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即指向、即趣味、即风格。就标题来看，李浩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两个简洁明了的双音节核心词，无论是“灶王”，还是“传奇”，都指向了世俗场域中毛茸茸的本土生活，隐含着观望与打量中国民间社会的内在诉求。但元叙事的不时介入、空间时间的魔幻交叉、形而上下的纵横捭阖，以及个体人生、社会文化、明朝历史的混杂话语，都让你看到，这部以“传奇”之名书写的长篇小说，并非简单的面向中国民间社会的通俗故事，而是李浩试图以现代先锋接通世俗社会生活的新探索，是以貌似通俗化的传奇叙事探索个体内心与现实批判的一种努力，也可谓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奇叙事交汇融通的新创造。或也应由此追问，李浩的《灶王传奇》透露出先锋叙事的何种路向？21世纪文学的先锋之路究竟走到了何种地步？当下中国的先锋叙事又还有哪些新可能？

小神灶王与李浩式主体意识

李浩的先锋书写中，常见的是不同空间与时间中频繁出场的父亲与国王，这两类主题人物是李浩小说特有的先锋人物谱系。通过对这两类主题人物类型化、全方位、穿越性的雕琢营造，借不同体量与视角的主题书写，李浩竭力建构出独特的先锋性智识审问，进而踏出一个外在化的权力审视和社会文化批判的现代主义路标。正是因为父亲与国王这两类主题人物书写，李浩在“70后”一代作家中，形塑了自己的先锋智识书写风格。不同时代与语境中的父亲和驳杂话语场域中的国王，都是辨识先锋李浩的特殊标志。而灶王这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最世俗化的神，如何成为小说书写（特别是对于李浩这样执拗的先锋小说家）的主角呢？李浩是不是要在前两类主题人物之外，另外营构别样的先锋主题与人物谱系呢？从《灶王传奇》中忧心尘世、关怀苍生的灶王来看，似乎显示出这一可能。

灶王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文化中最为习见的仙界小神，不少地方都有春节前祭灶的风俗。民间认为，灶王主要管理人们饮食和执掌灶火，同时监管考察和记录人间善恶，并向仙界汇报，以定来年福祸奖惩。这一普遍而习见的地方风俗，饱含着中国民间社会对基本生存要义——物质面向的饮食生存与道德面向的善恶评判——的重视。这样本土化、世俗性的仙界小神很少也很难成为现代小说（尤其是先锋性的现代主义）的主角，即便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只有少数诗歌对祭灶风俗进行过书写，而非对灶王形象有所塑造。不过，文学需要剑走偏锋，叙事创造的先锋性也恰恰在这里，千人千面、世俗化的民间小神由此具有多向度书写的可能。于是，李浩让这一仙界小神成为传奇叙事的主角，让这个监管吃喝大事、负责善恶评判、跨越世俗与神仙两界的小神，来讲一段带有现代个体审问、历史文化审视和社会道德认知多重交织汇集的传奇故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传奇是指‘文备众体‘尽设幻语‘作意好奇和‘假小说以寄笔端，也就是具有综合性、虚构性、新奇性和寄托性的一类文言小说”，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第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唐传奇是其典型代表。而现代小说如何建构幻语特质、作意好奇的虚托故事，又如何能接续现代主义的个体审问，便考验着作家的功力。张爱玲在其名篇《传奇》中就认为，要“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因此，传奇也可视为现代作家观照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在此意义上，李浩即以“传奇”书写呈现灶王的先锋性自我审视与智识批判，灶王就此“传奇”起来，中国“传奇”也进而先锋起来。于是，小说中的灶王就携带着先锋作家“李浩式”的主体精神印记，来见识与追问世俗视域下的个体意识与社会文化。

与古典传奇小说不同，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个体经验表达与道义灵魂质询，先锋性现代小说的主题人物大都烙刻着作家鲜明的个体意识。无论是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还是莫言《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都是作家经验的个性化、主体化呈现。对于执着于先锋性文学的李浩而言，如果抛开传奇小说的民间化、世俗性，把灶王视为李浩主体化、个性化的精神认知，或许可以发现这一小说角色更深地烙刻着李浩的主体意识。与此前父亲、国王形象处于被审视地位的叙事角色不同，李浩赋予豆腐灶王穷困书生的前世与此在仙界的世俗面向，这一别具意味的身份设定，投射出李浩的现代体验与主体认知。

透过灶王，李浩式的主体意识首先表现为个体存在意义的迷茫。豆腐灶王前世本是深怀悲悯恻隐之心的读书人，爱读“四书、五经，太白集、《美芹十论》、《文心雕龙》，偶尔翻过几篇《太平总集》，真是一心为功名，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对这类‘不入高格的传奇、志怪和笔记有着自然的排斥”。李浩：《灶王传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小说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豆腐灶王的一心功名与诗书资源都隐含着儒家身份的角色起点。此在仙界担任董家灶王后，看到前任灶王留下的诸多笔记小说，才发现“不入高格”的笔记小说很有意思，这又隐含着儒家书生意识向具有主体性的个体自我的转移。豆腐灶王前世今生的思想意识转换中，彰显着作家李浩的文人身份意识。

由于前世书生身份积淀而来的悲悯情怀与文人理想，灶王不断质问自己的身份与角色，这或许表明李浩试图借由灶王寄寓个体命运、角色担当等文人式的自我追问。实际上，无论书画创作还是交往行止，李浩都有着类似豆腐灶王一样的儒家情怀（尽管其文学观念深植于现代主义中），因此，不妨把豆腐灶王视为李浩的自我投射。豆腐灶王前世精于儒家诗书，西南堡战乱火灾后，灶王为救小冠东央西告，终让小冠重入轮回，而他在等级森严、规矩眾多的仙界走了一条“人情路”，这其实就是儒家意识的内在呈现。及至在董家深陷困苦、恶臭和咒骂的日子里，读起曾认为“不入高格”的传奇志怪笔记小说，豆腐灶王开始陷入迷茫，不断追问自我存在的意义，最终认定了颇具现代性的规则与责任。深具儒家情怀的豆腐灶王，经由传奇志怪笔记小说的文化驱动，变成了规则的信奉者，这或又是灶王反思儒家人情社会后，开始向现代理性法则的转向，隐伏着李浩对当下社会的批判性审视。做了曹家灶王后，灶王享尽荣华，却离规则愈行愈远，直至曹家事变，再度沦落。经历寻常的谭豆腐家、孤苦恶臭恶毒的董家、官宦富贵的曹家，豆腐灶王终又去职候补。以神仙视角看尽人世与自我命运的流转，豆腐灶王再次迷茫，重新追问自我，更加意识到个体之弱小无力（这一认知极富主体性）。仙界赖以运行的规则颇显荒谬，而自己尽心尽职记录的善恶工作簿也被天界视为垃圾，灶王便放弃了主体性的自我认知，开始认为个体工作只是流水线式的一种谋生方式而已，显示出现代工具性的人的困惑与无奈。

灶王的迷茫困惑及至最终放弃主体意识，投射出李浩的现代个体审视与自我犹疑，也可以说是“70后”一代作家的自我认知与主体性思考，这是先锋文学从自我出发，审视个体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命题。从这一点来看，灶王颇为类似徐则臣《耶路撒冷》中的“70后”群体，初平阳、秦福小、易长安等“70后”们和个体化的灶王一样，都经由个性经验书写，建构着当下时代迷茫的主体性无奈，都是“70后”一代自我意识的自觉呈现。“70后”作家中，徐则臣、弋舟、张楚、鲁敏、黄咏梅等主要从现实向度取材，具身地书写个性化的现代体验，表述属于这一代人的感性认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物谱系。而此前李浩始终以父亲、国王等外在的先锋视角表达智识化的个体认知，似乎一直站在高地之上远观社会，保持着疏离感。直到《灶王传奇》中的豆腐灶王出现，这个传奇性、本土化的仙界小神形象，开始寄寓着李浩更为深刻的自我审视性主体认知，从而呈现出一代人的主体性困惑与现代审问意味，结构出李浩先锋主题人物的新谱系，可谓中国式先锋文学形象的新突破。

人生与社会历史的传奇追问

在小说核心人物灶王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那个可知前世与来生的“中阴身”角色小冠。战火中半死不活的小冠被灶王解救，并通过向龙王辗转求情后，地府判官保留了普通人家谭豆腐之子小冠的前世记忆，让其转世成为官宦之子王鸠盈，使小冠（王鸠盈）与现世人生及仙界建立起命运与精神的深度联系。小冠（王鸠盈）的转世经历及对前世今生的贯通认知与书写，极富人生追问的意义，显示出小说在人生哲学上的特殊意蕴。也就是说，由小冠而至王鸠盈的一身二人叙事设置，是李浩以传奇叙事来追问人生到底该如何度过的现代哲学架构，是传奇叙事带有先锋性、面向世界的人生哲学之思。

不同的思想土壤会孕育不同的人生观念与价值意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世界只是我的意志”，不消亡的意志是精神行为与社会行动之源，于是意志分化出繁复的欲望，人生痛苦由此而生。可能隐约暗合着叔本华的这一认知，李浩以传奇叙事将小冠前世设定为遭受欺侮、漠视以及温饱、尊严均不得满足的痛苦人生，隐含着与叔本华痛苦人生与欲壑难填的相似省思。前世小冠吃穿均受限，总是挨打受骂，还曾被诬赖偷了下蛋母鸡而被对方堵在门口痛骂，这些明晰存留于今生王鸠盈记忆中的痛苦成为转世后向死而生、欲望放纵的意志动力。于是家财万贯的王鸠盈，在知晓个体生命有限、看透人生意义后，就豪掷这有限的生命，变得“任性、乖张、完全不讲道理、让人头疼”。明知前世今生的王鸠盈认为，只有“玩够了、闯够了、闹够了”，“才不亏”这一生，还把自己前世的胆小懦弱、受人欺侮转换为今生随意射杀的暴戾。于是，这个带有阴阳双性、似乎看透世事的王鸠盈（因此具有消弭界限的后人类特质），就成为摆脱悲苦生活甚至恶意报复的生命价值观的最典型表意。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透过小冠（王鸠盈）一身二人、前世今生的叙事设置，李浩着实以先锋性的思辨追问着个体人生的活法、价值，及至类似于叔本华的人生之痛苦的报复性质询。李浩似乎要由此追问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人的温饱无法满足，尊严受到伤害，一朝得势便会滑向邪惡一端，就会从弱者身上汲取刺激和自我满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王鸠盈又未曾泯灭人性里的善良，他也懂事乖顺，并始终尊重灶王，及至后来不愿连累他人，为保护饥民而站出来谈判，最终被饥民所杀。这个看透前世今生的角色，暗藏着李浩对人生与人性多面的深切追问与审视，是灶王纠结难耐的心态与无法安放自己生活的现代性映照。

除了小冠与王鸠盈，叙述者灶王所讲述的故事还涉及灶王同仁交往、仙界秩序观照和明朝历史审视等，见出李浩瞩意要以这一极富传奇性的先锋叙事，含纳庞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信息。在灶王的个体生涯中，别有意味的是与田家灶王、大车店灶王及高经承三者的关系。田家灶王本是无处可去的候补灶王，豆腐灶王荣升曹府灶王后，以悲悯之心收留了他，让其帮忙做事。未料想田家灶王私藏心眼，让妻子将豆腐灶王的物品偷偷运走。其后，豆腐灶王不时发现田家灶王的鬼鬼祟祟。上天来使检查灶王工作，田家灶王因无法陪同出场而表现出不甘心。与田家灶王对照的是大车店灶王，面对豆腐灶王荣升而与其主动疏远，当豆腐灶王无处可去后又与其“再续前缘”。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铁匠灶王，到处钉钉子，似乎要拼命留下生活痕迹。铁匠灶王每钉一颗钉子都要花费不少力气，他或许想要宣泄不满（地府的安排）、排解痛苦（西南堡大火）、表明激动（和豆腐灶王一起去上天），时时呈现出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不断挣扎与宣泄。这一系列仙界灶王显示出李浩的社会性批判，李浩以世俗化的仙界视角书写着与人间相似的复杂纠结关系，传奇由此映射着“无奇”性的民间社会。在传奇面罩下，读者可以看透与人间相似的仙界庸俗，传奇由此成为极富意味的先锋叙事面纱。

传奇叙事为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建立了有效基点。对豆腐灶王与主管上级高经承、城隍的关系处理，始终无法避免难堪的仙界庸俗。前世身为书生的灶王时时审问内心，又身陷仙界庸俗话语场域无法自拔。受城隍关照进入官宦曹府后，灶王始终周旋于各种关系中，不时以美物上品侍奉主管上级。年底受命前往东岳泰山交接善恶记录簿时，忽然发现自己尽职工作、认真记录的善恶记录簿竟是堆满山脚的垃圾。灶王看到，表面堂皇主管善恶道德的审判者，背后却如此悖谬荒唐。灶王以特邀身份参加百叟宴，在繁杂程序、绚丽仙界的最高处，是谬不可及的仪式，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也只是个摆设。借由传奇，那个规则中的灶王与城隍道德标准冲撞中的纠结难熬始终是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投射，也是李浩以先锋性的传奇追问现实社会的必要路径。这一路径起源于中国民间传统，又接通了善政德治的中国儒家思维（城隍始终提倡自我的道德高标，其间包含着诸多虚伪面向），中间还掺杂着以规则为核心的理性思维，不难看到李浩在貌似通俗的传奇叙事中渗透着庞杂多元的现代思想。

李浩还以灶王视角来审视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审视帝王轮替、王侯穷奢极欲而又最终沦落不堪的悲剧。小说开头即书写了土木堡之变带来的民间灾难。战乱使朝中大臣与普通百姓的生活遭逢剧变，民间百姓如浮萍般在这浩大的历史洪流中无助沉浮，呈现的正是李浩对个体命运的尊重与珍惜，以及对历史晃荡中封建帝王制度的深刻审视与批判。进了曹府后，灶王眼见厨房内各种人等对主家官宦生涯、腌臜关系的议论，这更是一种民间视角传奇化的历史叩问。这些明朝实有的人物在灶王的视野里悉数丑陋出场，灶王与其一起发达荣耀、一起衰落困难，不难看出历史悲凉后面的社会质询与追问，也见出李浩试图以先锋性的传奇介入历史书写的新路径，是先锋本土化的中国尝试。

“少数”的先锋限度与传奇突破

从《灶王传奇》的传奇书写、仙界人物和民间架构可以看到，各种世俗化的场景、社会人心的悉数呈现和历史文化的丰富表达，都使这部传奇叙事回到了最为基底的中国民间社会，回到了对历史文化与世道人心的切近思索，也回到了李浩早年《变形魔术师》等以民间文化进行先锋书写的尝试。在传奇的意义上，《灶王传奇》彰显了中国传统小说最为本源的故事性因素，与李浩之前现代主义意味十足，镜子、父亲、国王频繁出场的思辨性写作形成了一定反差。李浩这是要放弃先锋写作、回到中国传统小说书写路径上了吗？还是要以通俗化、民间性的传奇叙事建构新的先锋据点？这背后值得细思量。

众所周知，李浩一直以独立、鲜明的先锋观念与创作为人瞩目。李浩一直声称，要为“无限的少数”写作。何为“无限的少数”？李浩说：“少数——它要求一个人的写作从一条惯常的、习见的、‘正确的、属于时代流行思想的大路上岔开去”，进而“要求写作者遵从内心，遵从艺术”。李浩：《写给无限的少数》，《文艺报》2012年3月6日。请注意，这里“无限的少数”指向“非流行”，意图在于抵抗社会世俗的习见与惯性。从李浩的写作可见，习见与惯性或应是那种复刻性、无思辨、表面化的文学书写，这一习见与惯性的文学受制于僵化、集体化的观念，是对个体生命、个人尊严的忽视乃至约束。而“无限的少数”，恰是对个体生命与个人尊严的那些单一化、少数者的开拓，进而借由书写去发现人性审视与追问乃至质疑的“恒定的幽暗”，李浩由此规避了流行性的现实书写。

这一先锋文学理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70后”一代作家大都受到中西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李浩是其中的佼佼者与恒定的坚守者。从李浩及其同辈作家相关文论可见，博尔赫斯等诸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都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精神血液，如在《阅读颂，虚构颂》等文论集中，李浩津津乐道的是西方作家，对这些现代主义的前辈们，李浩仰之弥高。而马原、余华、残雪、孙甘露、格非等曾经先锋性十足的前代作家们，则以先锋叙事营造着对精神真实、个体价值的深切书写，在21世纪获得了肉眼可见的文学资本，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标杆。在此情势下，李浩的先锋文学之路便显得情理皆合，无论是《失败之书》《侧面的镜子》《父亲树》《父亲的笼子》《英雄的挽歌》等中短篇小说，还是《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等长篇小说，都可见一个执拗的先锋者李浩。博尔赫斯式的镜子在不同时空中频繁出场，对父亲题材、国王形象的深挖细掘，叙事者“我”不断介入与追问……李浩将这些先锋的叙事技法与题材书写把玩到了极致，先锋者李浩也由此在21世纪得到了应有的文学尊敬。

问题可能正在这里，21世纪前20年不断变革的中国社会与文学场域，使形式先锋、智识思辨的文学叙事潜藏着可能的傲慢与凝滞。窃以为，1985年开始勃兴的先锋小说本身即隐含着与中国传统小说与本土受众的疏远，隐含着智识叙事的傲慢态度。试想马原小说着力张扬的叙事圈套真正面对的读者是谁？残雪小说不断出现的镜子、抽屉以及乖张的叙事，有多少人能倾心尽情阅读？孙甘露小说句子间的疏离、话语的蕴藉，领会者又能有多少？显而易见，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炽热文学场域中的少数读者。而在碎片化、视听霸权的今日语境中，尽管社会整体学历层次已极大提高，但先锋文学的阅读与领会恐怕也只限于学院专业读者。从受众角度而言，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还是当下，先锋叙事面向的都是甚为有限的少数群体，即李浩所谓“无限的少数”，而非中国传统语境中小说应该面向的日常大众。所以，张扬形式的文学先锋受众之少是肯定的（是不是无限倒也难说），这种写作姿态与叙事实践隐含的傲慢，可能导致先锋受众“有限”性之限度。所以，刚走出20世纪80年代，刘震云、刘恒们就以毛茸茸的生活实感、细腻的感官表达等“新写实”叙事，冲击着先锋叙事刚建立的营垒。先锋作家们大多自觉放弃了純形式的叙事试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也都回到了中国传统小说应有的完整情节与故事上。

在这样的先锋小说视野中考察李浩的《灶王传奇》可以看到，以“传奇”叙事出场，在审美策略上可能隐含着对更多非专业读者的回应以及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回归。就文本而言，小说以灶王“我”的第一人称讲述一个善恶记录的故事，在起点上就契合了中国民间社会最为看重的道德意识。这样的故事比较贴近民间视野的审美趣味，适合更为广泛的人群阅读与接受。尽管小说中如何讲述故事的元叙事不断闪现，时间空间不断魔幻交叉，形而上的哲学思维不断浮现，但小说的故事性始终很强，主要情节的叙事驱动特别诱人。灶王在谭家、董家、曹家的不同遭遇以及小冠的命运等情节往还交替，不断推动着读者追问探究着故事。在故事性上，《灶王传奇》与李浩早期作品中的哲学思辨形成了映照，似乎要回到面向多数受众的传统中国小说写作路径上。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浩的“传奇”似乎要突破先锋叙事的限度（而又葆有先锋小说的思辨性），走出先锋叙事的少数受众，让先锋文学不断在地化、中国化，进而让含纳世界意识的先锋文学赢得更广大的本土受众。

先锋易辙与审美凝滞的破题

21世纪起，在日渐“一体化”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先锋作家都已将现代主义叙事的先锋语言与在地社会、世俗传统融汇结合，将形式先锋化入中国现实。如格非对中国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见丁帆：《在“变”与“不变”之间——以格非小说为蓝本剖析“先锋派”的沉浮》，《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小说中弥漫的传统意象与古典诗意成为21世纪格非叙事的重要标识。马原的《牛鬼蛇神》尽管也有命运等神秘因素，但圈套不再是核心元素，个人命运与家国时代凸显出历史叙事的吊诡审问。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也以生活化叙事讲述了一个貌似革命的故事。可见曾经高举先锋大旗的一代文学旗手们大多已改弦易辙。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之路是否已入“歧途”？窃以为，随着21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变动，先锋叙事已成为当代审美的一种新传统，并渐沉淀而至凝滞了。

先锋本是军事用语，指的是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少数人），主要任务是为总体性的行军作战做准备。19世纪，文学艺术界开始以先锋话语阐释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观念，核心在于现代主义的形式变革。从本源来看，先锋意味着创作主体对陈旧过时的艺术陈规与品位的放弃，这是自身即为少数的先头部队的先锋原意，是自我的内在革命与艺术解放，而非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与主题的固守。早年马原等人以叙事形式的先锋书写冲破了现实主义叙事封锁，完成了形式审美先头部队的先锋角色扮演。经历近40年的文学沉淀、社会淘洗，现代主义叙事形式的先锋内涵便沉淀、凝滞为一种习见与惯常的审美传统，元叙事、故事拼贴、情节碎片等叙事手法已成为21世纪文学叙事常态。这些曾经代表先锋的叙事手法，在众多“70后”“80后”作家身上，都已不再具有叙事风格辨识的标志意义。如对于双雪涛、张悦然等年轻一代作家，现代主义先锋手法当然是他们的文学营养，但他们的现代主义先锋叙事已融汇了当代中国生活，小说艺术形式已然颇具中国本土性。当然，还有阎连科等依旧以“神实主义”进行主题先锋书写的前辈作家。不过，值得提醒的是，相较于“80后”等年轻作家融汇现实题材的先锋艺术形式，阎连科等纯先锋书写的目标受众仍是以艺术性探索为核心的少数人，而非注重情节、讲求故事性的更为广大普通的人群。

也就是说，李浩竭力张扬的先锋文学叙事资源（包括形式与主题），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是21世纪以来被广泛接受的一种合乎正统的形式审美表达，已沉淀而趋于凝滞。在曾经先锋的形式沉淀乃至审美凝滞中，反需注意的是，如何防止小说与读者受众的疏离，而不仅限于智识圈子游戏，防止自身叙事風格与主题的持续固化。在我看来，在镜子、父亲、国王等系列主题书写后，在步入写作中年后，在与生理性相伴的先锋中年审美疲惫后，李浩可能已经意识到的是，此时是否能反思曾经先锋叙事的限度与深度，从而求诸个体自身与本土文化，寻求面向历史传统、现代文化与世道人心等进行叙事开拓的新可能。《灶王传奇》的意义或正在此。小说以本土语境、民间文化中的“灶王”视角来讲述一个“传奇”，就是要张扬古老中国的传统叙事，以叙事的传奇性、陌生化走出自我的阈限，从而颇有意味地对中国传统小说致敬，使先锋性得以赓续。

中国传奇叙事与本土语境密切相关，“是从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蘖变而来，由‘杂传和‘志怪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极具文学性的文言小说形式”。

①

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传奇小说，主要以离奇的故事情节为核心，来抵达教化和娱乐等不同目的。自中国现代小说发端、勃兴以来，传奇叙事也始终或显或隐地发展着。如鲁迅《故事新编》对神话志怪小说的重写，沈从文以《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神话文本建构的新奇故事，及至韩少功、莫言等人的寻根小说也都有对传奇的内在继承。

②在这一脉络上，可以说，《灶王传奇》以寓言性、陌生化的传奇方式汇入先锋性的现代哲学思辨，灶王、小冠身上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不断传导着对社会现实、此在世界的批判性探索，传奇叙事的现实批判显得尤为深刻。在似乎回归的民间传统场域中，李浩的传奇叙事深度传导着对先锋形式板结、审美凝滞中的自我质疑乃至颠覆，某种意义上也接续了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对传奇叙事创造转化的文学实践。

无论怎样，以文学为志业者，到了一定年龄，大抵会产生一些困惑，或是经年写作、叙事风格定式的忧虑，或是生活惯性、写作题材趋同的不安，又或是在碎片时代对文学圈子固化和文学有效性的恐慌。这些问题，在不同代际作家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而在已入中年的“70后”作家身上可能尤为明显，这既与他们未能如“50后”“60后”（乃至“80后”）作家那样获得应有的象征资本（“70后”作家研究系列文章中已有较多阐释）有关，也与中年状态积压而来的生理性美学疲惫有关。因此，题材视域、书写视角、形式话语、审美观念等便成为这些作家写作突破必不可少的议题，也是考量文学先锋性（自我革命性）的重要维度。这样来看，一贯以先锋独行侠姿态而风行文界的李浩，此时端出《灶王传奇》这一中西古今横跨、通俗历史混杂的长篇大餐，可能正是基于上述考量的艺术行动。

《灶王传奇》中，怎么讲故事的元叙事探索依旧，时空魔幻也别有意味，审美形式先锋性仍然十足，李浩式的叙事审美烙印依旧深刻。但是，更应注意的是，小说以陌生化、通俗性的传奇叙事释放了先锋文学面向少数受众的有限性；小冠与灶王等传递的人的价值与存在意义的先锋智识思索，则回应了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小说的先锋性、批判性依旧；传奇背后的世俗社会、朝代历史与个体面向呈现出丰富的当下性，中国传统叙事精神在先锋性意义上得以有效赓续。就此来说，文学“先锋”，其实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审美越界与自我革命。中国“先锋”，就应该贴近中国传统，回到本土文化，让中国传统叙事更先锋、更现代，让注重个体精神和形式探索的先锋叙事更本土、更世俗。或许只有这样，“先锋”之树才能结出本土化的“传奇”硕果，中国文学才有更多可能，新时代中国文学也才能更“先锋”，更有面向世界与未来的丰富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与美术思潮互动研究”（18BZW157）、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人才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徽昭，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薛 冰）

① 石麟：《传奇小说通论》，第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② 见郭冰茹、郭子龙：《“寻根文学”对传奇叙事的择取和拓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