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文学的先锋叙事，同现代主义的叙述技法息息相关，但对其理解又不应拘囿于所谓“现代主义”概念化的偏狭之见中。事实上，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迅速崛起后，当文学朝现实主义进行“再发掘”式的回归，便形成了多重元素汇聚而成的复合状态。及至当下，若要保持先锋叙事姿态，势必需要容纳和凝结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诸种因子，并进行壁立千仞的挑战性艺术重构。倘若此种论断成立，那么作家李浩近年来的创作，便清醒而自觉地践行了这样一种“复式”写作的先锋叙事。无论是《镜子里的父亲》中现实与虚幻交汇的魔幻父亲形象，还是《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中对心灵幽暗地带由“一”到“多”的现实人性探寻，抑或《飞翔故事集》中42种灵肉飞升景观的互映式呈现，均在多种“客观成像”中试图接近对生活“真实图像”的认知，并以锐利的先锋之姿塑造了文学书写的“复式”形态。这有些类似于昆虫界的复眼蜻蜓，通过数以万计小眼的捕光，最终使作品形成一种“多重感光”的“镶嵌图像”。历经近10年打磨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更集中展示了李浩“复式”写作的雄心。借助于幽暗思想月光的映照，作者通过灶王连通天、地、冥三界的生存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涵盖世情百态、融蓄网状人生的繁复性书写样态。

一、世界是一张寓言之网

我们所面对的，并非一个清晰分明、一目了然的单向度世界，而是一个经纬纵横、歧义丛生的多元含混世界。对此世界，“小说何为”成为每一位创作者都无法回避的挑战。基于此，编织寓言成为诸多现代作家阐释世界的文本途径。应该说，在《灶王传奇》中，李浩对此有着自觉追求。他通过繁复的文本构筑，有力突破了情节单一化发展的线性结构，使其呈现出一种网罗各种人物与事件、知识与规则的隐喻构造：一场战争之火引发的人间惨剧与苦难众生生存样态展示，一批前世书生造化而成的灶王群体的传奇经历以及由此演绎的三界政治图谱，一位6岁早夭孩童以前世今生的互文人生历程述说着贫富阶层间的天壤生活与矛盾碰撞……月光晦暗，大火冲天，阴风呼啸，《灶王传奇》的故事在凝重夜色的阴郁环境中展开，静静地编织着历史天空下的寓言之网。

对古老历史的选择性嵌入，为《灶王传奇》寓言文本的构筑提供了坚实的前在支撑。依托于野史杂史的时空背景，借助于新历史主义的呈说方式，李浩试图消解传统正史一维述说的神圣与压制，更多还原多枝交叉的历史本真面貌。无论是在明史演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土木堡之变，还是决定历史拐点的夺门之变，均在作家的文本构筑中一笔带过。而真正引发其强烈关注与深情观照的，乃是凡尘俗世间的众生世相以及借此生成的民族寓言体系。为了型构这种网状寓言，作家在褪去正史负荷后，创造性地构筑了两套“戏仿性”的历史体系：一为由玉皇王母、星君功曹、城隍灶王等所构成的上层神仙体系，一为由曹府、王府、豆腐坊、铁匠铺等所构筑的下层凡间体系。而在此二体系之间，作家还通过层级化的律令制约与一地鸡毛的日常碎屑互渗，映射了民族歷史的复杂多元形态。另一方面，在作品中，所谓大历史的事件与人物呈现，往往只起到了背景衬托的作用，而混杂着秩序、荒谬、欲念、无奈的凡俗人“人生在世”的多重可能，则成为其叙事的逻辑推力与内在张力。在此，建造一个基于人性的、与历史网状结构几乎一致的完整现实世界，成为《灶王传奇》繁复寓言性质的内在精神支撑。

借助于此种历史嵌入，《灶王传奇》进一步将探照灯伸向了人性幽微地带与民族性格深处。表面上看，作品以灶王在凡尘俗世的身世浮沉、见闻感受为线索，描绘了一幅众生百态的生存浮世绘，但倘若深入文本肌理，我们会发现其溢出日常的民族性勘察。在作品中，“灶王”作为能指系统，其具体指涉虽各有不同（如铁匠灶王、皮革灶王、曹府灶王、田家灶王），但却明显受制于类群性的内在规定，遵循着显在“仕”阶层司职功能与“知识分子情怀的复合秉性规约。更进一步来看，无论下到平民百姓，上至仕宦家庭，甚至城隍龙王、天庭诸神，皆被作家有序地编织进历史土壤与规训体系之中，他们的个体辗转腾挪与碰撞受伤，他们的卑微与隐忍，他们的荣光与怯懦，皆深深构筑了民族性格的“集体样本”。李浩的小说有着很强的寓言性质，其作品主人公往往不是单个“个体”的孤立存在，李浩赋予他们强烈的集体民族样本的审视意味。为了达到这种民族性格的深入洞察，李浩巧妙地引入了“悖谬”这一现代寓言体小说常用的构筑方式。在弗洛伊德著名的“铜壶逻辑”中，“悖谬”得到了恰切的展示：“Ａ从Ｂ那里借了一把铜壶，但当Ａ还回去之后却被Ｂ起诉，因为现在铜壶上有一个大洞，已经没法再用了。Ａ辩称：‘第一，我从没有向Ｂ借过那个壶；第二，当我从他那里拿到壶时，壶上就已经有了一个洞；第三，我把壶还给他时，壶是好好的。”（见〔美〕J.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第109页，陈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单纯来看，这三条理由皆能立足，但若放在一起便彼此互相排斥。在现代小说中，诸多作家对悖谬逻辑运用娴熟，无论是卡夫卡《城堡》中土地测量员对于近在咫尺的城堡至死未能进入，还是尤奈斯库《秃头歌女》中一对陌生男女由聊天深入而引发的夫妻身份确认，均以悖谬的方式让我们惊诧于所处现实环境的冰冷。在《灶王传奇》中，当个体小经验与时代大语境遭遇碰撞时，便产生了悖谬。以最为典型的灶王的罐子为例，他拥有“好罐”和“坏罐”两种，用以存放所在家庭成员善恶行为的记录条。按照灶王履职规则，本应好事好记，坏事坏记，但实际操作中却大有门道：当其在蔚城西南堡豆腐坊和广灵直峪大槐树穷苦人家时，严格恪守着善恶记录规则；但当其在大同府巨富曹府仍按此原则记事时，便有了城隍庙高经承的“善意”规劝，让其把“坏罐”中的字条撕掉一半。更让人震惊的是，当有一年，曹府灶王和铁匠灶王不远千里前往东岳泰山呈送整个蔚州的灶王善恶记录簿，并遭遇了十余日烦琐交接手续的刁难，却因一次散步意外发现罗汉崖下堆积的漫山遍野的陈年记录簿，它们或被风化或被虫蛀，犹如火焰烧过的灰烬……在作品中，像这种个体良知、努力、意愿遭遇整个社会潜规而发生异化的悖谬现象比比皆是。随着一次次内心良善与正向进取意愿的受挫，灶王便对于历史天空下所谓“公权力”的运作机制与经国大业产生了质疑。进而，以此寓言历史为凭借，作家匕首般极具严肃地向我们发出一系列追问：在权力意志与人情社会的历史与反复轮回之下，世界在变成石头吗？历史的镜面并非整体一块的光滑亮丽，而是早已破碎，只是，谁人能听到它于幽微月光下的碎裂声响？当美杜莎用残酷的目光犀利一瞥时，如何才能弥合她所代表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弱者的恐惧冰凌与仇恨焰火？

本雅明认为，寓言是含混性与多义性的结合物。在《灶王传奇》中，李浩正是以含混与多义的文本构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统一的隐喻性神话世界。这种历史寓言的具象化，直击我们民族历史的血脉与疼痛，也对我们民族语码中扭曲、晦暗的某种现象进行了痛彻反省。

二、小径交叉的“迷途人”

世界是一张大网，那么，身处其中的人呢？在诸多现代主义作品中，人物的困惑迷惘与虚无逃离往往成为“标配”。在《灶王传奇》中，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推进。一定意义上而言，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但难道这就可以成为阻碍我们认知世界、逃避人生的理由嗎？“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些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200多年前基于人的“康德之思”在作品中一再闪现。而独特的是，在《灶王传奇》中，作家的“康德之思”是建筑在人之“神性”“人性”与“虫性”的结合之上，并以其在异化世界中的繁复肉身蜕变为依托，来书写“人在世界”中的灵肉碰撞与迷途探索的。而这些，最为集中地表现在“灶王—小冠”明暗双线人物的身份确证上。

“认识你自己”，这一德尔菲神谕，首先指引着作为灶王的“我”的前行。“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句“希腊式”的追问，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三次是在天庭参加百叟宴的城门处，三次是在人世间的地域关卡处，一次是在地府里帮助早夭的小冠重生时，分别对应了天、地、冥三界。诡异的是，在关于“你是谁”的追问中，还掺杂着“是哪里让你来的？”“即使你能证明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把任何神仙、魂魄、鬼怪放过去！”李浩：《灶王传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小说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之类极具中国社会特征的人情情态和规训指令。如此，作为灶王的“我”，对自我的身份确认更多的是通过“他者”刺激而非“自我”自省来完成的，这使其显示出迥异于古希腊语境中自我追问的重要面向。这种“他者刺激”不仅表现为直接质询，还表现为履职场域空间从朴素到赤贫、再到极富、直至一无所有的变奏所衍生的恶劣“外卷”，由此造就心灵惊悸后遗症的一再升级。这种严重依赖于外在世界影响的身份迷惘，精准反映了中国历史寓言下尘世众生的逼仄心灵空间。

同样遭遇身份迷惘的还有小冠。表面上看，小冠因意外救了渡劫中的龙王，而在转世流程中获取龙王、城隍双重拜帖，并由灶王亲自护送，一路绿灯投胎到了富贵人家。但事实上，在小冠身上，更深意味地隐含着作家对现实世界中无数孩子童真丧失而身份消亡的悲鸣。小冠前世在豆腐坊时，充满了质朴气息；后世在官宦家庭时，却成了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这个本该是席勒美育天空下“当游戏的时候才完整”的孩童，却过早地通晓了世界运行的残酷法则。小冠在二度生命行将终结之前，说出了身世之谜：在冥界转世时，因其身份特殊，可对6个不同人家做出选择，他毅然选择了最短命却最显赫的家庭。在善意劝阻无效下，阎王为其保留了前世记忆和阴阳之眼。吊诡的是，这种“一切存在在于选择”“要为选择后果负责”的存在主义生存法则，竟然需要一个原本天性自由的孩子来承担。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小冠的选择意志坚定，这个6岁便深谙人情冷暖且愿意为一切选择承受命运惩罚的孩子，是否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中，阶层的固化对于底层家庭尤其孩子心灵的戕害。是的，由“小冠”（取得小小成绩便心生成就）到“王鸠盈”（因卑贱之“鸠”占据“鹊巢”而生命走向盈满）的名字变动，本身已然深深烙上了类似于郝景芳《北京折叠》中的层级藩篱所潜隐的来自底层的卑微身份焦虑。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在“灶王—小冠”一明一暗身份确证的基础上，《灶王传奇》更进一步将其在“交叉小径”式社会体系中迷途探索的步伐，由外在世界引至内在家庭。在此，灶王与小冠，更多呈现了亲情层面“父与子”的正向连通与“子与父”的反向撬动。父亲书写，是李浩情有独钟的主题，从《蹲在鸡舍里的父亲》到《会飞的父亲》，从《父亲的笼子》到《父亲的七十二变》，父亲形象在他的文本世界中有着持续性呈现。倘若细究，李浩笔下的父亲，既迥异于卡夫卡笔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语境下傲慢、威严、独裁、武断的隔膜化父亲，也有别于舒尔茨笔下全然无害却尽失自我、脱离了亲情轨道的零余人父亲。李浩小说的父亲谱系，一方面解构着崇高与压迫兼具的威权“父系”形象，一方面又型构着其温情的家庭道义的一面。从作家本身出发，以李浩为代表的“70后”作家的童年与“60后”作家相比，显然具有更为复杂隐秘的、由社会急遽转型所带来的“童年”体验的裂变感与阵痛感。而在《灶王传奇》中，这种由外在寓言世界的裂变因子（比如残酷战争、官场倾轧、交易买办等）带来的心灵阵痛，促成了父亲之于孩子的强烈家庭臂膀保护。而在另一方面，在由社会驱动所造成的“小冠”到“王鸠盈”的身份变动与死亡之旅中，灶王又悲哀地扮演着束手无策的角色。他似乎听到了鲁迅那“救救孩子”的呼喊，也仿佛看到了自己前世作为穷苦书生的丧子之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生命的轮回却一次次残忍地将“父与子”之爱的脆弱维系摧毁。他一次次地扪心自问，我们这些灶王，谁也保护不了，究竟还有什么用？他在彷徨，在呐喊，在幽暗月光下夜奔，也被寒风吹得像纸片一样踉踉跄跄。这种“子与父”的反向撬动与无力保护的荒诞，隐含了作家对于柔弱的人性美好被消泯的深切痛楚。

在《灶王传奇》中，基于各方危局强大的外向压迫，灶王和小冠的生命轨迹始终处于一种千百小径交叉的“迷途人”境况之中。弥足珍贵的是，面对此种困局，作品中的“父与子”在彷徨与挣扎中，显示了不惮于行动的超越性。学者麦克罗伊说：“我们关心的是人和他的存在问题，当然，我们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看到我们处境的危险。”〔美〕戴维斯·麦克罗伊：《存在主义与文学》，第53页，沈华进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倘若撇弃理论之囿，将这句话投射到小冠身上也极为恰切。这位生存在“卷”与“压”现世隐喻中的孩子，却有着同古希腊神话人物一样的思悟自觉性，这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强烈的命运意识。小冠因幼年战乱殒命而保留了童年的慧根，也仿佛看透了冰冷社会机器运转下芸芸众生的卑琐与惊悸。于是，他便以克尔凯郭尔所信仰的“那个个人”的个体抗争，来冲击社会威权体制下的集体意志。他顽劣，他恶搞，他挥霍，他报复，认为只有玩够了、闹够了，才不辜负自己的短命一生。但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罢了，他真正想做的是以转瞬即逝的生命，来冲撞凝滞的、丧失了活力的社会规训体系。而他本人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个体的赴死保护了即将酿成“暴乱”罪责的大批饥民。这种集体寓言下的个体突围，在灶王身上亦有体现。灶王本人经历了从普通家庭到赤贫家庭，再到达官家庭跌宕起伏的履职经历，也体验了由贫到富终至一无所有的荒凉。随着他从幻觉神坛的跌落，他形而上的“神性”被形而下的“人性”与“虫性”消解殆尽。加之小冠的凄凉遭遇，让他产生了强烈负罪感。所有的一切，唤起了灶王的觉醒，他在“世界已是如此，你又能如何”的反复自我诘问下，最终发出了“我必须改变我的生活”的生命自觉。在作品最后，灶王静以修身，读书写诗、克己自省、敬畏万物、关爱生灵，实现了喧嚣尘世间灵魂的自我洗涤。

总体而言，作品中的灶王与小冠，均在历史寓言天空的交叉小径中，经历了孜孜不倦的迷途探索。他们从“我与世界”的关系体系中出走与回归，在历经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后，表现出对于民族集体命运的质疑与反抗。在传统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轨迹大都呈现为先苦后甘的“U”形结构。但在《灶王传奇》中，这对“父与子”的人物命运，却在厄运消尽、苦尽甘来的“U”形结构后，表现出更具破碎意味的倒“U”形结构，其主人公在命运的谷底以更为澄明的认知，洞察了世界与人。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这是一个清醒的生存者最该关心的。在作品中，李浩毅然让其主人公在网状寓言世界交叉小径的迷途中不断直面人生，不断抉择命运，并勇敢抵达了荷尔德林所讴歌的“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5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的高贵精神境界。而这，也是作品极为打动人的地方。

三、诗哲合一的“巴别之塔”

在《圣经》故事中，大洪水过后，上帝以彩虹为契，承诺善良本分的人类，洪水不再毁灭大地。于是，人们说同一种语言，想尘世的事情，彼此之间“看”与“被看”。但在苍穹之上，无数双隐形眼睛却在时刻盯着大地。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他引入边沁的“全景敞视”理论，为我们展示了头顶之上的环形建筑。此中，民众皆为“敞视建筑”的“狱卒”，而在建筑顶层的中心位置，则是供俯视的瞭望塔。在此，居于“天空之城”者，通过“使监视处在一种持续不断的状态中，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16页，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这种威权意识下的天地隔绝，最终为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们敏锐捕捉。于是，在其鼓动下，语言相通的人们，平地造起了一座终将高耸入云的通天之塔。这严重挑战了上帝的权威，于是语言被变乱（“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不再相通，众人蒙惩罚，流散各地。在《灶王传奇》中，面对历史寓言天空下长久存在的高悬的话语规训体系，李浩也试图以诗性文本与现实哲思相结合的方式，建构起一座富有解构意味的“巴别之塔”。

在《灶王传奇》中，为了使这座“巴别之塔”得以建构，李浩有意向民间寓言话语靠拢。寓言的起源在民间，无论是“两希”文明的《圣经》故事与希腊神话、古印度的《五卷书》，还是弗雷泽人类学著作《金枝》中的“杀王”仪式，又或者伊索、庄子等人的个人叙述，对寓言皆有体现。从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热衷于寓言叙述的作家大抵有两种类别：一为偏向欧美文明中心的现代人的生存寓言，这以小说家卡夫卡、舒尔茨、卡尔维诺，戏剧家贝克特、奥尼尔、尤奈斯库为典型代表；二为一些偏离欧美中心圈层却深受其影响的民间文化寓言，这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艾特玛托夫、托卡尔丘克等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突出。如果说李浩之前的叙述更青睐于前者，那么在《灶王传奇》中，我们却明显感受到了向后一种话语重心的转移。而民间寓言无疑代表了一种民间立场与话语权力，这在作品中最为集中地表现在一种肉身与文本相契合的双重狂欢化话语连通。在肉身方面，灶王担当了上层神圣体系与下层民间体系之间的狂欢连通器。他首先通过每个家庭均有配备、自我神力的消除与七情六欲的赋予消解了神性价值。而后，仿佛石子投水漣漪不断，这种世俗化的贪念、肉欲也紧接着波及了城隍、龙王、星君、玉皇等自下而上的整个神仙体系，而使其庄严性全线崩溃。与之相契，李浩在文本构筑上，延续了唐传奇至《聊斋志异》一脉相承的传奇小说脉络，以“俗人之书”连接“君子之书”，进而对前圣人之书做出了修补。他在文本标题的“传奇”选取、楔子中的众声喧哗与百余条颇具民风民俗色彩的注释中，用与正统叙事互文对举的方式，来表现一种叙述狂欢。值得注意的是，“狂欢”这一术语的理论建构，本身就包含着打破层级体制的追求。在“狂欢节”这一天，当各类人等不分高低贵贱地走上街头，以载歌载舞、纵情说笑等形式宣泄

生命激情之时，就有着解构权威与秩序的意味。与“狂欢化”理论相通，在李浩的民间寓言化“狂欢”中，我们能真切看到乡野的、民间的与官方的、政治的两套话语体系间的交织碰撞，而这背后或许隐藏了特定历史境遇下人们的心灵悸动，以及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崩塌时，个体价值的迷惘与身份认同危机，还有话语表达的强烈愿望。

与话语连通相对应的是话语制衡。制衡，首先表现为一种对位不平衡关系中的压制。在作品中，“巴别之塔”之上是一种物质的铺排与权力的威慑。在以食为天的文化语境下，作品围绕曹府厨房与天庭百叟宴，进行了长达两章的宏大场面描绘，这种无限奢靡背后是一种血泪交织的民脂民膏搜刮。而在此背后所谓“厨房约等于饭局，约等于人情世故”的民间生活逻辑，直接网罗了权力体系下强大的身体驯服与主体臣服。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等待职位调动多余年却因特殊人物的一句话就得以解决的荒诞，也看到了阶层分化所带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存平面倾斜，更看到了小冠无意救助龙王而命运改写与饥民为饱腹近乎殒命的尖锐对立。这种权力体系下的天庭与民间境遇的对比，给人一种蒲松龄《促织》故事中规训体系下令人近乎窒息的压抑感。同时，如同巴赫金所强调的那样，“话语永远是发生于至少两个社会成员间的一种‘回应性互动”。刘晓静：《修辞学：教育研究的新视角》，《当代教育科学》2014年第11期。为了实现这种话语互动，作品进一步表现了源自“巴别之塔”塔基的反制性民间话语力量，那便是“人界制衡仙界”的价值理念。百姓祭品的多寡优劣成为仙界生计来源与仕宦命运的直接决定因素，如灶王在三个贫富不均的家庭的经历，龙王升迁需要百姓编造戏曲歌功等。不仅如此，官府的封条、凡间的风吹皆可对下仙们造成极大伤害。联想到《圣经》中上帝的密令：“你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这种明显忌惮凡间力量的反向话语制衡，无疑表露了《灶王传奇》中所表现的以寓言形式对西方语码的民族化转译，它以一种底层“巴别”语言通过塔基向上的隐性捎话形式，表达了对于高悬规训体系的叛逆和人类自由精神的跃进。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这句话表明了文艺作品中艺术审美与伦理思想的融合。在《灶王传奇》中，李浩通过“巴别之塔”的塔基与塔顶的艺术对话与思想博弈，实现了民间与官方话语之间基于话语冲突（crash）与话语对应（correspond）的复调书写，并以诗哲合一的内指性话语反思，使得作品进入“思考一个故事”的境界，同时具备了抵抗固化秩序的双重批判效力。一为政治权威的解构。在作品中，土地公公在苦寒生存境遇之中的叨叨言语，灶王陷于绝境中的愤怒与控诉言语，均匕首般指向了类“卡夫卡式”小说世界中，那种权力物化与僵化所带来的人间罪恶与恐惧阴影。二为民间蒙昧的揭露。在作品中，我们通过灶王和小冠的眼睛，看到了数不尽的底层争吵与相互攻讦，甚至当故事行将终结时，民众仍以“看客”之麻木语言对待不幸同类，灶王对此进行痛彻的呼喊：“你们的这些话，我在司礼太监王振家被抄的时候听到过，在吏部尚书王文被杀的时候听到过，在兵部尚书于谦的家被抄的时候听到过，咱们，还有没有点儿新词儿可用？”如果说鲁迅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表达了争取民间自由的反抗之声，那么在《灶王传奇》中，我们则看到了一种“论巴别塔的倒掉”的反向民间逻辑，一种类群劣根性的批判意识，这种文艺诗性基础上的深刻哲思，直通了国民性改造的根本问题。

四、现实主义的魅影

在《灶王传奇》中，无论是寓言之网、迷途之人还是“巴别之塔”的构筑，均为我们展现出一种繁复性与先锋性兼具的“复式”叙事形态。倘若扩展开来，以李浩的整体创作为聚焦，那么之前评论界的关注点，或许更为侧重于所谓“现代主义”的结构形式，而忽略掉了文本本身所隐含的“现实主义”的内在质地。事实上，如若细究，所谓主义之争，很多时候是其背后的话语权之争，而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中国语境下，也未必有着泾渭分明的区隔。或许，《灶王传奇》给予我们的一大激发，便是先锋叙事如何在寓现代于现实的“复式”叙事探索中，真正有效凝结为一种直面现实的话语力量。倘若以“蜻蜓之眼”为喻，那么在其多重感光的镶嵌图像中，无疑是结构与内容一体两翼的统一。

事实上，现实主义的魅影在中国文学史脉中一直存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一切创作均无法回避与其千丝万缕的关联。而对于现实主义的争夺战，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愈加尖锐，此中有两种最为显明的博弈路径。其一，自设窄门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无疑是一种“舶来品”。倘若诉其精神本源，是对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人性沦丧的批判性文艺运动。如果说浪漫主义反抗的是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那么现实主义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堕落。倘若作为一种更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那么这场运动，无疑有着巴尔扎克所开启的欧美现实主义与高尔基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条路径的分野。对此，中国学界往往向后者采取了倾向性靠拢的策略，而在此背景下，“左翼”现实主义一脉长期占据主流，形成了以“革命性”“人民性”等为核心的一套内在规约，以此来确立其在特定历史境遇下的正统地位与权威话语权力。其二，拓宽外延的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特定规约下主题思想先行的类型化现实主义写作压制，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表现出了极大的排斥，如刘纳曾精准地指出当时青年作家的境遇：“闯入文坛的‘新人大体面临着两种选择：或尊重前辈，沿着前辈已蹚出的路渐渐前行；或向前辈宣战，另起炉灶，另立正宗。前者由于并未扰乱文坛秩序而容易较顺当地被容纳和接受，后者有可能因适应时代的趋新潮流而开启新的时尚。”（见刘纳：《社团、势力及其他——从一个角度介入五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而李杭育和马原则从创作学层面提出了对既定规范的不满：“1984年之前文坛上讨论小说，大多近乎讨论时事政治，且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圆规矩之内，‘左和‘右互为正题或反题。”（见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一）》，《上海文学》2013年第10期）作为读者对“前辈们”永远讲不完的苦大仇深的故事或是忆苦思甜的报告听得久了，“耳朵必然听出了老茧，老茧一旦生成，就会对这类故事形成非常强烈的排斥和逆反”。（见马原：《从西藏到上海》，《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他们试图以“回到文学自身”的文本突围，来实现审美性话语的建构。这集中表现为显隐交织的两种艺术走向：从显在层面出发，便是直接借助现代主义来瓦解传统“左翼”体系下现实主义统摄的艺术变革。在余华、马原、苏童、洪峰、格非、北村、吕新、孙甘露、扎西达瓦等作家，李陀、吴亮、蔡翔、程德培等批评家，以及周介人、程永新等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先锋文学运动蔚然开来。但这场仅持续三四年的璀璨的文学运动，只是80年代文学审美酝酿下的极端化推进。而长久被遮蔽的，或许还有更为隐性的通过为现实主义赋形来拓展其疆域，进而以曲线救国形式所进行的先锋变革。无论是80年代王蒙《活动变人形》中革命现实主义话语传统与知识分子启蒙传统之间明暗交织的叙述矛盾、韩少功《爸爸爸》与莫言《红高粱》等作品对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征用，还是90年代以后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基于现实主义的外延扩围，均在原有主流现实主义“能指”话语规范下进行着文学艺术范式的革新。综上，可以看到当下的先锋叙事，很大程度上是由80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审美精神的现代主义先锋文学思潮与现实主义先锋文学开拓两部分所塑造的有机整体。认清了这一“80年代遗产”的丰厚内涵，便不会浅显地将80年代先锋思潮过后的文学理解为“怎么写”的失效与“写什么”的继续，并由此而衍生出“先锋续航”的提法。事实上，先锋质素自80年代便一直或隐或显地贯穿在中国文学之中，而其作为一种艺术构筑，显然离不开现实主义的丰厚滋养。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但本质上，我愿意我的写作最终完成的是（依然是）观照现实，表达自我对世界的理解。若非如此，它如何能有“对生活有意义、有启示”的高格？我采取寓言，神话，变形，怪力乱神，并不是为了拒绝现实，而是愿意以一种更艺术的或者说更具有艺术性的曲折方式表达我的现实理解，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我对这个世界的“遮遮掩掩的真情”。有些情绪、感觉、认知和思考，似乎只有通过强化或者“变形”的样貌，只有通过“非现实”的样貌才能表达得更为准确、深入，但它的内在之骨，依然是现实和现实体验。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寫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芳草》2021年第6期。

这是李浩关于《灶王传奇》的一段对话，作为一位不惮于将“魔法师的事业”作为追求的先锋作家，在此我们或许能捕捉到其更为隐秘的一面，一种对现实主义或曰现实感直击靶心的理解。李浩并非沉溺于先锋形式而逃避现实，而是渴望以另一种逻辑、另一种形态，来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这种富有“写实感”的“另类再现”，不正是80年代以降的先锋叙事被遮蔽的一大富矿吗？很显然，李浩对于长久以来流行的现实主义“再现现实”与“社会问题小说”的经验教训有着痛切反思，他清醒认识到中国语境下传统现实主义可能存在的审美压制倾向，即“把诸多的词，诸如思想，形象，故事，真实，政治，典型人物……都一一僵化和固化，消耗尽它们的活力，向其中注入石灰和水泥，呆板得可怜、可笑、教条和让人恐惧”，李浩：《在我头顶的星辰》，第11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藝出版社，2018。于是他期望绕开这种现象式的描述，抵达现实主义的审美核心。他的这种文本审美性探索，或许至少可在两个维度，来启发我们思索先锋叙事在经历了80年代的极端化推进，在当下走向“复式”形态后，其艺术革新性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其一，在“复式”先锋叙事中，现实主义究竟有哪些珍贵的镶嵌？其二，在现实主义的此种镶嵌下，先锋叙事如何实现更有效的审美突破？对于前者，《灶王传奇》最宝贵的探索，便是对于现实主义精神气质的接通，即人性聚光灯下真实感与批判性的呈现。在文本中，世俗观照下的寓言书写中有效植入了社会现实，给予了我们关于道德与人性、权力与良知、罪恶与良善的披露与反思，这也正是其“不能丧失了对现实说话的能力”的先锋之刃所在。对于后者，由《灶王传奇》扩展开来，将80年代以来的先锋叙事连缀起来，我们能看到一种基于现实主义包蕴中的叙事突围，这集中表现在“突破与整合”（顺序不可颠倒）两个方面。首先是突破，这是先锋叙事得以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突破，表明了其根本质素，即一种“凡墙皆是门”（林白语）的颠覆性，一种朝向此路不通、画地为牢的普遍大路货的稳定结构冲击，一种“布勒东式”或“毕加索式”的超现实主义审美构筑，一种朝向叙事技术至高维度与为“无限的少数”写作的孤独感与精神自由的异质呈现，这是其先锋性的根基所在。其次是整合，即以另辟蹊径的方式，来表现一种溢出日常与科学的、“这不是真的”样态的质疑式现实真实，如同《变形记》中那只大甲虫，如同《城堡》中那个近在咫尺却无法抵达的城堡。这种审美陌生地带的真实性呈现，可更深刻激发对于现实世界扭曲人性的痛感反思。这种“突破与整合”的相互连接，既是对现实主义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丰厚土壤的汲取，更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惮冒险、抗拒泛滥、拒绝平庸甚至带有个人化艺术偏见的创造性叙述探索。而或许唯有如此，当下的先锋叙事才能在一种多重感光的现实构造中，有效抵达历史真相与真实人性。

走笔至此，我想起托马斯·曼小说《沉重的时刻》中关于席勒写作困境的描述。这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因对《华伦斯坦》的创作久久思索却无法满意而陷入极大绝望，他最后以顽强毅力战胜了人生中所面临的沉重时刻。先锋叙事，在繁复现实面前也常常大抵如此吧，这只月光下的“复眼蜻蜓”，唯有勇敢地以千百双感光小眼来凝聚现实、洞察现实，方能在幽微夜色中去除遮蔽，走向澄明现实。这，是先锋叙事的当下挑战，也是《灶王传奇》的宝贵品质。

〔本文系2022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代山西作家的区域文学经验研究”（2022YJ05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董晓可，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薛 冰）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