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智炜 亢刘超 周建平 唐奇

摘 要：   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地区市场潜力继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市场潜力在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得到了实证支持。（2）从全国整体来看，市场潜力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变量。分组回归发现，市场潜力的传导效应主要在西部地区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较高的地区得到支持。（3）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链式中介效应和多重中介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数字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市场潜力

中图分类号：  C 93

文献标志码：   A

Wil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arrow theUrban-Rural Incom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of Market Potential

YUAN Zhiwei KANG Liuchao ZHOU Jianping TANG Qi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cities from 2011 to 2018，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by influencing regional market potential.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elps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e transmission role of market potential in the process of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been supported. （2）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market potential constitute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Group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of market potential is supported in western regions and regions with high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dex. （3）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rough the chain intermediary effect and multiple intermediary effect that affect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  the digital economy; urban-rural income gap; market potential

近年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罗楚亮等，202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整体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构成（Teng et al.，2010；Lagakos，2020），而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崭新驱动力（张勋等，2021）。本文从市场潜力的视角出发，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1.1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地区企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打破了地区劳动力市场原本存在的信息壁垒（陈文和吴赢，2021），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的提升，提升农村劳动力收入，帮助发挥农村地区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触达性增强，缓解了农村地区面临的金融排斥效应（周利等，2020），从而有效刺激农村地区的创业水平，为农民创收带来新机遇，促使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提升，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数字经济发展为农村地区个性化和差异化的产品带来了新的销售渠道，满足了周边地区对农村特色产品的需求（段博等，2020），充分发挥了农村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综上，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H1：  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2 市场潜力的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使得地区面临的市场需求规模扩大，扩大的这部分既包括由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新消费需求，也包括原本因信息滞后而未能被发掘出来的需求，地区面临的市场需求规模扩大会带来地区市场潜力的扩大（刘修岩等，2007）。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农村发展水平更为落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派生的新消费需求和原本因信息滞后未被发掘的市场需求，更多来源于较为落后的农村。

一方面，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信息传递的效率和精准度、减少产品信息的获取成本，不仅丰富了农村特色产品的展示方式，还拓展了农村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使得农村的个性化产品拥有更广阔的市场，扩大了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进而提升地区市场潜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赋能农村产品，发挥农村地区的比较优势，催生出创意农产品、观光农业、新农村文化等新产业模式，新产业模式带动地区的市场消费规模提升，从而提升了地区的市场潜力。数字经济发展更多地拓展了农村产品的销售渠道、催生了农村地区的新产业模式，从而扩大地区市场需求规模，带来地区市场潜力的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地区市场潜力的提升，而市场潜力提升更多地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以及农业发展水平，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在规模经济递增且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地区市场潜力提升会促使企业集聚（刘修岩等，2007），丰富地区的就业岗位，使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在城市中获得就业的机会增加，劳动力会通过各类形式将劳动收益带回农村，增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地区新涌入企业集聚带来的高速发展产生的市场关联、产业关联带动下（胡晨光，2013），农村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农村家庭农业生产收入增加，提高农村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然而，市场潜力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市场潜力集聚效应的固化累积，可能会促使城乡居民就业层级固化。在地区市场潜力增加继而吸引企业进入本地时，具有劳动技能优势的城镇居民有选择收入更高职业的倾向，而相对较低收入的岗位留给了农村居民，长此以往高收入岗位逐渐被城镇居民所占据，造成就业阶层固化，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水平致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张泽义和何春丽，2017）。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提升地区市场潜力，并通过市场潜力提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这种影响是缩小还是扩大，取决于市场潜力提升所带来的就业效应、企业集聚对农村产业的带动效应与就业层级固化力量的对比。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  市场潜力构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变量，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起传导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市场潜力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

lngapit=ci+α1 lndigit+δi Xit+εit （1）

lnmpit=ci+β1 lndigit+δi Xit+εit （2）

lngapit=ci+γ1 lndigit+γ2 lnmpit+δi Xit+εit （3）

城乡收入差距用gap表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用dig表示，mp代表城市的市场潜力，X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α、β、γ、δ为变量系数，εit为误差项，ci为常数项，ln代表对变量取自然对数。模型（1）、（2）、（3）实证检验市场潜力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差距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本文在上述模型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回归，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dig、mp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回归过程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GMM和稳健标准误的估计方法来处理。GMM的估计过程中需要找寻合理的工具变量，本文参考前人的做法（Wintoki et al.，2012；胡晨光等，2020），引入核心解釋变量的滞后一期以及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根据过度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Hansen J检验筛选合理的工具变量。

2.2 数据来源和变量测度

本文选取中国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面板数据的平衡性，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后共计195个研究单元。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在2012年后进入成熟发展期，本文的研究时期选择2011—2018年。实证部分所用的数字经济、市场潜力、收入差距以及各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的测度借鉴了周建平等（2021）的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普惠金融三个方面测度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城乡收入差距（gap）的测度借鉴了曹裕等（2010）的研究方法，选择泰尔指数度量城乡收入差距。市场潜力（mp）的测度借鉴了董艳梅（2016）的方法，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市之间的距离测算研究期内历年各城市的市场潜力。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了王小鲁和樊纲（2005）的研究，具体如下：①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人均GDP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②对外开放水平（fdi）：采用外商实际投资额（单位：万美元）衡量对外开放水平；③高等教育水平（edu）：采用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人）；④城市规模（pop）：采用各城市人口总量（单位：万人）来衡量。

3 描述性分析

根据本文的统计结果，从城乡收入差距大小来看，西部差距>中部差距>全国差距>东部差距；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趋势来看，全国及三大地区都呈缩小状态，全国年均下降6.2%，东、中、西部地区年均分别下降7.4%、5.1%、5.8%。通过观测东、中、西部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发现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全国与三大地区的发展年均增速分别为20.1%、18.8%、21.7%、22.1%。由此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保持着较高的增速，且中西部地区增速较东部地区更快，而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呈下降和收敛趋势。

4 实证分析

4.1 市场潜力的传导效应分析

表1报告了全国地区市场潜力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中介作用，假设1、2得到了实证支持，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地区市场潜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显著。根据Mackinnon（1995）的研究可以计算，全国地区数字经济水平提升通过提高市场潜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42.5%。表2为分地区的市场潜力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在逐步回归法检验中并不显著，参考温忠麟（2004）的方法进一步计算Sobel检验z统计量为0.681，说明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相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更小，其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就业水平可能本身就比较高，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可能难以通 过落实农村居民就业、带动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地区市场潜力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可能是中部地区就业阶级固化较强，超越了企业集聚所带来的居民就业效应和产业带动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市场潜力继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作用于西部地区。

4.2 进一步分析

4.2.1 分类回归讨论

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地区市场潜力提升带来的就业效应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区就业岗位的诞生来源于地区新集聚的企业，市场潜力会引起企业集聚，而企业集聚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获取更大利润，当一个城市本身的产业结构侧重于第三产业时，市场潜力提升所吸引的企业也相应偏向于轻工业和服务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类型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也让部分农村家庭可以在保持农业生产收入的同时获得额外收入，极大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当城市的产业结构并不侧重于第三产业时，集聚企业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或者许多农村居民无法匹配企业岗位对职业技能的需求，此时市场潜力在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中介作用可能难以保证。为验证这种猜想，本文对样本中城市的产业高级化进行衡量，参照袁航（2018）的方法，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ISit=∑ 3 m=1 yi，m，t×m，m=1，2，3 （4）

其中， yi，m，t×m表示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据指数高低划分高低值组，其中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高于中位数的划为高值组，否则划为低值组。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高值组三个方程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与前文全国地区回归保持一致，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4%；低值组市场潜力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在进一步采用Sobel检验后同样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上文的分析论述。

4.2.2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对市场潜力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系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市场潜力促进居民收入提升的作用显著，并且市场潜力提升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系数大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系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地区市场潜力的提升，市场潜力的提升吸引企业在当地集聚并创造就业，进而对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水平产生不同影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述机制可概括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条链式中介路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提升市場潜力—影响不同居民的收入水平—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事实上，数字经济发展本身也可能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 如同前文所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给农村居民带来了更多收入，这意味着可能存在着另一条影响收入差距的多重中介路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影响不同居民的收入水平—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为检验多重中介路径是否存在，本文进一步构建模型5、6进行分析，模型5中di代表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回归中利用rdi、cdi分别代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其余变量与前文相同。多重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的存在以模型6中ρ3显著为前提，结合模型1、2、3、5进行分析，π1 、π2同时显著表明链式中介效应和多重中介效应同时存在；若只有π1显著，则只存在多重中介效应；若只有π2显著，则只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lndiit=ci+π1 lndigit+π2 lnmpit+δj Xit+εit （5）

lngapit=ci+ρ1 lndigit+ρ2 lnmpit+ρ3 lndiit+δi Xit+εit （6）

表4报告了全国样本下的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多重中介回归结果。结合表1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仅存在着上述链式中介效应，还存在着上述多重中介效应，在加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多重中介和链式中介后，数字经济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绝对值下降了45%；而在加入城镇居民收入的多重中介和链式中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绝对值提高至40%以上。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超越了城镇居民，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上述多重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均存在。

5 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中介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2011—2018年19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地区市场潜力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①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市场潜力在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得到了实证支持。②从全国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分组回归发现，中介效应主要在西部地区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较高的地区得到支持。③数字经济通过市场潜力和城乡居民收入的链式中介效应和多重中介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更大地发挥了农村的比较优势，且农村居民收入弹性大于城镇居民，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参考文献：

［1］  TENG S， YUE X， BJORN 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nequality in China［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7， 53（5）.

［2］ LAGAKOS D. Urban-rural gap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oes internal migration offer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0， 34（3）： 174-92.

［3］ 罗楚亮， 李实， 岳希明.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 33-54，204-205.

［4］ 张勋，万广华，吴海涛.缩小数字鸿沟：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8）： 35-51，204-205.

［5］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 54（8）： 7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