极，但读到这里不禁令人潸然泪下。耿立姐姐三次去新疆摘棉花，头一次和丈夫一起，第二次自己随包工头去，刨去交通吃住，所剩无几，第三次更惨，又独自辗转几千里，开工第二天就晕倒在地里，差点中风丢了性命，儿子赶去接回住院，搭进去大笔的钱。这是多么揪心的经历！耿立的姐姐，像父亲一样，喝粗茶，喝烈酒，脾气暴躁，有力气，下苦力，这是生活把她塑造成了这样。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命运，也是中国土地上千千万万农村女性的命运。

《錾磨师傅》写了一个漂泊于平原上以錾磨为生的勤劳、手巧、慈祥的石匠的侧影，叫人想起张洁的散文《拣麦穗》等，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淡淡的哀愁，眼前浮现出寂寞、渺远的平原与人生的图景。

耿立的散文大多数并不将笔头主要对准生活的艰难、劳动的辛苦、物质的匮乏，但生活的艰辛总会从文字的缝隙透出悲凉的底色，面对父亲、姐姐和其他土地上的亲人、乡亲所承受的苦难，作者说：“正如我写不出他们的生存，我只能是亏欠，是终生打下的白条，我知道我的文字不会流泪，要是會流泪多好啊，那就能给故乡以抱慰。”（137）事实上，我们应该庆幸的是，耿立为我们的时代、为后代们真实有力地记录下了这一切，这是他的散文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

二、体察、开掘“卑微者”生命

主体精神的黯淡之光

物质生命的存活固然重要，物质欲望的满足固然是生存的基本需求、生活的一大乐趣，然而人的生命意义、活着的乐趣和理由又何止于此呢！人的尊严、权利，亲情、乡谊，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怀，乃至公平正义，无疑是几乎所有人内心更深的追求与祈愿，这是每个生命主体的内在精神的体现；每个具体的个体生命都是一个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生命主体，有着自己的欲望、诉求与梦想，1因此，真实的生活无不是一种生命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傍、相互“对话”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中我们实际上不仅生活在“我—它”的利益、实用关系中，同时也生活在“我—你”的生命主体间性关系中。“如果说‘物的大地会有荒漠、戈壁，有一天可能会彻底干涸的话，生命的大地，主体的大地即使表面上一片荒漠、干涸，然而在这个大地的深处，在生命大地、主体大地、生命主体的‘大地的无限深处，生命的泉水，生命的诗意、生命的渴望，永远难以‘堵塞”。1耿立的散文，以体贴敏感的目光和文字捕捉到了那片土地上哪怕是看起来多么卑微的生命、生灵身体里、内心里的生命主体精神，他们生命的善意、爱意、正义的诉求、渴望，乃至为了实现这种诉求和渴望而不惜牺牲的意志。这种体贴无疑是对他们生命的最深刻的尊重与安慰。

《父亲拔了输液器》里，那个“我”叫“二哥”——和父亲一起讨了一辈子艰难生活的人，他的劳作人生和父亲的一样充满了苦楚，但他们的相处也见证了荒凉世界里的脆弱又绵韧的情义，在父亲生命尽头，“二哥”更是将人间的情义向中风的父亲做了尽情的告白，这应当看作是给受尽人世屈辱艰辛的父亲作为一介生命主体的精神渴望以深深的告慰。他和父亲的最后的对饮，喝的既是深情厚谊的美酒，也是难兄难弟相互诉说、共同抵抗人生艰难孤独的“苦酒”，因此“泪却是汹涌澎湃，从眼角到嘴角。这眼泪好像爬上了二哥的衣襟，胳膊，然后沿着颧骨，爬到额头，眼角。”（129）

艰难的乡村生活，压抑着人们内心的精神渴求，也阻遏着人们之间的心灵相逢和“对话”交流，人往往变得冷漠、木讷、麻木乃至冷酷，生命主体的精神找不到宣泄的渠道。《錾磨师傅》里老石匠一次次不自制地唱出《夜奔》，叫人不由觉得，《水浒》其实也是一部抒情抒志的生命古歌，宣泄着那些绿林好汉们的精神，或者说这些绿林好汉们的作为只不过是被压抑的普通民众内在精神的一种典型化的抒发、展示。而紧随其后的《见龙在田》，不也正是一场场以大地为舞台的底层普通民众的生命之舞吗？不正是他们的掩藏不住的生命精神的一场场“对话”交流的盛宴？最残酷的是他们的“对阵”，“养龙”，完全是一种自找自愿的残酷互虐自虐。但最后所有的人“都是血迹斑斑，都是筋疲力尽，都是满眼的温柔”。这有点像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他采取了勇敢决绝的“以害生来养生”的方式来谋生，这种方式的生活不言而喻地表达了人的存在的艰难与悖谬。《见龙在田》不再是一般的民俗风情的猎奇式的外在展示，好奇的满足，而是成了对大地和生命的知音式的理解、赞美与歌颂，成了对这些满身泥土和斑斑血迹的农民子孙们的生命主体精神的激赏、记录和满怀敬意的珍藏，使其被尘土覆盖的光彩重新绽放。

人和与他们相依为命的羊乃至其他动物的命运是极为相似的。《羊的们》写的是羊的故事和命运，但也是对人的命运的折射，特别是在这篇散文中，耿立对羊的生命精神也予以了捕捉和呈现之外，他反思了现实生活常常对生命主体间应有关系、态度的扭曲。耿立说：一天，“在珠海拱北的广场上，看到过一个男人，拿着一条蛇皮袋，走着走着，突然泪流满面”。（214）他看出这也是一只“失群的羊”，一个孤独者。而在《羊的们》中我们看到普通的羊总是温顺的、善良的，但头羊之间争夺权力、地盘的斗争则充满了狡诈和残忍。按说，人毕竟不是普通动物，因此，我们该学的是普通羊的忍耐、温善，以及努力生存的顽强，而不是其他。然而如同羊的世界，人的世界更有其不堪，耿立反思道：“不要低估人的狡猾和残忍，我们要吃羊，当然要奴化羊，要羊听话，要羊顺从，也许，我的母亲也是从此角度，来让我找个羊一样的女人么，但娘也是女人呀。”（229）耿立的反思是不留情面的、尖锐的，也是深刻的。但他并不否认哪怕一只“羊”的内在的生命主体精神的本真：“我被一幅在山坡上的羊的眼睛征服了”，“我想到我故去的母亲，这是一只透露出思索的羊的眼睛……”，而他在老家放羊的时候就曾发现羊的眼睛和人的眼睛一样，“眼睛是它们的灯盏”，这个灯盏放射出的是清澈的善良、慈祥和温顺。（230）“羊的们”，这个“们”通过一个“的”字特意擢拔起来、凸显起来，暗示的是视“羊”如人的意思、态度，显示出作者博大的生命情怀，也让我们确信这一篇的主角是羊，但也是在写人，在写大地上的一切生命。

正是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理解的善意，使耿立的散文写作建立在了深刻的“人学”立场上。比如，被历史妖魔化了的褒姒在他的笔下重新得到了还原，并读出了这一民族传说背后蕴藏的关于生命存在的深层意味，这也是耿立赞赏村上春树所明确抱持的“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之立场的缘由所在。耿立说，“也许只有人到一定年纪，经历了诸多，才能读到这样的文字而流泪，才触动心中的感慨”，（106）而“没有灵魂的身体是一种轻飘的外壳”。他所说的“灵魂”我以为最基本的正是每个个体的生命主体精神。

耿立说：“就像逢年过节，有了好的吃食，我们这里也祷告神明和过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让他们保佑尚活在世上，还在世上苦熬的人们。我们这里叫向先人言语，报告的意思，肃穆，虔诚。”（132）这种向祖先“言语”的习俗和多数人向往入土为安的习俗一样，折射了人世的悲凉、生命的孤独，祖先长已矣，然而活着的人除了向他们感恩，依然找不到其他的更为可靠或超越性的力量去依靠而只能仍旧仰赖先逝的亲人，这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和投靠无门啊！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但也是现实生活交给人的经验。耿立说：“在姐姐和农民面前，我和我的文字，也是要低头膜拜姐姐和农民这些土地上朴实的庙宇。”啊，这片黄壤平原深处的泥土上艰难生存、与亲人相濡以沫的普通的人，普通的农民，就是自己所要敬重和寻求福佑的庙宇、“朴实的庙宇”，这是耿立对普通农民、生活在底层的艰辛善良的民众的多么深刻的敬重和爱戴！在《见龙在田》中他写道：“世间没有龙，这尘世该多寂寞，这平原，该多荒寒。我的父老，行走人间，胼手胝足，匍匐于斯，歌哭于斯，也大笑于斯，挣扎于斯，如此一辈子，风风火火也不枉人世一场，念着上场的时候，也想着温柔下来，养龙的时候。这日子，也有了滋味，有了嚼头。足矣。”（187）这是大地和民众的知心者，龙的知心者的文字。这篇文字，除了蕴蓄着人物和作者的丰沛的生命主体精神，也让我想起我在另一篇批评文字中想到的一个看法，“权利先于真理”、生命先于“真理”。这里蕴含着世间更高的道义法则。

三、在生命精神的微光照耀下

向着光明的人生挣扎与奔跑

散文常常是从自己的身边写起的，或者说免不了写到自己。耿立的散文之路，首先起步于自身对生活的感触和对生命的领悟，是生存的遭遇和文学对他生命意识的点染把他推向了文学之路。

《赶在黎明前奔跑》这篇叫人过目难忘的作品是我们理解耿立的人生和他的文学之路的不可错过的篇章，这篇作品完全是他对自己生命成长的一段关键而艰难经历的坦率描述和真情剖白。我一直相信，一个关于当代中国底层特别是农村生活的有深度有温度的书写一定总是暗含着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叫人刻骨铭心的烙印，这用耿立散文中移植的词语“红字”来象征的话，这字迹是刻写在那片土地上出生和苦熬的一代代人的记忆深处乃至骨头和血液之中的，如果你的文字里见不到这些印记的存在，那一定是你的描写没有抓住那些最要紧的事情或者你对那里的生活是隔膜的，你的文字是肤浅的。《赶在黎明前奔跑》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祈求通过升学改变命运的曲折挣扎历程，我们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平原腹地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与人生出路的狭窄乃至无望。生命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的存在状况用饱含作者切身感受的话来说即：“我想在黑夜里寻找出口。”这篇作品叫我们身临其境般看到一个农村少年对精神和未来的深切渴望与不屈追求。倒不是说剃头是个没有出息的工作，而是对少年耿立来说，剃头摆在它面前完全是生存的所迫，意味着梦想的放弃和漫漫的绝望。而天地“黎明前的样子”对他“就如一种启示录”，激励他在黎明前不是从学校大门而是选择从两米的院墙一跃而过，飞入校园。这完全就是一种意愿饱满的行为艺术、自励表演。“只一下助力，脚腿就会一下骑在墙顶，如将军在马上”，这真是“以墙为马”，本为人生阻碍的“墙”，在一个充满渴望的少年这里反倒成为一个“助力”、一个支点。他还如法飞渡黎明前的河流，扑进黎明前芬芳浓烈馥郁的芍药花丛。相比之下，堂妹不得不早早放棄了奔跑，早早地让精神的长旅歇息、停滞，而这却是绝大多数农村少年的命运必然。这样的人生底色、生存环境更有力地衬托了耿立自己在命运面前不懈抗争的姿态，他甚至感到在自己之外，还有一个“暗物质的我”在他的体内奔腾。他甚至在小小年纪成了一个“敢喝酒的人”！《赶在黎明前奔跑》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生活更写出了那个年代农村少年内心的梦想、自我的镜像，读起来饱满感人，给人的激励压过了生存的绝望和现实的苍凉。

《暗夜的喉咙》写到了文学对少年耿立的生命震撼和心灵启示。他在农村供销社的柜台前看了一眼《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头几个字就被文学的力量“勾”了魂。 “我买下它，是因为开头的：江声浩荡，从屋后升起。这句话镇住了我，还有我偶然翻开书的那段话：‘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者三十岁上就死了……”“我觉得委屈，对自己在平原深处这时才看到这样异样的文字感到委屈。……我一直记着这段话，后来不是抄写在纸上了，而是记在骨头上血液里”，“外面的那些如烛光的东西引导着我”。（43）这真实的心灵历程显示了好的文学的力量与意义，也向我们显示了一个人，一个哪怕远离城市的乡村少年的内心对精神和自由的追求有多么强烈，而这种向往与追求的不得与渺茫又有多么令人痛苦与绝望。耿立青春萌动觉醒的阶段与整个中国社会开始从封闭到慢慢向外打开一点点门缝的历史相同步，时代为他精神的自由追求开启了更大的可能。

《编年切片》是从另一种方式、角度刻写自己与命运抗争、踔厉奋发的经历，沿着时间之流书写了自己精神受到激发被唤醒，感到饥渴、寻找食粮、开始裂变的几年青春时光的片段。生命有幸得到了启蒙，但启蒙了的生命或许要承担更大的负重和痛苦，这有点像鲁迅先生对“铁笼子”里的人的精神心理命运的描述。在面对现实这一点上，耿立和莫言一样一度认同于一位俄罗斯诗人的情感态度——“我爱这土地，我恨这土地！”（203）《编年切片》给了我们关于一个特殊年代的少年精神觉醒、成长的生动切片，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农家少年生长、成长的艰辛和经受的煎熬。我们也看到，现实生活在一个作家的生命中刻下得有多深，作家的感受就会有多敏锐。

对那个年月的农村人来说，土地似乎是个“链子”，所谓的出路就是怎么挣脱它。但这链子有时并不是那么具体和边界清晰。在《这暗伤，无处可达》里，我们看到了农村人的命运改变的艰难与无望，看到了“链子”的无形延伸。而耿立似乎决心切断自己和农村的纽结，但终于发现“我的狼性还不够，我还没有咬断我和那片土地的脐带”。（72）

耿立的这些经历，是他个人的，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极其真实、在今天和将来又极其宝贵的生命记忆。我们看到了文学艺术对一个人的精神启蒙、感召的强大力量，更看到了一个普通个体内心里对精神和自由、尊重和平等的强烈诉求。我们更通过这些记录切身经历的文字，看到了一个时代更为广大的民众生存的真实状况和他们所经受的精神煎熬。

四、让生命在彼此尊重中共修

“宇宙的温柔诗学”

现实的羁绊、物质贫乏对人的禁锢固然是生命要努力挣脱的一个方面，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说，它们对人的限制有时是无力打破的，然而生命的自由、精神的追求，在任何处境下又是不能被泯灭的，特别是当肉体存活的条件得到一定维系或保障的情况下，生命的自由的空间和精神追求的可能则取决于个体对世界人生、生命本身特别是对人和人的关系即生命主体间性关系的理解与领悟。耿立的不少散文篇章，以自己的生命经历和身边所见所闻的他人的人生行止呈现了人们和自己对这些世界人生命题的领悟和见解，它们多能既给我们以深远的启示，也透过文字给我们以直接的温暖。

说到这里，该是说一说《温柔走进良夜》这一篇目的时候了。在我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耿立为什么把《温柔走进良夜》作为了这本新出散文集的首篇，这是否暗藏着什么玄机？耿立为什么钟情于夜晚？这篇作品与他的大部分篇章不同，与其说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展开记叙，不如说其中涉及自己经历片段的文字也只是文章的部分构件，而文章的总体则是一种饱含人生领悟的思想情致。作品讲述了四个夜晚里的事情，这是作品“扣”着夜晚立题的由头。头三个夜晚都写到了友谊、情爱，叫人想起汪曾祺先生的话，他写作的一个宗旨就是给“人间送小温”。1而最后一个夜晚，写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他自己的刚刚出生的孩子因病最终没能抢救下来，作者抱着这把可怜骨肉在月夜将他送走，“在此时，我听到的是姑姑的温柔腔调，这是对一个生命的逝去，有了悲伤，有了愤怒，但也应有温柔，让所有的生命，都有所归止。我宁愿把姑姑的小声呼唤，看成是一句祈祷。”（16）姑姑的话语和作者的理解有着耐人寻味的深意。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写到二战夜晚故事后，给了一个设问：“这是宇宙的温柔诗学吗？”（6）在安徒生的故事里，安徒生说：“我要到处颂扬美，不管我在哪里看见它。”耿立评论道：“我看重安徒生的这句话，并把它供奉，这是一句值得众生供奉并躬身践行的箴言。要知道在这个世间，有人供奉金钱、权杖，也有人供奉心中的律令与星光。”（6）姑姑的行为和言语也许是凭着一种生命的本心直觉而出，而在耿立这里，就变成了一种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乃至为文的深刻、自觉的领悟。這种领悟是建立在自己亲身的生命遭遇、人生感知的基础之上。他从姑姑的话里听到、留意到了“温柔”，尽管对一个生命的“逝去”有悲伤、有愤怒，但也不失温柔，因为更想到了“让所有的生命，都有所归止”。因此作者宁愿把姑姑的小声呼唤，“看成是一句祈祷”。唉，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岁月静好”的麻木或者忍耐，对生活、生命的艰难困苦作者是极为清醒的，作者在这里还明确说了：“遇到那些不义、悲剧，也要有金刚之怒，作狮子吼，做诅咒语，做詈骂状泼皮状，与之争一短长”。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作者身上某种来自底层熬炼的粗烈个性的痕迹。毋宁说，在姑姑的行为里、在作者的理解中，包含了更深的自觉主动的生命精神的追求和理解，它们甚至是达到了一种宗教般的高度。这也是沈从文先生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意旨吧。

也是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引入过禅宗公案关于师父“如何是西来意”的理解，但作者的“温柔诗学”里包含的与其说是逆来顺受式的绵韧，不如说是一种不再依傍的直面人生的坦然与达观，这无疑是一种更高的、更大的境界。而其中的要害在于，温柔对待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一切生命。这恐怕也是作者在这篇作品中，一再引述罗素的“人生三愿”并与之与宋代大哲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相阐发的深意所在。要言之，在作者看来，或许在更高的意义上，生命的追求、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他者”的温柔善意、对美好事物的呵护与分享。当然，特别重要的是，对“他者”一如对自己一样，报以美好的期许、理解与想象，而不是想当然地以“我”的欲求、目的为标准、尺度来猜度“他者”、定义“他者”，这某种意义上即是解放和尊重了自我的生命主体精神与权利，同时也将它们敞开给“他者”，这就是我们生成、创造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满足自己的生命诉求所应保持的“生命主体间性”态度，像马丁·布伯所昭示的，对“我”与“他者”关系的理解不再是生硬冰冷的“我—他”，而变成温柔亲切的“我—你”。1

《地瓜，地瓜》体谅到生命维持的基本需要与其得之艰难，进而对人间“暖老温贫”的朴素生命态度发出由衷的赞美。在《低于一棵草》中，耿立以另一类生命存在状况为例将自己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做了新的呈现，它就直接体现在标题中，他说：“人真的要是在泥土里扎下根，在低处立身，那绝对是个圣人。” （312）《替一只苍耳活着》中又拿乡野最常见的苍耳说话，同样表达惜爱一切生命的仁慈广阔的情怀。在《树有其命》里，这种情怀和理解通过另一个族裔的生存意识得到了印证——鄂温克人的精神态度呼应着“生命敬畏的哲学”。（329）敬畏生命，要义在敬畏每一个生命，以谦卑的态度——“低于一棵草”的姿态——对待“他者”，对待每一个其他生命。

在这里，在这些作品中特别地显示出了耿立散文的哲学性深度。可以说，他的散文从乡土散文起步，从所写题材看乡土散文所占比例不小，但他的散文又超出了一般乡土散文的审美视域，而渗透着学者散文的深度与境界。

《一叶如来》的题目本身已经展示了不言自明的哲理性乃至更高精神维度的宗教哲学意味。作者不仅从赵州和尚的传闻和文字里感觉到“和尚的胃就是茶的器皿，也是禅的感知的器官，它是自然的，也是精神的，是肉身的，也是形而上的”，（237）进而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父亲的茶缘触类旁通、侃侃而谈地得出北方人南方人的生命意识、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的不同描述：“北方是酒的，咸的，油的，是惺忪蒙眬的踉跄。南方是茶的，是甜的，是糯的，是糖水的。”（251）当然，对作者的这种北方南方总结归纳，不应该胶着于表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所要突出的、更深的意味：“我不愿在故乡的酒场和各种人情中被围猎”！他要远离那种古老因循的“水浒文化”，而要“走向草野，走向庭院，走向真实的生活”，（254）或许在这种生活里包含着人与人的赤诚义气，同时更包含着生活的优雅诗意？他在茶乡安溪的经历和闻见进一步叫他觉悟，明确了一种生命的更佳的存在方式、理解方式。“安溪的茶，当我走进茶王的庙，看到祭祀茶王谢枋得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感恩的茶人，也是感恩的草木和泥土、山川溪流。”至此我们看到，不仅人与人、“我”与“他者”之间敞开了一种生命主体间性的美好场域和境界，而且这种理解、胸怀，开放、推广到了宇宙万物之间，抵达了我们今天在不断谈论和提倡的传统中国文化的高妙的哲学境界即“天人合一”。通过茶，通过自己经历的茶事以及与之对比的酒事，作者展示出了一种生活境界，一种雅致诗学。（259）

至此，我们也大体可以回答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看到耿立何以将《温柔走入良夜》置于全书的篇首而没有将那篇更易被大多数读者动情、也充满了苦难书写、痛切情感但同时又洋溢着花枝招展时节的青春气息的《赶在黎明前奔跑》放在开卷之处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或许在于这篇具有励志色彩的自叙传式作品在耿立看来，把它放在卷首容易产生自我放大的嫌疑，而在他的精神境界中，他已经把谦逊和“他者”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温柔走入良夜》的内容具有更丰富的视界、维度和内涵，也更能够表征全书的思想境界。

五、“道统”与“政统”：在社会总体性考量下“重塑精神的标高”

最后，我们自然不会漏掉《暗夜里的灯盏烛光》，这篇长篇散文在体制内容上，看起来可归为游记散文，但它的内涵用意远超一般的同类作品，游记只是它的一个入手的契机而已。一方面如同一般游记所应有，作者对曲阜孔庙孔林孔府的人工建筑、自然草木的布局、形态、情状做了生动形象的描写刻画，对涉及的历史、典章、文迹、传闻做了恰切的考证、引述，让读者通过这篇散文的阅读可以形成一次对圣迹的神游、瞻仰。但更深的用意却是在于通过圣迹的瞻览，站在当下的时代为我们追寻我们民族曾有的伟大生命精神、民族精神，在这个全球动荡、物欲泛滥、虚实错杂，良俗溃解、价值迷乱，秩序不振、竞争失范，焦虑孤独弥漫、喧嚣悲凉相伴的时代，为民族、为个体寻找生命的指引、精神的灯塔。作者说曾八赴曲阜祭孔的乾隆，自树检讨碑，而“对照现实，很少有领导人承担责任，更不用说下罪己诏”。（81）现实困境促使作者直面社会做尖锐的思考与质询，无论古今，为政者如果不能以德表率，承担责任，又如何期望玉宇澄清？作者说：“收拾人心，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81）耿立看到了“收拾人心”的紧迫、权力在握者践行的重要，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和诗人、散文家，他说：“用制度把那些贪婪和无妄关进笼子，还是呼唤我们民族的良知”？这似乎是给出了一个选择性问题，在这点上，我以为前后两点不做一种彼此选择的设置而直接作为可以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的议程也许更为合理有效，当然这篇散文的主旨和用心在于重新拨亮作为民族精神和个体生命规往之指引的“灯盏”，所以做了那样的措辞，耿立明确给出了这篇作品的意图所在：在社会总体性观照的视野下，如何“在人欲的废墟上，重塑精神的标高”。（83）他更明确地说：“孔子就像那照亮了黝黑隧道的矿灯一样”，（86）“孔子就像是为我们民族找家的一个人，是我们的引路者”。（87）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此篇不同于一般游记的独特、深刻之处，也可领会作者何以将此篇篇名上升为了全书之名的意图了。

耿立的生命理解与家国意识并不停留在冷静的认知层面。联想到自己读到孔子的人生感叹“甚矣，吾衰矣”这句话的感触的时候，耿立说：“两千年后的我读到这句话，还是感到后背隐隐作冷”，他的“冷”让人想到的其实是“热”，这种冷热矛盾一体的心境，与近代民族志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有的体验相通——梁启超将自己忧国忧世的热切焦灼之志化用庄子话语而凝铸为自己的书斋之名——“饮冰室”，1 据说，他还写了“十年饮冰，热血难凉”八个字挂在室内以一吐感慨和激励自己。耿立也说道：“孔子是担当的，是入世的，是忧世的”，“历史的荒寒里”“历史的黑暗里终于为我们透出一线的光亮”！他称孔子是“为历史拭泪的夫子”。（89）耿立读孔子言，站在岁月深处的、自己的生命处境，能有如许的感受，感到后背作冷，我们怎能不感佩于他的国家民族担当意识？其实这种关怀、忧思看似阔大，实与他关于如何对待个体生命包括一草一木的生命理解与生命态度是一脉相承、相互贯通的。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尊重必然上升、推导到社会总体性的全局、国家民族的整体层面，否则这样的生命关怀必然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拆东补西、丧失法度而最终也难以让具体的个体生命得到“温柔的对待”和可靠的安顿。

在《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中，作者向自己也是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表面上是在为孔子设想：“在中年时候的理想到现在还在燃烧吗？”（85）在《深夜的喉咙》里耿立曾说道自己因为那时才看到这样“異样”的一句话而感到委屈：“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者三十岁上就死了……”。（43）这句话不就是指我们很多人在二三十岁就丢掉了理想、死了“理想”之心吗？这种担忧和提醒，在关于孔子的这篇散文中，再次以新的契机做了一次重现。赤心不死、理想燃烧，热情自然不会消退，生命主体精神就会如泉在涌、如火在燃。耿立说：“孔子是个抒情者”。（85） “在人间的苦难面前，我们做一个不吃不喝没有温度没有愤怒，听不到人间弱者呻吟的木乃伊吗？”（90）“我们用自己的文化的高度来与政治比肩，他开出的是‘道统来对抗‘政统”。（91）出之以己，致之家国，以道统来抗衡政统、弥补政统，个体生命和家国、小与大在这里带着生命的温度贯通了起来。就此可以说，作者对孔子的理解是极深刻的，对文学、文化的使命担当的理解，也是极深刻的。孔子是照亮几千年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明灯，尽管历史的尘埃时曾遮蔽其光明，但终究难掩其光辉。耿立的《暗夜里的灯盏烛光》在通过当下的社会状况和芸芸众生的生活找寻人心中的本然良知和精神渴求，擦洗历史的尘埃，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指引我们民族不断前行、走向和合昌明的精神灯盏。他将此篇提升为书名，乃是借孔子思想、情怀和精神来为自己的散文从总体上立“文心”。

六、所有的文字也是面对先人和

大地众生的“言语”

关于耿立散文涉及的广博内容和精神内涵，本文已经尝试着做了几个角度的观察、理解和阐释。然而要简单概括耿立散文的总体风貌与特征又该如何描述？

虽然做具体之事或作文为学都讲究取法乎上、关怀到终极，耿立的散文从个体生命的内在精神着眼，最终致力于唤醒、振作每一个个体生命，使之免于在二十岁三十岁即被物质的惨淡经营和生活的艰难困苦所麻木而泯灭了理想和良知，进而促使我们的民族重新找到努力前行的方向和指引生命精神的灯塔，乃至意欲以“道统”抗衡“政统”，或于“一叶”中抵达“如来”照临之境。耿立散文所追寻的目标、境界是远大、高深的，但这难说是他自己的特征，很多作家、诗人包括散文家的作品在致力于或已经达到这样的境地。就耿立散文的整体特征而言，或许还是用尼采的那句名言，换个角度来将之归类，虽然同样笼统，但毕竟更接近其散文作品给人的具体直感、第一印象：“在一切著作中，我只爱作者以他的心血写成的著作，并且你可以觉道心血就是一种精神。”1我也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鲁迅先生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2耿立的散文，抛开其描写的题材内容、所表达的思想主题、精神境界，单就作品呈现和传递给读者的直观生活现象、直接感受、体验而论，它们都可谓是出自作者的心血，也直面人生血泪的文字，当然也包含泥土和汗水的气息。

在《一叶如来》这篇富有禅意、空灵高雅的作品的最后，作者脑中忽有所悟，想好了可以留给好客的茶园主人的文字——“一叶如来”，这可谓是神来之笔！这一领悟甚至使作者在沿着宾馆的楼梯拾级而上时为转角处投进的明亮月光所进一步感染，而恍然觉得大彻大悟的佛陀正在靠近自己——“在这夜里，我和他相遇。我想着，该如何面对这个场面。”（261）“该如何面对这个场面”？这是一个高妙的想象和提问，无法也无须回答，只是敞开一个任由想象填补的可能境界。这固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境，而我这里要说的是，就在这个场面之前作者插入了另外一句话，它和这前后的经历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格调上也并不一致：“写书法回来，看了一眼西斜的月亮，一列山间的火车，正鸣笛通过，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在他去世下葬、棺材成殓的时候，我给他的棺木里，放下了两瓶酒，我欠父亲一包好茶叶，在他的棺木里，没有茶叶的位置。”我以为正是这段文字不经意的出现和铺垫，才促使他有了后面这个与佛相遇的想象与幻觉，才有了这个绝妙的结尾。然而，首先读到的是想起父亲的这段文字，首先打动读者的恐怕也多是这段文字。这段文字，在我看来恰恰不期而遇地透出了耿立为人为文的秘密：他的文字不管写的是什么素材，他的为人为文的底色本色都是亲情挚爱，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的深层总是隐藏着生命相濡以沫、相爱以欢的血汗和泪水。

所以，他离开故土南下，似乎开出了告别北方、告別北方式生活的宣言书，其实，他又如何忘记得了北方？当然，记忆有我们无法选择的一面，但人的精神有它自由的可能天地，何况耿立早就脱离土地的羁绊而走进城市，以学术和写作为业。

在此，不得不说说《韭花》这篇作品。韭花，在花里应该算在最为粗俗的一列了。但这篇散文就将貌似粗俗的食物和最雅致的精神趣话融合在一起，再次显示了作者对每个生命深处都存在着高雅这一可能和道成肉身这一人生世界真谛的领悟。耿立写道，“韭花是有灵魂的”，而它进入父亲的肺腑的时候是否也经历着轮回呢？作者最后说：“如今，父亲逝去多年，我又去问谁呢？”（345）这篇文章同时也是全书的最后又归结、收拢在对父亲这位普通农民、亲人、恩人的尊重之意与深情挂念上。这是意味深长的有意安排还是巧合？

因此，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耿立的散文，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生命的血汗、身体的温度，也带着思想的硬度和诗意的优雅。它们是耿立以大地之子和赤诚真人的虔诚与敬爱之心向大地、先人以及大地上活着的每一个生命，哪怕是一草一虫的纯真“言语”、真情倾吐。这也正如批评家陈晓明所言：“耿立的散文内里藏的是一种大爱，像大地一样质朴、深沉，又纤细。”1耿立的散文营构、播撒着蕴含深刻的生命意识的独特的“温柔诗学”、大爱诗学。

他的散文散发着“重”散文所具有的生活气息，也洋溢着“轻”散文的灵性与雅趣。而关于后一点，则是一个需要另文展开的话题。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