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芳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趋于下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但在结构和领域上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动向。主要体现为海外并购承压、绿地投资复苏，能矿投资增长乏力、制造业投资态势平稳、服务业投资有所下降。未来，应把握机遇，加强对企业的支持和引导，推动对外投资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海外并购；绿地投资；新动向

一、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趋于下降

2022年以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有所缩减。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3年1月发布的《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在乌克兰战争、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金融市场动荡和主权债务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2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增速下降，特别是跨境并购和项目融资大幅下滑。

另据经合组织 OECD 统计，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金额仅为1.29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4.6%，与上年同期的增速（69%）形成鲜明对比。欧盟国家对外投资下降尤为明显（943.5亿美元，同比下降78.4%）；而美国（4026.4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日本（1615.56亿美元，同比增长10.1%）、英国（1296.18亿美元，同比增长52.6%）、澳大利亚（120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440.36%）等主要对外投资大国则取得一定增长。根据初步统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1465亿美元（同比增长0.9%），居全球第三位。

从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看，跨境绿地投资发展迅速。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 FDI Markets 数据库统计，受疫情影响，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全球跨境绿地投资呈现收缩态势，2020年全年仅为5741亿美元，为2019年水平的67%。随着管控措施的逐步放开，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全球跨境绿地投资就趋于回升，2021年同比增长23.7%，达到7100亿美元；2022年继续增长54%，达到1.19万亿美元。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跨境绿地投资金额2709亿美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图1）。

与绿地投资相比，由于跨境并购更易受到融资条件恶化、利率上升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受冲击程度更为显著。UNCTAD 在2023年1月公布的《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中指出，2022年，全球跨境并购金额为6970亿美元，同比下降6%。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新动向

（一）海外并购承受较大冲击

与全球情况相比，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并购的处境更为艰难。安永《中国海外投资概览》报告显示，2022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287.4亿美元，创历史新低，同比下降52%，且大额交易大幅减少。2023年第一季度，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仅为34.9亿美元，为近年单季新低，同比下降26%。在海外并购的各个主要市场中，中企在欧洲宣布的并购金额为9.5亿美元（占比27.2%），同比下降39%；在美国宣布的并购金额为9.0亿美元（占比25.8%），同比下降4%；在亚洲宣布的并购金额为10.1亿美元（占比28.9%），同比下降34%。

值得关注的是，海外并购仍是助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中企宣布的对外并购集中在先进制造与运输、房地产/酒店与建造、TMT（科技、媒体和通信）、医疗与生命科学、金融服务等领域。安永报告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中企在上述5个领域宣布的对外并购交易金额分别达到9.5亿美元、9.2亿美元、6.8亿美元、3.7亿美元和2.6亿美元，合计占中企宣布对外并购交易总额的91.1%。其中，不动产管理集团易商集团收购越南新经济平台 BW10.89%的股权，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物流仓储网络；中信戴卡收购德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凯世曼，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产业链整合；中远海运港口宣布投资埃及苏科纳港口新集装箱码头25%股权，项目建成后码头产能达170万TEU，有助于进一步保障我海外通道安全。

（二）绿地投资近期强劲复苏

与全球跨境绿地投资早在2020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复苏的情况不同，我国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步伐略显滞后。2020年，我国企业宣布对外绿地投资金额474.9亿美元，同比下降24.5%；2021年进一步下降32.5%，仅为319.8亿美元；2022年虽回升至378.5亿美元，但仍未达到2020年的水平，更不足2018年对外绿地投资总体水平（819.9亿美元）的一半，在全球占比仅为3.3%，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值（图2）。

2022年11月以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动力不足的情况发生明显好转。2023年第一季度，我国企业宣布对外绿地投资金额175.2亿美元，同比增长136%，这一金额是2018年以来历年第一季度所达到的最高值，也几乎是疫情以来各季度对外绿地投资中表现最好的一个时期，仅略低于2022年第三季度（191亿美元），占全球企业跨境绿地投资的比重回升至6.5%，充分展现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强烈意愿和信心。

（三）能矿领域投资发生重大變化

1.采掘业投资增长乏力

2022年以来，受国际能源危机影响，部分跨国公司大幅增加对采掘业的资本投入；同时，受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汽车电动化趋势影响，相关企业增加了对锂、钴、镍等矿产的投资力度，导致全球采掘业投资大幅增长。

根据 FDI Markets 数据库统计，2022年全球对采掘业的绿地投资金额高达958.4亿美元，是2021年的7.3倍。与全球相比，我国在采掘业领域的对外绿地投资未见明显起色。2022年，中企对外采掘业绿地投资金额为7.5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5.9%，仅占全球采掘业绿地投资总额的0.8%。2023年第一季度，中企对外采掘业绿地投资金额为3.6亿美元，占全球4.4%。这一占比与2021年相比仍然较低；与中企采掘业绿地投资的最高年份2018年（当年中企绿地投资71.3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3.3%）相比，差距更大（表1）。另据 SDC Platinum 全球并购数据库统计，2022年，中企在矿产领域海外并购金额仅为4.9亿美元，仅为2021年的四分之一；2023年前四个月，中企未发生矿产领域的并购事件。

2.煤炭和油气领域投资大幅降低

受“双碳”目标和“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等政策影响，中企在煤炭和油气领域的对外投资大幅降低。根据FDI Markets 数据库统计，在这一领域，中企宣布的绿地投资由2020年的173.65亿美元，降至2021年的7.69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降至0.34亿美元，2023年第一季度中企未宣布在这一领域的绿地投资项目。另据 SDC Platinum 全球并购数据库统计，在煤炭和油气领域，中企完成的海外并购金额由2020年的4.35亿美元，降至2021年的3.54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降至0.66亿美元，2023年前四个月中企没有发生这一领域的并购。

3.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发生结构性变动

近年来，中企在海外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绿地投资有所下降，而可再生能源制造业的投资却大幅推进（表2）。如，2022年7月，远景能源子公司—远景数字宣布将在西班牙圣胡安市投資9.777亿美元，建造可再生能源领域制造业项目。再如2023年3月，中国能源宣布将在埃及投资51亿美元建立一座绿色氢能工厂，将向欧洲市场出口绿色氨，该单一项目的投资金额已超过之前所有年份（2007—2022年）中企在可再生能源制造业领域对外绿地投资的总和（30.4亿美元）。

（四）制造业投资动机发生明显转变

1.制造业对外投资态势平稳

2017年，在中企大型海外并购项目（如中国化工收购瑞士先正达等）拉动下，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达到295.1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占当年我国全行业对外投资的18.6%。2018年至今，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总体稳定，年度投资规模保持在260亿美元左右，态势较为平稳（图3）。

2.制造业绿地投资势头回升

2018年和2019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宣布项目）数量较多、金额较大，2019年达到约387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绿地投资总额的占比达到       13%。此后两年受疫情影响大幅下降，占比也降至6.5%。2022年，尽管金额有所起色（近300亿美元），但在全球制造业绿地投资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占比进一步下滑至5.66%。

这一情况在2023年发生逆转。一季度，我国制造业绿地投资金额达145.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4.3倍，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34起，上年同期的2倍；在全球制造业绿地投资中占比达到10.8%（表3）。

3.结构性转移动因增强

近年来，受到全球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短链化趋势影响，加之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各国在新能源赛道上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企业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出于寻求低成本和规避贸易壁垒等考量的对外投资，如纺织服装、家具制造、食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有所降低，而以“更接近消费市场或重要客户”和“获取先进技术和关键资源”等为动因的产业转移有所加快。

以制造业绿地投资为例，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一转变。2022年以来，可再生能源、电子零部件（含动力电池、音像设备、照明设备等）、汽车组装、汽车零部件，以及半导体和生物技术成为制造业绿地投资的重点领域，这七个行业投资额合计占到制造业绿地投资总额的九成左右（表4）。其中，动力电池制造业的发展更为迅猛，根据 FDI Markets 数据库统计，2022年和2023年第一季度，中企宣布“电池”领域的对外绿地投资金额为134.3亿美元，几乎与过去17年（2005—2021年）的总和（134.7亿美元）持平。

这些领域的投资动机，一是为更接近消费市场或重要客户。例如，2022年9月，宁德时代宣布斥资74.88亿美元在匈牙利投资时代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这将是迄今为止欧洲最大的电池厂，将极大助力中企拓展欧洲新能源市场。再如，国轩高科宣布其全资公司美国国轩将在密歇根州投资23.6亿美元建设动力电池组件工厂，这是美国国会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后首家在美建厂的中国锂电企业。该法案对每辆电动汽车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提出了要求，强调获得补贴的动力电池原材料应在北美制造。再如，2023年3月，中国能源宣布将投资51亿美元在埃及建立一座绿色氢能工厂，项目预计将于2024年5月开始施工，建成后将向欧洲市场出口绿色氨。这也是一季度我国企业宣布的最大一笔绿地投资。

投资动机之二，是为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生物技术为例，2022年中企在这一领域宣布对外绿地投资项目15个，金额为18亿美元，是历史最高年份（2018年）的2.5倍。其中，无锡生物宣布投资14亿美元（20亿新元），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尖端的、完全集成的 CRDMO（合同研究、开发和生产）中心，包括一个研发服务中心以及用于生物制剂的大规模药物和药物产品制造设施。该投资将借助新加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进一步提升无锡生物的全球研发和制造能力，助力企业构建起强大和富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此外，受国内“双碳”目标推进的影响，焦化、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也在加快转移。如2022年新天钢集团与旭阳集团等公司在印尼投资470万吨焦化项目、2023年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将投资20亿美元在埃及中埃 TEDA 苏伊士经济贸易合作区建立一家年产值26亿美元的铸铁管和钢铁生产厂。

总体看，中企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受到政策导向和发展模式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结构性特征更加凸显，表现为其对外转移符合我国产业政策方向或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的需求，投资较为理性。

（五）服务业投资持续下降

仍以绿地投资为例，2018年以来，我国商务服务业领域的绿地投资活力显著下降。投资项目数量从87个缩减为2022年的27个，宣布投资金额从12.75亿美元降至3.15亿美元。2023年第一季度，投资数量仅4个，宣布投资金额仅0.24亿美元，依然较为疲软。

在商务服务业的各个行业当中，金融服务业的投资下降最快（图5）。2018年—2022年，金融服务业的绿地投资数量从35个降至15个，减少了近六成；金额从9.84亿美元降至2.47亿美元，缩水了四分之三。2023年第一季度，中企在这一领域未宣布对外绿地投资交易。

此外，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领域结构性变动较大，主要体现为货运和分销服务等“软性设施”投资不断加大。2019年，中企在货运和分销服务领域宣布的绿地投资额仅为5.5亿美元，占当年交通运输领域总投资额不足1%；而到2022年，这一领域的绿地投资额已经达到15.78亿美元，占交通运输领域总投资额的比例高达90.3%。主要是近年来阿里巴巴、菜鸟、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和物流企业纷纷在海外布局物流中心，打通海外物流网络节点，努力形成强大的全球化供应链服务网络。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新形势

未来，美西方围堵打压将愈发猛烈，世界经济将面临深度衰退风险，多个地区政治社会风险将有所加大，这些因素共同構成我国对外投资的巨大挑战。同时也应看到，疫情影响趋于减弱、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开展合作意愿较强、全球绿色化数字化转型不断发展等，也将为我国对外投资带来多重机遇。

（一）挑战

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将为跨境投资带来挑战。2023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相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尽管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较前期高位有所回落，但距各国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因此短期内主要国家高利率环境或将持续，加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仍面临一定挑战。

二是美西方围堵打压力度将持续加大。美国、欧洲和亚洲作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的主要目的地，多国近年来出台了大量针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制度和措施，其中多项措施遏华意味明显。目前，能源、电信、运输等我国优势领域均纳入受投资审查的行业，信息技术、医疗健康等新兴高科技领域也成为西方国家严格审查、重点封堵的领域，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所谓“受政府控制”的大型企业成为审查重点。2023年1月，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生效，赋予委员会调查非欧盟国家向在欧盟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提供财政捐助的权力，将进一步增加在欧盟经营或投资的外国公司的监管风险和负担。在亚洲，中企并购的主要目的国越南、日本和韩国均属“印太经济合作框架”范围，在美国“友岸外包”、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背景下，日韩曾表示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打造“平行的供应链体系”，对外投资合作的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

三是部分地区民粹思潮泛滥，政局持续动荡。在欧洲，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社会面临巨大挑战，其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就业、福利、难民、一体化等问题积重难返，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民粹思潮泛滥。在亚洲，多国经济前景不明，泰国通胀加剧、生活成本高企，政局走向充满变数；马来西亚政府内部暗含政治冲突；柬埔寨洪森政府执政压力持续上升等，均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和成本。

（二）机遇

一是疫情影响趋于减弱。当前，我国进一步科学优化防控政策，取消入境核酸检测要求；多国宣布放宽自中国入境人员旅行限制措施，取消落地核酸检测及降落机场；5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此，企业对外投资的便利度、经济性和可预期性将大大提高，企业对外开展合作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同时，今年以来，我国与众多国家展开的高层互动也有望为中企海外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二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展合作意愿较强。当前，各发展中国家尚未完全从疫情冲击中恢复，加之2022年以来在美国货币政策强势缩表加息政策带动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美元走强、借贷成本高企和资本外流“三重打击”，普遍面临较大的经济发展压力。在此背景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希望我企业积极赴当地开展投资合作，弥补当地储蓄和外汇缺口，支持其经济恢复发展。

三是全球经济绿色化、数字化转型仍在进行。绿色化方面，FDI Markets 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宣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额3426.9亿美元，达到2019年投资额（1252.2亿美元）的2.7倍。这一趋势有望在未来几年延续。数字化方面，国际数据中心 IDC 预测2023—2024年全球直接数字转型投资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6.5%，总投资规模预计超过4万亿美元。我国企业在上述领域具备较强实力，如能及时抓住机会扩大市场，将有利于赢得主导权、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

四、相关建议

未来，政府应引导企业抓住机遇，着力从以下方面开展对外投资：

一是合作方式上，鼓励对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和融合，进一步发挥对外投资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应通过加强与投资东道国在产业链配套出口领域的合作，引导企业更多使用我国生产的上中游材料，扩大出口，弥补中国出口商品下降的份额，促进国内产业和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对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则应鼓励其通过上下游合作积极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并创造便利条件促进资金、资源、技术、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回流，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二是合作领域上，注重通过对外投资获取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和先机技术，如鼓励企业加大对重点围绕锂、镍、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矿产资源的投资；鼓励企业通过设立实验室、研发中心、科技园区、孵化器等各类平台，积极参与产业链国际分工、主动寻求与海外企业达成技术合作、开展前沿技术的专利全球布局，利用境外人才、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协调配置国内与国外创新资源，加速国内技术水平提升。

三是在区域布局上，重点考虑与我国周边、欧洲地区、北美及拉美地区深化合作，找准利益共同点，培育合作新增长点，提升供应链韧性；并以此积极进入美欧跨国公司建立的生产网络体系，实现与美欧产业链供应链的持续挂钩。再如，在国有企业海外并购遭遇巨大障碍的情况下，考虑鼓励民营企业发挥机制灵活、决策迅速的优势，积极推动其走出去开展海外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