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五大理论特征

2023-06-19宗超张英魁

理论导刊 2023年6期

宗超张英魁

摘要：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当前发展战略的重点，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与战略愿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视角下审视中国的“共同富裕”可以发现，其具有五大理论特征，即战略愿景与社会理想相结合特征、动态性特征、过程与结果相一致特征、区间性特征以及表达方式多样化特征。不断加深对共同富裕理论特征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政策、评价体系与衡量标准的科学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理论特征；政治愿景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6-00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及冲突治理研究”（21BZZ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宗超（1988—），女，山东青岛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张英魁（1972—），男，辽宁朝阳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乡村政治社会学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涵盖物质充盈、精神满足、社会先进、生态文明等各方面，是众多思想家的思想精华与智慧结晶。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中华传统文化根脉，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786-787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愿景，再到“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364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富裕思想精华，都为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的深刻理解与科学把握奠定了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5］共同富裕作为当前中国战略构想的中心课题以及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我国“五位一体”社会建设的根本遵循，其不仅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分配体系，也指向社会主义所秉持和倡导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伟大实践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不竭精神动力。

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对共同富裕政策和政治话语的重视程度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数量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尤其自2020年以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命任务后所提出的一个承续性的、提档升级的发展目标［6］，其与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紧密契合，相关政策话语的词频极高、关注度极热，对其学术研究也呈井喷式的态势。这一研究热潮可以看作学术界关注现实问题、追踪政策热点的一种反应。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低层次、重复性的研究冗余，表征为或是对政策话语进行简单诠释与重复，或是在较低层次上解释政策话语。系统梳理研究成果发现，“大多解读性文章都要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一番例行解释”［7］，共同富裕的内涵作为当前研究重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基于不同侧重点都被广为探讨。但实际上，学界对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仍不充分，多数仍停留在价值或意识形态诠释的层面，没有立足学术研究维度对这一概念进行更具学理性与科学化的讨论，这就使得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充足的学术成果与科学化理论支撑，致使人们的现实观感与共同富裕政策主张二者之間形成一种张力——它无法有效解释我们所强调的共同富裕与现实中贫富差距、财富分化之间的矛盾问题。那么，共同富裕的理论与概念，如何既能有效指向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愿景，同时又能积极回应与解释当前中国社会财产与财富占有所呈现的现实差异，这将是共同富裕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此，应超越与政策话语同语反复式的研究和诠释，以学理化探讨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立足于更为坚实与稳固的基础上。通过对共同富裕理论本质、外在表征与实现方式的分析，并结合这一话语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共同富裕话语具有五大理论特征，既包括战略愿景中意识形态整合的维度，同时也涵盖通过多样化的公共政策体系建构与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革新来共同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可操作化设计。对共同富裕理论特征的认识，既有助于使共同富裕这一战略方向与战略愿景给予系统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以切实支撑，同时也能够有效解释当前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并最终指向科学化解这种差异问题的内在逻辑及其必然性。

一、战略愿景与社会理想相结合的特征：一种内含道德理想的发展目标

共同富裕是我国作为一个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追寻的战略愿景。从党的十九大对共同富裕作出由“迈出坚实步伐”到“基本实现”的“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到“十四五”规划指明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8］，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所强调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9］，再到党的二十大所昭示的“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5］，共同富裕内涵日趋丰富，行动实践逐步深化。共同富裕作为我们现阶段的战略构想与政治愿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其接续2020年“脱贫减贫攻坚”与“全面决胜小康”这一发展战略，从社会财富分配与社会财富占有的底线维度，为新阶段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绝对贫困的消除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富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0］，并指出在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胜利进军的新征程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0］。总体而言，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与实现共同富裕这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衔接递进的。具言之，经过全体人民的接续奋斗，我们消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经济富足、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文化昌盛、生态良好的统筹协调发展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与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已经完成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为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共同富裕描绘出社会主义发展的理想愿景与未来图谱，是消除绝对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的进阶使命与指向鹄的，要在绝对贫困消除与全面小康建成的基底之上，推进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致力实现整体社会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与共同富裕存在一定距离，且实现共同富裕之路必定荆棘塞途，但在内在逻辑上，无论是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还是实现共同富裕，都遵循着不断消除贫困、全面发展的样态理路，即将社会最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改变作为规避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底线与基石，使每个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均得到基本保障。因此，“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9］。

建党百年来，为民族求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使人民最终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践斗争历程的一条主线，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各异，但人民平等与共同富裕始终是不变的遵循。共同富裕作为始终如一的基本遵循，具有鲜明的政治建构的愿景意义与政治理想的内涵意蕴。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判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422。换言之，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可视为马克思所建构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极大丰富，这与劳动成为人们第一需要的内在逻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共同富裕就是在实现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过程中，对于人们物质自由与精神解放的阶段性特征的表达。由此，共同富裕这一话语理念与战略具有鲜明的政治愿景特色，其为中国社会的政治體制建构、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探索与完善指明了方向。

同时，共同富裕愿景又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为我们解决特定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增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指明了出路，也为特定时期不同个人与群体的财富集中赋予了阶段合法性特征。在未来目标指向上，由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难以避免的弊病［12］364，共同富裕为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提供了一定合法性依据，但这仅是特定时空中的阶段性合法性，在最终意义上只有“共同富裕”才是一种终极性价值追求与道德理想，进而实现“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以及“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的理想夙愿［13］。因此可以说，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不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即在战略愿景和道德理想的感召之下，从根本上对弱势群体与普通财富占有者之差距的关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这一“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14］，并将其作为最终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建构的价值指向。申言之，共同富裕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其最终要使强势者学会关注弱势者，并通过公权力实现与弱势者的合二为一，从而形构社会财富“共占共用共享”的目标指向。

二、动态性特征：随着条件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4］4。共同富裕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指标体系，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直以来，我们追寻共同富裕的愿景目标与矢力方向没有发生改变，但在不同时期，共同富裕的内涵意蕴、价值目标与政策设计是随着现实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的。首先，共同富裕的内涵意蕴动态性。共同富裕具有“共同”与“富裕”双重意蕴，“富裕”是指社会财富的发展水平，属于生产力范畴；“共同”是指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属于生产方式范畴［15］。伴随社会历史的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持续地调整与发展，人们对于共同富裕的理解也会不断变化，共同富裕内涵与外延随之改变，进而决定了不同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行动。其次，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蕴含动态性。这需要通过不同时间、地点以及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状况，来确立不同阶段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由此来确定自我的发展战略和分配体系。具体而言，分配政策过程的动态性决定了行动的动态性，而这种过程与行动的动态性最终是由目标的动态性所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设置一个固定不变的共同富裕的量化标准，而只能在共同富裕的追求中，依据时间、地点、条件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变化，来确定共同富裕的基准线及所要达成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旨在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解决温饱不足问题、实现全面小康；而立足新征程新起点，共同富裕则致力实现由先富向共富根本性转变的新飞跃［16］。最后，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凸显动态性。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这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任务书同步交叠，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5］，“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4］。由此可知，根据这两个阶段党和国家不同的任务重心与战略部署，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与目标规划也随之及时调整、发展。但这些具体目标的阶段性调整依然处于共同富裕的总体框架之内，也正是这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才能助推共同富裕的总目标最终实现。因此，动态性特征在当前共同富裕的战略规划与目标设计上也得到了确认。

当然，这种动态性的表征也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样态与生产力发展状态呈现出一致性特征，它不只在中国范围内展现这一动态化的表达，同时也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中呈现出自我的动态性。中国的共同富裕也一定是具有世界视野的价值目标。自古以来，共同富裕都或早或晚、或明或暗、或自发或自觉地蕴藏于世界各国的思想与学说之中。从中国儒学的“大同社会”，到柏拉图的“幸福国家”，直至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有共享思想，无不闪耀着共同富裕的理想光辉。由此可知，共同富裕思想作为“超越一切国家与民族界限、正常且正当的愿望”［17］，由古及今虽一直处于演进流变之中，却始终一以贯之。中国的共同富裕更是蕴涵着世界意义的共同富裕。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网络信息化等的背景下，身处“地球村”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的共同富裕必须汲取、吸纳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融汇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于世界广泛播撒共同富裕的星星火种助推全球共富。在未来，共同富裕这一道德理想与战略目标必然会随着与世界各国交流交汇交融的过程不断革新与变化，在汲取共同富裕的中国智慧与经验的基础上，探寻更契合全球各国特点的、具有世界意蕴的共同富裕，解决世界“贫困”国家与“富而不平”社会的发展难题，以达至由个别到一般、由一国到世界的共同富裕的更高境界。当然，在这种更高的历史起点与历史阶段上，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发展阶段、战略举措必然会进行再设计与再建构。因此，共同富裕动态性特征的展现是明显的。

三、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特征：创富与共享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在愿景与动态的特性之下，共同富裕还具有过程与结果相一致的特征，即共同富裕这一理念战略或制度设计，它不仅仅要达成结果维度上的共同富裕，同时也具有过程维度共创财富的意涵。过程的财富共创与结果的财富共享具有互动融通、耦合交织的一体化特征。一方面，财富共创过程为财富共享结果创造条件。习近平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18］，“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4］。没有共同创富过程，共享财富便是无本之木。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在勤奋劳动的基础上实现财富创造与财富集聚，才能为实现财富共享奠定根基。另一方面，财富共享结果也为财富共创过程凝聚力量。邓小平指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9］146，“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9］146。只要求财富共创而违背共享财富诺言，必然会使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现缺乏根本动力。只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物质与精神财富权益，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体的积极主动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供给不竭动力。由此，财富共创过程与财富共享结果这两者并非割裂孤立的存在，也不能把共同富裕偏重于这两个的任何一端，而必须实现双方的紧密联结、相互促进。

共同富裕是过程共创与结果共享的有机统一体。只有在共创财富过程中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确保对社会财富成果的人人享有、人人受用。共同富裕并非“劫富济贫式的财富分配”，尤其不能将社会弱势者与能力欠缺者惯养成“等靠要”与“甘于贫穷”的“社会懒汉”［20］。前者的财富共创过程既是每一个生产主体自我能力与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挥、广泛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弱势者在财富创造与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强自我生产能力、掌握生产知识、提升自我素养，从而巩固自我主体身份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把共同富裕的生产过程视为一个简单化自由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过程，而应视为在创富过程中通过竞争手段来嘉勉先进者、驱动观望者、策励后进者的过程。

一方面，共同富裕创富过程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为逻辑起点与基本条件。由于“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2］36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集体财富的源泉尚未充分涌流的条件下，我们不应直接跃进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而应引入一定的市场竞争，但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5］来共创财富的过程会呈现出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样态，即将资本主义市场淘汰过程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的能力检验过程。在通过竞争以检验能力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与共同创富者而言，这仅仅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初阶段，而其后大量的活动是“先富带后富、帮后富”［4］的共创财富行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共创财富目标却被终结在竞争性淘汰这一环节上，社会主义社会则无限延伸了这一共创财富过程，使共同富裕的过程超脱了一种单纯的淘汰机制。当然，这一过程还必须与共同富裕的结果导向相结合，即在生产财富的最终享用维度上，既充分考虑每一生产者基于个体维度对于财富创造的贡献，同时又将这种贡献体现于集体维度整个社会群体共同评价的层面上来，把自我贡献与社会贡献二者进行有效诠释与科学整合，从而形成充分展现个人贡献的科学社会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这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平等、共享与自由的特征。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共享结果应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财富分配的根本原则和必要保障。马克思深刻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公有制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与首要前提。“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5］在共享创富结果过程中，通过对个人能力在社会生存过程中的深刻审视，将财富创造中的个体价值在社会共同体维度上加以规范，由此便突破了在实现共享财富时仅以个人能力为标准的单维评价状况。所以，这就有效改变了基于个人贡献分享财富而产生社会与贫富分化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痕迹”［12］10。在使个体与共享财富二者产生社会主义的连接之后，再依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价值理念以及国家建构的根本原则，对财富分配与群体共享的条件，进行基于弱势群体与边缘化群体能够享有充足财富的有效建构，以实现整个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享有与占有。正如马克思所预示的，“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一切社会生产都是为了所有人的富裕”［21］，“所有人共享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1］308。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过程以及结果是基于个体能力与共同体分配的双重维度限制分化的一种共享，这也就构成了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特征，即共创财富与共享财富二者紧密结合、共同行动。共同富裕的生产与分配環节，最终在共同富裕的这种愿景变化之中，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与分配的框定。

四、区间性特征：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包容性

习近平强调，14亿人的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与地区实现富裕程度上有高有低，时间上有先有后，不可能齐头并进［4］。这就是说，共同富裕并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4］，也非“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程富裕”，其无论是在纵向实现时间维度还是在横向实现程度维度都处于一定区间之中。这种区间性特征是指，在共同富裕的规定之下，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占有财富的比重、所实现富裕的进度以及所达成富裕的时间，不是完全统一与绝对平等的，而是蕴含一种基于多样化和差异性之上的区间性目标，即各区域、各阶层、各群体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前进步伐快慢、实现时间早晚、掌握财富多寡等都存在着幅度差异。当然，这种差异是控制在贫富差距范围之内的，以防止“贫富的悬殊和财富的制度化集中的问题”［22］出现。由此，这一区间性便规定了在质、量、度等各方面具有自我上限、下限与幅度限制的共同富裕目标，也就整合了多样性、多元化与这两个维度的内在张力，使得差异性与共同发展这一话语共同汇聚于共同富裕的区间之内。

共同富裕的区间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其一，富裕程度的区间性特征。由于每一社会成员自我差异、自我特性、自我能力与自然禀赋不同，体现在生产领域中自我贡献的权重份额大小区别，最终便形成共同富裕中每一个体所占有财富量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是被严格限定在分化区间范围内的，以防止资本主义社会中“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289-290这种贫富分化现象的发生。在共同富裕区间性特征框定下，卓越者能够展现自我占有财富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是有一定限度的，通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调节过高收入”［5］，其被限定在一定的上限区间之内。与能力卓越者相较而言，弱势者虽对于共创财富缺乏大量的自我贡献，但基于其社会主义主体性与主人身份建构，必须通过“兜底性、普惠性、基础性保障建设工作”［9］将其囊括进共同富裕的底线目标之内。其二，富裕时间的区间性特征。邓小平强调：“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3］142共同富裕是实现由部分人到全部人、由部分区域到全部区域的逐步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3］，这一主要矛盾映射于共同富裕维度，则表征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与各地域、各阶层、各人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其主要表征为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这三大显著差距［24］。这就决定了可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勤劳奋斗与创新智慧成为“辛勤劳动、合法经营、甘于创业”［4］的“致富带头人”与“创富示范区”，然后借由先富者的经验借鉴、智慧吸纳、实践带动、技术扶持等，使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域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全体共富与全域共富。

总之，区间性的理论特性整合了统一性与特殊性这两种性质，使全社会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统一性理想愿景的基础上，根据差异性的资源禀赋、现实条件、实践水平等展示个体特殊性，使统一性与特殊性内在协调、有机统一，并与共同富裕同频共振、融为一体。在政策设计与制度建构过程中，同样正因为共同富裕的区间性特征，也使得政策设计具有了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上限与底线。从根本上说，这一区间的限定性，既是由社会主义生产能力形成的不同机制所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资源共同占有、生产社会化以及每一个体不论其能力大小的主人身份所决定的。同样，它也就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运作所必然带来的剥削与垄断现象，虽然创富过程中存在差异，但最终是由人民共创财富、共享财富。因此，共同富裕这一理论特性涵盖着对个人能力与个体权利双重尊重的意蕴。正如恩格斯所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2］670。

五、多样性特征：共同创富与共享财富的表现形式多样化

共同富裕这一理论内涵具有我们必须明确的典型特征，即在这一政治战略愿景与动态性、区间性的话语之下，其包含着社会财富共同创造与共同享用的宏观建构，同时也决定了在这一宏观建构中微观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这就构成了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的重要表征和理论特性——多样化特征。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既是社会大生产、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所必然包括的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对于共同富裕的多样化要将其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拘泥于单一形式。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4］。共同富裕涵盖多样化内容与表达方式，不仅仅涉及经济富裕，而且涵括了政治民主、精神富足、文化繁荣、绿色生态、环境安全、生活健康等多维度的需求。如若不采取这种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往往会使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理想与战略目标仅仅停留于货币财富、物质财富的设置上，将其僵化、刻板地凝固在物质利益维度，而无法从全过程与全系统的动态中来衡量社会中每一个体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以及所支配的社会财富。概而言之，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在共创财富和共享财富这两个维度上都展现出极强的多样性。

在共创财富领域中，这种共同富裕的多元性与多样化表现为多样化的分工状态。其并不直接表达为处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具体的生产和服务提供商，而是超越于具体生产门类和部门的一种多样化表达。在现实的生产体系与生产结构中，存在一些特殊的主体，即使从当下或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去衡量，其并不具有创造价值或生产财富的实践行为与实际效益，但从人类总体发展与长远需求维度来考察，其对于人类的价值、伦理、思维、观念、技术、信念等具有极其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些特殊主体的实践行动仍然是共同富裕在共创财富维度的创富行为。而在生产体系中，共同富裕行动既涵盖着旨在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可评价的具体生产行动，同时也包含着超出我们现有评价体系和思维观念的辅助当下生产的行动，我们同样也可将其视为创造财富的具体实践行动。因此，具体性创富行动者与辅助性行动者，共同形构起多样化的财富创造主体。总之，在创富维度上，共同富裕的实践行动是极其丰富的，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发展的状态和目标这种宏观建构、长远谋划加以辨析与鉴别。

在共享财富维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5］是共享共富成果的制度前提与首要保障。但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指通过一、二、三次分配使每一社会主体所享有的现实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时间、数量和质量得以保障。当然，这是一种基础性保障。同时，它还表现在对每一个体未来发展机会、成长空间、创富能力这些潜力的培养和空间的拓展，即共同富裕不仅应关注社会财富占有量这一分配结果的公平，更应在机会公平维度保障每一公民具有享有同等追求良好教育、优质工作、幸福生活的机会［25］。并且，结果公平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难以回避，只有机会公平才能最大程度减弱对激励机制的冲突，助益于最终结果公平的实现［26］。无论是社会财富占有能力、社会价值掌握能力，还是社会机会把握能力等，都是共同富裕共享财富的多样化表现形式。由于“发展”与“共享”并非“一一对应的正向关系”，共同富裕的评价无法通过单一指标进行衡量［27］。因此，在分配方面，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建构起超越单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评价方式与多维指标体系，将潜在能力、教育机遇、习得学识等纳入共同富裕衡量指标与评价体系。同时，自我喜欢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个体未来自我开拓社会空间的能力也应纳入共同富裕的评价。所以，基于共享财富维度，共同富裕的表达形式在未来社会一定是以一种多元化、多样态的方式呈现的。对于不同社会群体，要从整个社会价值分配出发，依据综合化与均衡化的评价方式进行客观评价。对于創富能力弱、现实能力没有成长空间的社会弱势群体，必须给予其充足的现实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保障，这是上一个区间性特征的底线要求。而对于能力超群、创富机会远胜于普通社会成员的“社会强势者”，应适度地以共同体标准抑制其社会具体财富占有。当然，对其及时大量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分配是必然的。

因此，这种共同富裕外在表征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是整个社会发展动力得以维持的一项内在要求，也是社会本身必然存在的一种发展方式。这一特性也就消除了那些对于共同富裕会弱化或瓦解整个社会生产动力和进步动能的担忧。正是在这种道德理想性、动态性、过程和结果一致性、区间性以及表达方式多样性等多个理论特性的框定下，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形构不断发展生产力与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完整有机统一。

结语

当前，学术界对于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也已经作出诸多的界定和理论探索，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研究存在着与政策话语同语反复的现象，缺乏理论深度和高度。这也就隐含表达了这样一种判断：现实中对共同富裕这一价值理念、战略目标的理性分析，既不够科学也不够充分，这就使得共同富裕的政策与制度建构，在实践层面存在着大量模糊化的样态。应当明确的是，如果不能充分理解共同富裕的诸种理论特征，我们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时，往往就会忽略其本身所具备的内在要求与规定性，进而忽视生产力高度发展之于共同富裕的重要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认识及其所蕴含理论特征的讨论是有价值的，而且也是学术界必须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关键议题。只有在学术上深入研究共同富裕的內涵意蕴与理论特性，才能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内在规律性，也才能够使学术研究的科学化与公共政策设计二者之间形成一种有效互动，从而推进公共政策设计的科学化，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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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文，施炫伶.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13（3）：3-23.

［7］叶敬忠.共同富裕研究的问题导向与短板视角［J］.社会科学辑刊，2022（6）：94-100.

［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0-11-04（02）.

［9］习近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01）.

［1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