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彦君

2023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会是苏醒的一年。

回望过去，新冠病毒整整肆虐了3年，在此期间，人们所遭受的，除了生命和健康的威胁外，还有流动性的限制。不过，老子说过这样的话：“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道有常，物极必反。尽管3年的寂静减少了人的物理流动性，却没有能够禁锢思想的畅游，知识生产工作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得以在新的时空框架中面对新的对象展开，使人们有机会探索世界运行的新规律，发现新视角，拓展新疆域。幸与不幸，旅游和旅游学，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领域。所以，如果2023年果真会是苏醒的一年，那么，它的第一缕阳光，或许也应该洒向旅游和旅游学吧。在经历了3年冰与火的洗礼之后，这个直接与物理流动性相关的产业和学科，太需要阳光的呵护了。

值此之际，我在想，旅游教育与科研领域所面临的知识学科化问题，能否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新的开端？《旅游学刊》在其中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学者历来比较重视知识的学科化问题，这符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整体论思想，对新兴学科快速走向成熟也很有必要。不过，就当下的情况看，思考的动力更多基于学科地位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因此也难免会带有一些被动和功利的色彩。

今天，尽管体制内的一级学科犹属星月之望，但历史上官方的旅游“学科”名签一直是有的：在1998年前，以“旅游经济”三级学科之名列于“贸易经济”二级学科之下，其后则改以“旅游管理”之名列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之下。在当今这样一个依名签分配资源的情境下，作为二级学科确实存在诸多尴尬，甚至生存条件都会因此而面临挑战。不过，理性地看，旅游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学科，恐怕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人为随意左右的制度性设计问题。制度性设计的合宜与否，可以影响这个学科发展的速度，决定这个学科在个别院校的生死，但却无法决定这个学科在整体意义上的有无以及最终能否独立存在。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旅游学科发展历程中，其发展路径一直与旅游产业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旅游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些学理性的命题：旅游学科是基于旅游产业的，是服务于旅游产业的，是以旅游产业为研究对象的……总之，旅游学科是应用型学科，是为旅游产业的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这些命题，单独拿出任何一个来，都似乎具有某种迷人的正确性和广泛的接受度。大家按照这些观念办教育，做咨询，搞科研，奔学科。“应用”一语几如箴言一般左右着旅游学科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路径。但是，现在看，这个观念不仅过早地在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提出应用的导向，而且将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一个无法横向延展的纵向产业领域（这种适合职业教育的专业思维，与普通高等教育所依赖的学科思维有很大不同），还直接将理论知识生产与产业或行业管理实践相关联，其中的利弊是值得深思的。

既然学科是范式化的理论范畴和理论命题的有机集合，而所有的理论又都是建立在某种假定前提的基础上，那么，就应该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实的管理实践是否总是具备理论应用的假定前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天然成立的；相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不管是作为与经济学学科门类并立的管理学，还是其下属的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乃至旅游管理二级学科，其学科属性就都值得重新掂量。

在管理学界，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管理，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

这个疑问，在没有所谓管理学称谓之前的漫长岁月就存在：属于应然范畴的管理实践，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班组作业，究竟是否可以完全根据既有的实然知识来实现其基于个别理性的目标？实际上，由于管理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管理绩效的价值载入，就共同决定了管理实践属于价值论、道德论范畴，是高度情境化的社会行动，难以用某种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去套用。这是管理实践对构建管理学学科意愿的某种反噬。如果管理学不努力摆脱这种反噬，不借助正确的科学哲学观为其理论生长开辟特殊的疆域和通道，它就很难成为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的学科。

就此而言，旅游学科最初定位在经济学门类之下，隶属于应用经济学，从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看，对推进旅游知识的理论化、学科化是具有母学科优势的。旅游不仅有某种可观察的、稳定的、客观的现象，而且这种依条件而存在的现象反过来又构成了理论得以对象化的前提。然而，旅游现象何其复杂！由于旅游的本质无法决定于单一的经济维度，所以，“旅游经济”被移出经济学门类就很自然。可以想象，在当初被移出经济学门类之际，如果将旅游“过户”给地理学、社会学或心理学，它也很可能具备较快地育成其学科特质的母学科优势。然而，那些学科也和经济学一样，只能分别构成解释旅游现象的单一维度，因此，出了“经济门”的旅游未能进入“地理门”“社会门”“心理门”，也完全合乎情理。最终，旅游学科在旅游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发展势头突飞猛进的背景下被纳入“管理门”，以其自身的复杂性投身到管理的综合性怀抱，直觉上颇有严丝合缝的感觉。

但是，今天来谈这个话题，限于篇幅，只想表达这样一个核心认识：以问题导向或以解决问题为圭臬的管理实践，其解决方案具有天然的开放性，任何既成之法（规律的理论表达）都必须经过本土化、情境化的因应调适，才能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成分——而且仅仅是成分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把“旅游管理”或“旅游”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不警觉管理实践对理论的反噬欲望是不行的。

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特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要明确，相对于管理实践而言，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直接管用”。如果理论工作者是此岸的知识生产者，那么，与彼岸的管理实践者之间就需要一座桥，由它来沟通理论知识向应用知识的转化。谁来充当这个桥的角色？是《旅游学刊》吗？还是各种管理咨询类研究机构？后者确定无疑是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桥。但《旅游学刊》是不是这样一座直抵管理实践彼岸的桥呢？它要想充当这样的桥，就一定要将自己办成一个“工作指导性刊物”（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各部委多拥有过此类刊物）。这个转向是否合适，或者，为了回应管理实践的诉求而做多大程度的转向，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只要细心体会前文所言的“管理实践的天然开放性”，就会知道，即使是完全面对管理实践的工作指导性刊物，其所发表的对策性文章，也都可能被管理实践者讥为“没用的教条”。这是“管理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终极问题的必然结果。所以，那种以是否“直接管用”为标准试图反噬理论的管理者，其实是没有搞懂理论之体与管理之用之间的关系。站在学科發展的角度，即使我们现在将旅游学科定位于“旅游管理”，也要警惕，这种基于应用而对理论的反噬，会阻碍旅游知识拥有自己的学科之本。

其次，当前本科层次的专业目录设置，没有为旅游的学科化做好铺垫和衔接。2012年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将旅游管理升级为大类，与工商管理并列，下设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3个专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个调整在响应管理实践诉求的同时，还是忽略了学科诉求，并埋下了旅游管理可以从管理学吸取足够理论营养的虚假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旅游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根基。我曾于2010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上著文提出分设4个专业的构想，其中3个与现行专业目录相同，但建议设置“旅游学”专业（专业点布局可以很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今天在此再度提出这个问题，意在强调，旅游要想成为真正的学科，它一定要拥有其学理上的支撑。旅游学专业，就像社会学专业之于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经济学专业之于应用经济学专业一样，对于旅游管理专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来源。

最后，关于《旅游学刊》作为知识传播平台到底应该登载什么样的文章这一点，我的看法是，如果它不想将自己转变成应付管理实践的工作指导性刊物，那么，它就应该坚定地去刊载有理论贡献的文章。从学科成熟度的角度说，旅游学科当前的问题是“人人都懂”，而不是“人人敬畏”。在刊登令人敬畏的有尊严的文章方面，《旅游学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