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陈玲　余胜泉

摘要：提供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在线教育来完善教育服务体系，成为后疫情时代教育服务供给改革的方向之一。由于在线教育公共服务所涉及的参与主体在属性上具有多元性，治理理论成为学界在分析相关问题时会援用的思考角度。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北京市“开放辅导”为例，通过分析“开放辅导”的价值目标、多元化主体角色，以及在在线教育服务提供与制度优化等关键环节中蕴含的运行机制，探讨应该如何组织个性化的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本文认为，建构基于数据的教育服务供给的关键是强化在线教育在回应个性化学习需求方面的优势，要借助数据实现角色职能与互动机制的创新，构建更大范围内的协同机制、培育更深厚的协同意识，推动不同层面的教育服务供给主体与接受者进入良性的互动循环，以释放多元主体的优势，促进在线教育服务供给健康发展。

关键词：在线教育服务；公共价值；数字化供给；治理互动；职能创新；机制创新；社会创新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58ｘ（2023）5-0035-08

一、引言

技术对于教育创新的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 在2021年《教育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描绘中，远程学习、混合式学习模式广泛采用，学习分析、开放教育资源、高质量的在线教育等已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特点（高巍 等， 202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個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一方面明确了新兴技术对于教育创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把技术应用目标定位于推动“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教育服务体系的形成。在实践层面，在线教育确保了“抗疫”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双师课堂”带来了更丰富的课后服务（刘璐璐， 2022）。可见，基于新技术的教育创新的持久动力是其与教育服务格局变迁趋势的契合度。这也提示我们需要从公共教育服务改革的角度来把握在线教育的发展方向。目前，在线教育公共服务形态的典型特点是教学服务的发生超越了个别化的学校组织层面，虚拟平台成为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围绕虚拟平台运转出现的新的教育活动要素则成为新的教育管理议题。陈玲等（2019）围绕推动在线教育公共服务成长为一种独立的服务形态，分析了数字化教育要素的发展对师生个体行为素养的培养、教学内容个性化精准定位与教学形式的创新应变，以及对教师组织队伍管理方式等提出的挑战。

在线教育公共服务的兴起是以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改革为实践契机，而后者的发生是以教育管理的治理转型为大背景。因此，治理理论是一个考察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恰当角度，其理论价值在于通过解释供给主体多元化角色及互动方式来揭示教育服务的产出如何更匹配用户需要。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项目（以下简称“开放辅导”）已经实施5年，是公共教育体系面向线上线下融合一体的教育服务格局主动变革的成熟案例。本文将从教育治理的角度来分析公共教育供给主体从哪些方面实现职能和机制创新，提炼适合于公共教育服务走向“线上”供给的设计思路，探讨数字化教育要素对于供给治理的启发。

二、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教育公共服务供给

（一）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

互动是治理理论的重要关键词。治理理论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以行动主体双向影响而非仅仅依靠政府权威与制裁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公共事务（斯托克 等， 2019）。库伊曼（Kooiman）（2008）认为“治理互动是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交流，这些交流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这里的行动主体是指具有主体行动能力的社会单元，包括个人和组织机构。我国学者俞可平（2000， pp. 270-271）提出“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认为“互动”是治理概念的重要构成维度之一。

互动是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而作为社会事务治理过程的互动具有若干特点。第一，治理互动的发生是以社会事务具备可治理性为前提。治理是诸多行政工具中的一种。采用治理互动这种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意味着“相关公共事务解决、公共政策制定处于公共治理主体权能阈值区间，……合作性大于冲突性状况”（王浦劬， 2012）。这说明，社会治理的目标需要蕴含合理的公共利益主张，以使行动主体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产生预期，并由此形成更高的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第二，治理主体职能具有可塑性。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汉语词典》把“职能”界定为事物、机构所应有的作用。着眼于公共服务的完整供给过程，供给职能设置的依据是各主体拥有的创新能力，而非制度边界，而创新能力所指向的具体目标则是要更好地完成人力物力召集、行动协同与服务提升。第三，治理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具有多样性。治理理论认为个体只能对有限的“具有明显个性化标识的认知领域”形成有限的认识（杨正联， 2011），而个体要发挥职能必须获得他人的理解与支持，因此重视通过鼓励多种形态的互动来促进主体展开行动，以消解“统治型”管理范式下依赖行政权威的强制关系（杨正联， 2011）。库伊曼（Kooiman）（2008）概括了自治性互动、等级性互动和混合型互动三种治理互动形态：自治性治理是指社会主体进行自我管理而不涉及政府权力的直接干涉，在自治互动中组织的有序性是源于组织内部的协同；等级性治理是指依据组织的权力等级关系来互动；混合型治理是自治性与等级性治理的糅合。在实际情况中，任何一项治理实践都会不同程度、有所偏重地综合应用这三种互动形式。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治理理论所提倡的协作互动是以承认个体的认知有限性与指向被他人理解的认知需求为前提，以具体的公共事务情境为问题领域，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展开的持续性的互动，它在使新的行为方式得以建立，使个体可以凭借其参与互动的具体行为来满足个人利益需求的同时，为公共利益的扩大做出贡献。

（二）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要点

治理理论关于社会互动的见解提示了对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分析中值得关注的三个要点。第一，如何定位在线教育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来凝聚共识。前文所说的“具备可治理性”意味着价值共识达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是治理行为得以发生的前提。由于在线教育改变了学校、教师、学生的惯性行为，政府需要针对新的主体需求进行供给设计。正如任友群等（2018）指出“自上而下”的在线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不利于师生需求的及时表达，会阻碍其真实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因此，以何种公共利益为主要服务目标，是进行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规划时要思考的首要问题。第二，如何设计主体职能，使多元化主体的加入能切实产生积极效果。在“互联网+”教育场景下，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具有一些新特点，所涉及的资源具有虚实融合性，既包括硬件设备，也包括看不见的教师智慧；所关联的行动者呈现出身份多样性与流动性特点；所诉诸的服务标准还处于待完善之中。这些新特点意味着机遇，也为质量管理带来调整需求，政府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职能设计，降低风险，确保供给目标的完成。第三，如何设计机制以鼓励互动使职能落实。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互相补充与制衡”（骆毅， 2015），政府需要以这种多元主体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为基础来建构各个主体之间打交道的方式。正如巴达赫等（2011， pp.12-13）指出的跨部门合作的關键是完善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过程。如何促进多方互动，构成了更细致的关于机制建构的思考角度。

三、基于互联网的北京市“开放辅导”供给设计

“开放辅导”是由北京市教委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以下简称“高精尖中心”）实施的民生项目，该项目组织北京市公立中学在职教师为学生免费提供线上学习辅导，于2016年11月开始试点，经过三轮试点后目前已经面向全北京市初中生开放，惠及30多万名初中生，具体形式包括师生即时互动的“一对一”“互动课堂”，师生非即时互动的“问答广场”“微课辅导”“AI智能学”（陈玲 等， 2019）。 这里将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视角，对“开放辅导”的供给思路进行分析，以深入了解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要素如何在教育服务供给实践中被应用。

（一）实践价值定位：以个性化学习推进个性化教育走向规模化

“开放辅导”服务目标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为全市特别是远郊区中学生提供保障性的优质教育服务，二是以推广线上课后辅导的方式带动线下教学的转型。这两个目标的设置意在尽可能规模化地满足学习者差异化的教育需求。

虽然在现代教育制度安排下，基础教育被当作纯公共产品来供给，即政府力求使公众在非竞争性的情境下，在公共教育服务获取与质量享有方面具有均等的机会，但教育资源本身是更广泛的社会劳动所生产的，现实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能无限制地供应教育资源，尤其在优质教师资源供给方面还很紧张，这使得教育公共服务的现实性质倾向于准公共产品，即学生及其家庭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竞争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当“教育面临的最深刻变革是需求的品质化、多样化，自由、个性、选择、适切”（王烽， 2017），优质教育机会越来越多地指向差异化、个性化的教育机会均等，而教育服务市场提供的个性化教育服务日益趋向高端化与昂贵化，这又使弱势家庭与学生群体处于资源获取的不利地位。这要求政府、学校与教师都充分认识到教育公益性在现实实践中的不完备，把“差异化”需要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供给策略，主动面向弱势学生群体提供保障性的个性化优质教育服务，以实现对公共需求满足的提升和补充。

“开放辅导”对教育公平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满足个体化的个人需求，也体现在加强北京市尤其是远郊区学校的信息化教学水平。“开放辅导”面向试点学校推出的基于大数据的线下教研，意在融合线上与线下的学生数据，为教师提供关于学生学习情况与学科教学难点的全面信息，帮助教师为学生搭建整合性的学习环境。学习者所体验到的不仅是多样的学习方式，也获得了在貌似“碎片”、多样化的学习片段之中探索稳定的个性化成长路径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个性化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不仅是在教育服务形态多样性的层面上“锦上添花”，也是在教育服务整合性的层面上“雪中送炭”，发挥贯穿不同形态教育服务的作用，赋予教育公平新的内涵和实现方式。

（二）供给主体职能重构：由个性化学习服务衍生的主体角色变革

传统学校教育服务的供给方式偏向经验型（郭利明 等， 2021）。经验模式规定了教师与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参考既有的经验系统来开展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模式的优势是稳定、易复制、规模化和效率高，但由于经验模式中缺少专门的主体部门来引导与整合多层面的教育创新，使其无法高效地把异质性的教育现象，包括学生的个性化差异、教师的教学特色、管理者独有的实践智慧、研究者的新发现等不断生成的教育要素很快转化成决策依据，以致教育变革也是散点式、偶然性地出现，无法推进系统化的经验演进。

“开放辅导”展现了基于数据的治理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核心是依托人工智能平台，自下而上地对用户需求进行伴随式分析，牵引拉动教育服务生产力的不断融合提升，追求持续产出更好的教育服务产品。这种供给方式的实施基础是教育规划者需要把教育服务供给转化为一个具有治理可能性的场域，一方面是向拥有不同教育生产资源的主体开放相关领域，从制度上赋予其主体地位，建构合作关系，做到尊重其主体利益，发挥其主体优势；另一方面是建立有效的评估规则，在放开的同时做到更科学地约束，确保服务供给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表1说明了“开放辅导”中的主体类别和具体职能，可以看到虚拟平台具有的数据分析功能增强了其他实体的行动能力。对于供给主体而言，数据能帮助规划者和性质相异的生产者从个体、学校、区域三个层面把握学生的需求，指导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产出，数据也能为评估者提供多维度数据，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对于学生主体而言，数据为其提供精准的学习项目选项。同时，学生也是数据的生产者，在利用数据分析开展个性化学习的同时，也在教学业务的框架下不断产出数据，为决策创新的实现提供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开放辅导”供给主体中的学校和教师也是被服务的对象，接受来自新型教育服务组织“高精尖中心”在数据分析、内容资源与技术方案方面的服务，以解决实践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的问题。比较关键的是，在整体职能布局中设置了集研发与服务为一体的新型教育服务主体，这才推动其他供给主体的行为范式向主动服务、快速服务、精准服务转型，加强在线教育服务供给行为的服务属性。

（三）供给机制设计：打造与个性化学习行为相匹配的运行机制

机制是“一套指导和规范运作状态的规则或制度”（骆毅， 2015），设立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多个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实现有序合作。组织职能更新必然要求组织机制也实现更新以保证职能的正常发挥。就如何安排多元化主体关系而言，治理思维的思路是：一方面健全元治理主体的引领机制，另一方面创建能够鼓励具有差异化决策权的多元主体之间开展直接交流合作的协同机制，以支持各个角色能切实履行职能，使公共价值得以持续地被产出。

“开放辅导”的供给机制有两个层次（见图1）。第一个层次是直接面向学习者的个性化在线教育服务供需互动机制，包括两个次级机制，分别是基于数据的教育服务需求牵引机制和数据支持的教育服务生产能力融合机制。在这里，不同主体以虚拟平台为空间、以教育服务需求主体为行动起点。学习者需求是唯一的服务生产动力，借助数据分析，学习者的需求表达能同时到达不同类型的服务生產主体，帮助多元化的服务生产主体在各自行动范畴内形成恰当的服务方案。第二个层次是同时面向服务生产主体与需求主体的、以服务规划主体主导的制度优化机制。教育管理部门同时参考教学效果、学习效果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周期性评估结果，进行合理的制度调整与优化。

1. 个性化在线教育服务供需互动机制

（1）基于数据的教育服务需求牵引机制

“开放辅导”中的学生用户基于平台服务框架，结合线下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需求，在平台发起服务需求，拉动各种服务生产主体开展不同形式的服务。从实施过程来看，“互联网+”更快捷地传递需求信息，推动具有不同身份的服务生产主体在政策框架内展开自发性的互动，不断生成符合用户需求的服务方案。值得深思的是平台所传递信息包含的教育学内涵。“开放辅导”平台主要挖掘三种类型的数据，第一类数据是围绕知识学习形成的热门知识点标注数据；第二类数据是用户使用行为的过程性数据，包括师生参与率、师生话语模式；第三类数据是预测性的用户使用偏好数据，包括用户意见、师生互评分数。这三种类型的数据分别从指向知识本身、指向当下体验、指向未来预期三个方面建构用户经验，通过这种经验服务者能了解用户的使用过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过程性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其能更充分地展示需求者的主体性。如果不能把握主体经验的过程性，那么用户的主体性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杜威认为“经验……首先是与活动相联系的经历……有机体的机能所处理的事物是过程、动作中的事物”（转引自：褚洪启， 1994）。只有通过过程性经验的把握，才能更好地描绘需求方的主体性，而只有当需求者的主体性被充分理解，需求者的治理功能才能得以发挥，从而带动服务生产者进入治理循环。

（2）数据支持的教育服务生产能力融合机制

在形式上，“开放辅导”是通过鼓励教师进入平台使教师获得在线教学的空间以开展教学，但是当深入思考在线教学的个性化特色，会发现有更多样的资源一起发力才能支持教师完成个性化教学。学校、专家、“高精尖中心”和教师之间形成合力；学校对于教师有激励权和管辖权，保证教师在跨越学校围墙之后所提供的在线教学服务的过程具有规范性；“高精尖中心”向注册教师免费提供其自主建设而成的在线教学内容与技术资源，使教师获得在线教学工具，并从开发定制化服务的角度为学校和教研组织提供信息、内容与相关服务；教师通过开展合规合法的在线教学留下真实可信的教学数据，帮助学校和教育服务机构发现问题和优化服务。

不同的教育服务生产主体拥有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是异质的，“开放辅导”是借助数据挖掘形成了以新型服务组织为枢纽组建的多层次业务网络，使得主体能够发挥长处，实现合力共赢。这一服务网络的实践逻辑具有鲜明的服务导向，其行动前提是承认学生学习需求的先在性，行动目标是不断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实践表明，过去数年间 “开放辅导”的实践方式在不断演变，不仅是平台功能实现了提升，在服务组织形式方面也历经变化，整体服务项目日益丰富（陈玲， 等， 2020）。

2. 教育规划主体主导的制度优化机制

供给治理的重要目的是实现供给优化。就“开放辅导”本身来说，优化发展主要体现在师生微观行为优化、学校应用效果优化、区域使用效果优化、线上线下教育融合场景开拓等方面。面向项目的优化，需要项目本身具备内在的制度优化机制。两方面的机制共同支撑其制度的优化演进。一是顺应教育领域“放管服”深化趋势，形成了独立评估机制，“高精尖中心”从北京市多领域多学科建设整体来把握项目本身的发展方向。二是“多渠道反馈，集中化响应”信息处理机制。基于数据分析与共享，规划者能够获取全面、准确的信息，进而从全市大局出发开展适应性的制度调整，优化制度供给。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比较关键的，一方面是项目打造了用户身份信息共享通道，使得教师与学生所获得的虚拟身份具备与现实岗位与身份相一致的信息，使得既有的教育管理制度同样能在虚拟平台发挥作用，使得线上教育反映的现象与问题能回归到线下教育场景中，帮助规划者从线上线下结合的格局中思考在线教育服务制度应该如何优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高精尖中心”在各主体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反馈过程中的主动权，发挥专业力量增强数据的解释性以启发实践经验，支持规划者做出审慎决策。

综上所述，从“开放辅导”的互动关系来看，在面向制度优化的互动中，等级性互动利于贯彻落实教育政策制定部门的决策。庞明礼等（2020）认为“等级型权力关系的存在，能在确保政策的上传下达方面发挥积极影响”。这是政府通过“提供共同的行动目标和行为准则”以行使“元治理”职责，而对于每一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者来说，遵循政府制定的标准将利于整体项目的质量保证。在面向师生个体与学校的服务创新中采用协商性或者自治性的互动方式，则是突出公共服务运转的调适性。“开放辅导”对于师生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都是新事物，一方面师生要将其与原本的教学或学习生活相协调，另一方面教育管理者面对新的教师“走网”制度，需要将其与既有的教师管理制度相协调。这两个过程的展开都需要通过对话与协商来处理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而自治性的互动方式为对话的展开提供了空间。

“开放辅导”的供给机制也说明了“数据”是如何助力规划主体、评估主体、生产主体和需求主体之间协同完成在线教育服务的治理：“数据”帮助需求者准确表达需求，“数据”帮助规划者、评估者与生产者获取需求，两者同步进行使得关于供给的管理能随时应变调整而趋于合理。

四、启发：应用数字化治理思路进行在线

教育服务供给治理的要点

万物互联依靠数据流通来实现。数据信息的共享将促进人们的行动进一步趋向智慧化、精细化和协同化。在当下，把政府、企业、社会、公民等多元化的主体吸纳至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通过建构多样化的合作关系，激活多方面的教育生产力，进一步丰富服务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是在线教育公共服务实现供给的主要思路。在这一趋势下，在线上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这一问题领域之内，数字化治理在打造价值共识、促进职能转型、推动社会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利用数字化教育深化个性化教育理念

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教育事业发展的高质量导向都表明要重视从学习者需求出发，寻找最适合学习者的方式来助力其成长。科尔西（Corsi， 2020）指出“在现代教育中，个人成为教育过程的中心，而人的潜能的发展是延续个人一生的教育目标”。但很长时间以来对于个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保障学习者的受教育机会，不能做到遵循学习者需求进行学习服务的细化，而融合了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教育”的关键优势即是可以更高效地实现需求甄别、资源传递与反馈修正，从而使更高效、便利地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成为可能。

“开放辅导”把可能变成现实，也引起思考：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公共服务所能供给的个性化学习服务类型与数量也是有限的，如何确定需优先满足的个性化需求？“开放辅导”从北京地区教育均衡发展需求出发，把远郊区薄弱学校的学生作为对象，以补充式学习服务的形式，有针对性地提供“扬长”与“补短”学科学习服务来满足基本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这说明，对于个性化学习需要的定位恰恰不是“唯个人需求”，而是参考多维度因素，包括公共教育服务的整体水平、学校教育的发展水平、学科知识的变迁以及个体学习者的生活样态等。因此，借助技术的个性化教育要做的，不是把个体从社会文化中抽离出来孤立地谈论个人的个别需求，而是从个体的社会化前景出发，通过把社会、文化、性格等多方面信息都还原式纳入个体学习者画像的过程中，更准确地理解学习者的特点与需求，以适合的内容与方式来培养其应具备的才能，引导个体持续寻找其与社会社群的共鸣。可以说，“互联网+”一系列的技术带来的是对何为个性化的更深刻认识，这也是技术的生命力所在——技术让人性更丰满。

（二）在数字化协同的服务格局中进行职能设置创新

供给主体的职能创新在本质上要调整主体的行动能力和行动方式，而比较成功的实践案例能就如何进行职能创新提供参考依据。“开放辅导”展示了一个信息流动顺畅、问题响应及时、决策高效科学的在线教育服务网络。 这幅网络的运转由规划、管理和服务三条职能线索来完成，各个主体围绕三条职能线索开展合作，既在行动方向上保持一致性，也在具体的服务供给中开展创新。规划职能的承担者是教育管理部门，其着眼打造线上线下教育服务有机互补格局，进行了教师工作管理方法、多平台师生信息互联、新型服务机构创立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打开了线下资源自由合规地向线上流动的实践空间。管理职能着眼于信息整合与反馈，主要由校级管理部门与“高精尖中心”承担，聚焦行为激励与行为监管的具体实施。服务职能由服务生产主体共同完成，一方面多方围绕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开展支持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在制度支持之下，基于已经形成的沟通网络，借助数据分析服务生产主体进行预判性的服务设计，不断开发新的服务形式，实现超前服务。

当把数据嵌入政府治理之中，有三条治理优化的路径得以成立，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许阳 等， 2022）。这意味着数据驱动的治理需要就以上三类主体的内在职能与相互间关系进行改革。在在线教育公共服务的治理场景中，政府和各层级管理者处于规划者的位置，其职能创新应强化其把握在线教育服务特色定位的判断决策角色，突出其围绕在线教育服务供给发挥行动流程再造的设计规划作用，以及强调其守住信息安全红线而制定政策法规的立法作用。在“开放辅导”案例中并没有市场化主体参与，但是随着社会协同的扩展在线教育公共服务领域欢迎市场化教育服务主体的加入。面向这一愿景，教育服務供给者“能够更详细地预测并确定所设想的未来的能力变得至关重要”（Antti Saar et al.， 2017）。政府和学校管理者更应从数字化教育服务的业务流程出发，在在线教育素养培育、数据收集与分析、信息沟通、行为监管方面发现新的履职领域，进一步提高为在线教育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包括为教师与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智库服务、创新孵化等方面服务的能力，推动线下学校教学改革，营造教育创新热情，激励师生通过正确使用在线教育技术实现学习创新。

总体上，面向线上线下教育融合的趋势，在线教育公共服务的主体职能设置依旧需要从服务本身的开展出发，需要从在线教育服务所要满足的需求“痛点”出发，基于对在线教育服务生产流程的定位来增强既有职能或者新设职能角色，以确保职能设置与目标任务的匹配。

（三）以基于数据的多元化治理机制支持教育领域的社会创新

治理过程的开展是主体在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与“他者”的互动。“开放辅导”的运行涉及自治性、等级性和混合型互动，正是多种互动方式的不同组合支持主体能够通过发挥主体性来完成相互理解与能力提升，从而促进教育领域的社会性创新。

首先，以基于数据的沟通互动来促进多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良好的沟通渠道是政府在社会中的神经”（刘革平 等， 2018），这一判断正是强调通过沟通这种方式来达成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开放辅导”通过同时遵循在线教学行为逻辑与行政管理逻辑而设置不同的在线主体职能，并提供相应的平台入口，为教师、学校、教育管理部门提供获取数据和信息的渠道。在保障各方能够充分掌握信息的情况下，结合宣传与培训机制，在各方之间针对具体问题展开沟通，形成共识与行动方案。

其次，以基于數据的知识生产互动来提升服务主体的专业能力。“开放辅导”平台的专业人员把由服务平台产出的数据转换成与教学相关的信息，并围绕分析解读这些数据而开展线下自组织性的教研互动，实现从数据、信息到教学知识的转换，帮助辅导教师更好地把握其所面临的教学挑战与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增强其自主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同时，技术开发人员、运营人员在不断为教师、学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提升了技术服务能力与管理能力。

最后，以基于数据的社会创新互动来提高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力。社会创新是“一种新的社会实践，它是由集体的、有目的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创造出来的，目的是通过重新设计社会目标的实现方式来促进社会变革”（Cajaiba-Santana G， 2014）。“开放辅导”的形成与发展依靠教育公共服务理念、技术、制度等多要素的同步创新。这种创新不是某个单一主体“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充分利用信息共享来推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教师等多元主体之间展开高效分工与精准互补，使得智慧与资源得以汇聚，新的行为规则与方式得以树立，把协同的效果推向“哪里有信息，哪里有反馈，哪里有需求，哪里有创新”的层次。

从“开放辅导”可以看到，“互联网+” 提升了政府在教育公共服务管理决策与社会动员方面的能力，推动了政府、科研机构、学校与教师积极寻求职能转变，为形成多元化的互动方式提供支持。正是借助“互联网+”，更多的社会化教育资源得以有序进入公共教育领域，以治理思维来引导在线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才具有更大的实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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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Public Online Education Service Sup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aking the Project of “Beijing Middle School Teachers Open Online Tutoring Plan” as an Example

Jing Liu， Ling Chen and Shengquan Yu

Abstract： To provide public online educational servi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is one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directions in post epidemic era. As the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online education services have multiple attributes， governance theory proves to be a reasonable thinking angle for analyzing related issues.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taking “Beijing Middle School Teachers Open Online Tutoring Plan” as an example discusses how to organize the supply of personalized online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s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values， the diversified roles， and the key operating mechanisms regarding the direct process meeting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and the macro-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key to building a data-driven education service supply is to strengthen its ability to meet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It is necessary to use data to innovate the agents oblig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expand the range of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cultivate a deeper sense of collaboration， and encourage different agents to participate in a sustainable interaction cycle， so as to release the advantages of multiple agents expecting a healthy growth of online education service supply.

Keywords： online education service; public value; digitalizing supply; governance interaction; functional innov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social innovation

責任编辑 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