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光毅

明代是我国古代司法体系极完善的一个朝代，大理寺作为明代中央最重要的司法机关之一，在明代司法运行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明一代数百年间，其机构执掌的反复变动，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与权之间的博弈。对其运行机制的探究以及对明代司法实践的还原，有助于相关部门及人员反思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吸取教训，取长补短，以史为鉴。

制度层次下明代大理寺的职能演变

大理寺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掌管刑狱案件审理的中央司法机构，在北齐至中华民国的漫长时间里，其职能亦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制度层次上明代大理寺的职能演变。

大理寺在明代是一个经历坎坷的机构。明太祖吴元年（1367）七月，设置了大理寺的前身大理司，但又在洪武元年（1368）八月以精简机构为名将其废除。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又复设大理寺，然而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大理寺再度遭到革除，后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建文帝再次设立大理寺。之后大理寺的官制、职权各方面也在不断调整完善，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窥见明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历程。

《明史》中有关于大理司的记载：“初，吴元年置大理寺卿，秩正三品。洪武元年革。”[1]早在1366年，明太祖就设置了大理司这个机构。但是由于在元代九十余年的时间里大理寺都处于废弃状态，所以明太祖对这个机构的职能构建可谓是一头雾水，在明朝的各种史料记载中我们只能看到大理司与中书省一起制定法令的记录[2]，可见这就是当时这个机构的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