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广美，姚延波，范雪丰，刘 欣

（1.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2.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3.伯恩茅斯大学商学院，英国伯恩茅斯UK BH12 5EB；4.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3）

引言

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成为当前最受欢迎的家庭旅游类型之一[1]。相比于青少年或幼年子女，成年子女往往具有更强的孝道观[2]，陪父母旅游正成为他们孝敬和回报父母的一种方式[3]。然而，与旅游市场发展态势相比，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研究相对滞后。仅有较少学者从旅游动机和体验视角关注过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1,4]。而作为价值观不同的两代人，成年子女与父母在旅游中如何互动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互动是价值形成的关键，旅游价值的创造与旅游者的互动密切相关[5]，家庭旅游者互动更是创造家庭旅游价值的重要条件[6]。基于此，成年子女与父母在旅游中如何互动？互动能否影响家庭旅游价值形成？上述问题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尽管有研究从价值共创视角探究过家庭旅游价值，但研究仅局限于亲子旅游[6]，而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以及旅游互动能否导致价值共毁尚未给予关注。有研究表明，价值既然能够通过互动被创造，同样也能被毁坏，即互动可能产生价值共创和价值共毁双重结果[7]。基于此，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互动能否产生价值共创和共毁双重结果，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事实上，虽然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通常被看作子女行孝、家庭团聚和追求享乐的方式[1]，但他们在旅游中的体验并非是完全积极的[4]。受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影响，成年子女和父母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双方消费观、旅游认知等不一致，在旅游中难免会产生矛盾、分歧等消极体验[2]。同时，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新一代成年子女更加追求个人目标和私人空间，并非完全遵从父母权威[8]，这无疑也增加了他们消极互动的可能性。考虑到当前家庭旅游研究多关注积极功能[9]，对消极情况关注少见，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将价值创造的积极和消极结果，即价值共创和共毁同时纳入研究框架，并以脚本理论和逆转理论为指导，通过质性研究方法重点探索以下问题：（1）成年子女与父母在旅游中的互动能否导致价值共创和共毁双重结果？（2）如果能，价值共创和共毁分别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是如何发生的，具体表现如何？（3）当价值共毁发生后，成年子女和父母是否会积极进行价值恢复，如果会，如何恢复？研究结果不但对理解家庭旅游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帮助改善成年子女和父母在家庭旅游中的互动体验。

1 文献综述

1.1 价值共创、共毁与价值恢复

价值是互动的结果，不仅局限于服务商与顾客的互动，还涉及顾客与顾客的互动[10-11]。价值共创和共毁是价值形成的两种结果，其中，价值共创意味着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均获得满意结果，实现福祉最优[12]；而价值共毁意味着互动导致至少一方参与者（个人或组织）福祉下降，即没有实现所有参与者的福祉最大化[13]。通常而言，价值共创需要每个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同样也能为每个参与者带来互惠价值[14-15]。然而，价值共创的初衷并不总能得到积极的结果，也有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即价值共毁。学术界对价值共毁形成原因的解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16]：一种是资源滥用，指其中一方缺乏或滥用资源，导致另一方或多方行为者利益下降[17]；另一种是流程对接失调，指在互动过程中一方参与者未能以另一方认为合适或期望的方式整合或运用资源[10,12]。价值共毁与共创概念并非互斥或二分的，而是可以共存和相互转化的[18]。在交互网络中，价值共创的发生并不能保证共毁不会发生，共创可能演变为最终的共毁，共毁也可能是通向共创的一个阶段[17]。价值共毁向共创的转化过程可以看作价值恢复过程。价值恢复是指在互动过程中交互的一方或双方为缓解价值损失而采取的解决方法和补救措施[12]。目前，研究多聚焦于服务系统（服务商和顾客）的价值恢复，而顾客与顾客间的价值恢复尚未受到关注。作为旅游价值创造的重要参与者，家庭旅游者如何通过互动创造和毁坏价值，以及如何进行价值恢复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深入理解家庭旅游价值的关键。

1.2 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互动价值形成

以往研究包含两种价值形成类型：一是非互动式价值形成，认为价值是由组织产生并由顾客消费的，是可以交换的概念；另一种是互动式价值形成，认为价值是在提供商和顾客的交互中创造，并非是在生产和消费中产生[19]。本研究遵从互动式价值形成观点，原因在于，该观点强调互动具有价值共创和共毁的双重潜力[10]，可以据此认为，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价值是由双方互动产生，并且能够带来积极和消极的价值结果。此外，互动价值并非瞬间形成，而是不断积累和动态变化的过程[6]，而且不是所有消极互动都会导致价值共毁的终极结果，共毁发生后还会进行恢复，从而为价值共创提供机会[10]，这也为本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指引。尽管积极体验一直在家庭旅游研究中占主导地位[9]，但近几年不断有学者指出，家庭旅游（特别是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同样能产生消极体验[2,8]。由于旅游动机和偏好不一致，成年子女和父母在旅游中会产生不相容的体验追求，进而引发消极互动，并产生较强矛盾感[4,8]。以往单方面认为家庭旅游创造价值的研究已不足以解释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互动的复杂性[5-6]，价值共毁成为其互动的另一种价值创造潜力。而考虑到家庭旅游强调家庭成员间的和谐与合作[1]，所以当价值共毁发生时，为维护家庭和谐和避免冲突，家庭成员会积极采取价值恢复措施，因此，价值恢复也被看作是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互动价值形成的重要方面。

事实上，在家庭生活中，成年子女和父母也常经历消极的互动体验。尽管受传统孝道文化影响，中国子女和父母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依赖和义务关系，但随着快速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早已发生转变。在此新环境下，父母对资源的掌控较少，成年子女更加考虑个人目标[20]。两代人正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和抵制社会的快速变革，因此引发了更频繁的消极互动[21]。尽管家庭生活在大多数时候是相对和谐的，但消极互动（如家庭冲突）可能在任何决策环境中出现[2]。特别地，家庭旅游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因此，为消极互动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本研究从互动价值形成的双重结果视角（共创和共毁）探究家庭成员在旅游中的互动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1.3 脚本理论视角

脚本理论认为，个体行为通常会遵循某种模式，类似于“脚本”[22]。脚本从经验或学习中获得，并作为图式存储在记忆中，用来指导个体自身行为，以及预期他人行为[23]。脚本理论常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消费者会依据他人行为是否符合自身预期将其分为脚本一致和脚本不一致行为，脚本不一致可能引发不同情绪反应（积极或消极）[24]。在旅游领域中，旅游者会根据自身以往旅游经验和认知开发初始脚本[25]，而在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中，由于双方旅游经验和认知不同，他们的初始脚本以及脚本遵循方式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当双方根据自身脚本对对方行为进行判断时，很可能因脚本遵循情况不同而产生不同情绪反应。尽管有研究指出，脚本不一致可能导致价值共毁[23]，但本研究认为，并非所有脚本不一致都会导致共毁。这是因为，脚本不一致还可能引发积极情绪[24]，当一方行为与对方预期不一致但被视为积极时，就可能引发积极情绪，从而避免价值共毁。只有当至少一方行为与对方预期不一致且被视为消极（引发消极情绪）时才可能导致价值共毁。此外，情绪体验是新脚本形成的关键[25]，发生于意料之中的事情往往不会令人难忘，与预期不一致的行为才更容易被个体记忆[24,26]。因此，当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互动脚本不一致时会刺激他们对该信息进行处理，进而形成新图式存储在记忆中指导未来旅游行为。营销领域研究指出，专家型消费者比新手消费者的脚本更具丰富性，通过存储更多应对不同事件的知识结构，帮助他们解决更多新问题[27-28]。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旅游经验丰富的家庭旅游脚本也更具丰富性，其在旅游中的互动将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减少价值共毁的发生。

1.4 逆转理论视角

逆转理论是动机、情绪和人格研究的一般理论，认为动机决定着人们如何解释人际互动和自身感受[29]。人的心理需求通常以对立形式呈现，因此，逆转理论包含4 组对立的动机状态：有目的和超越目的，顺从的和逆反的，控制和同情，以及自我中心和他人取向[30]。每种动机都代表一种价值理念，如自我中心动机强调关注自身情感，认为个体从自我经历中获得快乐或不快；而他人取向动机强调关注他人感受和利他，认为个体的情绪主要取决于他人体验[31]。研究表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历对立动机间的来回切换[32]，当动机逆转发生时，情绪体验会受到强烈影响[29-30]。具体而言，个体情绪源于他们偏好的感觉（由当前动机状态决定）与实际经历之间的匹配情况，如果当前经历与偏好的感觉相匹配，就会产生积极情绪，反之则产生消极情绪[29]。因此，逆转理论能够用来解释个体在相同情境下的不同反应，利于理解个体在不同时刻认知体验的复杂性和可变性[31]。研究表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也会经历动机间的来回切换和产生不同情绪[29,33]。同时，动机逆转也可以为亲子互动的情感变化提供理论解释，在亲子互动过程中，动机逆转会影响他们对互动的评价及情绪体验[34]。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成年子女和父母在共同旅游中也会经历动机逆转，动机会影响他们对互动的解释和情绪反应。特别而言，双方动机激活状态会影响他们对脚本不一致行为的解释和评价，进而影响其情绪反应。

总体而言，本研究观点是，成年子女和父母会根据以往旅游经验和认知形成初始脚本，指导他们在旅游中的互动行为。如果双方运行脚本一致，即双方脚本都如预期那样被遵循，就会产生积极情绪从而实现价值共创；但如果其中一方或双方的脚本未如预期那样被遵循，即发生了脚本不一致，那么根据双方动机激活状态不同可能会对脚本不一致产生不同的解释和评价，进而形成不同的情绪反应（积极或消极），分别对应价值共创和共毁的结果。特别地，脚本不一致更容易促使新图式的形成，生成新脚本指导未来旅游行为。基于此，本研究以脚本理论和逆转理论为指导，构建出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互动价值形成的综合框架图（图1）。

图1 研究思路Fig.1 Research framework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由于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是新兴形式，双方互动研究尚未得到充分探索，因此，研究采用质性方法探究。考虑到不同行为主体对价值共创或共毁的看法不同，研究从父母和子女双方收集数据，了解不同主体的主观感受，消除数据偏向[23]。数据收集采用溯因的方式，即利用前阶段出现的新观点指导后面的数据收集，该过程共分成3 个阶段：第一，通过目标抽样选取成年子女被试参与访谈，了解子女对旅游互动的看法和感受。本研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招募及滚雪球的方式选取成年子女被试进行访谈，并根据访谈结果给予30元～50元的报酬，在访谈到第22位成年子女后达到理论饱和，标志第一阶段完成。第二，根据成年子女的访谈结果，有目的地邀请其父母参与访谈，了解父母对旅游互动的看法，以达到对子女访谈进行回应和补充的目的，每位父母访谈后将得到40～60 元作为报酬。特别地，对于成年子女提供的新观点或表述不清的信息给予重点关注，最终从父母方得到证实。按照上述原则，共邀请到12 位父母参与访谈，直到没有新信息出现，标志第二阶段完成。第三，通过知乎和马蜂窝平台爬取与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相关的网络评论，对访谈资料进行补充和证实。为选取与研究内容相关的网络评论，研究者对两个网站中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相关信息进行了广泛阅读和详细筛选。先根据发布者在平台中公布的个人资料以及评论中披露的信息（如照片、受教育情况、工作年限等），推测发布者的年龄范围和婚姻状态；在选定符合条件的发布者之后，对其发布的评论按照主题相关、内容丰富的原则进一步筛选，确保所获取网络评论与研究内容高度相关。通过多轮筛选，最终获得53篇网络评论，标志3个阶段数据收集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关注成年子女与父母两代人旅游，子女被试选择18～34岁、未婚或已婚但没有孩子，并且与父母有过共同旅游经历的成年人；父母被试既包括亲生父母，也包括公婆和岳父母。选择该类群体的原因在于，这类子女被试既包括大学生子女（依赖父母），也包括工作的子女（经济独立），他们与父母旅游互动会存在一定差异，利于增强研究结论普适性。同时，该类子女的父母在家庭旅游中还保留一定决策能力和影响力，尚未完全依赖子女，但同时也失去完全掌控的权力。因此，这类子女与父母旅游互动情况将更加复杂，产生双重价值结果的可能性更高。此外，选择“已婚或未婚但没有孩子”的被试是为了将研究结果限制在成年子女与父母两代人的旅游，排除其他义务（如第三代子女）的干扰[2]。数据收集时间为2021年7月至9月，选取近3年共同出游过的成年子女和父母，要求他们先对旅游经历进行认真回忆，然后回答研究者的访谈问题。此外，本研究对子女和父母的访谈时间为30～70 分钟，平均每人50 分钟，被试信息见表1。访谈过程还采用了双视角的方法，不仅询问父母和子女自身的互动行为和感受，同时还询问他们感知的对方行为和感受，以便更好地了解双方互动过程。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Tab.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es

2.2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二阶段迭代的方式对文本资料进行分析[10]。第一阶段是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性探索。通过对访谈资料和在线评论进行完整阅读，初步了解被试对旅游互动的看法和感受，以及互动发生的背景和过程，在此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归纳分析。在脚本理论和逆转理论的指导下，识别资料中的特定互动行为（包括互动时双方脚本一致性和动机状态）、引发结果（积极或消极）以及消极结果的恢复等，并对提取的信息进行反复比较，按照相似性原则进行归类，建立临时类别和概念，并初步识别类别间的联系，为第二阶段提供基础。

第二阶段为更高阶的抽象分析，包括对建立的临时类别和概念进一步归纳，提取主题，并识别类别间的内在联系。在该阶段，首先对访谈资料进行主题提取和分析，根据第一阶段的归类结果，共识别出4种不同的互动主题；然后，对每种互动主题如何引发价值共创和共毁进行探索，重点关注当价值共创（双方都经历积极情绪）和共毁（至少一方产生消极情绪）发生时双方运行的脚本一致性以及所处动机状态，提取出潜在的联系和共性，帮助理解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互动中的脚本一致性和动机状态如何共同引发价值共创和共毁。此外，进一步识别共毁发生与恢复的关系，总结成年子女和父母对价值共毁恢复的规律。在完成访谈资料分析之后，又按照相同步骤对在线评论进行进一步归纳，目的在于检验是否会有新主题出现。通过对53篇网络评论分析，发现所得互动主题与访谈资料分析结果一致，完整地契合上述结果，未发现新的互动类型和观点，说明资料分析结果具有一定可靠性。本研究数据分析过程先由两位研究者分别独立完成，然后双方进行对比，并对不一致的结果进行协商和修正，直到最终达成一致，保证了数据分析的可信度。

3 研究发现

3.1 旅游互动与价值共创和共毁

通过二阶段迭代，得出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中的4 种互动类型：协作和参与、依赖和确认、倾诉和分享，以及学习和关爱。基于双方运行脚本一致性以及动机逆转状态，发现每类互动存在价值共创和共毁的不同潜力。本研究将结合具体实践，揭示每类互动如何导致价值共创或共毁（表2）。

3.1.1 协作和参与

协作和参与主要指，成年子女和父母双方共同决策和参与旅游活动，包括信息搜索、决策协商和参与活动等，这个过程需要双方不断协调、沟通和合作，要求家庭成员共同参与[2]，但如果其中一方拒绝参与，这不符合其他家庭成员的预期，最终导致价值共创还是共毁取决于家庭成员的评价，而评价结果与其动机激活状态有关。

价值共创：当成年子女和父母共同参与决策协商和活动，并且决策偏好和活动态度一致时，就会导致价值共创。这是因为，决策协商过程需要双方持续合作，能够展现出家庭成员相互协作的一面，利于亲密度提升[35]。同时，参与活动也是构建愉悦旅游体验、增进家庭关系的有效方式[6]。当双方决策偏好或活动态度不一致，但都愿意以满足对方需求为主（他人取向动机）时，也会产生价值共创。这是因为，他人取向动机状态下的个体更注重关怀和帮助，愿意将他人利益放于首位[32]，尽管双方偏好或态度不一致，但他们愿意关注对方偏好和需求，强调满足对方利益，并且也会为对方利益得到满足而感到自我满足，实现的是双方共同满意，因此也属于价值共同创造。在访谈中最常见的表述是“就顺着他（们）嘛，他（们）开心我也就开心了”。特别地，如果双方参与活动态度不一致，但一方表现出较高兴趣和热情时，另一方也可能受到感染（他人取向动机）[37]。很多子女被试表示，父母在旅游中重燃激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感染他们，让他们看到了父母释放压抑、做自己的另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他们以后要多带父母旅游的承诺。因为在他们看来，父母是由于旅游经验少、接触新鲜事物少，所以才这么兴奋，感慨以后要多带父母旅游。当然，也有父母被试表示，虽然对子女喜欢的活动不了解，但会被子女的热情所感染，并与他们共同参与。如F6父母表示：“看到她这么兴奋，我也愿意陪她一起玩儿。”此外，如果双方决策偏好不一致，但都处于他人取向动机时，不但不会产生负面情绪，还可能增进双方的了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愿意听取对方意见，愿意为维护家庭和谐而妥协，并借此机会了解对方偏好，从而产生“我现在清楚了他们的喜好”“做选择没有那么大阻碍了”的结果。

价值共毁：当双方决策偏好或活动态度不一致且其中一方激活自我中心动机状态时，就有可能导致价值共毁。因为处于该动机状态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很难考虑对方的意见，这种不良行为也会对对方造成消极影响，导致一方或双方产生消极情绪或感受。根据资料分析，饮食、住宿和旅游活动选择是最常见的决策分歧，一般而言，父母倾向选择便宜、实惠的餐馆和酒店，喜欢多逛景点，并拍很多照片，这在子女看来不可理解，与子女追求舒适、享乐为主的消费观念以及注重体验的慢旅游理念相矛盾。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就会陷入僵持不下的局面，造成负面情绪或决策效率降低。如有些子女表示自己在决策中经常会感到不耐烦，“找好几个酒店，他们觉得不行，然后又要修改，这种反复确认或修改的东西，会让我真的很烦。”（F16子女）同时，父母也可能会因利益受损而对子女发脾气，如一位知乎用户表示，“我爸大男子主义太严重，不管他说得对不对，只要和他意见相反，觉得权威受到挑战，就会大发雷霆。”特别地，当双方活动参与态度不一致且不感兴趣的一方处于自我中心动机状态时，很难被对方的热情所感染，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或因为真的很累而不想参与，甚至因被打扰而发脾气，回避与对方互动。如果这种负面情绪被对方感知，就会浇灭对方的热情和积极性，使他们觉得扫兴，如F2子女表示，“当时在（西安）看演出，他们（父母）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我就很无语，当时体验特别不好。”可见，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旅游活动通常是愉快的，能够促进价值共创。如果双方参与活动态度不一致，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价值结果，这通常与家庭成员自我中心动机状态有关。

3.1.2 依赖和确认

依赖和确认是指，父母因客观条件限制而需要依靠子女或对子女的行为予以确认和反馈。由于父母对信息技术不熟悉或缺乏旅游经验[2]，他们很难独立解决问题，旅游中很多问题都需要子女完成，包括线路制定、票务预订、突发问题解决以及与外界沟通等。父母在旅游中更像孩子，渴望子女的陪伴，并表现出对子女强烈的依赖，而这会导致何种价值结果，取决于子女的动机和评价。

价值共创：当子女表现出关怀父母的动机时（他人取向动机），倾向理解父母，父母的依赖让他们觉得父母“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从而产生被需要的感觉，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中国传统孝道观赋予成年子女回报和赡养父母的义务，子女更是将这种责任与自身价值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在回报父母中使个人价值得到升华[38]。此外，父母的依赖与日常生活中子女“依赖他们（父母）更多一点”的行为不一致，从而引发子女的思考，让他们体会到“父母老了需要被照顾”“变成了‘小孩儿’”，从而激发他们“我该长大了”“应该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的家庭责任感和孝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也会因子女的陪伴和值得依靠而产生付出得到回报的欣慰和满足感，形成价值共创的结果。此外，当父母也处于他人取向动机时，倾向为子女着想，并关注子女的感受，愿意对子女付出给予积极确认，而当子女得到积极反馈时，会体验到更强烈的被需要，从而产生更高的自我价值感。

价值共毁：当成年子女启动自我中心动机时，就会导致消极的价值结果。因为自我中心状态下的个体更关注自我利益，强调自身感受与得失，在该动机指导下，子女将更在意自己的付出和贡献，旅游安排和处理问题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会令他们感到麻烦和疲惫，甚至表现出烦躁。他们期望父母能够给予一定协助和分担压力，但如果对方没有做到，会被他们视为消极不一致，从而产生“什么都指望我”“真的很累”的感受。此外，家庭旅游强调“我们”和“我”的平衡，家庭成员在旅游中既追求家庭时间，也追求自我时间[6,39-40]。父母的依赖与子女追求自我时间的目标相矛盾，使其难以实现旅游休闲和放松，常见的被试评论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都在为父母服务”。他们认为父母的依赖让他们没有自我时间独处，限制了他们的能动性，并降低了旅游体验，因此会产生不耐烦，甚至拒绝跟父母互动[8]。如果父母感知到子女的负面情绪，也会产生失望、愧疚等强烈的心理压力，认为自己成为子女的负担，从而降低父母的自我效能感。如果父母在此过程中也处在自我中心动机状态时，他们很难对子女的感受和情感变化表现出关心或对子女的付出予以确认，甚至可能因子女的行为没有令他们满意而产生抱怨、责备，导致子女产生付出没有得到回报的失望感，或感到自己被忽视，没有得到认可，进而产生再也不想跟父母旅游的感受，导致价值共毁的结果。

3.1.3 倾诉和分享

倾诉和分享是指，成年子女和父母在旅游中会产生除决策协商外更广泛的交流话题。倾诉和分享贯穿旅游的全过程，并常出现于双方共在的场所，包括公共交通、活动参与地点、餐馆以及住宿地点等。研究中发现，成年子女和父母在旅游中都表现出对交流机会的期待和珍惜，愿意积极地与对方倾诉和分享。此外，在访谈过程中很少有被试提及倾诉和分享带来的消极影响，反之则更多提及其积极影响，如缓解代际矛盾、增进彼此理解等，因此，本研究仅讨论该类互动产生的积极价值共创结果。

价值共创：成年子女和父母在旅游中的交流主题涉及情感倾诉、敏感话题交流、见闻分享、回忆过去和憧憬未来等，共同旅游促进了双方交流和分享，能够弥补日常生活中没有机会沟通的遗憾。具体而言，在与外界隔离的旅游环境下，成年子女和父母容易受到环境刺激而向对方倾诉情感，这将促进亲密度的增加，如“生活中不好意思说的话，可以在旅游的时候说，比如说‘老妈我其实很爱你’”（F11 子女）。同时，生活中不敢聊的话题或没有解决的矛盾，也可以在旅游中以更有效的方式沟通和解决。如F10 子女表示，“有一次我们争执得很厉害，最后不了了之，但大家心里还都挺介意这个事情，后来我就通过这次旅游把真实想法跟父母说了，都心平气和的。”此外，家庭旅游也被视为了解彼此生活的纽带，在旅游中他们更愿意向对方吐露心声，回忆过去和憧憬未来，分享工作或学习经验等，同时也能够第一时间将见闻分享给彼此。而价值往往就是在双方交流、倾诉和分享的过程中建立[6]，大多数被试都表示，通过旅游沟通“感觉我们更亲密了”“关系越来越融洽”“解开了心结”“彼此越来越包容”。说明倾诉和分享行为已经超越了旅游边界和沟通行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为家庭旅游创造了价值，正如以往研究指出，集体成员能够通过旅游交流和分享强化成员间的情感联结[35]。

3.1.4 学习和关爱

与亲子旅游中以教育子女为目的不同，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呈现双向学习的过程，成年子女带父母接触新事物，帮助获取新技能和新思想，同时父母也会向子女传授生活经验，实现代际间的资源交换[3]。尽管子女带父母接触新事物本身符合双方对家庭旅游的期望，但在接触新事物的过程中，父母经常产生偏离社会规范和情境的行为，这不符合子女的预期，最终产生的价值结果与子女动机状态有关。同时，共同旅游也为双方提供了彼此照顾和关爱的机会，符合双方对家庭旅游交换互惠的预期，产生价值共创的结果。

价值共创：研究发现，子女在旅游中表现出对父母超乎日常的关心和照顾，变得更加体谅父母，主动嘘寒问暖，让父母感到暖心和感动；同时，父母也会表达对子女的关心，并为子女的担当和责任感感到欣慰。双向的关怀和照顾有利于增强双方的亲密度和凝聚力，实现价值共创。此外，在旅游中子女会教给父母关于新技术的应用，包括如何摄影、在线点餐和订票等，帮助他们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同时也会带父母接触新事物，向他们传输新的旅游理念，帮助其改善传统的认为“旅游就是逛景点和拍照”“吃什么和住什么都不重要”的旅游观念，以及以价格为主的消费观念。同时，子女也会通过观察父母与其他群体（游客、服务商）的互动，习得人际关系处理技巧，丰富年轻群体待人接物的经验。然而，在子女带父母接触新事物的过程中，父母可能会做出偏离社会规范或与情境不符的行为，如“在美国米其林餐厅把萝卜干拿出来”“在泰国的广场乱扔垃圾”，这与子女的预期相违背。当子女处于他人导向动机状态时，会对父母的行为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成长环境落后、见识少、缺乏文明意识而导致的，因此会积极与父母沟通，并借此机会向父母灌输新思想，帮助他们树立文明知识，改掉不文明行为或习惯。

价值共毁：当子女以自我中心动机状态处理父母的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时，可能会产生价值共毁的结果。因为他们更注重自己的面子和感受，会因父母的丢脸行为而感到尴尬和生气，尽管他们也会及时制止父母的行为，但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呵斥或责备父母，向父母发脾气，甚至避免与父母互动。这反过来会让父母觉得自己思想老化，已经跟不上时代，从而产生低自我效能感。如某知乎用户表示，“大家都排队等上车，我爹就……直接插到第一个，这让我尴尬极了，那天真不想玩了，在车上就偷偷哭了。”F13 子女表示，“我爸在景区随地吐痰，可能因为之前家里是农村的，对文明制度不熟悉而且出去旅游次数少，但我跟他讲了文明规范之后，他是很注意的。”可见，对于相似的问题，当子女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产生的价值结果不同。

通过进一步总结，发现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互动创造的价值结果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其中，积极的价值结果可以被归结为获得共同体验（共同记忆和享乐体验）、增进代际联结（代际理解、亲密度、适应性和孝道承诺）、形成知识获取（父母和子女获得新知识）和收获精神幸福（子女产生角色认同和价值感、父母获得回报感和满足感）等；而消极的价值结果被归结为产生回避行为（旅游动机减退、回避与对方互动和再游意愿降低）以及心理消耗（子女感到压力和疲惫、父母自尊和自我效能降低）。不同价值结果可能由不同互动类型导致（表2）。

表2 成年子女-父母互动类型与价值结果Tab.2 Interaction types and value outcomes

3.2 价值共毁恢复

研究发现，尽管价值共毁可能由子女和父母共同引发，但主观判断通常表现为两极化归因，归因于对方或自己[12]。同时，成年子女和父母在旅游中不存在持续的共毁，由于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双方在经历共毁后会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共毁以维护家庭和谐。当然，价值恢复可以由一方或双方共同完成[12]，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共同恢复和自我恢复。根据共毁归因和恢复发起者不同，共同恢复又进一步分为诱发者主动、接受者迎合、接受者主动和诱发者迎合恢复4种类型。

3.2.1 共同恢复策略

共同恢复指，双方共同努力为价值共毁的恢复做贡献。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和父母经历价值共毁后，通常会由诱发者主动发起恢复，常见的恢复措施包括反思和调整、弥补以及解释和安慰3种策略，每种策略都体现诱发者愿意为自身错误承担责任的态度。当诱发者主动发起恢复时，接受者通常会对此表示理解和接纳，原谅对方的错误行为，因为他们感觉到诱发者是真诚的，愿意解决问题，因此会做出积极响应，共同创建解决方案[41]。如F7父母因子女拒绝共同参与活动而产生负面情绪，但随着子女做出解释后，父母表示，“我当时确实心里有点儿怨气，不过他跟我（解释原因后），我的心就软了，也能理解他，要为对方去考虑。”

当然，并非所有的价值共毁都是由诱发者主动发起恢复，也存在接受者主动恢复的情况。接受者在经历共毁后也可能积极沟通，并向对方寻求解释，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同时积极教导对方，让对方明确自身错误，进而要求其在未来行为中改正。当然，诱发者主动恢复是建立在他们对对方行为的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当他们认为对方产生错误行为的原因是可理解和接受时，才会积极努力恢复共毁。而当接受者主动发起恢复后，诱发者会积极承认错误，并进行忏悔，从而实现价值的共同恢复。如F14 子女因父母依赖而对父母发脾气后，父母先主动与她沟通后，她表示，“既然父母已经主动跟我说话，那我肯定应该积极回应他们，毕竟是自己做错了。”

在价值共毁发生后，共同恢复策略代表着一种集体责任行为[42]，体现互动双方愿意为共毁恢复做出努力。研究发现，双向努力在实现价值恢复的同时，还可能导致共毁向共创转化。如当诱发者意识到自身错误后，不但会积极反思和调整，还会想办法弥补对方，这种行为在缓解价值损失的同时，还可能重新创造价值。如F11子女在选择餐厅时忽视了母亲的偏好，导致母亲对饮食不满。但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后，子女进行反思，“我对她的关心太少了。”之后采取弥补行为，“回到酒店，我就跑到商场给她打包一份她喜欢的鱼，还买下来一个玉手镯送给她。她虽然怪我说，花这个钱干嘛，但是看得出她很开心，我也觉得心里暖暖的。”表示子女的弥补行为不但激发父母的积极情绪，同时也提升自己的积极感受，这符合价值共毁向共创转化的恢复性本质[19]，证实价值共毁的恢复过程能够实现向共创转化[12]。

3.2.2 自我恢复策略

自我恢复也可称单独恢复，指成年子女或父母独自进行心理调节，以缓解自身负面情绪和感受。自我恢复一般发生于价值共毁后，成年子女和父母双方都没有或不愿主动采取恢复措施，导致双方之间没有有效的交流和调整，只能依靠利益受损者自己进行心理调节来缓解负面情绪。也就是说，采取自我恢复的通常是共毁接受者，当由于对方原因给他们造成损失但又没有主动采取恢复措施，他们自身也不愿主动沟通时，就只能采用自我调节的方式缓解负面情绪。如F3 表示，她独自做出旅游攻略后，父母表现出不满，并给予消极反馈，如抱怨和挑剔，导致她感到不耐烦，但她为维护家庭和谐进行了自我调节，她表示，“我心想就这两天忍忍吧，真的是内心独白，就是不断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可见，尽管自我恢复并非涉及家庭成员共同努力，但能够反映出共毁接受者自身的努力，他们能够为家庭利益进行心理建设和自我安慰，也被视为共毁恢复的过程。然而，跟共同恢复相比，自我恢复较少出现共毁向共创转化的情况，可能原因在于，与积极主动的共同恢复相比，自我恢复更偏向适应性恢复，属于被动的、适应当下环境的行为，因此更不容易产生转化结果。

可见，尽管共毁会对子女或父母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这些影响是暂时的。随着双方恢复措施的采取，共毁会逐渐得到恢复，甚至实现向共创转化。同时，价值共毁的发生和恢复过程会引发家庭成员的情绪反应，这是脚本形成的关键[25]。也就是说，该过程会帮助成年子女和父母产生新脚本存储于记忆，当下次旅游重现类似情境时，脚本会被回忆起来指导他们的行为，帮助避免发生相似共毁。如F13 表述，“经过前几次的旅游争吵，后面就越来越合拍、越来越亲密，因为我大概了解他们（父母）喜欢什么，下次旅游就能避开他们的雷区。”因此，价值共毁和恢复过程也被认为是父母和子女不断更新脚本的过程。总体而言，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的收益多于弊端，双方旅游互动更倾向产生正向效应，最终导致积极价值结果（图2）。

图2 成年子女-父母旅游互动价值形成Fig.2 The formation of interactive value

4 研究总结

4.1 研究结论与贡献

受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以及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具有典型的中国本土化特色。基于此，本研究从本土化视角，以脚本理论和逆转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访谈资料和网络评论进行二阶段迭代分析，得出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互动的4种类型，并发现每种互动由于双方运行脚本一致性和动机逆转不同，存在价值共创和共毁不同潜力。具体而言，当双方运行脚本一致时，双方都会感到满意，因此实现价值共同创造。当双方运行脚本不一致但受他人取向动机影响给予积极评价时，也会实现价值共创；而当双方运行脚本不一致但其中一方或双方受自我中心动机影响产生消极情绪时，就会导致价值共毁。但价值共毁不会持续存在，一旦发生双方就会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包括共同努力恢复和受损者自我恢复等。总体而言，成年子女和父母在旅游互动中产生的积极价值远多于消极价值，并且消极价值结果是短暂存在的，最终会实现价值恢复或向共创转化。这一研究结论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如孝道观、家庭和谐观等）对成年子女和父母互动的影响，不仅包括成年子女对父母的孝道体现，同时也包括家庭成员个人利益对整体利益的从属。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1）首次探索成年子女和父母在旅游中如何互动以及互动如何影响价值结果，揭示了成年子女和父母旅游互动会导致价值共创和共毁的双重结果，既是对以往家庭旅游价值研究的拓展，也是首次从本土化视角探究中国家庭旅游的互动行为。（2）首次将脚本理论和逆转理论应用于家庭旅游价值研究。通过关注成年子女和父母运行脚本一致性以及动机逆转状态，不仅揭示了引发价值共创或共毁的旅游互动行为，同时还阐明价值共创和共毁发生的原因，为家庭旅游互动价值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见解。（3）研究发现，脚本不一致不一定产生消极结果，还可能实现价值共创，这取决于双方动机激活情况以及对脚本不一致的评价。同时，脚本不一致还有利于更新家庭成员的心理图式和记忆结构，并生成新脚本指导他们的未来旅游，利于减少共毁发生。（4）开拓性地探讨了成年子女和父母对价值共毁的恢复方式，揭示家庭成员如何参与价值恢复。证实价值共毁会经历先共毁-后共创的过程，利于从另一视角更好地理解价值共创[12]。

4.2 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对旅游营销提供多重启示。第一，研究发现，家庭成员对旅游互动预期不一致是价值共毁发生的前提，对于目的地营销组织而言，建立共同的旅游预期是指导家庭成员良性互动、阻止价值共毁发生的重要举措。首先，家庭成员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选择不一致是导致价值共毁的常见因素，这就要求目的地营销者改善对家庭旅游产品的供应，在提供服务时避免“一刀切”的模式，而是考虑家庭成员的不同兴趣和需求，提供组合式产品或服务。其次，目的地组织可以考虑创建家庭共享交流平台，供旅游者传达自身的行为期望，增进家庭成员对彼此预期和偏好的了解，形成理想的家庭旅游互动模式，消除价值共毁发生的潜在隐患。当然，目的地营销者也应当留心观察家庭成员在旅游中的互动状态，学会识别消极互动，争取在双方互动引发消极共毁结果之前便寻找机会预先阻止消极互动的发生；此外，当不良的家庭互动发生时，营销者也需要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以减少不良互动对家庭造成的消极结果，同时避免家庭成员间负面情绪的扩散，从而增强他们在家庭旅游中的互动体验以及价值创造的可能性。

第二，成年子女与父母在旅游中会经历相互学习和影响，特别地，在旅游中成年子女能够对父母产生反向代际影响，帮助父母改善传统旅游理念和消费观念，提升他们对旅游的认知和在旅游中的消费能力。考虑到当前我国老年旅游者的消费现状，即尽管老年旅游者具有一定消费能力，但由于消费观念落后，导致总体旅游消费水平一般[43]。因此，目的地营销组织应该利用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的有利契机，通过增强反向代际影响来提升我国老年旅游者的消费能力。具体而言，目的地可以设计适合家庭旅游者共同体验的新产品或新活动，并鼓励成年子女带父母参与，在提升父母对新事物接受度以及家庭旅游消费的同时，也能够提升父母独自旅游时对新产品的接受和消费意愿，进而改善我国老年旅游者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

第三，研究发现，价值共创能够引发家庭成员对未来旅游的憧憬，共毁则会降低他们的再游意愿，而动机状态是调节价值共创或共毁发生的重要因素。因此，目的地营销者除了需要干预家庭成员旅游互动行为之外，还可以试图操控或改变家庭成员在旅游中的动机激活状态。他人取向动机对价值共创结果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目的地营销者可以试图操控家庭成员为对方着想的动机，并适当延长他们处于该动机状态的时间，以促使他们对消极互动行为进行积极的处理和应对，降低价值共毁发生的可能性。比如，目的地营销者可以通过信息宣传、图片展示等向家庭旅游者传播家庭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家庭成员间应当相互联结和相互依赖等信息，引发家庭成员为他人着想的情感反应，从而激发他们他人取向动机，降低价值共毁的发生。

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需要未来予以改进。首先，研究仅关注年轻成年子女，虽然具有群体特殊性，但研究结果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所有成年子女与父母旅游（如中年子女、有孩子的成年子女），未来研究可以扩展被试群体。其次，本研究探究的是家庭成员内部互动如何影响价值结果，但实际上，旅游价值形成还可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服务商、目的地环境等），在本研究中尚未给予关注。未来研究可以将其考虑在内，通过探究外界环境对家庭成员内部互动的影响，更加深入地理解家庭旅游互动价值形成。最后，本研究样本选取尚未进行地域或家庭类型的划分，事实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环境的成年子女和父母在旅游中的互动可能存在差异。后续研究可以试图将这些要素综合考虑，探究区域差异、家庭环境等因素对家庭成员旅游互动的影响，以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