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观考释

2023-06-15陈骊

西部学刊 2023年7期

摘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从国民性改造、国民人格现代性入手，提出了“新民”观。其主要内容是“新民权”“新民德”，即应兴民权，开民智，挣脱政治专制禁锢，注重法治的构建，兴女学，“以群术治群”，公德私德并举培养权利本位的新国民，培养冒险精神和独立个性，树立民族自信。梁启超“新民观”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了晚清政治体制的发展进化，激起近代民主革命的火花，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国民性；人格；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07-0141-05

清朝晚期，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进行了多次尝试，尽管复杂错综的因素导致这些尝试一再失败，但正是在这屡屡挫败中，国家贫弱交加的缘由愈发清明，而进步学者、国民对于药石的采撷愈发对症。在这些进步学者中，梁启超承袭了传统儒家伦理中“新民”的要义，强调国民人格要获得现代性，“新民权”与“新民德”两者缺一不可，这种对于改造国民性的深切关怀为国民人格现代性的获取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而言依旧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启示功用。

一、梁启超“新民”观的提出

正如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震惊之余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寻找救国图强的路径。主张学习与引入西方先进器物、装备、技术的洋务运动没有达成维护清王朝统治，摆脱外敌欺侮的诉求，这使得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他们意识到强国不能只强外在器物，还需要变革政治制度。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分子掀起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然而，戊戌变法也没有逃脱流于失败的命运，自此，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症结分析更加深入、透徹。他们意识到，“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2］即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国民性改造、国民人格现代性的实现才是国家由衰转盛的关键所在。梁启超作为这批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先锋人物，言辞犀利地指出中国国民的四大缺点：“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3］。这四大缺点造成国人缺乏爱国之心、独立之意，基本无“公意”心与自治力可言，这种国民人格的柔脆状态导致国家孱弱萎靡、屡屡不战而败。有鉴于此，梁启超率先发声，以“新民”说为立论擎柱，从“新民”观之内涵、特点、实现方式、必要性等角度入手，以求唤起国民的觉醒、重建公民道德文化、增益国民的道德素质，使国民认识到“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舍此一事，别无善途”［4］，从而为晚清国民人格的现代性变革开辟了理论前径。

二、梁启超“新民”观的内容及特点

1902年，梁启超主导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的宗旨在于“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原理，以为智育之原本”［5］272。梁启超的“新民”观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经历了“广开民智，以伸民权”的“新民权”继而转向“新民德”。梁启超对于晚清国民人格现代性的启蒙，可以从其“新民”观的内容与特点中予以窥见。

（一）“新民权”

一是民权与国家兴衰。梁启超在阐述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时认为，“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各防弊”［6］。梁启超认为，当世之君、当世之官将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因此当权者开始转向防范而非治事，防范人民获得权力后起身造反，推翻他们的统治。从秦朝至今两千多年来，法律的罗网日益严密，政治权威日益尊贵，而国家权威却在不断消损。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历代的制度均是为了保卫皇族一姓而设立的，而并非是为了保护天下百姓而制定的。这种起点导致“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而这正是“中国积弱之根源”［7］128。认识到“民权”问题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梁启超开始为“兴民权”的必要性发出呼号。他认为国民在常年伦理纲常的浸染下，颠倒了“国”与“朝”“人”与“君”的关系，压抑自性且缺乏对于“国家”的意识。对于朝廷的屈从不同于对于国家的认同，人民只有树立国家观念，形成“国民”意识，抛弃“奴隶”旧观，为自己的权利伸张，才能在“人人自私”的过程中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

二是民权与民智。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父爱主义”使国民的创造能力和思辨能力逐渐退化，从而处于一种无知且愚昧的状态。国家间竞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民族智慧的差异也会影响各民族的优劣。于此，梁启超开始从“民智”的角度考量国家兴衰，将是否具备“民智”视为国民能否获得“民权”、国家能否强大且免于外族欺压的评价标准。

对于“开民智”，梁启超主张：首先，需要“开风气”。“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7］128大多数国人未形成中国已然落后，需要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的认知，这需要在社会中开化的俗尚与共识，以广国民之见识，破国民之愚谬。其次，梁启超认为“开民智”需要“开绅智”。士绅阶层作为“通上下之气”的重要力量，如果缺乏必要的参政意识、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了解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普通百姓则更难以实现“破愚开智”。对此，梁启超建议开办绅士培训班，文化教习佐以议政参政的实践，提拔优秀者入仕，以提高官僚素质和国家政治能力。最后，“开民智”需要“开官智”。“官贪则不能望之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8］因此破除官吏旧习，灌输新文化观念极为必要。梁启超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

三是民权与自由。梁启超认为，要挽救当下的中国民族危机，不能仅仅依靠对于人民国家概念和权利意识的培养，民权思想中还需蕴含自由因素。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原。”［9］

由此可见，自由不仅包括摆脱权威思想桎梏、“开民智”的思想自由，同时包含挣脱政治专制禁锢、“兴民权”的政治自由。

在对“自由”所造的“六端”结果进行列明之后，梁启超明确表达“然则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唯第二之参政问题，与第四之民族建国问题而已”［10］。梁启超将“参政”与“民族建国”问题视为中国社会“争自由”的焦点，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民主共和”，在于对国民权利的申发与肯定。在人人得以申其权之后，还要维护自由的社会氛围，为“民权”的生发提供社会养分。

四是民权与立法，梁启超认为法治的构筑能够形成对民权的保障，同时，立法权也是“民权”的要义之一。他主张在“兴民权”的同时注重法治的构建：第一，立法权应为民享。梁启超视立法为国家意志，它是归属于人民的，且以西方国家议会每年或间年开会为鉴，指出法律应该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做出相应修改，不应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第二，制宪权应向国民开放。梁启超认为“无财之国，贫弱而已；无法之国，则必致乱之”［11］，就制宪而言，应该满足三个前提：“第一，使国中较多人确感觉有宪法之必要；第二，使国中较多数人了解宪法中所含之意义及其效用；第三，使国中较多数人与制宪事有关。”［12］他认为只有如此，国民才能开始认同、尊重、维护宪法，宪法才能充分发挥权威，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民的权利。

五是民权与女权。梁启超认为之所以谓之“民权”，即全体国民均可以享有的权利，它是以自由、平等为特征的，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礼仪教化将女性视作一种被动接受道德规范的工具，而非一种自觉的道德选择的主体，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在梁启超看来与国家的兴亡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以缠足为例，它使得女性的行动能力与范围都极大地受到局限，使女性群体身体状况羸弱，而在这样的状态下孕育的下一代在体质上显然会受到影响。其次，以将女性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观念为例，这种观念通常过早地赋予女性生育的责任，早育不仅对养身极为不利，同时还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最后，梁启超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13］21。教育女性，可以使其心胸开阔，不再狭视于家庭琐事、消磨国民建设国家的精力。同时，“兴女学”可以使女性习得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技能，“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乃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厦也。”［13］21因此，女学的开放与普及极大地关系着国人的素质高低以及国力的强弱。梁启超对女权的伸张，为“兴民权”的必要性提供了又一有力支撑。

（二）“新民德”

一是以“群”为核心。梁启超将“合群”视为达至“新民德”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述及“群”的重要作用，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14］将国民是否能够整合为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紧密实体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强盛的关键因素之一。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以“以群术治群”为具体内涵。何为“群术”：“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15］3梁启超认为，中国历来是以“独术”治群的，而西方国家则是以“群术”治群的，而“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体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15］3。

鉴于此，梁启超提出了应变举措：将“群”从质上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群形质”与“群心智”，“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形质者，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而卒为群心智之人所制。”［16］继而，梁启超分析了西人缘何有雄于天下之心智，缘于他们有“国群”即议院、“商群”即公司及“士群”即学会，能够将不同领域、层级、幅度的国民整合至这三大群体之中。梁启超提出对振起中国“群心智”的建议是广人才、兴学会，为冲破个人的束缚、重构群己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为国民的价值观念从道德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是不可偏废之“德”。梁启超以“公德”来指代民权、平等、自由等近代资产阶级道德观，即“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17］213；用“私德”来指代以注重个人自我修养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旧道德，即“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17］213。他力图发扬注重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及义务“公德”，以期实现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旧国民向以权利为本位的新国民的转化。

梁启超认为，群治不能用法律来制裁、用刑罚来驱迫，只能依靠“公德之心”来维续。他认为中国的传统伦理主要是以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五伦”为主旨，关注的是个人及个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甚少强调群体、民族、国家、社会的利益及个人的社会责任感。纵然看到了“私德”的缺陷，但梁启超并不主张禁绝人们拥有“私德”，主张公私之德皆不可偏废。没有“私德”，个人将难以安身立命，更无国家的强盛之说。只是在中国传统纲常的长期浸染下，“私德”久未更新，缺乏现代性特征的注入，不能契合当下时代变化的月异日新。对于此，梁启超主张进行道德革命，即以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为主体，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

三是冒险进取精神。汲取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梁启超认为竞争是世界上各国、各民族无一能避免的大势，而“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18］23。

有鉴于此，梁启超主张从冒险进取精神的四种构成要素入手，调动国民的精神力。第一，号召国民要深怀希冀，这是人类区别于禽兽、文明区别于野蛮的根因，只有常怀希望，才能有自信无往而不胜的勇毅。第二，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一种对于国家复兴、自由平等、和平解放的挚切对于人们的战斗力、创造力来说是强有力的激发。第三，主张国民要追求智慧。智慧使国民能够辨明蒙蔽、冲破迷信、摆脱奴役、保护自我权利、获得真知。第四，呼吁国民要敢于张扬胆力。对此，他引用拿破仑名言：“‘难’之一字，惟愚人所用字典为有之，‘不能’二字，非法兰西人所用也。”［18］29這饱含着梁启超对于国人无畏精神的热望，也彰显了实现国民人格现代化的必要与迫切。

四是独立个性。梁启超认为，独立个性是一种不攀附任何权势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是一种中立的公正精神。他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民普遍处于一种自抑、自弃、自卑的状态，对于被奴役的状况顺从、不反抗，个性独立的自信自强精神显著匮乏。这种状态使得近代国人即便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洗礼，也无法真正实现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普遍“民智”。因为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个性是紧密联系不可割离的，而“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5］309。破除对于西学的绝对崇尚、对于保守观念的绝对迷信，则需要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三、梁启超“新民观”对于国民人格的时代意义

（一）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编译了《卢梭学案》，他对卢梭的“公意”观念给予盛赞，认为国内当下亟须引入、培植“社会契约”的思潮。社会契约论主张主权于每个个人而言是不可让渡、分割与侵犯的部分，“公意”即全体国民主权的体现，法律章程、政治设置则是“公意”的保障。关于对“公意”的维护与巩固，梁启超指出，应效仿西方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来制约公权力；当下我国缺乏对于民主政治深层内涵的探究，缺乏民主政治的国民基础，建议宣扬、普及“新民说”，从智力、个性、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层面为民主共和扫除沉疴积痿，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二）推进晚清政治体制发展进化

梁启超曾先后两次发表题为《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的文章，对洋务派变法运动的缺陷与弊病进行针砭。他通过设报馆、发文章、成立学会、替大臣拟奏章、向皇帝陈吁等引起了皇帝与朝臣重视。在维新变法过程中，梁启超在代拟的奏折中提出思想改革举措：“一曰御门誓群臣，二曰开惫勤殿，议制度，三曰改定六部之则例，四曰派朝士归办学校。”［19］在其竭力的呼吁与号召下，维新变法拉开序幕。虽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绞杀，维新变法仅维持了百日便流于失败，但它助力晚清时期政治体制的发展进化进程，为之后的立宪改革、民权起义、国会请愿以及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开辟了道路。

（三）激起近代民主革命的火花

维新变法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却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先锋在晚清爱国志士心中树立起了威望，在梁启超流亡时期，一大批进步青年追随者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为阵地，继续大力宣传西方的民权、民主理论，是国内立宪派强大的舆论支持来源。在黄花岗起义爆发之后，梁启超意识到“革命党之萌芽畅茂，正未有己时”［20］。因而他呼吁应顺应时代走向，并为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大造声势。他提倡全民都应投身于保卫路权的斗争当中，争夺民族权利。最终“保路运动”虽遭清政府极力镇压，但成为点燃武昌起义的火种，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序幕拉开，打响了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枪，辛亥革命登上了历史舞台。

（四）对于当代的现实启示

梁启超对于晚清国民人格现代性的启蒙不仅在当时具有深远且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依旧振聋发聩。

第一，梁启超说：“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篾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利于大地也。”［21］在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梁启超主张不能一味追求模仿、趋同于西方文化而丢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成果的继承与发扬，这会造成民族历史感、认同感缺失，如同无根浮萍，不堪一击。

第二，梁启超从“群”的视角来论证民生。他主张所有民众享有平等的权利，权利不应为少数权势者的专有，而应为国民群体所有。他从法理、性别、个性等多个方向为政府保障民众的群体民生进行论辩与支持，对于当代对民生的保障、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具有极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第三，梁启超启发了现代公民对于自身权利的争取与维护意识。他对于女性权利的申辩、对于那些压抑个性的风俗的抨击，对于国民立法权、制宪权的争取，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争权、维权意识，使得现代国民对于推进国家建设与制度完善、扩大自身的权利范围具有更大的积极性与热诚，加快了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7.

［2］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3.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124.

［4］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5.

［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M］//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北京：北京诚品读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7：36.

［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45.

［9］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