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小勇

摘   要：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完善过程正是规则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则是新时代寻求发展主动权的规则思维重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国内国际经济治理规则赤字，聚焦聚力规则体系的建构是关键所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在于加强国内经济治理法治建设，着力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在于消除内外循环规则壁垒，创新国际经济治理通行规则。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规则

中图分类号：F7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3.03.007

文章編号：1009-6922（2023）03-57-06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这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统筹国内国际发展大势，适时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3］。溯源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自力更生型“内循环”起步开源，到改革开放出口导向型“外循环”跨步追赶，再到新时代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完善经历了从规则意识觉醒到规则思维重塑的艰辛历程。新时代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破解国内国际经济治理规则赤字难题，顺畅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基于规则的深度整合是重要路径。

一、“双循环”历史溯源：规则意识觉醒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兴起，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循环时代。中华百年屈辱源自被迫开启“五口通商”，中华百年沉沦缘起故步自封于国际循环之外。历史证明：实现民族复兴，唯有自主与开放。追溯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正是规则意识逐步觉醒，积极置身国际循环的过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有过往成就之来之不易，也有内外形势之因时应变，更是经济规律之历史必然。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自力更生型“内循环”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国际规则意识淡薄，最初不屑于同西方通商往来，随后又在西方坚船利炮威逼下深受强加于己的系列不平等条约奴役之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希望能够平等参与国际规则建设，自主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然而早已习惯于旧中国没有独立自主只有被迫开放的列强，对新中国“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自主开放新态度极端不适应，遂对我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敌对政策。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不得已一边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内循环”发展，在艰苦奋斗中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边努力争取对外开放契机，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广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事实上，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自力更生型“内循环”的厚积，才为后续改革开放抢抓战略机遇实现“外循环”的薄发奠定了关键性基础。

（二）改革开放出口导向型“外循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深刻认识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且有必要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规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自此由国际规则体系的“局外人”向“局中人”转变，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在庞大的劳动力规模和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助推下，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循环，逐步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外循环”发展模式［4］。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规则体系加速与国际接轨，我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长期以来的历史欠账逐步得以解决，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到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达到64%的历史高位［5］，出口导向型“外循环”特征显著，这为新时代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积累了殷实的基础。

（三）新时代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在全球化红利中固然得以共享发展，在全球性危机中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故此，我们愈发意识到，高度依赖出口的“外循环”发展模式难以抵御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遭受破坏与传统经济循环遭遇堵点断点的风险。如2008年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等“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使我国经济经受了巨大的冲击。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内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内循环存在制度梗阻；国际局势动荡、各国体制各异，外循环存在规则壁垒。党中央适时提出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在当前和今后中长期内统筹国内国际规则体系，高质量畅通国内大循环，巩固国内经济基本盘；高效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双循环”辩证内涵：规则思维重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辩证统一。基于规则的角度，具有规则思维重塑的深刻内涵，有利于塑造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6］。对于国内循环面临的制度梗阻，有必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7］，提升国内经济治理法治化水平；对于国际循环存在的规则壁垒，有必要统筹整合内外循环经贸规则，参与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建设。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即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新时代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积极谋划、深度调整的战略布局，须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系统推进。而统筹全局离不开科学有力的制度保障，这就对既有的规则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以为，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显著优势，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提升国内经济治理法治化水平，打破地方保护导致的市场分割以确保形成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大市场；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国情各不相同，建立统一的法治体系不现实，可以通过统筹整合内外循环经贸规则，参与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建设，最大限度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增进内外循环的高效互通。

（二）国内循环支撑国际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能仅仅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它不是关起门来搞闭关锁国式的封闭运行，也不等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力更生型“内循环”，而是通过强化国内大循环，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着重深耕国内超大规模统一市场，形成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稳固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盘。只有国内这个基本盘足够稳固，我国经济在参与国际循环中才能做到进退自如，争取全球资源要素才有吸引力，面临国际市场竞争才有竞争力，应对世界经济风险才有免疫力［8］。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建立超大市场规模的经济内循环体系，我国固然有巨大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人口多、地域广、文化多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則统一，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建设，健全经济循环全国一体化机制。

（三）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不能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而应当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前提下，通过高效率的国际循环带动高质量的国内循环，以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争取相得益彰的发展效果。只有积极融入国际循环，才能有效衔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消除内外循环制度性障碍，保证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从而优化国内生产要素配置，提升国内经济循环质效；只有积极融入国际循环，才能直面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跟踪国际发展前沿形势，主动对标国际行业高标准，倒逼国内产业加快提能增效和转型升级，从而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只有积极融入国际循环，才能置身于国际经济发展体系之中，主动参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守正创新，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公平自由，从而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三、“双循环”现实困境：规则赤字难题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统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全球经济治理深陷规则赤字困境。促进国内经济实现全国大循环的制度供给尚需加强，阻碍国内国际双循环顺畅联通的规则壁垒亟待消除。

（一）国内循环制度供给有待强化

1.法治环境有待改善。现代法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法治更多是敬畏而非信仰，因而国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法治意识不强。政府行政惯于通过行政权力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动，经济活动热衷通过传统的诚信道义开展，纠纷矛盾更多通过调和解决。法治是规则之治，国内循环规则之基所必需的依法行政、循法经营、秉公司法等现代法治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2.体制机制有待优化。进入新发展阶段，过往那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然而现行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还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如国内循环意味着更激烈的全国性市场化竞争，必然需要更深层次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国内循环强调释放我国内需潜能，必然需要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国内循环依托人才和科技创新，必然需要探索革新教育体制、科研激励机制等。

3.区域协同有待加强。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在于我国超大规模的人口和市场优势。然而，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人文环境、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一味追求增速，一定程度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竞争。因而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就必须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制度安排上加强区域协同。

（二）内外循环互通存在规则壁垒

1.国内外法治体系存在冲突。由于中外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法治理念、法律技术上存在明显差异，法治内容无论是在实体法还是在程序法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9］。如此，中外不尽相同的法治体系使得本就起步较晚的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滞后于现实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完全适配，涉外法律适用领域的冲突风险在实践中势必难以避免，国内国际双循环因而缺乏有效的涉外法治保障。

2.国内外经贸规则存在壁垒。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尽管如此，因循内外有别的传统观念，对外贸易仍然面临重重壁垒。国内创新规则难以走出去影响国际规则，国际先进规则也难以引进来优化国内规则，这不利于我国构建营商环境竞争公平、资源要素流通自由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3.国内外产业标准存在差异。保持国际循环畅通的关键在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无堵点、无断点。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成本控制、科技水平和国家安全等多方面因素，我国在产业标准体系上与国际先进标准规则之间尚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出现在产业链中间环节，就表现为堵点、断点，直接影响国际循环的畅通；这些差异出现在产业链终端，就表现为产品品质问题和消费者感受度，从而抑制市场需求并最终影响国际循环。

（三）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规则赤字

1.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国际循环有赖于经济全球化，然而诸如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等传统与非传统风险事件，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时常出现局部断裂，资源要素和服务在国际循环中出现梗阻的风险空前加大，各国各地区内顾倾向上升，纷纷转向“自力更生”，如此，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规则体系经受严峻考验。

2.“丛林法则”依然盛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持续动荡，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大国竞争与博弈日趋白热化，国际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美西方依仗传统惯性的经济霸权动辄退群，动辄对他国、他国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动辄引用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辖，严重破坏国际规则体系。

3.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年来，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格局大有“南升北降”趋势，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越来越不灵验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规则的呼声愈来愈强烈。然而，一方面美西方依然掌握着国际规则主导权；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发展南北差距鸿沟仍然存在，而且发展中国家内部各自发展也并不平衡，因而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赤字凸显。

四、“双循环”实践路径：规则体系建构

现代治理是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治理［10］，经济治理亦然。笔者以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规则体系的建构，这既是必须的制度保障，也是重要的实践路径。而规则体系的建构，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于加强国内经济治理法治建设，着力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于消除内外循环规则壁垒，创新国际经济治理通行规则。

（一）完善国内循环法治体系，保障高质量内循环

1.提升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化水平。立足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通过制度来保障国内经济循环高质量运行。一是以强化制度顶层设计为导向，优化营商环境。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设计和优化系列管理制度体系，提升经济治理能力，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动国企与民企公平竞争。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挖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能。供给创造需求，加强制度供给，促进国内供给体系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依托我国人口与市场体量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进而对全球经济形成强大引力场。三是以深化制度创新为重点，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尤其在重点领域及被西方“卡脖子”领域要激发新动能取得新突破。

2.健全经济循环全国一体化机制。国内循环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资源要素流动能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无阻。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打破地域性分割，破除行政性垄断，畅通经济循环堵点、断点，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生产环节通过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在全国的科学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同质竞争，促进产业集群成链和转型升级；分配环节注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变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不平衡现状；流通环节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能够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流通共享；消费环节要建立起健康的现代消费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基本民生保障，尤其是要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严重影响消费的后顾之忧，健全市场监管机制，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让人们能够敢于消费、放心消费。

（二）消除国际循环规则壁垒，促进高效率外循环

1.对标国际高标准优化国内规则。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强调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凭借劳动力红利、资源要素红利、行政比较优势红利，在国际竞争相对不太激烈的中低端产业链上实现突破。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资源环境的压力和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这种不可持续的开放模式必然需要向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基于规则相融相促的新开放模式升级。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11］。为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制定和修订国内制度过程中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消除制约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规则壁垒，充分考虑如何更好与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接轨、兼容，以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积极谋划如何更好推进同行业同领域生产规范化、标准化，以进一步畅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2.搭建内外循环沟通协调平台。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所推动的国际循环是面向全球的大循环，但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规则的完全一体化显然是不现实的，毕竟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制度、发展状况存在差异。鉴于此，对于内外循环中实现规则对接或制度整合尚不成熟的领域，积极搭建沟通平台，建立健全协调机制是消除规则壁垒的重要途径。一是依托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探索国际先进规则中国化路径、方法，积累成功经验后循序渐进推广，合理规避不利因素。二是構建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定期定级开展合作交流，优先在一些共性领域凝聚共识，寻求做好经济循环通行规则的有效衔接。三是适时就共同关注的领域交换意见，规制利益冲突，不排斥“一事一策”个案，但尽可能消弭制度分歧，协商相互间经贸规则适用问题。

（三）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建设，塑造有序国际环境

1.维护国际通行规则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加入国际经济循环，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是现行国际规则体系的受益者之一。然而，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遭遇历史性挫折，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西方国家愈发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着现行国际规则体系。为此，一方面，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我国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多边经贸体制，守住国际通行规则的“正”，助力营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国际经济循环环境。

2.推动国际规则科学变革。科学完善的国际规则体系是国际循环得以畅通的制度保障。我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其实质就是自主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过程，自主接受国际通行规则的过程。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现行国际规则体系中的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尤其是那些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利的“霸王规则”。因此，我国要积极倡导和推进国际规则的科学变革，争创国际通行规则之“新”，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尽可能照顾各方关切，在经贸交流中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争取在双边合作中双赢、在多边协作中多赢。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区域和全球合作典范，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探索规则新标准，也为国际规则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6.

［2］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0-11-25（6）.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8.

［4］曹秋静.“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基本要义及实现路径［J］.中国经贸导报（中），2021（6）：4.

［5］朱嘉林，黎轲.稳外贸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J］.金融世界，2020（10）：22.

［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EB/OL］.（2020-11-03）［2022-12-02］.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3/content_5556997.htm.

［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4-11（8）.

［8］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17.

［9］郭天武，卢诗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法治支撑与保障：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例［J］.特区实践与理论，2021（1）：22.

［10］陈伟光，聂世坤.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逻辑［J］.学术研究，2022（1）：90.

［1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EB/OL］.（2018-12-21）［2022-12-02］.http：//www.gov.cn/xinwen/2018-12/21/content_53509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