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背景下少数民族档案的创新研究：理论逻辑与方向建构

2023-06-17陈海玉陈雨范泽龙何剑锋

北京档案 2023年5期

陈海玉陈雨范泽龙何剑锋

摘要：《“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为今后少数民族档案的创新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应当坚守“导向意识”“问题意识”“融合意识”和“开放意识”的逻辑思路，构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汉族文字档案与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研究相契合、资源整合与宣传推广相组合、传统档案研究与数字人文研究相融合的研究方向，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少数民族档案民族档案研究

Abstract：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Archival Undertaking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on China national minority archives in the future. 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of China national minority archives should adhere to the logical thinking of‘guidance consciousness‘problem conscious？ ness‘integration consciousnessand‘open？ ness consciousness， and construc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research， combining Han language ar？ chives research with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 ar？ chives research， combin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with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and combining tradi？ tional archives research with digital humanities re？ search，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work.

Keywords：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Archival Undertaking ； China national minority archives； Minority archives research

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档案作为重要信息资源和独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日益凸显，档案工作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更加突出”，要“更好发挥档案在服务国家治理、传承红色基因、建构民族记忆、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少数民族档案是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翔实记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与团结意义重大。民族档案研究作为档案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新时期应当深刻把握国家战略发展要求，以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为切入点，革旧鼎新，拓宽研究视野，直面重大问题，高屋建瓴建构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理论支点和逻辑基础，探索在多元的学科、主体、技术、知识、平台间交叉与融合问题，增强新时代学科发展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一、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现状

当前，我國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档案学科体系构建研究。如陈子丹[1]提出加强课程建设、完善协同机制、培养专业人才等解决学科发展问题。二是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研究，集中于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及开发利用等环节。理论层面上，华林[2]提出通过丰富征集方式、推动二次征集、争取政策支持等方式解决民族档案征集数量少、类型单一、缺乏规范的现实问题；周耀林[3]指出应用数字人文技术建立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库，弥补原生性保护不足，提升再生性保护成效。在实践层面上，少数民族档案编研与数字化建设成果显著。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等编研成果出版；“羌族文献数据库”“甘珠尔经数据库”“彝族口述资料数据库”等资源库建成。

不过，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目前尚存一定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不平衡。经验性的定性研究多，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少，理论成果向实践转化存在困难。二是研究视野与现实需求不协调。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多从中华民族文化场景中脱离，进行个体化深描，面向民族交往下的民族档案研究不足。三是资源建设与宣传推广不同步。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成果数量较多，但功能较单一，推广力度弱，辐射范围窄，建设投入与利用成效不成正比。

二、少数民族档案创新研究的理论逻辑

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起步较晚，在理论、实践上深受西方学术理念影响，导致在国际交流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新时代应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4]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握导向意识、问题意识、融合意识、开放意识，真正打造具有民族特色、中国气派、世界视野的少数民族档案研究体系。

（一）导向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拓宽档案研究新视野

《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强调，要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5]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要坚持“导向意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定正确学术立场，坚守正确理论方向，坚持正确实践道路。

一方面，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研究。一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于“外来”的西方学术理论，增强辨别和判断能力，判断是否适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是否契合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实际，切不可盲目模仿而与中国社会发展需求脱轨。二是要坚持整体与部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要明确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少数民族档案是中华民族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备一般档案的文化性、多元性的普遍特征，又兼具区别于其他档案的民族性成分，其研究不可简单套用档案研究的学术话语来认识和阐释复杂多元的少数民族档案样态，应结合自身“量体裁衣”，形成反映本领域研究特质、符合本学科需求的话语体系。三是要坚持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少数民族档案并非无本之木，其研究亦不能纸上谈兵，研究者要紧紧围绕“大兴调查研究”，扎根民族土壤，走进民族村寨，亲身接触民族档案背后的民族文化，在实践中验证、丰富民族档案研究的内容。

另一方面，应当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方法来指导研究。要立足于少数民族起源、形成、发展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判断档案史料的研究价值，真实可靠地还原历史面貌，推出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发挥少数民族档案以史鉴今、鉴往知来的当代价值。

（二）问题意识：立足国家社会需求，解决本土实际问题

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要坚持“问题意识”，直面国家民族重大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一是要立足边疆地区治理，提供信息支持。少数民族档案记录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开展民族事务、做好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安定和谐的重要信息支撑。因此，要充分凸显民族档案在民族团结、边疆生态保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对涉及各民族重大事件、重要工作、民族特色工作，以及与群众需求密切相关、具备鲜明时代特征的少数民族档案，开展聚焦式深入且系统的研究，从理论、方法、技术、人才、平台等方面发挥其信息咨询和资政的智库作用。二是要立足繁荣经济文化，提供资源支撑。少数民族档案是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档案文化可以将其转变为特色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力，带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转变“等、靠、要”的被动发展模式，以“造血式”的自我提升替代“输血式”的经济扶持，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自信，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三）融合意识：推动多元融合创新，构建良性研究生态

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要坚持“融合意识”，打破单一学科、单一主体“单打独斗”的局面，突出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跨界与融合的鲜明特征。[6]一是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少数民族档案研究与图书馆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协同共生，要充分发挥各学科相关性和互补性的优势，从研究思维、对象、方法、技术、内容等多个维度寻求学科交融对话点，夯实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理论体系，搭建学科交叉研究平台，以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推进研究领域的纵深发展。二是研究主体间的协同与创新。新时代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应打破文化体制和机构职能的制约，通过建立多方主体认同的有效合作机制和制度规范，推动多个主体在同一目标下互动运行。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要动员并联合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相关民族人士等參与相关研究工作，在少数民族档案教育教学、整理研究、资源建设、开发利用等诸多环节中出力献策，使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更加契合社会发展的导向需求。

（四）开放意识：树立世界眼光，“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要坚持“开放意识”，树立世界眼光，积极传播中华民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一是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要通过凝练民族文化精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少数民族档案研究体系，构建起国内外学术界认同的原创理论，这是赢得话语权的关键所在。如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7]二是要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交流中传递中华文明。“引进来”，即借鉴国外档案研究的创新性理论和技术方法，如档案保护理论、数学人文技术等，来构筑本土化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学术话语体系。而“走出去”指加强国际档案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通过国际性会议、教育、出版等多种方式，线上线下的多元路径，虚拟与现实的多维场景，让民族档案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发声，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舞台。[8]

三、少数民族档案创新研究的方向建构

（一）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在应对不断变迁的民族文化和复杂多样的档案工作中，少数民族档案理论体系建设和实践研究创新处于被动局面。少数民族档案基础知识的专业性及管理工作的应用性要求要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一方面，要以创新性的理论方法来指导实践工作。概念是理论探讨与实践深入的基础，首先要明晰学界对“民族档案”与“少数民族档案”的模糊认识。本文借鉴杨毅教授对于“民族档案”时代内涵的阐释，[9]将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运用其中，对民族档案加以广义与狭义区分。广义的民族档案指中华民族共同体档案，包括汉族档案和少数民族档案，强调“一体包含多元”；狭义的民族档案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档案（即文章探讨的“少数民族档案”），包括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往产生的档案，强调“多元组成一体”。少数民族档案概念的明晰，不是要在档案分类学意义上严格界定出一个新的类别，而是为了彰显和实践特定的研究理念。其次，民族文化互动和变迁加剧，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对象更具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整合利用多学科方法所长，指导开展专业化、科学化研究，有选择性地借鉴民族学、人类学、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跨学科方法的理论互鉴与方法碰撞，在筑牢本领域研究建立根基和发展本位的同时，扩充和深化研究体系。[10]如加强田野调查法、参与式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等跨学科综合方法的应用，实现多种研究方法在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内部的整合与创新，[11]探索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等技术在少数民族档案研究中的应用，补充完善现有方法体系中的短板。

另一方面，要以深入的实践探究来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要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档案田野实践，加大档案收集整理力度，通过对少数民族档案的探寻、认定、固化、留存、利用，[12]深入少数民族档案的生成场景，近距离观察少数民族档案的“土壤”，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档案的深层内涵及相互关联。要立足中国本土民族档案的历史叙事加以深描，从中提炼出中国少数民族档案特色的理论体系。少数民族档案的“民族性”“地域性”“资源性”特征要求学术研究者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区，深入民族地区图书馆、档案馆、方志馆等文化机构展开实地调研，直面阻碍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发展的“痛点”，真正打破“人云亦云”“吹泡泡式”的研究局面。

（二）汉族文字档案与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研究相契合

一方面，自秦汉以来，我国留下了许多以汉文记载的少数民族档案，尽管这些档案在历史沿革下流散于不同地域，但档案内容与其物产、交通、民族风俗等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息息相关。以云南为例，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传》到前、后《汉书》，再到此后的编年史《通鉴》《明通鉴》，政书《通考》《通志》《会典》等，[13]这些以汉族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对云南少数民族交往史实、风俗习惯、民族特色等做出了系统的记述。研究主体应当进一步推进以汉文记载的少数民族档案的整理、挖掘、保护和利用等工作，为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提供更加翔实、完整、可靠的资料记录。

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创制并使用过古彝文、纳西文、回鹘文、女真文等多达30余种少数民族文字，形成了数量可观、种类繁多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这些档案广泛分布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展示了各民族文化融合和深度交往的历史事实。一是北方的西夏文、女真文，南方的壮文、侗文、白文、哈尼文等诸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借鉴汉文字的特点，多呈现出“方块状”的外在特征，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二是少数民族文字档案以不同角度、不同体裁与汉文档案共同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歷史风貌，是印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依据。例如，古壮文民歌抄本《瓦氏夫人》、壮戏剧本《老农》真实地记载了壮族民间历史人物心向中央、共御外侮的历史佳话。[14]然而，当前受制于少数民族文字档案识读人才匮乏、保存地区偏远、保管环境恶劣等主客观因素，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研究深度与其珍稀程度难成正比。

因此，少数民族档案研究不应止步于汉文字档案，还要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围绕少数民族文字档案释读、民族文字考源及民族文字的数字化等开展深入研究，开发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双语阅读浏览系统，[15]建立汉族文字档案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研究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研究模式，全面系统地认识、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三）资源整合与宣传推广相组合

一方面，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保管分散，除了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收藏保管外，还有大部分散存于社会组织和民间个人，存在信息碎片化和信息孤岛的局面。少数民族档案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文化因子不该被割裂，而应共同在中华文化脉络中彰显其鲜活的生命力。当前传统的纸质档案汇编及简单的基础数据库建设难以推动少数民族档案的整体化管理和少数民族档案文化的广泛传播，因此，应当大力整合少数民族档案资源。要灵活运用捐赠、寄存、征购、复制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民间散存的档案资源，同时也要推进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多方机构合作，开展数字资源共建，使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从现有的纵向多层次部门为主的离散状态，逐步转向横向平台化、全系统全行业的集约形态”[16]。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成果作为认识、理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媒介，要多维度、全方面地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真正让少数民族档案文化走入大众视野。一是要丰富宣传推广的形式。如深度利用档案编研、数字化建设等现有研究成果，积极开展档案文化教育、举办少数民族记忆展览、拍摄民族档案专题纪录片、举办专题文化讲座等，以多元化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了解、认识民族档案。二是要拓展宣传推广的渠道。除了传统的线下渠道外，也要打通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宣传的线上渠道。比如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辟民族档案网上展厅、档案文化信息推送、民族档案学术交流等版块，实现档案的创新服务，推动民族档案文化传播。三是要把握宣传推广的时机。具体是要结合各地民族的重要节日和纪念日，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形式地传播相关少数民族故事，促进公众对少数民族档案文化的深入了解。

（四）档案传统研究与数字人文研究相融合

数字人文兴起后，此前一切人文学术研究似乎都成为传统研究，[17]学界关于传统研究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关系探讨未曾停止。少数民族档案传统研究与数字人文研究的“融合”观念更加符合时代逻辑，数字人文之于少数民族档案传统研究并非威胁和庖代，而是拓展和增值，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积极开展对话是新时代的大势所趋。

一方面，数字人文研究拓展了少数民族档案传统研究的新方法。一是数字人文研究为少数民族档案再生性保护提供了可靠方式。利用数字仓储、本体等技术建立面向知识服务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库，不仅能实现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和集中化管理，还能实现档案文本的语义关联。此外，利用AR、VR等可视化技术，虚拟重现残缺损毁的档案实体或文本内容，也能有效推动档案的再生性保护。二是数字人文研究为少数民族档案编研提供有力支撑。传统的少数民族档案编研工作，其编研成果无论是在网络上进行传播，还是以出版物形式进行传播，在选题、选材、编排等工作上都会耗费编研人员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数字人文领域中的文本挖掘技术，不仅可以从海量数据中快速分析出档案资源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帮助其进行科学选题，还能自动分析与检索字段相关的内容，形成知识关联，促进知识聚合，提高档案编研的效率和质量。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档案传统研究为数字人文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础。档案是具有真实性和证据性价值的文本，是数字人文研究开展的基础资源之一，少数民族档案资源越多、越广、越新、越权威，基础就越扎实、丰富。[18]一是要加强少数民族口述资料的采集研究，提高研究文本的广泛性。少数民族口述资料多反映民间的声音，其数量多、类型广，仅云南省就有4万多种彝族口述档案，包括神话传说、创世史诗等。做好口述资料的采集、记录及后续的整理、存储等工作，能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更多的人文素材。二是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解读研究，提升研究文本的权威性。如水书文字识读难度大，信息又多靠水书先生口传，部分口传信息受时间、环境影响面临失真，同一部水书会出现不同版本的解读。对此，要加强对语言、文字解读的研究，建立官方的少数民族语言识读规范，减轻数字人文研究中文字识别、转录的阻碍。

四、结语

面对“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和理论激荡”[19]，中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深化拓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给养与想象空间。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肩负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拓展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学研究的双重责任，理应直面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需求，扎根本土彰显学科优势，在学术研究实际中实现理论知识及管理实践的创新，构建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新范式，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新格局、新面貌。

*本文系云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实践综合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民族档案概论》课程教学模式研究与探索”（项目编号：2022Y2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生态碑刻文献整理及专题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2Y13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陈子丹，郭娇娇，刘准.近三十年来云南民族档案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档案研究，2018（2）：241-253.

[2]华林，石敏，杨娜，等.基于民族记忆传承的西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征集问题研究[J].北京档案，2017（2）；28-30.

[3]周耀林，吴化.数字人文视野下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2（5）： 123-129.

[4] [5]新华网.（授权发布）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0L].[2022-05-2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 05/18/ c_1118891128.htm.

[6]霍艳芳，何思源.数字人文视域下城市记忆资源整合与开发路径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8（1）：29-34.

[7]中国政府网.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EB/0L]. [2022-05- 29].http：//www.gov.cn/xinwen/2022- 05/28/con？ tent_5692807.htm.

[8]许洁，贺晨.面向我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J].出版广角，2021（16）：10-14.

[9]杨毅，何瓦特.中华民族档案：民族档案的时代内涵[J].档案学通讯，2019（5）：13-19.

[10] [11]周林兴，徐承来.鉴今知来：双一流背景下我国图情档学科建设探路[J].图书馆，2021（5）：17-24；33.

[12]杨毅，张会超.民族档案在田野中生成的实践探索[J].思想战线，2013，39（5）：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