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新

关键词 后文学理论 大理论 小理论 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Ｉ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２２－０９

文学理论在２０世纪经历了现代的“文学理论”与后现代的“大理论”以后，逐步进入后现代之后的“后理论”阶段。进入２１世纪，随着《批评探索》主编米切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的不断呼吁，“理论危机”与“理论之后”已经成为近２０年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症候。米切尔在２００３年曾向《批评探索》编委会提出一系列关于“理论危机”的问题。“理论的辉煌时期是否已成为过去；理论是否丧失了其革命的意义，正经历着向关注伦理、美学和关心自我的转向；在压倒一切的大众文化和商业娱乐大潮中文学和美学的命运如何；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是否在为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理论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以及知识传播的媒介和形式是否有新的变化等等。”伊格尔顿也在《理论之后》中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与“文学理论”与“理论”两个阶段相比，“后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到底能够在哪些方面推动文学理论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起，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后理论”问题，马丁·麦奎兰与格雷姆·麦克唐纳等编的《后理论：文化批评新方向》、朱迪斯·巴特勒与约翰·吉洛里等编的《理论留下了什么？》、简·艾略特与德瑞克·阿特里奇编的《理论之后的理论》、王宁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宋伟的《后理论时代的来临》等著作以及周宪的《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徐亮的《后理论的谱系、创新与本色》、刘阳的《“后理论”的文学走向及其新型写作可能》等论文先后从不同角度分析后理论的起源、理论形态与学术意义等问题。这些研究主要从学术史角度探讨后理论问题，并没有将后理论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联系起来，形成对后者的有效推进。王宁认为：“‘后理论时代并不标志着理论的终结，而恰恰标志着，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理论不可能作为一种万能的工具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但理论也不可能仅限于文学文本的解释，它的有效范围应该是适中的：既可以用于阐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当代各种文化现象，同时也可以用于解释古典文学中的文化现象。”①他充分意识到后现代的“大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的非同一性，强调将“大理论”引入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但是还没有深入到具体的文学批评层面并分析其中蕴含的可能性，也没有在文学基础理论层面进行建构性探索。后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把由后现代思潮带来的关于语言的“大理论”引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通过对本体论语言观的考察揭示出文学理论与流动的历史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形成与后现代解构策略完全不同的“小理论”分析。当然，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后文学理论既要辩证地看待“大理论”，又必须以此为基础走向“小理论”。

一、语言转向与后理论时代的到来

在后现代的“大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研究受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影响，努力把语言分析与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实践，实现了从作品到文本、从纯文学观到大文学观的转变。卡勒在接受了后现代“大理论”以后，提出的著名论断是“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在卡勒看来，文学与哲学、历史等文化活动一样，都是运用语言表达意义的过程。但是，文学与哲学、历史等文化活动又完全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为了辨析文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差异，卡勒指出：“你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具有“大理论”特点的文学理论以“话语与解构”为中心，主要分析罗兰·巴特、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家关于文学文本的論述。这些观点在较好地剖析了文学与社会之间关联的同时，也陷入忽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审美特性的怪圈。当然，后现代思潮也是诞生于２０世纪“语言转向”背景中的重要理论思潮。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语言转向从１８世纪开始出现在各种关于语言起源与本质的讨论中。这些讨论主要强调，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的语言具有概括世界的抽象化能力，只能作为一种隐喻指涉人类的复杂情感与世界的丰富内容。语言学家洪堡特与德国浪漫派在分析语言起源问题时都认为，语言既不是起源于超自然的上帝，也不是起源于自然界中的动物的喊叫，而是作为一种人类现象，与人类的思维共同存在、共同发展。语言除了能够对主体与客体做出合理区分，还把各种完全不同的官能认知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人的统一的感觉形式。

语言转向的最早源头之所以被追溯到１８世纪，除了工具论语言观在此时受到质疑，还因为尼采在１９世纪关于语言的讨论也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强调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表达，“只描述了事物与人的关系，借助最大胆的隐喻来帮助表达这些关系。首先把神经刺激转换成图像，第一个隐喻！接着是图像又被声音所模仿！这是第二个隐喻。而每次都完全跃过一个领域，正好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领域中间”。尼采提出的隐喻论语言观，既对结构语言学、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又成为２０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源头。韦勒克针对２０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的后现代理论指出，这一思潮既凸显了语言的重要价值，也不断抹杀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新的理论宣称人们生活在与现实毫无关系的语言牢笼中。尼采著作中的一些话似乎也说明这一观点，或者至少支持这一观点。”“这类较为极端的论述都试图取消人，否定自我，把语言当作自由漂浮的符号系统，理论最终完全走向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其实，这些指责也不只是‘解构主义批评者们的发明。它同样被一些批评家们清晰地表达出来：如希利斯·米勒在１９７７年的《批评探索》中的论述；保罗·德曼在《盲视与洞见》中运用有些令人沮丧的存在主义术语指出诗歌就意味着虚空，宣称其完全是‘一无所有；德里达宣称新理论是一种‘尼采式的主张，也就是一种欢快的关于世界游戏的断言，……一种没有错误、真理和起源的符号世界……超越了人和人文主义。”

韦勒克在对后现代理论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也准确地将后现代理论的源头回溯到尼采，并指出他的隐喻论语言观的重要价值。德里达在《白色神话》中指出，尼采提出的隐喻与观念之间存在多元空间的观点有效取代了古典哲学主张的两者完全对立的看法，也“以某种方式进行嵌套处理，以便描绘观念的隐喻性，隐喻的隐喻，以及隐喻的生产性自身的隐喻”。但是，尼采提出的“真理就是隐喻”的观点作为一种标识观念的修辞格，是一种具有形而上学特点的空想意识形态。德里达认为，普遍存在于哲学和科学中的隐喻充分体现出嵌套处理的特点。“换句话说，也存在一种隐喻的观念：它同样有着一种历史，它生产了知识，它向知识学家的结构、修正中要求引进与输出的批判规则。”德里达从能指和所指相互缺省以及两者之间存在意义滑动的立场出发，重新考察隐喻与观念之间的裂隙，不断探索源初意义与此后不断发生的意义替换之间存在的诸多可能。在德里达看来，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其中任何统一的一体性都是偶然的、相对的，而由差异构成的异质性则是绝对的，使所有事物在与他者相互关联的同时处于可能的表意链中。“在者的领域在被確定为在场的领域之前是按痕迹的各种可能性——遗传的可能性和结构的可能性——构造出来的。它物的如此呈现，即它物的‘如此隐蔽，早已开始，任何在者的结构都不能脱离它。”德里达关于在者的可能性的强调，为晚近试图把握历史可能性的后理论提供了重要前提。

虽然“理论之后”肇始于新千年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可，但是细细考察其历史谱系会发现，这一思潮作为一种对“理论”的质疑、更新、超越的思考，应该被追溯到托马斯·多切蒂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后理论》。多切蒂认为，后理论不是解构后现代理论，而是在明确反对体制化或制度化的“大理论”（Ｔｈｅｏｒｙ）的同时，不断强调“小理论”的重要意义。延异、播撒等解构理论“必须被重写并进入在场形而上学的结构中，而不能向后现代性持续探讨的、与主客关系相关的历史可能性保持开放”，因为这些理论无法摆脱“永恒性”，以及“基于现象学原则生成的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时间一致性”。与此相反，后理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可能性的维持与不合时宜的时间错置等问题，这两个问题被引入由现象学及对其的解构所提出的权力关系中”。后理论通过发掘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对抗性，凸显历史性所蕴含的“可能性”意义。为了阐明历史、历史编纂学与历史性的区别，多切蒂指出：“‘即时不仅是‘到达某种程度，而且是‘准时的或‘及时的；与之相反，‘可能则是‘不合时宜的，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于一般的瞬间或时段。但是，可能性也因此拒绝被赋予简单的直接或时间份额的意义；可能性既不是历史的意义，也不是历史编纂学的意义，而是历史性的意义。历史性因此似乎与直接的意义完全相反，因为它并不是与时间完全对应之物，而在更大程度上存在着时间的错置。然而，这种错置并不是在历史叙述意义上的错置，而更为重要的是超越历史所指意义的时间错置。”

为了进一步说明后理论的意义，多切蒂指出，以鲍德里亚的观点为代表的后理论努力借助“破坏即创造”的先锋精神拆解已沦为制度化的求新逻辑。“后现代必须根据未来的刚才的矛盾来理解。”在鲍德里亚看来，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无限扩大了现代主义的求新、求变逻辑，对于任何可能的固定与僵化都怀有深深的敌意，力求从语言角度对其进行拆解，努力把不可表现的可能性表现出来。后现代理论的求新、求变逻辑与文学的超越精神和审美追求是相通的，这也意味着后现代“大理论”完全有可能转变为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后理论时代的“小理论”。文学理论研究在接受了后现代“大理论”以后，把文学文本视为文化“事件”，强调作家的创作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并不存在同一性逻辑，而是对过去与现在、内容与形式的“断裂”的表征。后理论是一种出现在后现代思潮以后的存在张力的“理论”，它既秉持不断强调创新的现代性精神，又在坚守后现代的“大理论”的同时逐步将其转化为文学研究的“小理论”。面对“大理论”无法摆脱不断被制度化、经典化的命运，后文学理论通过后现代的建构策略发掘各种艺术蕴含的“时间错置”的可能性意义，成功获得“大理论”所不具备的“小理论”功能。后文学理论必须以“时间错置”的可能性为目标，站在“未来的刚才”的立场上将艺术视为由一系列复杂的表意实践构成的文化产品，这既使艺术的内涵充满流动性与地方性，也打破艺术、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边界，使三者相互表征、相互生成。后文学理论既要延续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理论”的创新精神，又要坚守“理论”阶段的“大理论”逻辑，以宏阔的跨学科视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的“大叙事”，还必须着力探索跨越边界的可能性，从分化走向去分化，以“学科互涉”的方式探讨作为“小理论”的文学理论问题。

二、作为“大理论”的文学理论

“语言转向”主要指２０世纪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与结构语言学论述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既超越传统的语言工具论，又基于２０世纪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催生出很多新的文学理论命题。后理论研究直面２０世纪的语言转向，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语言学理论——语言本体论的立场上重估语言转向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不断凸显语言的独立性与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最终形成一种关于语言表达的限度及其可能性的后理论分析。彼得·巴里在《理论入门》中指出，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理论之后”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所谓‘之后倒不是指理论之潮已退去，而是说理论已不再是新闻，不再有新意。或许可以说，理论已不再具有新闻价值，因为它的许多关键思想已被广为接受，那种‘克里斯玛（借用社会学家韦伯的一个词汇）式的冲击力也归于平淡。它已不再需要强调自身的独特性，而汇入思想的主流之中。”“理论之后”可以被“称为四种思维定式——不稳定的身份、不稳定的文本、不稳定的语言、不确定的真理银行”，“这四种不稳定性本身就缺乏稳定性”。后文学理论研究吸收和借鉴“语言转向”的最新理念，以缺乏稳定性与确定性的文学语言为中心，分析其在表意与审美反思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可能性，既将后现代“大理论”关于语言的各种论述引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探索“文本之外无他物”的文学文本的文化实践特点，又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为本位，在新的理论视域中图绘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独特特点。

后文学理论虽然以文学语言为研究重心，但却以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为基本立场，这促使后文学理论研究努力站在后现代“大理论”的立场上回溯２０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语言转向”，从“大理论”的角度审视以文学语言为载体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贡巴尼翁认为，“文学的理论”与“文论”的意义完全不同。“文学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一般观念、原则和标准进行反思；文论有助于我们批判文学常识并把握形式主义。当然，理论不提供固定配方。理论不是厨艺，不等于方法和技巧。恰恰相反，其目的就是要质疑一切配方，通過反思弃如敝履。”“文论”主要运用“文学的理论”分析具体文学问题，属于存在于具体学科中的地方性知识。卡勒更深入地指出，文学的理论与文论之间的分化出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文学研究已经超出了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等文学领域，从语言学、社会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阐释文学文本所涉及的问题。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理论与新观念的同时，也抹杀了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甚至对文学展开了“强制阐释”，最终影响到了与文学相关的“所有要素和所有环节”。“‘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卡勒通过分析福柯与德里达的理论指出，理论是“跨学科的”“分析和话语”“对常识的批评”“自反性的”。后文学理论研究是一种分析和话语，同时也体现出“理论”所具有的“跨学科”“对常识的批评”与“自反性”的特点。

首先，后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特点除了表现为积极接受后现代的解构精神，还体现为以宏大的理论视野审视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文学性”问题是形式主义文论的基本问题，从语言转向的角度来看，也是由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思想激发出的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不过，文学性问题在“理论”阶段开始跃出其所起源的文学理论领域，广泛存在于由语言符号构成的各类书写形态中。“欧洲哲学的和心理分析的思想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它们已经开始将反思延伸到语言与意义当中，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较之新批评更多的概念框架，而后者已经对文学意义的复杂性给予了阐发。这些不同的理论努力——人类学、心理分析、历史编纂学，不是将文学归结为某种非文学，不是将文学视为一种反映，而是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了‘文学性。”文学性已经打破持续近４００年的现代学科建制，延伸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以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取代相对僵化的学科分化与独立，成为学科互鉴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成为整合和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有效的理论资源。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范式转换引入文学研究模式以革新本学科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基础，这一趋势被人们称为‘文学转向。”后文学理论打破从泛文化实践角度研究文学的“理论”模式，反其道而行之，从学科交融的角度审视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把一些传统的“非文学”问题引入文学研究，对文学的虚构、想象与超越等问题做出新的解读。

其次，关于“对常识的批评”，后文学理论通过接受后现代的语言理论，积极推动文学理论研究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把原本已成定论的常识内部存在的问题发掘出来。常识是一些不证自明或者已成定论的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与理论相对甚至相反的。“理论所依据的道理来自常识，但是，理论解释不同于常识解释，它并不只是借用那边的道理来解释这边的事情。也不是停留在与常识同一层面上的拼拼凑凑而成的整体。”从常识角度来看，文学是虚构的，是与存在于日常经验中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假世界”。但是，文学作为关照现实世界的文化实践活动，拥有表现人类心灵世界并体现其精神追求的虚拟性特点，获得了其他文化实践难以取代的地位。因此，文学虚构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受到很多理论家的关注与分析。进入２０世纪，分析哲学提出了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通过语义分析使可能世界理论超越狭义的模态逻辑进入广义的思想文化领域，揭示出可能世界拥有的超越现实世界的“虚构”特点。“人们通常选定大卫·路易斯讲的那个故事，即被称作‘模态实在论的那个故事：可能世界都是真实的事物，是一个个极大时空域。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所居住的，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世界）。这表明我们的世界和其他所有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视角性差异而不是形而上的差异：所有的可能世界都是同等真实的，尽管只有一个（在我们看来）是特殊的，因为我们住在其中。”这一后理论分析在充分运用由语言转向催生出的新理论的同时，对作为常识的“文学虚构”进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

最后，后文学理论的“自反性”表现为，它既对２０世纪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常识”提出质疑，又在理论论述与建构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重估，有效实现了其理论建构目标——在语言转向背景中重新认识文学。“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化或惯例视域到被称作‘文学作品以前，大量的读者首先必须承认作品的独创性。对于这一问题经常存有分歧，一部既定作品可能会被一部分读者当作文学作品而接受，而另一部分读者可能不会这样做。虽然在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中，有许多作品是作为文学作品而被广泛接受，但对文学史略有所知的人们，都明白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文类范围。事实上，使文学作品具有独创性品质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在文学不稳定的边界上的运作，重新创造文类范围本身。”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并没有提出新的文学观念，而是积极借助对语言的反思分析文化自身包含的复杂张力，努力打破已有的文学边界，从文学与其他文化实践的关系的角度对文学形成反思。这充分体现了拉什所谓的“美学自反性”。“批评则是特殊对普遍的批评，或者说是从‘客体的角度对‘主体的批判。”拉什认为，阿多诺的艺术批评借助摹拟和讽喻等“近似”中介，充分发掘由艺术的物性构成的意念世界的可能性，不断接近但总是无法抵达处于生成过程中的真理。后文学理论研究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为反思中介，凸显这些特殊的“客体”拥有的批评普遍“主体”的可能性，通过与“认知自反性”完全不同的“美学自反性”提出建构全新文学观念的可能路径。

三、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小理论”

在后理论时代，文学不再单纯强调审美自律与意义自足，也不是广义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是在打破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史哲相互区隔的学科建制的同时，成为对作为“他者”的文化实践保持全面开放的“新审美主义”或“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新审美主义的阐释者们认为现在是一个新的‘后理论时期，甚至是一个‘后审美主义时期，理论已经变得更具有自反性，不过这种自反性对艺术和文化却具有广泛的隐含意义。”塞尔登等虽然准确指出后理论时代的“新审美主义”具有反思性特点，但是并未深入分析文学与当代文化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大卫·辛普森以文学为本位，从后现代叙事、修辞等文化表征模式的角度分析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统治”是“学术后现代”的重要特点，因为文学与文学批评已经跃出其原有的学科范围，以叙事、自传、对话和地方性知识等话语形式与其他学科构成流散和混合。“文学研究本身变得比以往更加跨学科（例如以文化研究的形式），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精神分析等等那里借用了新的描述形式。”“文学批评家从吉尔兹和罗蒂一类作家输入回来的东西，经常就是他们原先输出的东西，带着获得的剩余价值重新出现。相应地，非文学学科正逐渐被它们自己的极端分子对文学方法的再传播所殖民化了。”文学在后理论时代获得全面胜利的原因是，它由理论时代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本身。

后文学理论能够借助对语言的虚构性与述行效果等的分析，架起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这充分体现出后理论时代的“新审美主义”精神。与辛普森的文学本位观不同，詹姆逊提出“文本化”的观点并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在后现代社会呈现出全面文本化的趋势。文本化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域。由此出发，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可以被视为文本，等待着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上对其进行阐释或说明，这与以往将研究对象与现实、存在或实体联系起来的方式完全不同。“有关文本性的观念就必须要说明它的研究对象作为文本的性质：这样它就不能再把研究对象看成一种自身的经验性的存在（例如，可以回想一下社会的幻象，甚至社会的种种‘制度产生的许多虚假的问题），而必须用某种方式重新组织研究对象，以把它的‘真相化解为文本的许多语义和句法的组件，并对之进行破译。”文本一旦具有方法论意义，由语言转向带来的语用学和文本语法分析等新理论成为沟通文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虚构、叙事、言语行为、反讽以及隐喻等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新文学理论”在借助作为理论的“文学”不断侵占其他学科的同时，还以其他学科为参照展开阐释。“我们的研究客体与其说是文本本身，毋宁说是阐释。我们就是试图借助这些阐释来面对和利用文本的。这里，阐释被解作本质的寓言行为，包括根据某一特殊的阐释主符码重写特定文本。”

后文学理论通过语言将历史叙事与理论阐释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既展示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具体关联，也使两者形成有效互动。作为“小理论”的文学理论研究坚持历史优先原则，一方面充分把握不同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理论命题在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这些文学理论问题在后理论阶段所拥有的可能性，努力展示不同的“小理论”内部存在的冲突与矛盾，成为对历史复杂性进行充分阐释的文化符码。文学指称问题是历来受到文学理论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文学究竟有没有指称”的争论长期存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提出指称概念时，明确否认文学语言具有指称功能。后文学理论在接受后现代“大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主要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指称问题，这类探讨与文学语言的自指性和超语言属性相互矛盾。后文学理论改变了文学语言研究的路径，从文学与世界以及文学文本两个方面分析文学指称拥有的丰富可能性，对认识文学语言的虚拟性与伪指性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文学指称与文学活动的整体相联系，体现了语言与超语言、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张力关系，意义与指称之间的摩擦是文学文化的基本存在形态，内涵丰富、意义复杂的作品多有指称多义和指称扩张现象。”由此来看，文学不再是对真善美的描写和表征，而是扩展了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一关于文学指称的分析，既充分体现了后现代“大理论”的“跨学科”“对常识的批评”“自反性”等特点，又深化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

在后文学理论中，历史叙事与理论阐释的结合与传统人文学科坚持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学术理念完全不同。传统的“史论结合”既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坚持“论从史出”，即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研究得出某些结论，又要求运用这些结论统摄这些材料，将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起来。与此不同，后文学理论打破现代知识社会学所追求的文史哲的分化与区隔，運用历史叙事的方法打通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边界，实现文学对哲学优越地位的逆转。德里达曾指出：“对于我，文学不仅仅是美丽的诗歌语言，那只是具有历史的文学的属科。这个历史是欧洲的，存在一个文学的观念，是欧洲中心的观念，这是欧洲的观念，在特定时刻与欧洲‘人权观念紧密相关，它意味着：人们原则上有权利自由地说和写。”这一观点既凸显出文学的后形而上学的哲学意蕴，又站在后理论的立场上充分发掘文学自身隐含的可能性，将关于文学语言的阐释引申到社会历史领域，揭示出文学语言背后的复杂文化文本。“语境在任何作品的阅读行为中都至关重要。在分析语言时，一种对某事写于何时何地的考察，为理解文本或艺术品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层次。其他层次可能来源于对一部作品是如何被造出来或者谁造就了这一作品的考察。我们对艺术品如何创造出来的解释为文本本身增加了更多的层次，这些层次都联系到理解艺术品或文学的努力。”后文学理论研究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将文学与历史视为相互关联、相互激发的文化文本，揭示不断处于扩张之中的文学边界的动态可能性。

后文学理论对历史叙事与理论阐释的有效统一，主要得益于其将语言转向与后形而上学思潮联系在一起，深入分析后理论时代的“语言”自身存在的诸种可能性。从分析哲学等哲学流派提出语言转向的背景来看，语言转向充分体现出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特点，哲学由２０世纪之前更多地关注人生意义等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语言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语言的意义与功能在语言转向背景中出现的这些变化，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符号任意性的观点有直接关联。符号任意性的观点既对近代走向成熟的语言工具论发挥祛魅作用，揭示出各种观念结构和文化形式除了传达思想、反映现实，还具有任意性与建构性等特点，又说明语言能够通过话语实践不断生产其所规范和表现的一切。德里达虽然批评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系统制约符号任意性的观点，但是又强调文学是一种“奇怪建制”，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经验。“文学文本的语义学与主题学带有、‘采取——按这个词在英语或法语中的意义——某种形而上学。这一内容本身能够划分层次，通过主题、语态、形式、不同的体裁而进行。然而，再用一下我刚才用过的那种蓄意含糊的话来说，文学的被中止能使它带有的‘臆说中性化。即使作者、诠释者、读者（及以某种方式起这些作用的任何人）的意识永远无法使这种能力完全有效并显现，它仍然具备这种能力。”语言的“可能性”体现为，其具有施为功能，能够通过歧义、隐喻等表达方式激活语言本身的意向关系，以虚构的空间尽可能地呈现出文学与超验或经验世界之间的诸多关联。

四、结语：面向未来的文学理论

近年来，随着后现代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后理论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但是，什么是后理论，如何在后理论视域中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这些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在催生出“理论危机”“理论终结”“理论死亡”等热门话题的同时，也为辨析“大理论”“小理论”“后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卡勒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后现代“大理论”的拥趸，但是他在２００７年指出：“与其让大理论（Ｔｈｅｏｒｙ）成為城堡中一直游荡的鬼魂，我宁可理论少些戏剧性外表，而成为一个文学和文化研究眼下在其中发生的话语空间，哪怕我们试图忘却它，就像忘却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我们无法避免地就在理论中。即使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事情发生急剧变化，那也不会是因为我们把理论遗落了，而是因为理论论争成功地劝导我们：文学和文化研究应该继续前进，例如，作为认知心理学或在某些新的更宽泛的框架中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作为艺术实践自身的一种形式。”后文学理论将积极对抗“大理论”因不断专业化而导致的“理论危机”，使具有复数意义的“小理论”从不同层面介入文学，以语言转向为着力点探索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自身蕴含的丰富可能性。“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把哲学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并将它带出了意识理论的困境。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本体论的语言观，使语言阐释世界的功能相对独立于内在的学习过程，并把语言图景的变换神化为一种充满着诗意的原始事件。”后文学理论将逐步兼容“大理论”与“小理论”，在有效实现文学理论研究的后理论转向的同时，从人文学科的宏阔视野出发审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为探索面向未来的文学理论找到新的路径。

更重要的是，兼容“大理论”与“小理论”的后文学理论研究仍然要坚持诞生于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的研究思路，努力处理好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的关系。受后现代“大理论”的语言观的影响，后文学理论研究更擅长分析“文学性”“虚构”“隐喻”“叙事”等文本问题，努力揭示其作为“新的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重要意义。不过，后文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作者、读者、文学史等文学研究的外部问题。作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作者”，已经受到后现代“大理论”的持续分析。罗兰·巴特受结构语言学影响提出“作者之死”的观点。巴特认为，文本是一个开放的意义领域，不同的文本能够互相作用、相互生产。面对完全开放的文本，作者只是一个写作者，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权威地位，成为文本存在的“增补”，随着文本的无限延异得到“播散”。作者一旦成为一个作为话语的“作者”，不但与文本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只能是一个不断受到文本构建的“额外之物”。“言语活动认识‘主语，而不认识‘个人，而这个主语由于在确定它的陈述过程之外就是空的。”福柯在接受“作者之死”观点的基础上，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作者”话语，强调“作者—功能”具有跨越学科边界的可能性。“在话语的范围里人们可以成为远非一本书的作者——他既可以成为其它书籍的作者，也可以成为一种理论、一种传统或一种领域的作者。这些作者处于一种我们称之为‘超话语的位置之上。”随着后理论时代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向新的学术场域全面开放，这样才能在新的思想构境中充分展示后理论的“可能性”未来。当然，从“大理论”向“小理论”转向的过程是实现后理论研究的“可能性”的过程，也是后理论的理念转变为文学理论研究现实的过程。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