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君 肖唐镖

作者简介：陈文君，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肖唐镖（通信作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编号：16AZZ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专项“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编号：18VZL002）。

摘要：社会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培育，不应仅停留于应然层面的探讨，还应讨论民众自由观的实然状况。但自由观实证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国内学者应有的关注，尤其缺乏必要的概念界定与测量。基于词源追溯与概念比较，自由观乃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公众对于成员与成员、成员与权威机构、成员与资本以及权威机构的关系中保存个体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信念与偏好。其基本维度可划分为民众对于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认知，以及原则性支持、比较性支持与情境性支持。据此，再通过系统抽样数据的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开发出适合中国情境、可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自由观量表。

关键词：自由；自由观；机器学习；概念建构；量表开发

中图分类号：D03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3）03-0051-022

自由作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价值，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在当代西方学界，最先发展的自由主义受到热烈追捧，并迅速向全世界传播。但先存的并不意味着就是普遍的，不同时空下的威胁对象与压迫内容往往不同，导致自由被赋予的内涵以及公众关注的侧重点自然有所差异。①近些年来，自由在我国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自由观的特征探讨成为了国内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②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自由观的特征与培育问题不应仅停留于应然层面的探讨，现实世界普通大众自由观的实然状况具有重要的比对价值，其隐含的治理意涵，亦可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奠定民意基础。

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可操作性概念的建构及其量表开发是至为关键的基础性工程。概念建构及其量表开发应当兼具理论基础与经验基础，既要立足于扎实而逻辑自洽的规范理论，又要合于经验世界的基本事實。以民众自由观的概念建构与操作化为例，首先，应当系统性检视政治哲学对于自由与自由观的相关研究，归纳出这一概念的共识性理论维度。其次，系统梳理国际国内学界对于自由观的实证研究成果，比较分析其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应用的优缺点。由此，结合前述理论分析，建构初步的自由观概念框架与分析维度。再次，开展无理论预设的网络数据机器学习与民众深度访谈，从经验层面抽象出民众对自由的认知与取向，建构分析性框架与维度，并验证与完善理论取向的建构结果，形成兼具理论基础与经验基础的自由观概念框架。最后，以这些工作为基础，设计初步量表，并以抽样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检验和优化自由观概念的基本框架与量表工具，建构科学的自由观量表与指标体系。肖唐镖：《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回顾与展望》，《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然而，国内学界对于自由观的讨论，主要发生于规范理论与思想史层面，相关的实证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至今仍缺乏相应的本土化、可操作的概念建构与系统性的测量。在国际学界，自由观的实证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其概念框架与测量工具并不足以简单、直接地为我们所用。陈文君、肖唐镖：《自由价值观实证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比较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鉴此，我们拟开展这一系统性的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工作。

首先，简要回顾国内外“自由观”既有的概念界定与测量；其次，在政治文化视角下，通过词源追溯与概念比较，厘定“自由观”概念，并在剖析概念内部结构基础上初步划分民众自由观的维度；再次，借助网络文本数据的机器学习与深度访谈数据之分析，验证与完善民众自由观的测量维度；最后，采用抽样面访数据，对含有自由价值认知与自由价值支持的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提炼兼具系统性、本土性，并能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自由观量表。

一、“自由观”既有概念界定与测量

纵观国内自由观的意涵研究，可大致划分为两种：一种为不同时空的自由观意涵，譬如希腊自由观、现代自由观、传统中国自由观、社会主义自由观、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自由观等；张新刚：《希腊“自由”观念的历史考察》，《史林》，2012年第3期；任艳：《个体与秩序——新世纪中国电影个体意识建构的反思》，《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何卓恩：《世变、国变与“主义”采择：严复对西来三大政治思潮的态度》，《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倪素香、梅荣政：《论社会主义自由价值观的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6期；郭凤志、高苑：《中国文化语境下自由价值观话语发展的历史逻辑》，《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另一种是知识精英的自由观意涵，主要为西方政治思想家自由观的意涵解读，如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哈耶克等。高广旭：《马克思自由观的双重向度及其现代性意义》，《理论探讨》，2018年第4期；曹孟勤：《人自由亦让自然有自由——论黑格尔自由观的生态意蕴》，《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6期；贾健：《为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辩护》，《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5期；王力：《哈耶克自由观的逻辑谱系》，《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此外，中国政治人物的自由观也受到关注，诸如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高力克：《梁启超的自由观：在国族与个人之间》，《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苑书义：《孙中山自由观论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叶斌：《自由主义之外：毛泽东自由观述论》，《史林》，2012年第4期。但是，这些研究仅是针对某一时空或名人的自由观探讨，对于什么是“自由观”这一基础性问题缺乏必要的说明。也就是说，“自由观”的研究成果虽浩如烟海，但并无“自由观”本身的概念界定。这也直接导致自由观测量的严重不足，相关测量依然散落在民主观、人权观、政治意识（公民意识）以及社会心态的实证研究中。由于主旨兴趣的不同，这些研究并不是针对自由价值观的系统性测量与分析，只是将之作为其他政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学界，自由观的实证研究同样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多数研究跳过概念而径直描述。其背后隐射的是，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国际学界对消极性意涵的自由价值偏好。就自由观的测量维度而言，古斯塔夫森首次根据伯林的两种自由将自由观划分为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与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两大维度，认为消极自由包括不墨守成规（Non-conformism）、不服从（Insubordination）、独立（Independence），积极自由包含自主性（Autonomy）、本真性（Authenticity）以及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Gina Gustavsson， “Freedom In Mass Values： Egocentric， Humanistic， or Both？ Using Isaiah Berlin to Understand a Contemporary Debate”，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 no.2（July 2012）， pp.241-262.尔后，布雷斯卡亚等人同样从自由的消极层面与积极层面出发，将宗教自由解释为国家不干涉宗教的消极义务以及国家对宗教提供相应条件的积极义务。Olga Breskaya and Pl Ketil Botvar， “Views on Religious Freedom among Young People in Belarus and Norway： 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 Religions， vol.10， no.6（May 2019）， pp.1-17.国际学界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分置于自由观实证研究，这种做法对我们框定自由观的维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仍未能系统描述自由观从规范层面到经验层面的跨越过程。此外，如仅从消极与积极的自由属性来观测现实，是否能准确把握中国民众自由观的特征，尚待中国情境的检验与修正。

总之，作为人类生活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观，“自由观”的概念建构与系统测量付之阙如，进而导致自由观的实证研究难有进展。系统测量民众自由观的基本前提是建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结构性的自由观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既要符合自由的基本理论意涵，又要能够真实反映社会大众的自由价值倾向。为此，本文将一方面从理论分析出发，获得自由观的内涵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拟定自由观的测量维度；另一方面从现实世界出发，佐证由理论分析而来的自由观内涵结构，并补充、修正与完善中国民众自由观的测量维度。

二、民众自由观的概念建构与维度初定

根据形式逻辑学“属加种差”陈爱华主编：《逻辑学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的概念界定方法，我们需要先确定自由观的属概念，然后把握其本质属性。民众自由观反映的是自由价值从规范到经验的扩展，直指现实世界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指某一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盛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加布里埃尔·Ａ·阿尔蒙德、小Ｇ·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其本质是对公众政治取向的关注，属于价值观肖唐镖、刘元贺：《民眾政府观的概念建构及其测量》，《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据此，本文认为自由观从属于政治价值观，是公众政治行为的信念基础，主要包含公众对自由价值的认知（belief of freedom value）与自由价值的支持（support for freedom value）。

确定属概念后，最为关键的是对自由观本质属性的判定，大致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自由观的本体论角度出发，确定自由观的内涵结构，而本体论的探讨离不开词源学的追本溯源，以及概念的发展与演变；二是将自由观与相近价值观进行比较，辨析自由观的概念外延，诸如，民主观、权利观等。

（一）原义：“自由”的古典意涵

1.中国传统的“自由”意涵

“自”“由”二字，中国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联合词，“自由”最早出现于东汉儒家文献，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被上层士大夫熟知，并被下层文人所掌握，胡其柱：《“自由”演化史： 一个中国概念的近代重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39页。表示遵从自我或自我做主，既无褒义也无贬义。作为与“由”字古相通假的“繇”字，在与“自”字相结合后的初义亦无褒义或贬义。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612-613页。

但在随后的发展中，自由一词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指向多变。汉唐年间，由于自由的指称对象不同，自由的意涵大相径庭。当自由的主体是皇帝时，意为不受他人压制的自为状态。“今权宦群居，同恶如市，主上不自由，诏命出左右。”《三国志》卷十《魏书·贾诩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页。其中，“自由”表示皇帝对不受牵绊的正当追求。而当描述大臣或反叛之人时，则是任意放纵之意，具有明显的批判之味。“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闲乘衅，废帝杀后，百官总己，号令自由，杀戮决前，威重于主。”《后汉书》志第十七《五行五》引应劭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47页。这里的自由主体是反叛之人，自由的意涵为“任意妄为”。

此外，中国古代还产生了精神自由观。例如，道家的庄子，他主张回归自然世界的自由，向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这是一种超越现实既定境遇的精神感受，并不涉及对现实状况的诉求与改变。刘笑敢：《两种逍遥与两种自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后来，佛教与道教也运用“自由”一词，来表达个人内在精神的通达无碍。虽然不同时期、派别的自由意涵有所差别，但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自由观，表现出对世俗自由价值的逃避。这种个人内在的解脱与以国家为重的儒家思想具有较强的冲突性，因而作为官方话语体系的儒家始终对“自由”采取拒斥态度。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自由”常常与欲望联系在一起，并被赋予负面基调。

需要注意的是，宋代少数儒家学者使得“自由”的概念具有了免于束缚的否定意味。胡其柱：《“自由”演化史：一个中国概念的近代重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7-63页。朱熹称“古人终日只在礼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校：《朱子语类》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3页。，指出了被“礼”的束缚；王阳明称“僕到家，即欲与曰仁成雁汤之约，宗族亲友牵绊，时刻弗能自由”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指代不被宗族亲友牵绊的自由。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自由”二字，已经产生了免于“亲朋”与“礼”干涉的消极意涵。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中国传统的“自由”意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自由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原本是一个中性词，对其负面解读实则是后起附属之估；二是描述的主体不同，自由的指向性大相径庭，或褒义或贬义；三是唯心主义的自由观得到道家、佛教以及道教的肯定与发展，但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自由的贬义意涵在晚清以前的文本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四是自由被个别学者用于指代免于“亲朋”与“礼”的牵绊，具有鲜明的生活化色彩。

2.西方传统的“自由”意涵

考察西方古典意義上的“自由”，首先需要追溯希腊城邦时代“eleutheros”词族的相关语义。“eleutheros”最古老最基本的用法是识别自由人的身份，“自由人”指在政治上是自己城邦的主人，不受独裁者的支配。Martin Ostwald， “Freedom and the Greeks”， in R. W. Davis ed.， The 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in the Wes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1.奴隶则受到主人的支配，无法参与城邦事务。因而自由人起初用于区分个人地位，表达的仅是个人身份意义上的自由。随着雅典民主的确定，政治意义上的“eleutheria”逐渐被接纳，即一个公民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目标共同体，在城邦政治中最大限度地享有自由。加之希腊人成功地击退了人数上占优势的波斯军队，不受外部力量控制的自由思想也相应产生。简言之，雅典时期的“自由”指在内部没有专制统治，外部不受外族侵犯。它既可以适用于个别城邦，也可以适用于整个希腊。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西方传统的“自由”意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自由”自产生起具有浓厚的消极意涵，无论是对内民主政治生活，还是对外防御入侵者，都表达了免于强制之意；二是，自由与希腊城邦生活的不可分割，产生了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自由意涵；三是，与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不同，近代以前的欧洲的自由观念具有鲜明政治化、公共化（国家化）色彩。

（二）变义：自由思想的分殊与移居

1.近代西方自由思想的分殊

西方自由观念并非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思想文本，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所表达的自由观念都存在巨大差异。近代西方自由观念，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积极自由观与消极自由观。12世纪中叶，以商业与手工业者立足的市民面对世俗君主权力的扩张，强烈要求自主与自治，主张拥有“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9页。，强调自我不是个体的人类，而是共同体的构成元素。后来，以卢梭为代表的哲学家亦表示“人们所向往的东西是使每一个个体及其所有权利服从于整个社会”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在共同体中可以“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系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自由”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19页。。将人民主导的自治共同体视为自由的前提，积极参与公共政治，是积极自由观最为主要的特征。

与此不同，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思想家与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承下来的中世纪基督教社会哲学彻底决裂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重新阐述了共同体生活中的自我意识。他认为，自由意味着“不受外部障碍的干涉”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页。。后来，密尔、伯林、哈耶克等思想家也都强调个人在尽其信奉的义务时，其个人权利应受到保护，不受权力的影响。伯林认为“自由的威胁是存在着无限制的权威”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哈耶克表示原始意义上的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这种免于专断，限制权威机构的权力，以保护个人的权利，是消极自由观的重要特征。此种免于干涉的自由受到西方普通大众的推崇，且免于干涉的对象不仅仅是权威机构，还包括社会成员、社会习惯等。

2.晚清以来中国自由观念的转向

当内含权利的自由观念传入中国时，由于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自由总是处于被反复质疑与推崇的怪圈之中。清末时期，西学大行，严复所引介的有关自由的著作与话语，受到上层少数精英的推崇，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依然保留了自由的传统词语结构与内涵。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在法律意义上确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至此，政治家与学者大都放弃了无所限制、任意妄为的自由意涵，而采取法律主义的进路。但是，革命的反复失败使得部分学者开始反思自由主义。孙中山曾公开反对革命过程中的“个人自由”，李大钊与陈独秀等转向了共产主义式的自由。

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在早期也关注道德与社会的自由。《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211页。 虽然在后来的武装斗争和建国实践中，毛泽东借用“自由”一词的传统意涵，批判自由主义下的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等思想作风《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页。，但他并未一直反对自由价值观，而是重塑了自由话语。毛泽东在马克思自由观点的基础上，主张自由是对必然世界的认识与实践（《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而认识与改造世界都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因而他在个人与集体的论述中更加强调集体自由。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直接表明“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0页。。只是这一自由属于人民，而不被“敌人”享有。1955年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中，申明人民内部享有言论自由，而反革命分子没有言论自由。这意味着，拥有自由存在着显著的群体差异性。同时也阐明与中国古代自由主体为个体（君主）不同，现代的自由主体为全体人民。

自由在中西文化中的意涵及其从西方引入中国后的变迁表明：其一，在中国古代，自由仅由帝王个人享有，知识精英缺乏对政治自由的探索，极少人注意到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加之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普通民众更加偏向远离世俗世界的自由；其二，在西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作为自由的本质属性，虽有哲学家对此争论不休，但因自由主义传统，公众更热衷于消极自由；其三，当西方自由理论与现实民族、国家命运相遇，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了内含权利思想的现代自由理念，并在政治领导人的推动下，将自由的主体由特权持有者扩展至人民。这意味着，自由观的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应明晰自由的主体、本质属性以及言及自由的领域。

（三）民众自由观概念界定

1.民众自由观的内部结构

检视中西方有关自由的概念架构与论述，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具有生活化的一面，而西方古典的自由观念具有鲜明的公共化色彩，但都生发了消极意涵的自由观。到了近代，西方学者对自由的本质属性的追问拓展了消极自由观与积极自由观的内容。中國学人则在反思西方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对自由的主体进行了有益探索。由于各学者主张的自由主体、本质属性、言及领域并不相同，致使他们对自由的价值与意义诠释存在较大分歧。

首先，自由的主体不同，即“谁享有自由”的问题。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敌对双方都认为是为了自由而战，但自由的主体不同。北方主张的是奴隶获得自由，南方认为自己有脱离联邦政府法律的自由。可见，谁享有自由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性，是内外有别的。即使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也包含自我在内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对立。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扬·霍夫斯泰德、迈克尔·明科夫：《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94页。那么，只要自由的主体未能确定，就会出现大家都在申明自己是“自由”捍卫者，但观点大相径庭的吊诡现象。本研究讨论的自由观是公众的自由观，是公众对于某种自由的认知与支持。当生活在拥有独立主权国家的公众讨论自由时，往往言及的是个体的感知。因此，本文所探索的中国民众自由观的主体限于公民个体。

其次，自由的本质属性不同。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是自由”，其结论可以大致归为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一种主张免于强制的自由，另一种主张积极自为与参与国家事务的自由。当然，一个人可能对这两种自由都是认同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表达观点时，若未能明晰各自谈论的是哪种自由，则难以进一步沟通。正如范伯格所指陈，当我们言及自由时，必须详细而具体地规定：“是摆脱什么的自由，以及自为地做什么的自由” 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王守昌、戴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最后，言及的领域不同。人们对自由的谈论并不限于公共政治领域（社会成员与权威机构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广大的社会领域（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例如，密尔就将政治领域的自由引入到社会领域，以保护个人权利免受社会侵害。李宏图：《从政治的自由到社会的自由——论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他认为社会自由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利性质和限度，社会暴虐往往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要可怕，因为它投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13页。同样，追溯中国古代的自由，也往往具有较强的生活化特质。从社会生活来看，不仅涉及成员与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问题，还包括社会成员的自由生存与发展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自由与人的现实生命是相勾连的，需从以实践为本源的生存性存在出发，贺来、葛宇宁：《马克思哲学自由观的三个基本维度》，《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而人的自由从最根本的意义来讲就是首先要求得到经济上的自由，没有经济条件，自由将会失去基础和前提。曾宇辉：《马克思的自由观》，《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2期。因此，人们言及自由的领域既包含政治领域、社会领域，亦包含关乎生存的经济领域。

2.民众自由观的外延廓清

与自由观同属于政治文化，并处于同层次的种概念，还有民主观、权利观等。辨析这几对观念的关系，需从自由本身与民主、权利关涉的核心问题出发。就自由与民主而言，民主是对公共关系中“谁在领导”这个问题的回答，与自由关涉的“社会成员与权威机构的权界关系”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有本质区别。

从自由与权利来看，权利在政治关系领域是指向与权力相对的一种概念，为权威机构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拥有。那些符合现实法要求的自由是一种权利，但那些符合自然法的并不一定是权利。也就是说，自由的某一层面具有权利的属性，但自由的各个面向并不都是权利。正如邓正来对哈耶克的译注：“自由并不因为法律将其规定成权利而具有意义，同样，自由的某些面相亦不能作为权利问题而加以主张。”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脚注）。此外，自由还关涉社会关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即权利的共生与互限。

综上，从自由观的内涵结构来看，自由观的主体指公民个体；本质属性包括免于干涉与支配，以及积极的自我实现与参与国家事务；应用的领域既包括政治领域，又包括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就自由观的外延而言，自由观与民主观、权利观同为政治文化的子类，但与之不同，其关涉的核心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权利的共生与互限。

至此，自由观的内涵结构与外延得以明晰。根据形式逻辑学“属加种差”的相关要求，我们可以科学界定自由观的基本内涵。需注意的是，自由是一个发展型概念，它往往与特定社会矛盾与诉求有关。也就是说，在一定时空下，自由与公众所认为的最大的威胁与最为紧迫的问题直接相关。因此，本文所拟定自由是指在成员与成员、成员与权威机构、成员与资本的关系中保存个体独立性与自主性。与之对应的民众自由观，是指特定时代背景下，公众对于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认知与支持。

（四）民众自由观的测量维度初定

自由观的内部结构与概念厘定为其操作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上文，自由观的内部结构包括自由的主体、自由的属性、言及自由的领域。其中，自由的主体是既定的，在本文特指公民个体。自由的属性在国际学界则通常被用于建构民众自由观的基本框架，为与国际学界接轨，本文亦以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作为划分自由价值认知的一级指标。从言及自由的领域来看，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辨别公众谈论的自由是属于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抑或是经济层面。因此，我们将言及的领域作为观测公众自由价值认知的外显指标。

消极自由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互不干涉的外在自由，指公众对于社会关系中群己权界的认知，主张免于他人干涉与支配。延伸至政治领域，消极自由外显为免于干涉的政治自由，强调免于政府干涉以及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在经济领域，消极自由体现为免于干涉与垄断的经济自由，突出表现为对免于政府的干涉、强制与资本的垄断、压迫的自由诉求。（如图1所示）

积极自由同样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为理性自主的内在自由，个体理性自主的状态，以及积极实现自我；政治领域为积极参与的政治自由，强调公民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经济领域为自主参与的经济自由，主张经济主体拥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与条件。

此外，在政治文化视角下，民众自由观不仅包括自由价值认知，还涉及自由价值支持。在国际学界，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将平等与自由等价值进行排序，以考察公众在不同价值比较中对自由的支持。陈文君、肖唐镖：《自由价值观实证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比较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从理论渊源上来看，自由价值的支持是伊斯顿的政治支持相关理论的延伸。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中民众对典则（Regime）、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权威当局（the Authorities）的支持，可以分为特殊性支持与弥散性支持。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8版，第179-261页。其中弥散性支持指无条件的心理倾向，对于政治系统的稳定与运作至关重要。综合国际学界自由价值支持的测量、政治支持的传统划分路径以及中国情境，本文将自由价值支持划分为原则性支持、比较性支持与情境性支持。原则性支持指的是在无条件、无比较下，公众对自由价值的支持；比较性支持指与平等、安全等价值相比较时，公众对自由价值的支持；情境性支持指在中国特殊的现实情境下，公众对自由价值的支持。

三、基于机器学习与深度访谈的维度修订

词源追溯与概念比较帮助我们从理论上确定了自由观的内涵结构与概念框架。然而，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分扩展至各个领域的测量框架，能否与中国民众的观念适配，尚待经验层面的检视。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田野调查数据常被用于验证理论预设，但有容易陷入主观判断先入为主的弊端。随着互联网数据的扩容，以及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的更新精进，无监督的机器学习已然能够在没有理论预设与主观因素干扰下获得数据的本来面貌。为此，本文采用python爬取互联网数据，并通过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来获取自由观的基本维度。

作为社会化问答网络平台，知乎成立于2010年12月，已在中国发展超十年。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知乎的使用率为14.6%，在中国所有社交APP中排名第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1月）》，2018年1月31日， 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7026.htm。 不同于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知乎用户们可以通过知识建立信任和连接，对热点事件或话题进行理性、深度、多维度的讨论。并且，与问卷中固定的一套问题和选项或微博的140字限制不同，知乎用户可以以开放的心态表达自己的观点。Xiaoyu Zhao，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Quotidian Expressions of 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ese Cyberspac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6， no.2（September 2020）， pp.277-293.诚然，知乎在成立之初主要以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为主要用户群体，但在经历十多年的发展后，知乎的用户群体早已扩展至各行各业，大量不同学历的群体亦加入知乎平台的讨论中。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获取中国民众自由观的基本维度，通过知乎平台的“线上”大数据分析，足以满足本研究的要求。

但是，网络数据并非随机抽样，更不意味着就是全样本，亦可能遗漏重要的信息。因此，实地的深度访谈是不可缺的佐证材料。首先，基于国际既有的相关问卷与访谈资料，通过3轮讨论与试调研，最终确定了半结构访谈提纲。其内容包括四大问项，均为开放式的题目。分别是：1.“请问您觉得什么是自由？（追问‘还有呢），或者说，当您听到或说起‘自由时，一般以为它指的是什么？”2.“请问您觉得在做什么时是自由的？或者说，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才能说是自由的？”3.“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自由的状态？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4.“请问什么事情让您觉得不自由？”。其次，依据异质性样本原则与信息饱和原则选择访谈对象。囿于知乎用户中关注自由问题的群体特殊性，我们主要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来扩大访谈群体，并当被访者不能提供新的信息时，结束调研。本文的访谈对象具体为潜水馆经营者、国企工作人员、外企工作人员、公务员、大学老师、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农民、大学生等，共计25位。最后，对访谈的样本进行编码与分类，将访谈资料与机器学习的维度划分逐一比对，完善并最终确定民众自由观的基本维度。

（一）基于机器学习的自由观维度

1.数据基本情况

以知乎为观察窗口，本文通过python爬取与“自由理解”“自由定义”“自由看法”等相关的问项，再对各个问项的关注度、浏览数、回答id、回答内容、回答时间进行爬取。数据爬取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18日，获取的结果被保存为CSV格式，共计10万余条文本。为了方便后期数据的处理与分析，需剔除无效检索结果，包括重复的数据以及高离散的数据。其中排除的问项包括“怎样理解自由度”“物理中的自由度怎么理解”“我想纹身，想知道代表自由的图案有哪些”等。数据清洗后，最终保留119个问项，39684条回应文本。这些问项的累计浏览数量超4千万次，并被近18万名用户长期关注。由于篇幅限制，以下仅展示回答数排名前15的问项。（详见表1）

2. K-means文本聚类分析

爬取的文本均为非结构性数据，需借助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将之转换。本文首先在Jupyter Notebook中导入pandas、numpy、jieba、scikit-learn等基本模块；其次加载停用词表与专业词表，对短文本分词、文本向量化与特征提取等；最后，通过K-means文本聚类算法与LDA主题模型的类别互证，选择最优的类别数。

K-means文本聚类算法是一种基于形心的技术，它将数据严格地划分到k个簇中。本文使用K-means文本聚类对爬取的短文本进行聚类，可以较好地将公众的自由观划分成合适的簇群。其基本运算过程是从n个对象的数据集中选择k个中心作为初始运行簇心，目标是每个簇内点到簇心都最近，而离其它簇最远。通过不断迭代，直至计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簇数。在一个大小为n×d的矩阵，它的第i个行向量由i表示。K均值是寻找k个d维度的表示1…k，以使每个文档到其最近质心的距离平方尽可能地小。查鲁·C·阿加沃尔：《文本机器学习》，黎琳、潘微科、明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78页。一般而言，K值通过肘部法与轮廓系数获得。

肘部法求最佳K值（簇数），就是衡量各个簇内的样本点到所在簇的质心的距离平方和，其值越小则说明各个类簇越收敛。在K-means聚类算法中使用kmeans.inertia_值来计算。结果显示，簇数3位于图形的肘部，故当K等于3时，各样本点到其所在簇类的质心最近。那么，簇数为3是否为最佳的K值呢，还需轮廓系数评估。如下图所示，当分成3类时，平均轮廓系数约为0.37，高于其它簇数的轮廓系数值。因此，综合基于欧式距离的肘部法与平均轮廓系数值，网络文本词组可分为3大类。

3.民众自由观主题分布特征

结合K-means的分类结果，本文将LDA主题聚类的参数设置为3，并保留各主题前10个关键词。LDA主题聚类与K-means同属于无监督的机器学习，在训练时均不需要手工标注训练集。其生成过程如下：首先对每一篇文档，从主题分布中抽取一个主题，获得该主题在文档中的概率分布；再从上述被抽到的主题所对应的词语分布中抽取一个词，获取词在该主题中的概率分布；最后将两个概率分布相乘，看是否符合该词在文档中的概率分布，若不符合则要重复上述过程直至遍历文档中的每一个词。

通过生成过程可知，LDA包含“词项—文档—主题”三层贝叶斯概率分布。一个文档的每个词都是以一定概率选择了某个主题，并从这个主题中以一定概率选择某个词语而组成的。也就是说，各主题均可以由词项中占比较高的关键词来描述。如下表所示，第一类的主题集中于自由与孤独、自己与我们、自由与选择等生活中的自由；第二类主题集中于自由与爱情、生命的重要性问题，以及内在心理的自由；第三类主题集中于探讨自由主义、集体主义、言论自由等政治层面的自由。可见，前文在理论分析中所涉及的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自由，都在数据分析中得到了印证。同时也表明在经验世界，相较于自由的本质属性，公众言及自由的领域更容易显现，因之为测量中国民众自由观的重要外显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财务”“钱”“资产”等与经济相关的词语在三个主题中都有分布。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公众的自由观是复合的，并不是单一维度的；另一方面，当中国公众谈论自由时，无论是社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离不开经济自由。也就是说，根据无监督的机器学习结果，经济领域的自由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分析中国公众的自由观时，应重点关注其对经济层面自由的认知与支持情况。

为此，本文将涉及经济的自由讨论文本从母体样本中抽离出来，逐个检视其基本维度与特征。结果显示，爬取的“线上”文本中大多提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但未有谈论“免于资本压迫的自由”。虽然资本压迫并不是知乎用户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删除“免于资本压迫的自由”这一维度，而应将其保留，通过“线下”深度访谈，以验证和完善测量的维度与指标体系。

（二）基于深度访谈的自由观维度

为了验证与完善中国民众自由观的测量维度，本文将访谈信息与前述自由观测量维度一一比对。结果显示，前面所梳理的自由观维度大体上可以从访谈资料获取相关检验信息。其中，中国大众言及至多为消极自由，而且多见于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对于积极自由，中国公众则较少言及，甚至未有访谈对象主动提及政治领域的积极自由。

从消极自由来看，一位学生认为自由是不受他人的干涉，并指出了具体的对象。“我觉得自由就是不受父母、老师和其他亲人的干涉，当他们要求我做不喜欢的事情时，会感到束缚。尤其当我不能正常表达心里的想法时，感到最不自由。”访谈编号：2021062901。访谈材料的编码规则如下：前八位“20210629”为具体日期，即2021年6月29日，后两位“01”则为当天访谈的第一位受访者，下同。这是社会领域互不干涉的外在自由的重要体现，表达了在社会关系中，对不因他人意志被迫行动的自由诉求。

在政治领域，多数被访谈者表达了言论自由的诉求，认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应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利。也有受访者表达了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看法，认为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是个人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此外，一位老师将自由放入具体的情境中探讨，表达了对当下疫情管控中地方政府措施的看法：“自由是指个人选择不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然而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过度防疫，尤其是一些低风险地区的地方政府搞‘一刀切，严重限制了大家的出行自由。我觉得社会治理方式需要改进，管理要精细化、科学化。浙江省的防疫措施就值得地方政府借鉴，看看他们是怎么分類实施的。”访谈编号：2021062702。以上都是免于权威机构干涉的政治自由的重要表现。

在经济领域，一些被访谈者表达了免于权力干涉的经济自由。一位外企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找工作这件事让我感到很不自由。很多工作都有隐形的设置，比如户籍。但是除特殊职业外，我认为地方政府不应该设置这些限制因素。”访谈编号：2021051204。同样，一位潜水公司的老板表示：“市场的事情就交给市场好了，有些事情，政府一出面就麻烦了。”访谈编号：2021051201。另有一个卖菜的农户的观点则涉及免于资本压迫的自由。他在回答什么事情让他感到不自由这一问题时表示：“现在的菜没有以前好卖了，大家都在网上买菜了，网上都是大老板在操作，我又不懂。就算我便宜卖，也没以前卖的好了。”这虽没有明确表示是谁导致了他的不自由，但隐含了资本的力量。即，随着信息技术与虚拟货币的兴起，资本家们将资产投入网购中，彻底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冲击了部分公众的生存方式，致使那些原本通过“小生意”谋生的菜农或小商贩陷入生存困境。

从积极自由来看，一位自由职业者对自由的理解涉及社会领域理性自主的内在自由。他表示：“我从体制内的工作中跳出来，是因为那个工作让我感觉自己可有可无，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令我恐惧。我目前的工作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种自我价值在提升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自由。”访谈编号：2021051401。

在经济领域，一位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农民工表示：“我觉得自由的基本条件是有足够的钱来保障日常的开销，生了病后有足够的钱看病，这样才不会因为生计而恐慌。”访谈编号：2021051801。另有一位体制内工作者表示：“我家还算是小康，但也生不起病，一旦生了大病，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很难说在医疗保障上实现了就医自由，很多资源包括教育资源都不是均衡的。”访谈编号：2021051802。这些观点都是自主参与的经济自由的体现，其主张的是经济主体拥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与条件。

（三）最终确定的民众自由观测量维度

综合理论分析、k-means文本聚类、LDA主题聚类以及深度访谈，本文最终确定了民众自由观的测量维度，包括自由价值认知与自由价值支持。其中自由价值认知由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构成，自由价值支持划分为原则性支持、比较性支持、情境性支持。（详见表3）

四、自由观的量表开发

（一）测量题项设置

概念的建构与维度划分为自由观量表编制提供了基础性测量框架。但量表中问项的选取往往需要反复斟酌与打磨，这不仅在于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问题，更是因为问项的设置既要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又要能与国际学界衔接对话。检视国内外权威数据库，“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调查”（Chinese Political Values Survey， CPVS）、“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等均涉及中国民众自由观的测量，其数据不仅可以相互佐证，也为中国民众自由观的量表开发提供了重要参考。

然而，这些测量题项并未囊括前文所划分的自由观的全部维度，因此，我们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拟定缺失维度的测量题项，并通过多轮网络试调研与语义表达调整，初步编制了适合中国情境的自由观测量题项。如表4所示，自由观测量的初步指标体系既有根据实地访谈自主设置的题项，又吸收借鉴了国内外数据库中的问项，共计30个题项。

（二）数据来源与简况

为纯化、评估与检验上述自由观量表，本研究借助随机抽样的田野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该数据“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调查”（Chinese Political Values Survey， CPVS2022）由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团队设计与采集，调研时间为2022年7月与8月。其中，第一波数据的调查地点为山西省盂县的12个乡镇，每个乡镇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标，抽选3个村，每个村按照18岁以上的在村居民为母体样本，随机抽取20个村民以及2-3位村干部，共获得799个样本。第二波数据来自安徽省潜山市，以同样的分层抽样方式，完成733人的面访。两次问卷调查共获得1531份有效样本，其平均年龄为55.90岁，男性占56.6%，女性占43.4%。

（三）量表评估与检验

根据学界普遍的量表检验方式，我们将调查数据等比例随机分为探索集与验证集，前者用于项目分析、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后者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程同顺、史猛：《当前中国大众民粹程度测量研究》，《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1期；邹建平、肖唐镖：《情感、价值与行为：爱国主义态度的三重面向与量表开发》，《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庞康、肖唐镖：《自尊、受尊与尊他：民众尊严观的概念建构与量表编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表5展示了自由观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其中题项C1.6、C3.7、C4.6、C4.7未达标的指数极高，因而被删除。剔除它们后，剩下的26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值为0.695，信度良好。

2.高低分组以观察值前后27%为分割点。

在第一轮纯化的基础上，我们对保留的26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检测，这些题项的KMO值为0.812，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p值小于0.001，说明适用于因子分析。表6显示，题项C2、C3.4存在较为严重的交叉载荷，因而被删除。囿于题项C3.3、C4.3、C4.5的因子归类并不明确，本文对随机化的另一套样本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C3.3与C4.3存在较为严重的交叉载荷，予以删除，C4.5则很好地与C4.4聚合在一起，因而被保留。

在保留的22个题项中，当提取特征值大于1时，这些测量题项可以很好地区分为7个维度。其中，互不干涉的外在自由、免于干涉的政治自由、免于干涉与垄断的经济自由、比较性自由支持、情境性自由支持均可以很好地分离。虽然积极自由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指标，以及积极自由的政治领域与自由价值的原则性支持的指标聚合在一起，但是当我们将因子数设置为9时，政治领域的积极自由与原则性自由支持的指标能够较好地分为两个维度。这表明，本文所划分的自由观维度，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接受。囿于篇幅，自由觀探索性因子分析未能全面在正文呈现，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经过上述项目分析、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有22个题项被保留。为进一步检验量表题项设置与维度划分的合理性，我们对验证集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情况如表6所示，无需修正的初始模型便已全部符合统计要求，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佳。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如图3所示，除题项C4.4、C4.5、C4.8，其余19项测量指标均在0.32至0.95之间，结果可接受。也就是说，经过科学的审慎检视后，本文最终确定了一个包含22个题项的自由观量表。（详见表7）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自由观的切实落地尚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扎实、系统的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就中国民众的自由观而言，其实证研究不能简单沿用国际学界的概念框架和测量工具，而应当开发既能与国际学界接轨、又适宜本土情境的研究工具。本文以中外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采用词源追溯、大数据挖掘与深度访谈等多重方法，依据于规范分析与经验讨论的相结合，较为系统地建构了政治科学意义的自由观概念框架与测量维度，并利用区域抽样数据开发了可供操作使用的研究中国民众自由观的量表。

既有的自由观实证研究往往侧重于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或简单地将自由观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本文结合中国情境的系统性讨论，发现在经验世界，民众言及自由的领域更易外显。网络文本与深度访谈的结果都表示，中国公众最为关切的是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的自由，而较少言及政治领域的自由，这与以自由主义为信念的西方世界极为不同。系统抽样调查与国际通用数据库的分析结果，亦表明中国公众自由观具有“重社会远政治”的特征。因而，内含自由属性的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理应能更好地描绘中国民众自由观。此外，我们还在自由价值认知的基础上，添加了自由价值支持。认知与支持的不同维度的组合，应更有利于挖掘自由观的类型与特征。

基于系统性的梳理，本文认为自由观是指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民众对社会领域（社会成员之间）、政治领域（成员与权威机构之间）、经济领域（成员、资本与权威机构之间）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认知与支持。在自由价值的认知中，消极自由包含互不干涉的外在自由、免于权威干涉的政治自由、免于干涉與压迫的经济自由；积极自由包含理性自主的内在自由、积极参与的政治自由、自主参与的经济自由。自由价值的支持包括原则性支持、比较性支持、情境性支持。

根据上述理论构念，参照权威数据库，比对深度访谈，我们建构了相较国际学界更为系统、也更为合理的自由观量表。与既有自由观量表不同，本量表不仅将自由的属性内置于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还在自由价值认知维度的基础上，增设自由价值支持，共计9个子维度。借助系统抽样数据，经量表评估与科学检验，我们提纯了一个含正反设问的22个测量题项的量表（即表8），可供学界进一步批判、完善或借鉴使用。后续，我们也将据此量表，系统描绘我国民众自由观的总体面貌与类型特征，并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分析世界各国自由观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不过，作为学界对自由观概念界定与量表编制的首次系统探索，本文的讨论尚有若干不足之处待修正与进一步完善。如“理性自主的内在自由”与“自主参与的经济自由”两维度的测量指标在统计上未能有效分离，部分校正题项与总分相关度较低，或许应进一步优化其表达。本文的抽样数据主要面向农村居民，其性别、年龄结构与文化程度体现了浓厚的在村农民特点，其结论也有待在城镇居民群体中的抽样数据之检验和矫正。

（责任编辑：徐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