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主持人的话 一口气读完作家李浩给本期专栏的这篇《从“拿来”到“反哺”——中国小说百年的本土化实践以及创新性尝试的个案分析》，我第一个反应是：如果当下每一位中国作家都愿意写这么一篇跟李浩同题的文章，那该多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更加有效地凝聚话题，作家（包括李浩文章多处提及的批评家）彼此之间也才能更加有意识地展开互动和对话。这样的局面，相信任何一个关心中国文学的人都会翘首以盼。

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想法其实很幼稚。作家都是极有个性之人，作家的个性就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生命。要求视个性为生命的作家坐在一起，写一篇同题的作文，这岂不太荒唐？但我冒出这个荒唐的想法，也并非毫无道理。我觉得李浩文章确实提出了中国文学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小说从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

李浩明确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固然还有中国古代小说某些元素的局部残留，但根本上乃是从域外“拿来”新元素，就连“现实主义”也是“拿来”的，还能有什么例外？既然如此，如何深入地看待“拿来”，就是中国文学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希望作家们都能就这个问题各抒己见，有何不可？

况且李浩的思考很深入。他认为“拿来”包含了必须完成的好几个步骤，绝非可以一蹴而就。“拿来”固然不妨是应急借用，暂时粘贴，就像电脑正在运行时为着某个目的而临时补充某个插件。但真正的“拿来”不能仅止于此。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不是靠“拿来”的小说观念、形式和手法讲“外国人的故事”，而是在“拿来”之后，结合作家对当下日常生活的体会，努力讲好当下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检验所“拿来”的是否经过中国作家的“创造性转换”，变成真正适合自己的有益的东西。

我们已经习惯于说要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李浩则提出对“拿来”的一切文学“舶来品”也要进行“创造性转换”。这个说法就比较新颖。

对“舶来品”能否成功地进行“创造性转换”最好的检验标准，就是李浩接着提出的第二个说法：中国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否将“拿来的”转换成“自己的”，从而对世界文学提供“反向滋养”，亦即提供思想艺术上为中国作家所独创因而足以“反哺”世界文學的新经验。

说到这，读者可能又会说，类似的问题，许多中国作家不是早就从各自角度有过这样那样的阐述了吗？只要愿意像严肃地面对“本土文学”那样严肃地面对“外国世界文学”，哪个作家能回避此类问题呢？这样讲当然没错，但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李浩还是将这方面的思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李浩认为“拿来”绝不等于“中体西用”式的为我所用，而是要通过“创造性转换”，让“拿来的”成为“我自己的”，就是成为自己的血肉。如此一来，就不存在中西古今、自我与他者、“体”与“用”之间那条永远也无法消除更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是真正在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和持续交往的前提下来思考中国与世界小说的共同未来。李浩这一向度的思考，不仅有力地呼应了本期连载的李洱的文章，也符合鲁迅当初提出“拿来主义”的本意。具备这样的眼光，才能有效地谈论“拿来”和“反哺”。

李浩打破了作家轻易不谈作家（中国当代作家越来越不愿公开而客观地谈论同时代其他作家）这条不成文的禁忌，结合自己的阅读，他在上述“拿来/反哺”的问题意识下，放开来谈了好几位当代作家的创作。开诚布公，言简意赅，在关键点上逐一指出这些当代作家作品在哪些方面尚未（或已然）通过“拿来”而“反哺”了世界文学。

李浩列举了鲁迅的《阿Q正传》《故事新编》、沈从文的《边城》、余华的《活着》《爱情故事》、莫言的《生死疲劳》、宁肯的《天·藏》、李洱的《应物兄》、徐则臣的《北上》，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浩反复强调他只是在个人阅读史中随意翻检，举出若干例证，所以并无意暗示他个人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好恶取舍。关键在于，李浩对这些作家作品是否具有“反哺”之力（或“反哺”之雄心与可能性）的看法，尽管都采取高度概括性和评点式语言，但我想不仅被谈论的当代健在的作家们会很感兴趣，可能也会激起熟悉、关心、研究这些作家的读者和学者批评家们跟李浩进行对话商榷的强烈愿望。

比如，余华的“只要活着”的生存观念果真是他贡献给世界文学的独创经验与独创思想吗？《生死疲劳》中西门闹六道轮回的视觉转换是否真正帮助莫言克服了宏大历史叙述往往难以避免的“疲惫期”或“叙事塌陷”？《天·藏》（包括李浩本人新作《灶王传奇》）正文与注释的互补结构有无值得注意的边界限制？《北上》引入一个意大利人的视角，是否就实现了这部小说“双重观看”的构思？若说《故事新编》的先天不足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神话史、文明史传（尤其史前文明史）中的固有缺陷”（鲁迅依据的某些神话传说缺乏历史“延脉”），那么李浩本人重构“灶王传奇”，究竟想要复活这一散乱而微弱的民间信仰本身，还是把灶王们的视角仅仅当作一种叙事的方便而加以借用，类似《红楼梦》名义上采用“石头”“石兄”视角，实际上却仍旧是作者躲在背后的全知视角？

在读博士生杨毅借助《当代作家评论》面向全国中文在读博士生公开征稿的契机，经过几轮严格筛选和修改，最终完成《小说广播与当代文学变革——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媒介视角》一文。该文抓住“小说广播”这个重要现象，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小说广播”的简史，在此基础上聚焦“小说广播”本身若干问题（选题、改编、播出、收听、读者反馈等）及其与文学接受、文学创作、文学评奖、文学思潮的关系。尽管“小说广播”的热潮早已褪去，但如何从中总结经验，理解新媒体时代文学与各种平台媒介的关联，仍然是值得深挖的一个有趣的课题。我甚至想，不仅“小说广播（连播）”，就是当时的有线广播和无线收音机本身，是否也可以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当然这需要找到确实发挥了实际作用、更具历史性、现场性和文学性，因而更能说明问题的中介与个案。

2023年2月15日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