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芷郁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联）是五四时期北京学生组建的爱国团体，1919年5月6日正式成立。北京学联成立后，通过演讲、游行、散发传单等形式领导了北京市学生的争取国权、反对帝国主义、声援工人运动等爱国斗争，还与上海学联等联合发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总会。1925年，北京学联因诸多因素解散，但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的学生运动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一、北京学联的诞生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在《巴黎和约》中的外交失利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1919年5月2日下午，许德珩约集参与《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次日晚7时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邀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5月3日的大会通过四项决议：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各校于5月4日齐聚天安门举行学界爱国大示威，电告巴黎专使不准签字，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个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挥舞着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势死力争”“保我主权”等爱国标语的小旗，后因被阻于东交民巷西口，遂改变游行路线，火烧曹汝霖寓所赵家楼。起火之后，北洋军阀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奉命带领大队军警赶到，逮捕尚未散去的学生。

北京爱国学生满怀一腔热血，不惜牺牲青春和生命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揭开了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爱国师生的进一步反抗。5月4日晚，学生们在北大三院礼堂开会，议决联络各校同盟罢课。为加强对运动的组织领导，当晚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5月5日下午，北京14所高等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全体联合大会，讨论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斗争形势要求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5月6日，在北大的倡议下，北京学联成立。

二、北京学联的组织建设

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高师”）的学生代表负责起草北京学联会纲，5月6日提交至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并经讨论后通过。会纲共13条，详细规定了会名、宗旨、组织机构、议事规则、集会类型、权责义务等。

据会纲所载，北京学联成立的目的是“以尽学生之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明”。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评议会，二是学生干事会。评议会是决策机构，参与各校不论人数多寡，均选举代表两人。评议会设正、副評议长各一人，“正评议长综理本会一切事务，副评议长襄办之”。评议会有权议决应行事项，据会纲规定：“（甲）关于全体者，由本会暂行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乙）关于各校者，由各校代表传达，各该校学生干事会执行之。”评议会的集会分为“常会”和“特别会”两种，“（甲）常会每星期一次，于星期日举办之，其集会之时间与地点临时酌定；（乙）特别会无定期，于必要时由评议长召集之”。评议会之外，与会各校还设有学生干事会，负责各自学校学生的组织联络工作，“其组织细则由各校自定之”，有执行评议会所议决应行事项的义务。北京学联如需解散，“得由与会各校学生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同意”。[1]会纲的条目清晰，职权明确，组织合理，充分体现了与会各校平等的原则。随着北京学联工作的陆续展开，各校代表又组建了学生运动委员会。

北京学联乃北京学生之总机关，其成立以来，中间虽时有停顿，然大致是存续的。入会内学校数量最多时有三四十所，最少时有十六七所。其核心学院为北大和高师。1925年12月，北京学联因政见不同及个别学校代表破坏等诸多因素，宣告解散，代之以“北京学生总会”之名。

三、北京学联领导的爱国运动

北京学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挽留蔡元培、反对北洋军政府对外妥协、声援工人运动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一）巡行讲演

五四运动后不久，北京学联决定由各校组建讲演团，分段分组开展讲演活动。5月11日北京学联的讲演团已赴各处讲演，高师在前门一带，北大在内城，清华大学在西门游行讲演。讲演团每组一二十人不等，宣扬惩办国贼、不买日货、力争青岛等主题。高师讲演团第十一队，在香厂新世界空地讲演，商人王文轩亲自送茶水，边森记成衣铺铺主俞春泉等颇为感动，自愿联络各个成衣行，开会商量抵制日货的相关事宜。聆听北大讲演的听众不下数百人，“有老人听讲至沉痛时，辄为泪下。其初加干涉之警察，既闻演说，亦受感动，不复禁止”。[2]北京学联通过组织演讲、散发传单等方式积极宣传进步思想。

（二）抵制日货

北京学联在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学生联合会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进行最力”，凭借讲演团之宣传，成效显著。同时，北京学联派出代表与商界接治，谋划坚持的方法。首先由北大发起学生消费社，将所购储之日货于5月13日正午在北大文科大操场焚毁。随后，清华大学、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私立之中国大学等高校均已全体表决，与北大采取一致行动，于18日下午4时齐集先农坛焚毁日货，以示决心。5月25日，北京学联致各商会、各工会、各学校、各团体的通电中言称：“全国一致倡议抵制日货，此最足以致其死命。但必持之以恒，行之以久，方能收效，否则于我无补，反足启彼轻视之心”[3]，提醒国人要吸取前车之鉴。

（三）发动罢课

面对学生运动，北洋政府加强武力镇压，激起广大学生更大的义愤和斗志。5月17日和18日，北京学联连续集议，决定自5月19日起进行全体总罢课。罢课宣言中指出了学生对青岛问题、教育全局问题、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态度问题等十分失望，“于五月十九日一律罢课，至三失望之回复为止”。[4]随后，北京学联发表《北京学界上大总统书》，提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挽留教育总长傅增湘、北大校长蔡元培，撤废警备命令，交涉留日学生被捕事，维持南北和议等六项要求。但北洋政府的答复令学生们极为不满，至5月22日仍未复课。教育次长袁希涛和私立中国大学校长姚憾与学联沟通相关事宜，学生代表们态度坚决，罢课范围不断扩大，非北京一隅，各地皆然。后因“调停”无果，北洋政府遂对学生的罢课运动进行镇压。

（四）关心时政

1924年11月10日，北京学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其中指出，自辛亥革命，中国改建共和以来，内乱频仍，赋税繁苛，兵匪遍野，其根本原因在于军阀祸国及外人乘机侵略，遂提出九项主张：解散国会，严惩卖国借款之安福、交通、外交各系；反对元老会议，组织国民会议；发起争自由运动；发起收回海关运动，自定税则，并废止内地厘金，以振兴中国实业；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确定教育基金，由人民监督保管；警告当局不得进行金法郎案及订立外国借款；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妥协；主张国民外交等。北京学联认为当时是争自由争解放之最好时期，希望全国国民奋起力争，心系国家。

（五）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5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顾正红等九人遭到屠杀。随后，上海学生在游行宣讲中也遭租界巡警逮捕，引起广大学生与市民愤慨，近万人聚集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此即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消息传到北京，学生同声悲愤，首起罢课，宣传示威。北京学联为声援上海，于6月3日分东西两组举行游行运动。此外，北京学联还组建了长途演讲团，并拟定了宣传大纲，取得了良好效果。据北京学联京外宣传报告可知，华北大学学生于6月8日在南京东牌楼一带讲演4个小时之久，深得民众欢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于6月10日抵达湖南开始宣传；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6月7日抵达天津讲演，听众每次千余人。北京学联声援五卅运动不限于游行和宣讲，还指明了三个办法：（1）此次争斗，若仅以惩凶赔偿等事做要求，是错误的。不能用法律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与制裁强国的横暴及民族间的冲突。（2）此次争斗，若当作一个地方的问题，是错误的。这次事件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解决之。（3）此次争斗，若只依靠政府交涉，是错误的。要得外交胜利，要能战胜帝国主义，只有由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组织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线与国际战线！

20世纪初，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曾强调青年学生在实现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中的重要作用，“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5]北京学联作为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是中国首个以城市为单位、联合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团体组织，面对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及严重的内忧外患，始终立于历史发展的潮头，积极致力于救亡图存的探索，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扮演了“先锋”与“桥梁”的角色。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以文化人：中国纪录片视域下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研究”（JG21DB184）阶段性成果；2022-2023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22GJJG43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纲[N].京报，1919.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83-184.

[3]北京市档案馆.档案中的北京五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63.

[4]北京学生界罢课宣言[N].京报，1919-05-20（3）.

[5]中國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9.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