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珉嘉　朱艳阳

内容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锋，她在其作《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探析了传统女性写作与现实的关系。基于女性主义分析，伍尔夫以莎士比亚的妹妹为例揭示了傳统女性写作之困境，认识到经济、空间和教育之于女性写作的重要，并提出“雌雄同体”的思想观念和建构女性写作范式，共同为传统女性解决写作困境、开辟可行出路。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写作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后简称《房间》）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8年在剑桥大学以“女性和小说”为主题的两次演讲，后整理出版。《房间》揭开男权社会之下的以虚构角色“莎士比亚的妹妹”为代表的女性生存及写作困境，探讨女性写作的必备条件，提出写作的最佳的心灵状态是“雌雄同体”，为女性写作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莎士比亚的妹妹”：女性写作之困境

《房间》中简述了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兄妹二人同样天赋异禀，但人生天差地别：莎士比亚成为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妹妹”在冬夜自杀，对比强烈，讽刺十足。此后，“莎士比亚的妹妹”亦成为历史上有文学天赋但无法写作的女性代名词，女性从拿起笔到写出文字再到发出声音，这个过程漫长艰辛。

1.无法展露的天赋

伍尔夫认为16世纪带有才气出生的女性是不幸的，她们无法释放内心煎熬，“她的生活条件和本能都与这种心境为敌”。正如“莎士比亚的妹妹”，女性身份使她无法接受教育，只能偷读书籍以慰藉心灵；刚成年就被迫嫁人，拒绝反遭父亲毒打；热爱演戏，跑到伦敦自荐却迎来满身讥讽；有写作的天赋，但甚至连一个字都还来不及写下；委身演员经理又意外怀孕……身体和内心的极致拉扯，最终，她在一个冬夜自杀。即便她和哥哥莎士比亚有着相差无几的内外条件，性别不同，也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而即便是得以写作的“妹妹”们，又面临新的抑止：“署名权的缺失”。伍尔夫在书架上找不到女性作家的戏剧作品，这不是没有写，而是“她的作品也一定没法署名”，传统贞洁观念和男权制的压迫造就了大量女性作家的作品只能以男名、中性名甚至匿名形式发表的状况，如夏洛蒂·勃朗特假以“柯勒·贝尔”（Currer Bell）署名《简·爱》，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也是“妹妹”中的一部分。在父权制社会下，“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对“莎士比亚的妹妹”而言，走向毁灭是必然，也是宿命。

2.绝对的他者

《房间》作出文学作品当中的男性只能依附女性出现、不能担任职务的假设，得出“文学会暗淡无光”的结论。由此，文学史实则是男性史，男性可以作为独立个体被讨论，而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出现，男性作家们对女性的书写也只是为了服务自身的需求。女性的个体独立性被剥夺，女性情谊被抹煞，女性在文学作品当中被“边缘化”。

波伏娃更明确地指出“女人在实质上被建构为‘他者”。在两性关系上，往往参照男性标准，先确定男性的中心地位，再给予女性随从的位置，将男性和女性构建成主体与客体、领导与附庸、开放与封闭、“自我”与“他者”……她们被冠以各种头衔：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但都不是“自我”。

文学和现实当中女性的“他者”地位源于父权制的囚笼，凯特·米利特一方面揭示“父权制/男权制”的术语为后天构建，一方面将两性关系的实质概括为“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呈现为男性支配女性，年长的男性支配年轻的男性的等级制度。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们被当成一件财产，从一位男性转交到另一位男性手中，婚姻成为父辈敛财的工具。

种种行为妄想使女性“他者”地位合理化，让她们认为“他者”地位是先天有之并顺从接受，更不会质疑反抗。长此以往，“自我”愈发成熟，“他者”彻底固化，最终沦为心甘情愿的奴隶。

不论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还是现实当中的女性，都是一步一步被塑造成“第二性”，父权制的忠实拥趸压迫着现实女性无法自白，大环境对女性的压榨、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女性自我的同化都让“莎士比亚的妹妹”难以现世。

二.金钱、房间与教育：女性写作之可能性

伍尔夫在《房间》的开篇即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的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金钱和房间极具象征性。此外，“教育”是第三样东西。金钱、房间与教育共同构成女性写作必备的“三驾马车”。

1.金钱：物质基础

首先，伍尔夫所指“金钱”象征着女性经济和个体的独立。男人喝酒，女人喝水，男性和女性存在着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无法挣钱，二是不拥有财产权。经济决定命运，男权制家庭下，金钱由男性掌握，女性个体都被物化，俨然成为男性财产的一部分，女性的命运把握在他人手中。同时，经济在社会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伍尔夫指出，如果母辈像父辈一样掌握财富，留下遗产，那么，女性就能在学院坐着喝酒、沉思写作、探索人生，过着大量男性的快意人生。

伍尔夫为逐步瓦解长期以来男性对经济的绝对垄断而奋斗，她展现女性的贫穷，揭示其中原因，强调女性必须拥有一笔“自由支配、可观”之财产。只有当女性拥有了足够丰厚的金钱之后，她才可以不再为生活而疲于奔波，才可以有空闲时间进行思考、创作、聚会、旅行，开阔眼界，打开思路，脑中可以是风花雪月，而不是只是柴米油盐；只有当女性拥有了经济的管控权，才有了命运的掌握权，经济独立，女性个体才能独立，才有更多的自我言说的可能。

2.房间：自由空间

如果说“金钱”是女性写作最基本的物质保障，那么“房间”则是女性创作的理想空间。“房间”一方面直指实体空间，另一方面也隐喻不被他人左右和控制的精神空间，是肉体与精神得以解放自由的双重意象。

“我住在家里，没有自己的房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女性在家中的房间是客厅、厨房和厕所等，这些“房间”不具有私人性质，是家庭里任何一位成员都可以随时介入的“公共领域”，女性毫无隐私可言，个体性不断遭到侵犯。

此外，“房间”在父权制社会也常以管控、束缚和禁锢女性为目的而存在。米歇尔·福柯将关闭“疯女人”的单人囚室描述为空间十分逼仄，与下水道同一水平，还是老鼠们的避难所。卡勒德·胡赛尼叙写过长期经历家暴、被铁链锁在房间的阿富汗女性，她们被羞辱、被鞭笞、被奴役，她们的“房间”让人闻而生畏。

伍尔夫的“房间”摒弃旧时代的阴暗与恐怖，转向美好与安全，不是囚禁犯人的笼子，不是贴满黄色墙纸的囹圄，而是一间“自由活动、不被打扰、独立”之场所，这是只属于女性自己的世界。她不再囿于厨房、厕所或是婴儿周围，可以置身文学的海洋、进入虚幻之境和灵魂对话。“房间”既为女性提供了创作的场所，也为女性隔绝了外界的非议和干扰，这是对以往男权制“房间”的解体。

3.教育：知识府库

金钱和房间提供了外在条件，写作也离不开腹有诗书，诗书源于教育。教育既带给女性知识力量，又是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伍尔夫列举诸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十二位伟大诗人时，指出他们大部分都上过大学，即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当男性坐在教室高谈阔论之时，女性连图书馆都被禁止入内，她们要么在研究员的陪同，要么出示介绍信。女性无法进入学习殿堂获取知识，无法提取素材进行创作。因此，女性亟待提升地位并获得权利。

“女性的可悲地位是由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因素造成的，因此，女性运动的任务就是向既存秩序挑战，改变既存秩序，提高女性地位。”女性主义运动开始时间较晚，道阻且长，伍尔夫正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时期，运动为女性争取到教育权，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知识的海洋、感受文学世界的独特魅力、学习写作手法和行文构思，这打破了男性在文学的绝对地位，权利的回归让女性写作变得日益便捷。时至今日，女性主义运动仍在不断探索。

经济独立、自由空间和教育保障不是割裂存在，而是三位一体，充足的金钱让自己有闲暇的时间，舒适的房间让自己有创作的环境，受教育的权利让自己可以摄取知识与文化做到下笔时的词能达意，这是伍尔夫所构建的最理想的写作基础，共同推进女性写作之路的发展。

三.雌雄同体：女性写作之范式

伍尔夫在《房间》中提出“雌雄同体”的有关思想，认为写作的最佳心灵状态是“雌雄同体”。该思想也契合了迅速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批评的需求，被女性主義所囊括，“雌雄同体”由思想观落实为写作方式，为女性创作和书写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雌雄同体”承扬

伍尔夫深受柯勒律治“伟大的心灵是雌雄同体”的影响，提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男性和女性这两股力量，只有当“这两种力量彼此和谐，形成了精神上的合作关系，一个人的内心才会处在正常和舒适的状态”。伍尔夫更认为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是“父亲”和“母亲”的通力合作，“雌雄同体”实现了两种力量的融合。

伍尔夫不仅是“雌雄同体”思想体系的丰富者，更是创作的亲身实践者。她笔下塑造的绝大部分人物形象都呈现出“雌雄同体”的特征，典型即奥兰多，男性的外在装扮和女性的内心细腻情感集中地展现在其身上，两性气质达到融洽和谐的状态；男性如彼得·沃尔什，一方面拥有泛滥的感情，一方面又反对上流社会的压抑；女性如拉姆齐夫人，不仅体贴温柔乐于助人，而且有理想有追求。

“雌雄同体”思想非伍尔夫首创，但有自己的继承与发扬，并自觉运用到书写创作当中，是一种既打破男权制的束缚又不激进极端的方式，为后起女性写作提供了范式。

2.“雌雄同体”变调

同样关于“雌雄同体”思想，埃莱娜·西苏则提出“另一种雌雄同体”和“身体写作”的主张。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中的性别主体既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而西苏则认为只有女性作家才能达到“雌雄同体”，女性作家通过写作表达女性自身的独特的世界与生命体验，以自我为对象，以表现自我为目的。

西苏的理论被我国当代女性作家所吸收，林白的《说吧，房间》和陈染的《私人生活》都展现出一定的“女性独特经验”，后者还开启了“私语化”的写作方式。但在后期卫慧、棉棉的笔下可能存在某些“误读”，将“灵与肉结合、灵主肉附”转为了“弃灵扬肉”。“身体书写”并不是毫无遮蔽地暴露女性肉体，裸露的文字描写有意无意迎合了男性的某些“性”需求，促使女性写作和女性身体物化为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又沦为了男权制的附庸，这和西苏相悖。

不管是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还是西苏的“身体写作”，都在凸显女性写作是区别于男性写作的一种方式。露西·伊利格瑞则直接提出“女性腔”的说法，是一种非理性、含有隐喻色彩、语言碎片化等独属女性的书写模式，用女性语言书写女性生活，试图去男权化，进而达到一种颠覆父权制、建构女性世界的行为。反映出女性力量的不断崛起与发展，致力夺回话语权，书写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

3.“雌雄同体”新声

“女性和写作”的讨论延续至今，但重心却过分聚焦于女性身份，大论女性性别的独特性，而忽略了写作本身，这有违伍尔夫的初衷。

《巴黎评论》有期专辑收录了十六位女性作家关于文学、创作和女性的访谈。通过观望女性作家群像，在问答之间可以窥见她们对于写作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伍尔夫“雌雄同体”思想和创作的回潮与新生。

埃莱娜·费兰特面对“男女写作差异”和“女性写作根基”的问题上，首先承认男性作家的丰富性和自身受男性作家的影响，但还是女性文学才使自己变得成熟，她提出女性要打造自己的传统，学习前辈的技艺。格蕾丝·佩雷则强调，作家书写的关键是“了解真相”，特别是男性要在了解真实女性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书写，而不是自我虚构和歪曲。

娜塔莉·萨洛特提到“女性写作”的说法让她震惊，“在艺术上我们都是雌雄同体。我们的大脑没有不同。”在写作中人称代词的选择上，更喜欢用“他”，而不是“她”，这是因为“法语里前者是中性，而后者是阴性。”跳脱出两性对立，与伍尔夫的“雌雄同体”遥相呼应。

从伍尔夫“雌雄同体”思想写作的提出，到后继者的不断新变，女性书写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单一狭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持续开辟新的道路；女性写作的模式也从来都不是站在男性写作的对立面，而是致力于挣脱男权话语的权力桎梏。

《房间》中伍尔夫没有激愤控诉，而是平和细腻地展现“女性与小说”的种种，直面并剖析女性写作的重重困境，并由己及她，描绘出金钱、房间和教育的女性创作之基的理想蓝图，也可以通过实践将“雌雄同体”的思想观转为创作范式。她尽量规避两性的对立，而追求性别的超越，拒绝绝对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創作，强调一部优秀的作品正是两性达到和谐统一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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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命运共同体书写研究”（21A0563）、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委员会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伦理学研究”（XSP22YBC086）、湖南省新文科研究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与发展研究”（湘教通【2021】94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