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漂流到朝鲜的荷兰人朴燕，在孝宗北伐政策的背景下，参与到武器研发中，制造出了“红夷炮”；之后到来的荷兰人哈梅尔，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器研发，但船上带来的“洋炮”受到朝鲜政府重视，为朝鲜改良武器提供了借鉴。两者都利用自身带来的西洋军事技术、装备影响朝鲜的武器研发，特别是直接参与的朴燕，为近代朝鲜军事技术发展以及军备增强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朴燕等以西洋人身份被朝鲜政府任用并分配到训练都监，意味着朝鲜“华夷观”首次将西方人纳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近代朝鲜；朴燕；哈梅尔；武器研发

中图分类号：K141文献標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07-0155-04

1627年，荷兰人贝特普雷（朝鲜名为朴燕①）等三人漂流到朝鲜济州岛。1653年，从巴达维亚前往日本的途中，荷兰人哈梅尔等一众三十六人漂流到济州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近代初期朝鲜实行的海禁体制下。当时，由于日本政治家、军事家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造成朝鲜国内内乱，是极不安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漂流过来西方外国人，对朝鲜来说有着特殊的价值。虽然朝鲜的“文治主义”儒教思想不承认西方文明的价值，但是当时作为执政者的孝宗制定北伐政策，为了增强军事力量而任用了这些荷兰人，并利用了他们带来的技术来增强朝鲜的军事实力。朴燕这样的荷兰漂流民的到来，对于朝鲜当时军事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同时他们以西洋人的身份被政府任用，对于朝鲜形成的“华夷观”也有一定影响。

一、朴燕与朝鲜武器研发

1627年，朴燕漂流到济州岛，之后被押送到了汉城（首尔）。在汉城期间，朴燕利用自己掌握的西洋技术，参与朝鲜的武器制作和研发，对增强当时朝鲜的军事力量起了一定作用。值得关注的是，类似朴燕这样的西洋人参与武器研发的事例在近代朝鲜并不多。

（一）孝宗的北伐政策

朴燕参与朝鲜的武器研发，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十七世纪初，由于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战争，朝鲜处于战乱当中。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国内又爆发了“李适之乱”。等到北方女真族（后金→清）兴起时，朝鲜经历了两次被侵略。受此影响，朝鲜国内的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后期。

朴燕漂流到来的1627年，后金第一次侵略朝鲜（丁卯胡乱），之后后金进行了第二次侵略（丙子胡乱）。1649年孝宗继位，为了清除后金侵略造成的屈辱，朝鲜制定了北伐政策，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强力推进。1652年，北伐政策正式实施，北伐力量的整合、相关兵制改革、战略战术整备、士兵将士的选拔和军事训练等开始进行，朝鲜致力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1］。

对于朝鲜来说，武器的研发是实施北伐政策最主要的问题，为此孝宗决定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降倭”“南蛮人”以及漂流到朝鲜的荷兰人参与了武器研发。1653年（孝宗四年），朴燕被分配到了训练都监。设立训练都监的目的，主要是练习火炮的使用和进行射击训练，可以推测朝鲜政府为了研发武器和引进新技术，为了更好利用外国人的技术能力就将其分配到训练都监［2］。

（二）朴燕与“红夷炮”的制造

朴燕最初被称为“胡吞万”，他精通兵书，擅长制作火炮。他被分配到训练都监，成为“降倭”和汉人组成的所谓的异国人部队的队长。《仁祖实录》记载：“设庭试，取文科李延姶等九人，武科朴燕等九十四人……”由此可以推测朴燕军事素质优秀，1648年（仁祖二十六年）8月考上朝鲜武科的事实就是明证。

尹行恁的《硕斋稿》有朴燕发明了“红夷炮”的记录，“朴燕乃河兰陀人。崇祯元年，漂流到湖南。朝延隶训局，将降倭及漂汉人。延，初名胡吞万，工于兵书，能制火炮，甚精巧。孝庙四年，珍岛郡有漂船，船中三十六人，衣冠诡异，鼻高目深。语言文字不通，或为西洋人，或南蛮人。（中略）朴燕，为国效其能，遂传红夷炮之制。”对此，金良善认为：“即使红夷炮是从中国传来的，但朴燕是红夷炮的制造原地人，对其制造术和操纵法非常熟练，他模仿从中国传来的红夷炮制造了新的红夷炮，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3］这就等于承认朴燕制造“红夷炮”。

朴燕的确制造了“红夷炮”。清朝侵略朝鲜时，朝鲜方面没有将“红夷炮”用于战场。据《仁祖实录》记载，中国从西方人手中接过手的大炮不是“红夷炮”而是“西炮”。即使“西炮”和“红夷炮”一样都是利用西方技术制造的大炮，那也是经由中国传播的技术，应该和荷兰人朴燕在朝鲜制造的“红夷炮”构造不同。在朝鲜，从中国传来的西洋炮一般被称为“佛狼机”（仏狼機）。丙子胡乱时，朝鲜与清朝武将九王（睿亲王）在江华海峡交战时，“深切地感受到自方火炮威力明显逊色于对方。”因此，朝鲜政府后来指示朴燕制造“红夷炮”的可能性极高，他被分配到负责武器研发的训练都监就暗示着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描述朴燕制造“红夷炮”的史料可以证明［4］。

（三）朴燕的“贡献”和结局

朴燕的贡献在孝宗去世后化为乌有。孝宗去世后，北伐政策无法实现，军备强化被搁置。孝宗去世是北伐政策被放弃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项政策加重了人民负担，民心开始动摇，朝廷中文臣和武臣之间的对立加剧。1655年（孝宗六年）发生的“释奠毁约事件”（釋奠破棄事件）不仅波及朝廷，还波及在野儒林［5］。

1658年（孝宗九年），随着对清关系的改善，朝鲜武器研发的势头开始衰弱。由于前一年发生全国性的饥荒，救济饥民成为当务之急。1659年到1663年，史无前例的干旱和饥荒削弱了经济基础，朝鲜不得不裁减军备［6］。也就是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倾向于维持国内稳定而不是进行“北伐”；在内政上，因财政困难，以及朝廷的派系斗争和君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强军备不再是主要的政治目标。

综上所述，在孝宗执行北伐政策的背景下，朴燕参与武器制作与研发，制造了“红夷炮”，为增强朝鲜军事力量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虽然他的贡献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化为泡影，但他对近代朝鲜军事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时，由于其西洋人的身份，朴燕在朝鲜武器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二、哈梅尔一行与朝鲜武器研发

对于近代朝鲜的武器研发，1653年（孝宗四年）漂流到济州岛的哈梅尔一行人也起了一定作用。1656年（孝宗七年）7月的《孝宗实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造新制鸟铳。是于之前蛮人漂着时得之。其制甚巧妙，命令训局效仿而造之。”据说是模仿“南蛮人”漂流到朝鲜时带来的鸟铳，制作了西洋式的鸟铳。这里的“南蛮人”，从时间上考虑，应该是哈梅尔一行。另外，成海应的《研经斋全集》记载哈梅尔一行漂流来时船上有大炮和鸟铳。也就是说，《孝宗实录》记载的鸟铳是哈梅尔一行人船上带来的［7］。

（一）武器研发的“缺席”

訓练都监模仿荷兰人的鸟铳制作新式鸟铳时，有可能也有荷兰人以某种形式参加，但不会是哈梅尔一行。据1666年哈梅尔离开朝鲜到日本长崎后提交的《哈梅尔报告》，他们未参与任何有关朝鲜的武器研发。虽说口述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是朝鲜政府对哈梅尔一行人的监视非常严格，所以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参与鸟铳的制作。例如，哈梅尔一行早在1654年（孝宗五年）5月12日就从济州岛抵达汉城，但朝鲜政府担心这些西洋人滞留朝鲜的事实被清朝使者得知，就将他们关在南汉山城。1655年（孝宗六年）3月清使来朝时，朝鲜官方对哈梅尔一行下达了“禁止外出，违者严罚”的指示［8］。据《哈梅尔报告》记载，1656年（孝宗七年），为了防患于未然，朝鲜的官僚们讨论了对哈梅尔一行的处置问题。最终，根据麟平大君和训练大将李浣的建议，把哈梅尔一行人全部流放到全罗道地区。也就是说，哈梅尔一行根本没有机会参与新型鸟铳的制作。

（二）朝鲜政府的考量

哈梅尔一行确实掌握着西方的军事新技术，但是在《哈梅尔报告》中看不到他们参与朝鲜武器研发的记载，在其他的记录中也没有，但朝鲜方面曾考虑过利用他们带来的技术。

1654年（孝宗五年）2月24日，济州牧使李元镇调任官职后，下达了将哈梅尔一行人押送到汉城的命令。这个命令在4月中旬左右传到济州，哈梅尔一行和朴燕在六七天后分乘四艘船准备从济州出发，但是因为强台风延期，四五天后出发［9］，于5月12日抵达汉城。备边司把他们送到司译院，并向孝宗建议：从当日开始给他们薪水，同时吸纳更多意见来对他们进行处理，得到了孝宗的批准。第二天，备边司就哈梅尔一行的待遇问题询问了朴燕，朴燕回答说给每个人发放日用品，分配民宅，以便他们偶尔能相聚。朝廷按照惯例，将哈梅尔一行人分配到训练都监，先让他们住在司译院，让朴燕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保证人后再将他们带出去。在被分配到训练都监后，哈梅尔等人每个月都会得到70斤粮食，同时也会得到牌号、鸟铳和火药，并接受严格的训练［10］。朝鲜政府把朴燕分配到训练都监是因为看重了他的能力，哈梅尔一行被分配到训练都监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将外国人分配到训练都监和司译院是朝鲜的惯例。

如前所述，哈梅尔一行人并未参与朝鲜北伐政策下的武器研发。当时朝鲜内政受到清朝的影响，日本从1644年开始要求南蛮邪法天主教人士进入朝鲜时，要立即生擒并通知倭馆。荷兰人滞留在朝鲜有可能成为重大隐患，所以对于朝鲜来说，哈梅尔一行人变成了与其利用其技术，不如尽早将其隔离隐藏起来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朝鲜已经有了朴燕。朴燕作为朝鲜的官吏隶属于训练都监，人生余下的时光在汉城度过。如前所述，朴燕在兵书和大炮制造等方面具有卓越的才能，制造了“红夷炮”，并且是“异国人部队”的负责人。关于朴燕之后的生活，《闲居漫录》记载，朴燕娶了朝鲜女子，生下男女各一人，但在此后找不到更详细的记录。哈梅尔一行被流放到全罗道后，由于严重的干旱和饥荒，只有十六人幸存下来，其中以哈梅尔为首的八人于1666年逃到了日本。1668年，留在朝鲜的八人，除一人在回国前病死外，其余七人都应日本的遣返要求，经日本回国。

三、朝鲜对异国人的任用

朝鲜政府将漂流过来的荷兰人分配到训练都监，尤其是朴燕被任命为训练都监的军官。朝鲜此前何时任用外国人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朴燕是否是第一个西洋人也还不能断定，但荷兰人在朝鲜海禁体制下被分配到训练都监这一点值得关注。因为虽然朝鲜与荷兰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荷兰人滞留朝鲜得到了认可，还被编入了朝鲜的军方机构。不过，这也只是为了利用他们的能力和带来的技术，并不是承认与荷兰国家层面的关系，这也是朝鲜“海禁政策”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朝鲜脱离了国家层面的关系，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至少在朴燕和哈梅尔一行人到来的时期，荷兰人被纳入了朝鲜“华夷观”的范畴［11］。

像这样任用西洋人，不仅是在朝鲜，在更早时候的日本和中国也能看到，这在东亚世界并不是特别罕见。马可·波罗和马特奥·里奇等耶稣会的传教士，以及威廉·亚当斯都是有名的事例，中日两国为了搜集海外信息和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任用了外国人。当然，任用的方式和他们产生的作用等，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说是完全一样。近代朝鲜任用西洋人，虽然有收集海外情报和作为司译院翻译的目的，但主要是用于增强军事力量，这可以说是朝鲜任用西洋人的最大特点。

四、荷兰漂流民在朝鲜武器研发中的作用及历史意义

以上从朝鲜的武器制造与研发考察了十七世纪因海难而漂流到朝鲜的荷兰人的事迹，并论述了朝鲜政府对他们的处置措施以及对朝鲜军事发展起到的作用。

首先，荷兰漂流民使近代朝鲜的武器发展受到西洋技术的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荷兰人朴燕帮助朝鲜制造了“红夷炮”，朝鲜政府模仿哈梅尔一行人带来的武器研发了新式鸟铳，尤其是朴燕参与武器制作和研发，使当时朝鲜武器得到了新的发展，对孝宗朝军事力量的强化起了一定作用。朝鲜政府任用荷兰人并将其分配到训练都监，是为了增强朝鲜军队的力量。

其次，增强军事力量成为近代朝鲜任用西洋人的最大特点。当时引进西方武器技术的不仅仅是朝鲜，比如日本在1600年截获漂流的荷兰船只利—胡德号时，就将其船上所载的大炮运用在德川家康关原合战。虽然在东亚各国有很多任用西洋人的例子，但是主要目的是强化军事力量的，从史料来看就只有朝鲜了，这也是朝鲜的特色。

再次，作为荷兰人的朴燕在整个近代朝鲜武器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通常来说，哈梅尔一行掌握西方的新军事技术，史料对于参与朝鲜的武器研发也有模糊地提及，但是他们在负责武器研发的汉城停留时间很短，同时为了避开清朝使者的目光，一直闲居在南汉山城，并没有参加武器研发的机会。朴燕以自由之身，作为朝鲜科举合格的武官，隶属于负责武器研发的训练都监，在引进西方技术研发朝鲜新式武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荷兰人被朝鲜政府任用意味着朝鲜首次将西洋人纳入“华夷观”中。当时朝鲜在明清交替时期，在崩溃、重组的东亚秩序中，认识到自己是“小中华”，也认识到当时漂来的西洋人是“夷”。有学者对朝鲜利用朴燕的武器技术表示：“朝鲜的武器生产不发达，所以朴燕是盲人国的独眼国王。”著名实学学者李德懋对荷兰人的“夷”认识是：“目深鼻长，须发皆红，足长尺二寸，举一足尿，如犬。”到了近代时，虽然不能完全断定“攘夷”的“夷”概念来源于此，但朝鲜人开始认识到全面的“夷”是从十七世纪荷兰人漂到朝鲜开始的。

五、结语

在十七世纪的朝鲜，在孝宗朝执行北伐政策的背景下，荷兰人的到来为朝鲜军事技术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荷兰人朴燕受到朝鲜政府任用，被分配到训练都监，发明了“红夷炮”，直接参与了朝鲜西洋武器的研发，为增强朝鲜军事力量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哈梅尔一行人虽然没直接参与武器研发，但其船上带来的先进洋炮仍被朝鲜政府所借鉴。这两次到来的荷兰人都被朝鲜政府任用，影响了朝鲜正在形成的“华夷观”，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本名为简·贝特普雷（JAN JANSE WELTEVREE），他漂流到朝鲜后，被分配到训佐都监，被称为朴燕、朴渊、朴延、朴仁、胡吞万等，本文中使用最广泛的叫法“朴燕”这个朝鲜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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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村栄孝.日本と朝鮮［M］.東京：至文堂，196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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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申東珪.日·朝·蘭國際關係史［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7：481.

［11］中村榮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M］.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461-462.

作者简介：兰家军（1998—），男，汉族，贵州瓮安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