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然 余敬

摘 要：海南岛的医学发展具有深厚的传统医学及民族医学基础，但因医学教育起步较晚，对于医教文化的研究往往呈现较强的综述及概览性质，如个人生活史等个体层面微观叙述仍具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通过历史人类学的文化视角，以海南医疗发展中重要的历史转折为支撑，以具代表性的个人叙述为内核，试图梳理风物特殊、文化多元、传统深厚的琼崖医疗文化在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蓄力自助之脉络，呈现医学在地化发展从技术探索到精神飞跃，“救人、救国、救世”的层次累进。

关键词：琼崖文化 医学教育 历史人类学 医学社会学

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格局中，海南文化以热带、海洋为主要特色，以黎族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因地理特色而彰著的海洋文化、多民族移民與华侨文化为主体，别具一格。［1］

“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为戴季陶先生于1927年所题写，描绘、歌颂与希冀医学生德才兼备的家国情怀。本文通过历史人类学的文化视角，以海南医疗发展中重要的历史转折为骨架，以具代表性的个体叙事为血肉，试图解读风物特殊、文化多元、传统深厚的琼崖医疗文化如何在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寻找自身发展路径，从技术探索到精神飞跃，实现“救人、救国、救世”的层次累进。

一、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海南医教

历史并不是过往之舟，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及文化传承而言意义深重，也是继往开来精神传承的文化符号。在现代医学教育中，与医疗相关的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能够提供深刻的人文力量、增强医学教育与社会、文化及历史的联结，使医学工作者能够在深长远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秉持唯物史观，正确且深刻地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全面而深刻地解读历史，细致入微地认识历史中的个体，是在现代医学教育中把握医教文化历史资源的重要方法论。

历史人类学从文化的视角剖析历史，讲求宏观记述与微观叙事的互相映照：历史的角度能够进行纵贯的分析，而文化的角度则能把握其存续的功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便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琼台医疗文化，在新时代讲好海南故事。近代以来，大量关于海南医学发展史料的研究集中在海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疗机构，少部分来源于海南其他高等院校。海南岛具有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也体现出宏观历史与微观个体的交融。海南岛医学发展具有深厚的传统医学及民族医学基础，具有热带医学的独特性（尤其体现于长期和热带流行性疾病鏖战之历史），但医学教育起步甚晚，对于医教文化的研究往往呈现较强的综述及概览性质，在个人生活史等个体层面微观叙述仍具有较大研究空间。

“海南岛是中国人类学的实验室”，中山大学和当年的岭南大学作为华南的研究中心，关于海南岛的调查著述颇丰，尤其自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以来，在海南岛进行了为数不少的田野调查［2］，陆续有相关研究发表，但都集中在关于海南岛少数民族或生活模式的探讨，或是对于黎族等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的关注。时至今日，社会科学领域对于海南岛医疗体制或医疗文化发展仍鲜少关注。因此，海南岛医学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仍然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尤其缺乏医学、社会与文化相交织的生命故事叙述。这一部分资源能够成为新时代讲好海南故事的历史积淀，与推动本土医学人文教育的内在动力。

二、“人”：嵌入历史的微观叙事

古代中国对于海南岛的认识往往呈现出经验文本与民间口传事实之间的差别。如《宋史》中记载“珠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3］，当时的地方志亦对海南岛居民的健康状况做出如下评论：“夏不至热，冬不甚寒，乡邑多老人，九十、百年，尚皆健步。”［4］苏轼等人对于海南岛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的理解，以他们传世的诗文著作为载体，无形间也改变了外界对于相对与世隔绝的海南岛的认识。瘴疠之地怎会荡漾着生活情趣？“蛮夷”百姓又有何可能拥有长寿淡然、颐养天年的生活？苏轼的生活经历的记述呈现出与长久以来神州大陆对海南岛固有之蛮夷记忆的不同表征。历史记述与个体叙事的矛盾之处，渐渐凸显出“珠崖”相对鲜活的形象。

汉学家薛爱华追寻12世纪之前海南岛的风土人文面貌时，出于其社会学与人类学背景，海南岛的历史人文面貌尤其吸引他的好奇心。海南古称“儋耳”“珠崖”，即使是在汉代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对于这一方土地也只有模糊的了解［5］，“珠崖在大海之中，南极之外”［6］。海南的历史，是一部大陆与海岛之间相互观照的历史，它本就诞生在文化互动的眼光之中。近代以来，当我们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之时，依旧具有浓厚的“我看人看我”之目光，这与历史人类学甚至是人类学本身进行研究时的主要价值观是一致的。

历史人物的个体叙事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中的海南。它凝合了社会文化视角、医学人文视野、对宏观变迁及微观互动的追溯及今昔交互的历史启迪。比如，在北方将海南岛视作瘴疠之地的北宋时期，被贬谪到此的历史名人苏轼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认为只要无争无思，与环境合一，便可以在这片湿热的土地上延年益寿：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7］

薛爱华试图用“地气”的概念来总结苏轼对于海南生活的认识：“人不能违抗至关重要的当地之气，这种气，每个地方各有不同，但每个人都能够拥有。” ［8］苏轼对于海南风土人情理解糅合了他的道家思想，渐渐形成其特有的养生观念，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苏轼在他的流放岁月中充分地释放五官，尽情感受这瘴疠之地，却意外发现了宏观历史叙事及官方文本之外的不一样的岁月。

时至今日，关于苏轼养生观的阐述常常以民间逸闻或故事为载体广为流传，社会科学界对其养生思想略有研究，但往往倾向于从整体角度去剖析解读其养生观点的思想基础及具体实践，忽视琼州风土与苏轼个人生活历时性的互动。海南岛独特的自然地理、社会人文环境，在对于苏轼晚年养生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了启迪、作用及影响。与海南独特社会背景（social milieu）相结合的苏学养生观，亦能回应大健康时代下今日的海南医学、社会与文化发展。著名文学家的医学思想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论题，它更因为苏轼的个人经历而产生了古代中国南北生活经验、中原与边疆、中心与边缘医学思想及社会文化思潮的交织与碰撞。

苏轼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古代政治家与词人，为琼州历史刻下了深刻烙印，他对于琼台风物的认识也成为我们全面探寻古代海南历史的镜鉴之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习惯于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研究方法则体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9］其特点在于强调文化的历史向度，强调历史的多元特征，强调历史的文化解释、记忆对“历史制作”的重要性及历史的力量。总而言之，文化的多元性及互动性、主体与客体的交织、人作为社会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深深刻印在历史人类学的思维模式及研究脉络之中。

三、“国”：岁月流变中的琼崖医学

除了流放至此、旅居琼崖的苏轼，海南本土也曾诞生有志于传统医学并作育社会之贤达。林筱海曾对海南岛医药发展史进行梳理，溯源海南中医的代表性人物，首推明朝一代文宗邱浚（1420—1495年）。邱浚为海南历史名人，琼山县人，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史有盛名，广为人知；但其亦出身于世代医家：

先祖为福建晋江医科训导，邱公长子邱成浚，酷嗜《素问》，著医史，群众到其家疗疾者众。邱公季子邱京为名医，性习仁爱，重义乐施，琼州大疫时，大施良剂，救活者甚众。邱浚著有《本草格式》。［10］

海南岛医学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在关于海南史的研究中，赵全鹏等人对于海南古代医疗发展史进行梳理，认为其不甚发达［11］，因“琼俗无医”［12］，唐时玄宗专门下诏令海南传入药书。然而宋代苏轼居留海南时发现此地仍无医疗，“海南风俗，食无肉，出于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13］。于是，在传统医疗领域，海南岛最早有史料记载可考的医疗设置于南宋始，明代洪武初年各州县由官府牵头设置医学，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总量为三十家。［14］除了官办医疗，也有许多民间医士创办私人医疗诊所。随着科举等文化事项日渐鼎盛，许多乡贤举人、仁人志士的知识组成都体现了传统医学知识与儒学的结合，因此出现了大量“懂医术”，将医学知识以文化形式向海南民间大量传播的文人学士。［15］

琼崖医疗发展以公益慈善融合社会发展的社会思潮为基础，以回应民生世情为己任。以如今的海南省省府海口为例，当地第一家中医诊所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年），由当时的琼山县知县杜兆观号召士商捐款于城北五里亭处兴建，为民治病。

琼崖医疗文化的孕育发展也深刻体现出作为主体的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古代海南民间医疗深受当地黎族“以巫为医”的影响［16］，当时多地地方志均记载，百姓不崇尚医术，面对疾病时更相信信仰的力量。直至民国时期，“先巫后医”仍是海南百姓面对医疗问题的主流态度。然而少数民族，如黎族，作为本地原住民，其医疗思想和传统文化在与汉族文化的互动中，渐渐退居客位。这一过程涉及大量的社会文化因素互动，仍待研究考察。

琼崖医疗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以传统医药文化为基础、回应家国动荡时代巨变之浪潮、中西医相互碰撞并相互协调以提高社会文化兼容性之过程。民国时期以中药店、中医诊所为主体，海南岛医疗机构蓬勃发展。自清末起，海口出现传教士兴办的医院，如海口福音医院（1885年）、海口中法医院（1906年）等，此类医疗机构主要体现了西方先进临床医学技术、社会慈善性质和传教服务的结合。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力量方面，许多海南青年奔赴国外留学，带回了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科学技术体系。如徐天恩、朱润深、蔡时椿、林筱海、李家凤等近四十人均于1921年后陆续回到海南，投身于医疗事业。医疗建制方面，在各种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海南人的西医医院渐渐走上历史舞台。如海南医院（1927年）、以中法诊所为基础的海口市人民医院（1953年由海口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琼崖麻风院（1933年）等。 ［17］

在近代海南医院体系探索式发展的时期，传教士与留学归国人员如医学生等也创办了一系列医学院校，进行医学人才的培养。［18］如1931年海南医院附设了护士技术学校，1932年福音医院附设了护士学校等。当时教学体制以西医教育体制为基础，教师大部分为外籍人士。总体而言，直至解放前夕，海南卫生机构数量较少、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下，老百姓仍然面临着缺医少药且医学科学素养和卫生健康知识严重缺乏的情况，在许多地区仍存在逢疾病时不知如何求医问药，唯有祷告神灵之现象。

本岛的肠道寄生虫病这样严重，其原因除地理气候外，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 如随地大便和用生大便施肥等有关。为防治须着重宣传教育， 提高卫生知识水平与防治结合才可收效。［19］

解放初期，全岛卫生技术人员不足一千人，现已增加到二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人，增长二十五倍多。 这些卫生人员除部分是岛外大专院校培养者外，大多数都是我岛几间学校自行培养的。他们遍布全岛城乡各个角落，基本改变了海南岛过去那种严重的少医缺药状况，为海南人民的保健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成绩。［20］

甚至到了1950年5月海南解放后，于1952年开建海榆中线公路， 全长仅二百多公里，民工患疟者众，至公路建成通车，几乎“一公里一条命”。现经过多年建设和艰苦奋斗，已把疟疾发病率从过去的90%以上下降至1984年0.18%。从此人民得到安居乐业，贫穷落后面貌有所改变。［21］

革命与新中国的成立为琼崖医疗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真正的曙光，拂去笼罩这片土地已久的医疗蒙昧思想之阴霾。中国革命传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琼崖革命精神是党在领导海南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精神。其基本内涵是信念坚定，不屈不挠；自立自强，敢为人先；依靠群众，甘于奉献；五湖四海，丹心向党。［22］在革命精神的引导下，历经艰辛革命与艰苦建设的岁月，社会风貌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琼台医疗文化的脉络由個人化的医疗实践转变为具科学性和规制性的医学科学实践；医疗机构由自觉开设、零散存在、主体多元化的医疗机构转变成为国家驱动、政府保障的医疗保健事业；民间医疗思想由封建迷信占主流渐渐转化成为现代化的公共卫生观念。

四、“世”：琼崖医学与历史社会

随着西方医疗技术的传入、临床医学循证思维的普及、近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及传染病防治方法的扩散，海南岛的医疗状况及公共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因处于热带地区，当地的疾病谱和相对应的医疗实践仍然极具热带医学特色，具有独特性。因此，海南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于医学、社会、文化的综合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丝虫病的防治经验，就充分体现了现代医疗技术与地方性知识及群体传统的结合：

对丝虫病的防治经验，海南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采用了海群生仍是较佳的药物。但为普治方便，则用海群生拌食盐作为病区群众日常食用的疗法，收到较好的效果。海群生药盐配方每人每月用食盐量0.25 kg，每50kg食盐中和海群生300 g（含海群生0.6%）……在丝虫感染率5%以上的地区均可用此疗法。曾用此诊法治疗丝虫病患者 199000多人，又在重点流行区进行全民服药45000多人。截至1985年，全岛已有八个县二个市，基本上消灭了丝虫病。［23］

然而，海南岛特殊的地理条件、环境特点及疾病谱，也使得灾荒和瘟疫成为琼台医疗文化史中不可忽视的、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关键。瘟疫，即大规模且对群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的流行病，往往考验着一个地区甚至是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在近代琼台医疗史中，因为海南岛自古以来并不是粮产充沛之地，气候突变等意外状况往往导致灾荒，而瘟疫也常常伴随灾荒接踵而至。无论是历史中抑或是地理中，孤悬海中的海南岛往往难以通过这样的“大考”，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以海口市为例，历史上有记述的、其发生灾荒的频率不在少数。［24］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光绪年间均发生过由于地理或气候环境等各种各样因素导致的饥荒。伴随着灾荒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流行性疾病，如光绪三年（1877年）的雨雹、大水，导致几年后郡城接续发生瘟疫、地震、寒霜、大旱、飓风等灾害，尤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起，海甸、白沙、新埠各村发生鼠疫，后府城内外也发生了鼠疫等。

新中国成立之前，自光绪年间第一次记载始，55年间鼠疫共发生38次。［25］学者考据，平均两年就发生一次灾荒。［26］《海南岛新志》中记载，近代美国长老会在海口所设福音医院院长拜尔科比兹经过调查，认为疾病发生的类型主要包括疟疾、钩颈虫病、鼠疫、癞病、痘疮、红痢、胆石病、虎疫。［27］西方医学体制的传入增加了对于流行性疾病的整体了解、西医治疗的特点也辅助了当地流行病的治疗，同时为海南医疗史中关于地方性流行病的记述增加了统计学意义，将碎片化的记述通过医学思维凝练成海口市乃至海南岛的瘟疫版图。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霍乱、鼠疫或是麻风病等疾病流行时，缺医少药及无法在正规医疗机构得到及时治疗并遭遇社区排斥的患者常常无处求医、流浪街头，甚至出现倒毙街头的悲惨现象。林筱海记述了其亲身经历的海口及定安等地霍乱、鼠疫等流行病爆发期间的医疗状况。以1937年2月定安鼠疫流行为例：

正在当年进入冬季的十二月之间，专员黄强又来找我，谓定安县城发生凶恶疫症，已死亡不少，要我去视察。我虽不是专职防疫人员，但从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良心和天责遣使，我也欣然应诺，单枪匹马走去察视。我先到定安县署，见署中寂然无人走动，最后找到留县署中看守的一位老头秘书，据说县长都已逃之夭夭了，街上死人很多，叫我自己去探查。我走到街上，见行人稀少，商铺住宅多已关门闭户，居民也多疏散。我见门户开处即逐户检查，发现患者是腺性鼠疫证实，心中焦急，立即赶返汇报，并嘱黄强急电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不久，国际著名鼠疫专家伍连德赶来海口查询，随后由福建调来一队鼠疫防治队，领队者为德国医师兰多雅，我和他见面后，又邀我偕往定安县进行防治工作。当时定安县民众居住的房屋建造特殊，多系用破缸碎罐等叠筑墙壁当地出产瓦窑土磁外面薄敷泥巴，从而壁上千孔百洞，正适于老鼠藏匿繁殖，全屋有鼠经常出没无阻。而地面又是松软沙土，少经打实的，又利于鼠蚤生长活动，因此，造成鼠疫易于发生的良好的自然环境。

我们防治队除对患者进行治疗外，并进行灭鼠、灭蚤及预防注射等措施。由定安县城沿南公路线，边查边治，至进入文昌县境交界处一个小村庄， 据说该村曾有一家三代急病死了数人。我们亲到该村查访，据说该家中只存留了一个极袍婴儿被带走而幸存，连当时代收殓的件作也患同样病死亡。由此，我们推测鼠疫流行至此期变成“肺鼠疫”阶段。但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我们也将这次发生的鼠疫扑灭了。［28］

林筱海等近代海南医学先驱在医学技术的传播、医疗实践的开展以及大量探索性公共卫生工作的实践方面，以个体的努力锻造出医学发展的历史面貌。“见署中寂然无人走动，最后找到留县署中看守的一位老头秘书，据说县长都已逃之夭夭了，街上死人很多，叫我自己去探查”，面对瘟疫时，医学技术是唯一且最有效的武器，而不具备医学素质和卫生健康知识的百姓无异于手无寸铁的难民，唯有选择感染不治身亡或是流亡，然而无人能逃过瘟疫的手掌。医疗工作者的记述呈现了瘟疫之下的时代风貌，在当时社会情境下，拥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成为逆行者，找出流行病的症结、医治方法，挽救生命，乃至挽救社会。这样的经历，无论是作为口述史，抑或是前辈亲自写下、化为史料的医学文献，都是非常动人及富有科学、人文价值的。与流行病作战的经验，也是人为了守护群体健康与疾病负隅顽抗的经验。医疗工作者孤身逆行，循证溯源，厘清流行病病因、脉络、轨迹的实践，在每一个时代，都意味着对本土社会的进一步深入了解，对在地社会秩序的扎实掌握，对风土人情及气候地理的充分认识。

医学不仅仅是针对个体和病例的救死扶伤，它也具有保家卫国、挽救社会的结构功能。同时，唯有了解当地的醫疗工作者才能医治本土社会：躬耕热带医学的医生才能在霍乱与鼠疫面前和时间赛跑，和死神抢生命，和传播轨迹斗智，使社会秩序得到匡正。这一点在琼崖医疗文化的脉络中得到大量清晰呈现。

五、结语

希波克拉底在《论空气、水和地域》中曾表述，一个医生进入一个城市，首先应该观察当地的土壤、气候、空气、水等等，并思考探究这些环境因素与当地疾病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对于海南岛医学社会史的挖掘仍然有极大的空间，需要继续体现热带风土人文与医学发展之间的联系。以文化的视角解读医学发展的历史因素、以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眼光看待医学发展的社会联结、以动态的视角看待医学发展与历史变迁之间的相互嵌套、以比较的眼光看待个体在历史之中的作用，恰恰是现代医学人文教育所需要的：我们志在培养出了解社会、理解社会的医生，他们也必须清晰明确地掌握历史的脉络，以及拥有明哲知古今的思辨能力。

无论是历史档案对于琼崖社会风气朴素的纵向描摹，抑或是苏轼、邱浚等仁人志士的躬耕心迹，乃至近现代医学工作者苦学报国、服务于海岛社会之过往，种种载于史册内外之事件，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及文化沿革。今人在历史中看见先贤，看见每一个富有意义的个体，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医疗工作者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能指和所指，医学和社会发展中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应然与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16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及，“明镜所以照形，古事可以知今”“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辩证是一种过程和文化的辩证，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于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使得该个案因被放回历史过程中重新解释而获得反思的可能，同时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可能赋予历史过程一定的反思价值。［29］在挖掘琼崖文化中的医学人文资源时，寻找主体与客体结合的历史叙述方法、反思支配當时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是新时代医学教育中立德树人、育人育心的新途径。重视历史个案及个案中“人”的价值，历史文化不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群像，也赋予了医学人文教育更加深刻的叙述轨迹，更贴近医学生心灵的情感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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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1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思政专项） “琼台医药文化红色基因融入医学生思政教育的方法与路径研究”（hnsz2021-26），2021年海南医学院校级教育科研课题“医学模式转变与医学社会学教育研究”（HYYB202174），海南省人文医学基地重点课题“海南省农村基础医疗设施用地法律问题研究”（QRYZH201803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