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中国营造学社是近代第一个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机构，由北洋政府官员，著名的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朱启钤创立。学社广纳贤才，整理了大量有关建筑的古代书籍，通过实地调查测绘等方法，基本理清了中国古代建筑自辽至清千余年来的演变历史，同时，学社广泛参与各种文物建筑的修缮和复建工程，是中国建筑史学与历史建筑保护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建筑学术界的一座圣殿。北京市档案馆藏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相关档案，可对学社的历史细节提供些许印证。

关于成立时间的两种说法

在学术界，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时间，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营造学社成员单士元、建筑学家陶湘之孙陶宗震以及古建筑学家陈从周认为是1929年，营造学社成员刘致平、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和朱启钤之子朱海北等人认为是1930年。究竟何时成立，北京市档案馆珍藏的一份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

1935年4月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给北平市社会局发来训令，要求对已备案的各类学术团体开展调查并填表呈报。要求填报的三种调查表分别是《全国学术团体概况调查表（二十三年度）》《全国各学术团体最近概况调查表》《全国学术团体职/会员一览表（二十三年度）》。根据训令内容，此次统计的“二十三年度”，是从1934年8月1日起至1935年7月底止。[1]

1935年5月3日，中国营造学社如期上交了调查表，表中详细记录了学社成立的时间、地址、研究宗旨、组织沿革以及职员情况等。根据这份调查表，中国营造学社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成立于“民國十八年七月”，即1929年7月。调查表由学社负责庶务的乔家铎填记，且盖有团体负责人朱启钤印章，这对1929年的成立时间是有力的佐证。

朱启钤在1912—1916年期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在任期间主导了北京的许多近代化工程，如改建正阳门、疏浚护城河、开放皇家建筑等。他很早就注意到建筑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倡议成立营造学会，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等。[2]1929年，朱启钤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之一周诒春的支持，向基金会申请到一笔研究经费，并于7月正式获批，对应了档案中记录的成立时间。那么，1930年这个成立时间又从何而来呢？

营造学社筹备初期，朱启钤尚在天津，1929年底才移居北平，据朱本人在《社事纪要》中叙述，营造学社的实际工作是从1930年1月1日开始的。[3]当时，学社并没有举行正式的成立大会，但收录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的《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落款时间为1930年2月16日。因此，不少人认定学社成立时间为1930年1月或者2月。

另外，“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名称是1930年7月正式启用的。7月19日，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北平金城银行收到更改名称的函件：“中国营造研究所……兹拟对外改用中国营造学社简称，嗣后签名支票并加盖本社印章，以资凭信。”落款为营造学研究所。

原来，学社成立初期，是朱启钤“先以个人研究所名义，接受补助，移平组织”[4]。随着经费稳定且学者不断加入，朱启钤决心将它改为一个更加正规的学术团体。于是在1930年7月，朱启钤致函基金会，提出在年度更始之际，将个人研究所改为中国营造学社。当时美国的财政年度，是从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因此学社选择在7月正式变更名称。这也成为认定学社在1930年成立的另一个原因。

人才济济的成员班子

营造学社成立之初，主要工作是整理古代文献中营造学相关内容，编辑《营造词汇》及翻译国外相关论著等。后来，为了庚款项目能尽快出成果，周诒春建议朱启钤聘任一些年轻的受过系统建筑教育的专门人才来工作。朱启钤本身也特别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因此招揽了不少得力的人才，组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

从《全国学术团体职/会员一览表（二十三年度）》可知，学社当时共有职员17人，社长为朱启钤，而后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助理邵力工、刘致平，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麦俨曾，绘图生叶辕、赵法参，继而是文献部主任刘敦桢，编纂刘儒林，研究生陈仲篪、王璧文，书记韩振堂、蔡申之、林炽田以及庶务员乔家铎。

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日本东京高工建筑系。他们在外留学期间感受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均十分注意保护文物古迹，并对自己民族的建筑史有系统的研究，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这方面确是缺失的，这激起了他们研究中国建筑的决心。[5] 1931年及1932年，梁思成和刘敦桢先后到学社任职，分别担任法式部和文献部主任，他们的到来使营造学社如虎添翼。朱启钤后来在其《自传年谱》中写道：“得梁思成、刘士能两教授加入学社研究，从事论著，吾道始行。”在调查表中略历一栏，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备注有“前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前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亦足以看出两位教授的重要性。

在梁、林的悉心指导下，学社的年轻人也很快成长起来。据莫宗江回忆：“学社每天工作六小时，上班时不许说话聊天，不许办私事，到休息时梁思成带头到院子里去活动，整个班子工作效率极高。”[6]调查表中的学社职员，如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赵法参、邵力工等，日后也分别去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以及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工作，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贡献着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