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迎新

摘要：清代1876年之前的海外书写主要以宗教徒、民间文人和考察团成员记载为主，多是个体见闻，涵盖了多种海外文明，打开了晚清国人的视野。虽然由于个体文化水平及社会整体意识的限制，未能对海外见闻展开深入分析，却为我们了解清代早期士人的心理嬗变提供重要的参考视角。

关键词：宗教徒 民间文人 考察团成员 海外书写

清代大批的海外书写，主要集中在1876年清政府开始正式外派使臣之后，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而清代1876年之前的海外书写，现阶段的研究为数不多。这一阶段的海外书写主要以宗教徒、民间文人和考察团成员记载为主，且大多比较零碎。他们整体身份比较低下，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在面临东西方之间时空转化、文化跨界的语境冲突时，其有关西方的海外书写，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海外文明的窗户。

一、樊守义的朝圣之旅

按锺叔河先生所述，19世纪以前，有记载到过欧洲的中国人仅有三个，分别是：1287年奉伊尔汗之命出使欧洲的维吾尔景教徒巴琐玛，1707年随耶稣会士艾若瑟去罗马教廷的樊守义，1782年被外国船救起并因此游历海中诸国的谢清高。[1]

实际上，19世纪之前进入欧洲的中国人远不止以上三个。这一阶段有关海外书写的主体是宗教徒，按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所述，“清同治以前，吾国青年之赴海外留学者，尽为吾教人士”[2]，现搜集到1876年前描述海外的天主教徒文学作品有黄嘉略的《罗马日记》，史景迁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樊守义的《身见录》，郭连城的《西游笔略》等。除了天主教徒之外，伊斯兰教徒也很早走出国门。1876年之前伊斯兰教徒描述海外的文学作品有马欢的《瀛涯胜览》（同行的费信的《星槎胜览》），马德新的《朝觐途记》《天方诗经》等。

上述作品中的典型代表是樊守义的《身见录》。樊守义，山西平阳人，天主教徒。樊守义的《身见录》一书追忆自己跟从耶稣会士艾若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从澳门出发，经美洲赴罗马拜见教皇及游历欧洲各国的见闻。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写道：“辛丑孟夏蒙王公大臣殷殷垂顾，询以大西洋人物风土。余始以十余年之浪迹，一一追思，恍如昨日。”此时他从海外归来已经过去十余年，仍有很多王公大人向他询问海外的风土人情。他在自序里还写道：“凡所过山川都邑及夫艰险风波，难更仆数。其或耳闻之而目有未睹者，我姑弗道；即所亲历，亦竟未尝笔载一端也。”可见此书写实的写作风格。不过由于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所以他对各地教堂的描述最为详细，也最为赞赏，特别是停留时间最长的意大利，如：“罗玛府，乃古来总都，城围百里，教王居焉。余至此二日，见教王，承优待，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描述到达罗马两日后，拜见教皇，教皇命他参观各处宫殿，这些教堂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天主堂、圣人圣母堂，无论内外之美，即一祭台令人看玩不尽。大概以石为之，而祭台则更以珍贵之石为之也。供器无非金银。耶稣会有十院，又有三堂。堂中所用器皿祭衣，镶珠玉金宝。”“有一圣若望堂者，傍有古教王宫殿，堂内深大，雕成十二宗徒白石像，中有圣物库，四面铁门。有一完石空塔，可容千人。”

当然，他对欧美各国的商业、教育、慈善等都有介绍，如西班牙“人皆安分，不炫富贵，爱清雅，惟喜亭囿，大率如是”。热那亚“所盖之精，宫室之美，人才之盛，世家之富，难以尽述。城外则近海，有大小洋船百余，建塔于海口，每夜有以灯照远客船”。再如罗马的教育，“城内学宫，一乃热尔玛尼亚国公侯子弟之学宮，一乃厄肋西亚国世家子弟之学宫，一乃各国世家子弟统学宫，一乃本府总学，无分贵贱，各有师分”。罗马的慈善机构，“城内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养济院、穷民及痼病养济院，皆受益焉……又有孤子院，衣食俱备”。[3] 通过樊守义的记载，可见当时欧洲教育文化、商业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先进，为后人了解当时欧洲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在樊守义的眼中，欧洲商业发达，社会保障全面，百姓安居乐业，这与传统国人笔下极端落后的记载有极大的不同，这些描写大大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方豪评价樊守义《身见录》“实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4]

二、谢清高的商业书写

虽然樊守义的《身见录》书写更早，不过由于其未能刊行，所以真正影响巨大的却是商人谢清高的《海录》。谢清高，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按《海录·杨炳南序》载：“少敏异，从贾人走海南，遇风覆其舟，拯于番舶，遂随贩焉。每岁遍历海中诸国，所至辄习其言语，记其岛屿厄塞、风俗物产，十四年而后反粤。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后盲于目，不能复治生产，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5] 从中可见谢清高18岁时因意外遭到风暴坠海，被外国船只搭救，得以游历海外各国，14年后才返回广东，不过后来罹患眼疾，不能从事生产，只能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在澳门谋生。后遇见同乡杨炳南，二人一见如故，最终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录成书，并加以刊印。《海录》按内容可分为西南海、南海、西北海三部分，共97个国家和地区。

谢清高的乘槎浮海有偶然的因素，这和传统的国内游记有很大的不同。对从未拥有过异域生活体验的作者来说，他被突然放到异域空间之内，异域的富饶物产、宗教文化、语言习俗、奇装异服，无不成为震撼他原有认知结构的新体验。

作为商人，谢清高对世界各地的商业贸易及土产关注颇多，如“旧柔佛”篇写新加坡：“数年以来，商贾云集，舟船辐辏，楼阁连亘，车马载道，遂为胜地矣。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麻六呷”篇写与当地人交易：“尝取密蜡、沙藤、沉香、速香、降香、犀角、山马、鹿脯、虎皮等物，出与国人交易。闽粤人亦有到此者。其产：锡、冰片、椰子、沙藤。”[6]

与此同时，谢清高还关注海外华侨的生活状况，如“暹罗国”篇写“商贾多中国人”[7]，“新埠”篇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8]，“吧萨国”篇写“地不产金，中华人居此者，惟以耕种为生”，描写当地华人所从事的行业。而“噶喇叭”篇写“上有中华人所祀土地祠”，“中华人在此贸易者不下数万人，有传至十余世者”。[9]“新当国”篇写“闽粤到此淘金沙、钻石及贸易耕种者，常有数万人……华人居此多娶妻生育，传至数世者”，描写很多华人在海外已经定居几代，却还能保存自己的祠堂，颇为难得。

值得重视的是，作为多年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谢清高敏锐地意识到由印度殖民地输入的鸦片对中国百姓的毒害，在“明呀喇”篇展示了英属殖民地孟加拉各地的鸦片品种及加工过程，“迩年以来，闽粤亦有传种者，其流毒未知何所底止也”[10]，表达此物对中国百姓毒害的深深忧虑。

总体来说，谢清高《海录》真正的价值在于，以一个普通海商的视角，跨越文化障碍、心理障碍去认真感知海外文明，客观地将自己的所见所想直接书写出来，对和中国传统有很大差异的异域文化表现出包容、理解的态度。他身处海外，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成熟的司法体系，能够打破传统的偏见，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去描述个体所见所感，可以说是一种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解读，从而引起后来者的共鸣。

三、林鍼的临危赴命

清代外交遵循的是中国传统外交的逻辑，即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各国进行辐射。鸦片战争之后，中外之间朝贡体制的外交关系开始崩溃，这预示着新的外交时代即将到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到187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位外交使臣郭嵩焘，总共三十多年间，仅斌椿、志刚等人有海外游历诗文记载。另外，1847年出国担任翻译而实际承担了外交使命的林鍼，亦有诗文记载海外见闻。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国门初开时士人们面对中外格局大变革时的心态。

林鍼，字景周，号留轩，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他是“有文字可考的我国早期受聘国外的一位商贸口译人员”[11]。1847年春，林鍼受花旗银行聘请，由粤东（潮州）启程，六月到达美国，在美国工作一年后，次年二月回福建。

《西海纪游诗》主要记载林鍼解救26名被英国殖民者诱拐的潮州人回归故国的事迹，此节主要探讨解救潮民一事。《西海纪游诗》云：

为释潮澄祸，俄兴楚卞悲。雷陈交缱绻，缟帓相结思。被捏曾穿牖，爰提至有司。亥初遭禁系，午末脱居縻。红袖援双手，良朋助一夔。[12]

参考《救回被诱潮人记》一文可理清此事脉络：1847年，有英国商人在广东购买一艘船，然后拐骗了26名潮州人上船，“意欲归国借奇以获利”。林鍼在到達美国后，见此船停留港口，且无意中发现他们为英人所诱骗至此。“长洋数受鞭笞之惨，求死不能；今而后，苟船他往，众等虽死此地，亦不与俱矣。因船值逆风，不得往英，而寄泊于此，幸得遇君，愿垂救之。”这些人遭受英人的虐待，求死不能，便向林鍼求助，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林鍼发现此事后便准备营救潮人。“因架诬众欲谋乱，遂押七人于牢中。”而英人此时竟诬陷船上华人欲作乱，将其中七人关进牢狱，林鍼便寻找当地律师准备营救。第四日，当地法庭即审理这一案件，林鍼携手当地鲁姓律师为潮人申辩，英人败诉，当堂将被关押的七人释放。旁观者“欣声雷动”，最终潮人“于八月二十六日附舶返棹”。此事后续：“英人以余破其奸而不余愿”[13]，英人因对林鍼不满而进行报复，趁他外出而诬陷他偷窃，幸得雷即声父女搭救，再加上之前鲁姓律师为他辩护，最终得救。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属于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此后厦门成为中国早期的华工贸易中心。华工分两种：一是“自由移民”，他们自己到国外寻找工作机会；二是契约苦力，或称为“契约华工”“苦力”“猪仔”等，他们多是被拐骗或被强行掳到船上，然后被带走贩卖。在运送过程中，为防止苦力逃跑或反抗，舱门紧闭，密不通风，污秽异常，疫病丛生，因而死亡率极为惊人。据时人记载，“‘数万人闭置一舱昏闷而死者已三分之一，饥饿、疾病、鞭笞而死者又三分之一，苟延残喘者不及一成。因而苦力运输船被人称作浮动地狱。”[14]

面对这种惨状，华工只有向清政府求助。然而按《大清律例》规定，任何人私自出洋，“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当地官府如果知情不报，“皆斩立决”。[15] 同时清政府在海外各国并没有设立领事馆，也没有保护这些华工的实力，这些底层华工也就只能求助于那些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林鍼在解救被拐卖潮州民众一事中，实际上承担了使臣的使命，所以本文将林鍼的诗歌纳入考察范围。

同时，林鍼在其诗作中对美国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详细描述，如当地民风淳朴：“一团和气，境无流丐僧尼”；当地社会等级宗教信仰：“女男分贵贱，白黑辨尊卑；俗奉耶稣教，人遵礼拜规；联邦情既洽，统领法犹垂。”当地选举制度：“土官众选贤良，多签获荐（凡大小官吏，命士民保举，多人荐拔者得售）。”总统选举制度：“统领为尊，四年更代。”司法制度：“断狱除刑具，屯军肃令仪。”同时也注意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如“黑面生充下陈，毕世相承”。[16] 虽然在解救潮人的过程中遭遇各种困难，林鍼在描述美国的各种见闻时却仍能做到比较客观，颇为难得。

1877年，清政府与西班牙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华工在古巴的处境有所好转，而中国驻美使馆则要等到1878年才建立起来，此时距离林鍼离开美国已经过去了31年。从这个角度来看，林鍼的经历在近代中美外交史上有重要意义。

四、斌椿的主动请缨

在清朝正式外派使臣的1876年郭嵩焘使英之前，清政府官方主要通过外派考察团的形式来和欧美各国进行沟通，其中考察团成员的诗文著作代表为斌椿的《乘槎笔记》。

斌椿，字友松，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同治五年（1866），因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斌椿带领其子笔帖式广英及同文馆学习通事凤仪、德明、彦慧等四人一同出国考察。斌椿欧洲之旅行程为：马赛—里昂—巴黎—伦敦—荷兰—丹麦—瑞典—芬兰—圣彼得堡—柏林—比利时—巴黎，参考《乘槎笔记》一书可知，欧美各国对斌椿此次考察非常重视，如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邀请其赴宴舞宫会宴：

是日入宫者，公侯大臣四百余人，命妇八百余人。太子与妃南面坐。两旁设堂三层，各官坐立皆听。坐予与随来员弁于对面。

太子及妃皆立，问：“伦敦景象较中华如何？惜距中华太远，往来不易，此行尚安妥否？昨游行馆，所见景物佳否？”予一一应答。[17]

通过斌椿的描述，可看出此次接待规格之高，爱德华王子单独召见叙话，国君正式接见，这应该是斌椿此行最为关键的一次会面。斌椿的《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记述此次宴会：“镇殿将军执戟矛，绣衣金甲毳兜鍪；森严宫阙人难到，羽队齐排五凤楼。”“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18] 其诗歌关注的中心是这些政府官员的级别之高、仪仗士兵之威严、舞会场面之奢华，而此次活动真正的重心，即英国国君、王子与中国首位官方使臣会面的重要外交意义，则被他一笔而过。同样的情况亦体现在他对与英国首相、丹麦外交大臣、瑞典国王、比利时国王的会面描述上，斌椿只是将这些高规格的接见当作高端的应酬，对其中蕴含的政治外交意义则视而不见。

斌椿曾有诗《中秋差旋，寄弟子廉，兼寄杨简侯表弟、维雨楼甥四十韵》概括此次外出游历：“久有浮海心，拘虚苦无自。每于海客来，纵谈羡无已。”写自己很早就有出游的想法，却由于见识及其他原因没有机会，所以每当有出洋归来的人谈论海外见闻，自己都羡慕不已。“人云风涛险，恐君不堪此。雨楼亦致书，劝我言止止。”然而当机会真正到来的时候，亲友都因为担心他的安危，从而劝他不要出行。“今春朝命宣，仓卒束行李。巨舰出直沽，壮游从此始。”写自己周游十五国之见闻。如与英王见面的记载，英王问：“敝国土俗民风，与中国不同，所见究竟如何？”予对曰：“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面对中西差异，斌椿坦然承认欧洲的很多技术发明“甚于中国”，欧洲的政治制度，“好处颇多”，承认欧洲文明的先进这一点对传统文人来说，实为不易。不过斌椿观察西方物质文明及制度建设时的立场一直都是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如：“蕃王知敬客，处处延睇视。询问大中华，何如外邦侈？答以我圣教，所重在书礼。纲常天地经，五伦首孝悌。义利辨最严，贪残众所鄙。今上圣且仁，不尚奇巧技。盛德媲唐虞，俭勤戒奢靡。承平二百年，康衢乐耕。巍巍德同天，胞与无远迩。采风至列邦，见闻广图史。”[19] 斌椿认为，虽然欧洲已经非常先进，不过中华文明重礼仪，重孝悌，不崇尚欧洲所重视的“奇机巧”，对欧洲所重视的这些先进科技持鄙弃的态度，中华文明优于一切其他文明的自信洋溢在诗中。此时诗人行程即将结束，抵达香港附近，故此诗可以说是此次游历的总结。

斌椿在观察异域文明时只能看到西方先进器物技术这些表层的东西，而对深层问题缺乏必要的思考，后人评价斌椿为“观光性的使节”。[20] 不过考虑到短短几个月的考察时间，斌椿也不可能承担起剖析西方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重任。

斌椿的诗文除了给后人展示自己的外交见闻外，其诗文中所展现的个人强烈的对西方各国的兴趣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斌椿从小所受教育为传统儒家教育，“束发入书堂，惟嫌质椎鲁。我师嘉其愚，谓予疾近古。稍长性更迂，诵读忘寒暑。捷径甘退让，人弃我乃取。”[21] 传统文人好游的特征在他身上表現得比较明显，如：“壮岁饥驱不自主，西瞻华岳东罗浮。南登会稽临禹穴，北至娲皇炼石补不周（山西霍州有女娲所炼补天余石）。”[22] 再如：“惟有山水缘，颇为天所畀。劳生半驱驰，游观聊自慰。”[23] 传统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观念深深影响着他。

另外，斌椿与徐继畬等洋务先驱的私交很好，如出发前徐继畬赠《瀛环志略》，董酝卿赐《随轺载笔》，桑朴斋赠《海国番夷录》。再加上斌椿在此之前曾为赫德办理文案，在此过程中，他对海外的了解逐步深入。“卫公来京师，赠我《联邦制》。才士丁韪良，著书讲文艺。”[24] 诗歌描写自己在总税务司工作期间，结识了美国驻北京使馆参赞卫廉士，卫廉士赠他《联邦志略》；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将自己所著《地球说略》赠予斌椿。在与二人的交往中，他学习了近代天文、地理、科技、算法知识，这就自然引起他对西方各国的兴趣。

从斌椿身上可以看到，随着时代剧变的发生，西方文明正全方面地渗入晚清士人的世界观与思想内核，这种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异域的冲突，可以为我们了解晚清士人的心理嬗变提供重要的视角。

五、总结

总体来看，清代1876年之前的海外书写，无论是宗教徒、民间文人，还是早期的考察团成员，其底层文化人或者说文化边缘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可以以一种相对放松的姿态去描述初次面对海外文化冲击时的身心体验。不过在传统中国世界中心的文化观影响之下，这些海外书写在描述西方见闻时，给我们展示出来的多是传统中国文化在异域的再现。他们用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西方见闻，所以在他们的书写中不断发现传统诗文行旅题材中安土重迁与游历天下的冲突、异域书写与采风思维之间的误读。他们一边放弃了传统的夷狄观，对异域文明表现出认同的态度，一边却又重拾传统儒家的道德标准，认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远非西方圣教可比。在这种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与消解的过程中，“‘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25] 书写者下意识地将个人的心灵世界投射到所描绘的西方文明中来，在这种潜在的将西方文明“中国化”的过程中，早期的海外书写者身上蕴含的中国化文化因素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也难怪其描述的海外见闻只能浮于表面，未能洞察西方近代文明的本质。不过其著述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客观描述与述奇想象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为我们梳理清代士人心态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共建课题“岭南文化的海外发展与影响力研究——晚清岭南使臣海外游历诗研究”（项目编号：2021GZGJ24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注释：

[1] 锺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

[2]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3年版，第582页。

[3]（清）谢清高：《海录》（附三种），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65—71页。

[4]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9页。

[5] 同[3]，第7页。

[6] 同[3]，第17—18页。

[7] 同[3]，第10页。

[8] 同[3]，第19页。

[9] 同[3]，第33—37页。

[10] 同[3]，第24页。

[11] 黎难秋：《中国口译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12]（清）林鍼：《西海纪游草》，锺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1），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3页。

[13] 同[12]，第45—47页。

[14] 孙玉琴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15] 陈瀚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1辑 中国官文书选辑》（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16] 同[12]，第38—43页。

[17]（清）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锺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1），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7页。

[18] 同[17]，第167页。

[19] 同[17]，第202—203页。

[20] 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6页。

[21] 同[17]，第203—204页。

[22] 同[17]，第161页。

[23] 同[17]，第189页。

[24] 同[17]，第181页。

[25]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