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荣 伯 娜

(1.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7;2.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引言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和带动力不断增强。2022年,长三角地区GDP达到全国23.99%(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各地区统计局网站。,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也面临发展的重重阻力,如创新能力不强、环境污染、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而科技创新、环境治理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都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外疫情负面冲击的形势下,财政体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跨越关口的制度保障(储德银 等,2020)。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需要设计出合理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提供的主要是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这就使得公共品相比于私人品,具有强溢出效应,而政府作为公共品提供方,可以以最小化成本投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效应。公共品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体力等支撑,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对生产与消费具有强大的诱导效应,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公共品提供的抗风险环境是其成长与壮大的土壤。而在财政支出总量大体不变的前提下,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公共品供给,并通过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影响地区高质量发展。在长三角地区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科学高效配置财政资源,发挥财政支出的最大效益,成为实现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

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张军扩等(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高质量增长不仅应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应重视社会福利的提高(Mlachila et al.,2017)。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成为一些学者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金碚,2018;欧进锋 等,2020;郭健 等,2021)。刘新智等(2022)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包含经济、社会、生态、政治和民生的平衡系统。高培勇等(2020)则认为高质量发展问题是制度建设问题。

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国内学者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陈诗一 等,2018;唐娟 等,2020;任保平 等,2022;储德银 等,2022)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湛泳 等,2022;胡天杨 等,2022)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另一种是通过选择适当的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进行测度。相比单一指标方法,综合指标体系包含了更多的维度,能够更为全面地衡量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内涵。学者构建的不同指标体系造成了评价结果的差异。魏敏等(2018)从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等10个方面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马茹等(2019)将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发展效率、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五个维度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趋势。李舟等(2022)在五维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加入制度优势,从六个维度考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现有文献大多对各省份和地级市的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针对长三角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田鑫(2020)采用包含经济活力、经济创新、绿色发展和民生发展四个维度的指标,对长三角26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估。陈雯等(2021)对长三角一体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二)财政支出结构与高质量发展

部分学者研究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如詹新宇等(2017)研究发现,财政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消费型支出对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负效应。陈昭等(2019)则认为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不同,科教支出、农林水务支出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文化体育支出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无显著关系。

更多的学者就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单一维度进行研究。Devarajan et al.(1996)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支出无法推动经济增长,而非生产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Kneller et al.(1999)、Goldsmith(2008)提出生产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非生产性支出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袁晓玲等(2019)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会加剧环境污染,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会抑制环境污染。岳凯等(2019)研究发现投资性财政支出和服务性财政支出在东、中、西部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王海霞(2021)认为增加社会性财政支出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经济性财政支出也有助于改善收入差异。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丰富了长三角地区的财政政策研究,为该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合理化提出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2)具体分析了各项财政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丰富了财政支出结构理论研究,对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意义;(3)深入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制,提升了研究的深度和维度。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财政支出结构反映了财政资金的分配,体现了政府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职能。根据各项财政支出的职能,参考杨宝剑等(2012)的做法,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节能环保支出。

(一)财政支出结构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财政支出结构体现出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侧重和导向。经济建设支出可以弥补在基础设施、城乡建设等方面私人投资的不足,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经济运行。科教文卫支出是政府投资于科学技术、教育及文化卫生领域的资金,为社会提供人才储备。行政管理支出主要作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社会保障支出能够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生活质量。节能环保支出主要作用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是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财政调节手段。各项财政支出作用方向不同,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侧重点不同,因此需要对各项财政支出的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1.经济建设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经济建设支出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和发展环境,为实现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和基础。经济建设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作用路径如下:

第一,经济建设支出为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建设支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尤其是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较强的技术价值,能够助推社会的创新发展(张晓民 等,2021)。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廖唐勇,2023),加快劳动力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与扩散,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毛丰付 等,2022)。

第二,经济建设支出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经济建设支出中的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农林水务支出降低了农村贫困程度,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优化了农户收入结构,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交通运输支出可以促进地区间要素和商品流动,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地区间收入差距,使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孙伟增 等,2022)。因此,经济建设支出有助于长三角地区间、城乡间和产业间的协调共进。

第三,经济建设支出提高了长三角地区开放程度。经济建设支出可以改善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便利度(Francois et al.,2013;张鹏飞,2018),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姜巍 等,2016),提高地区开放程度。

总之,经济建设支出形成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郭庆旺 等,2003),提高居民收入,同时经济建设在短期内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降低地区间、产业间收入差距,扩大开放,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增加经济建设支出能够促进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2.科教文卫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科教文卫支出能够提高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增强创新的驱动力,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科教文卫支出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往往伴随较大的风险,企业研发投入能否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私人资本不愿进行研发投入。因此,科技创新如果由市场配置资源,则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需要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持续进行资金投入。尤其是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等的重大科学问题,更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科学技术支出可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高科技产业,促进创新动力的内生化,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通过优化研发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地区创新水平(卞元超 等,2020)。

科教文卫支出中的教育支出降低了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增加了接受教育的人数,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为创新积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提升,一方面提高了劳动者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使其能够更快适应技术变革,从而加快新技术的转化;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使更多的企业转变为研发型企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氛围。因而,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科教文卫支出则是实现创新的重要前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提高科教文卫支出可以显著提高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质量。

3.行政管理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行政管理支出能够减低交易成本,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界定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提供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职能基本健全,行政管理工作趋于稳定,扩大或减少行政管理支出不会对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3:行政管理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影响不显著。

4.社会保障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向生活困难的居民提供支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社会保障支出是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通过向弱势群体进行经济补助,实现了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再分配,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中央政府在各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调节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通过在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之间进行再分配,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第二,社会保障支出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途径。社会保障支出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通过互助共济方式,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社会风险保障中。社会保险支出、社会福利救济支出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为弱势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保障全体居民能够共享国家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4: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能够促进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5.节能环保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节能环保支出是政府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等为目的的财政支出,提高了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节能环保支出激励企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对环保技术进行研发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提高生态效益及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5:提高节能环保支出能够促进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二)财政支出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的异质性

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将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作为长三角区域范围,其中27个城市为中心城市,14个城市为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发展并不平衡,中心城市基础设施更为完善,产业结构更合理,金融结构更优。由于不同地区的财政政策乘数存在异质性(Kline et al.,2014),单位财政支出在各地区的产出差异较大(周慧珺 等,2022),因而各项财政支出在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会产生不同政策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6:各项财政支出对长三角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分别构建财政支出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基准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考虑到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连续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因而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财政支出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1.财政支出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基准检验模型

qedit=C0+b0qedit-1+b1ecxit+b2edsit+b3gogit+b4bazit+b5hboit+bkXit+ui+ut+eit

(1)

其中,qedit表示样本在t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qedit-1是高质量发展的滞后项,ecxit、edsit、gogit、bazit、hboit分别为样本在t时期的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Xit为其他控制变量,ui表示样本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u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eit为随机扰动项。

2.财政支出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构建财政支出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Rayleigh-Taylor(RT)不稳定性在超新星爆发、 星云生成等天体演化[1-3], 以及惯性约束聚变等工程研究领域[4-9]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qedit=tqedit-1+ρ1Wqedit-1+ρ2Wqedit+f1Wexcit+a1ecxit+f2Wedsit+a2edsit+f3Wgogit+

a3gogit+f4Wbazit+a4bazit+f5Whboit+a5hboit+fkWXit+akXit+φit

(2)

其中,ρ1、ρ2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由于上述模型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因此该模型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为避免单独使用一种距离标准衡量空间关联性可能造成的偏差,本文参考邵帅等(2016)的方法,构建同时包含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Ww),即Ww=yWd+(1-y)We,为了简化分析,将y的值设为0.5。

(二)变量的测度与说明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1)指标选取

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可以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方面来衡量。其中,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是形成创新的物质基础,创新产出由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来衡量。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以永续盘存法(张军 等,2004)测算的各地区资本存量数据为基础,结合从业人员数量,使用SFA方法进行计算。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由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龙信数据研究院等联合编制,是对新建企业数量、吸引外来投资额、吸引风险投资额、专利授权量和商标注册量进行加权计算的综合指标,反映地区创新创业能力(毛文峰 等,2020)。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能够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形成互补,较为全面地反映城市创新能力。

协调既是我国经济。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收入分配协调、地区协调、城乡协调和产业协调。本文使用Dagum(1997)计算的基尼系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使用王少平等(2007)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泰尔指数衡量城乡协调度,使用干春晖等(2011)计算的各城市产业合理化指数来表示产业间协调程度。

开放发展包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方面。对外开放要求扩大经济开放范围,提高经济开放质量,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包括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分别以进出口以及实际利用外资情况表示。对内开放要求加强内部循环,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本文参考盛斌等(2011),计算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16类商品市场分割指数来衡量长三角城市群市场开放程度。

绿色发展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实现生态文明的进步,改善环境污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方面要控制污染排放,从源头上降低污染排放,另一方面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对已产生的环境污染进行有效治理。本文从污染排放和污染治理两个方面反映城市绿色发展情况。

共享发展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全民共享,满足人民对知识增长和身体健康的需求。本文从收入水平、知识共享、医疗水平和消费能力四个方面分别选取相应指标来反映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成果共享的程度。

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体系详见表1。

表1 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2)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根据各指标的差异程度进行赋权,以获得各指标的权重,变化程度较大的指标被赋予更大的权重。TOPSIS法是通过确定接近正负理想解的距离来评估样本的优劣等级,该方法对评价对象和指标没有特殊要求或限制,具有良好的直观性。将熵权法与TOPSIS法相结合,利用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结合TOPSIS法的优点能够达到客观科学评价的目的。本文使用熵权TOPSIS法计算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qed)。

2.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结构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前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采用各项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表示,分别是经济建设支出(ecx)、科教文卫支出(eds)、行政管理支出(gog)、社会保障支出(baz)和节能环保支出(hbo)。

3.控制变量

为了更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中财政支出结构的作用,还需要对可能会影响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控制变量进行设置,具体如下:以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当地GDP的比值表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cdkg);以每百万人本专科在校人数表示人力资本(gaxp);以人均资本存量(万元/人)表示该地区的资本存量情况(lgzc);用地区电信业务量占GDP的比重表示信息化水平(dxg);使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常住人口)来表示城镇化水平(ura);用财政支出总额占GDP的比例表示财政支出规模(fxg)。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检验

(一)基准检验

1.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测算结果以及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群财政支出结构对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为了最大程度避免内生性问题引起的回归结果的偏误,本文将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使用系统GMM法以得到更加科学准确的结论。同时,为了得到更加稳健的估算结果,采用了小样本统计量和两步系统GMM的设定,表3的列(5)为系统GMM法的估算结果。

表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表3的列(1)～(4)是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估算的结果。为了对比未考虑和考虑到高质量发展动态过程的差异,表3中同时展现了这两者的结果。列(1)、(3)是不考虑因变量滞后项的静态面板结果,列(2)、(4)、(5)是加入了因变量滞后项的动态面板结果。

表3列出了各项财政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第一,经济建设支出显著提高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质量。经济建设支出完善了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拉动了当地投资,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作用。由此,假设1得证。第二,科教文卫支出对高质量发展也具有正向影响。科教文卫支出可以提升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发展质量。由此,假设2得证。第三,行政管理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为负,但不显著。行政管理支出对高质量发展没有直接的影响,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政府不断地消减行政管理支出,其对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已经不明显了。由此,假设3得证。第四,社会保障支出对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功能在于实现收入再分配,通过将资金转移到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体,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民生共享水平。由此,假设4得证。第五,节能环保支出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由此,假设5得证。此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出规模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回归只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2010年以后,长三角地区经历了三次扩容,长三角城市群覆盖范围的调整可能会给回归结果带来偏差。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参照施炳展等(2020)的做法,采用系统GMM法,在保留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的交互项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结果初步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3.内生性问题

采用系统GMM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但无法解决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或出现遗漏变量的情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借鉴林春等(2020)的做法,采用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以地理距离倒数加权得到各项财政支出的加权平均值和各项财政支出滞后2期作为工具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2SLS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均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有效。从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节能环保支出与高质量发展分别在1%、10%、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行政管理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显著,这与前文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5 财政支出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

4.异质性分析

非中心城市在地理上处于长三角区域外围,与中心城市相比,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方面差别较大,因此仅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无法观测到两类城市财政支出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是否会有差异。表6考察了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各项财政支出对高质量发展效应的异质性。

表6 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各项财政支出在长三角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从经济建设支出来看,非中心城市经济建设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203,高于中心城市的0.086,原因在于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而非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经济建设支出对非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作用更大。科教文卫支出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正向作用,但在非中心城市回归系数为0.216,而中心城市只有0.072,原因在于中心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科教文卫资金来源更为多元化,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度不高,而非中心城市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科研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科教文卫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在中心城市作用不显著,但在非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作用,原因是中心城市的经济发达,居民收入水平高,对社会保障支出依赖程度较低,而非中心城市对社会保障支出的依赖程度较大。节能环保支出在中心城市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对非中心城市作用不显著。这是因为中心城市的生产技术相对先进,政府的治理方式更加科学有效,节能环保资金在中心城市的利用效率更高,中心城市往往设置更高的环境规制标准以吸引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投资与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促进高质量增长。而非中心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环保产业占比不高,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够,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往往难以做到两者兼顾,使得非中心城市节能环保支出的高质量发展效应不显著。由此,假设6得证。

(二)空间效应分析

1.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参数估计结果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利用前文介绍的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使用莫兰指数(Moran’s I)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 空间相关性检验

可以看出,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局莫兰指数均大于0,而且均在0.01%的水平上拒绝了没有空间相关性的原假设。本文采用Wald检验来判断空间杜宾模型是否为最优设定,表8中汇报了检验结果及参数估计结果。根据表8,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Wald检验均在0.01的水平上拒绝了空间杜宾模型可以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说明空间杜宾模型是最合理的。表8的结果显示,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中,Hausman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说明均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LR检验的结果则说明应该选择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时间和空间双固定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8 空间杜宾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在3种空间权重设定下,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滞后一期对周边地区的发展质量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说明该城市高质量发展后会通过空间或经济上的关联提高其他城市的发展质量。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1)政府间合作效应。2010年国家出台《长三角区域规划》后,长三角城市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开展的合作逐年增加,高质量一体化成为政府目标之一,政府间合作加强了地方政府政策的统一和协调。(2)地区示范效应。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经验通过区域间的学习和交流、官员流动、技术溢出等途径为其他地区所学习和模仿,从而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3)经济一体化效应。长三角城市群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协作、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公共服务的便利共享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初步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因此,以上三种效应使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正向空间溢出的特点。

2.财政支出结构对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

为进一步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表9对各项财政支出的高质量发展效应进行分解。

表9 财政支出结构对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解

从各项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建设支出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均显著为正,说明提高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建设支出能够促进本地的发展质量,而且长期比短期的效果更明显,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可能具有滞后性。科教文卫支出在短期和长期都能提高当地的发展质量。行政管理支出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并不显著。社会保障支出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比较显著,但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节能环保支出的短期效应不显著,长期效应显著,说明节能环保支出的作用具有时滞性。

从各项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经济建设支出对其他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短期效应不显著,长期效应显著,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优化产业结构间接促进高质量发展,而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短期内无法充分发挥。科教文卫支出在短期和长期都能改善其他地区的发展质量,原因在于短期内科研技术成果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等方式在区域间快速扩散和转移,技术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也具有较强的地区间流动性。而在长期,本地区技术的研发也会被周边地区所模仿和借鉴,提高周边地区的科技水平。行政管理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但不显著。社会保障支出在短期对其他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原因在于本地良好的社会保障条件不但没有让本地生产资源外流,而且还吸引了外来人力资源,加快了本地经济发展,但损害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节能环保支出在短期内空间溢出作用不显著,原因在于一方面本地区污染的治理会通过清洁的水、大气等扩散到周边地区,提高周边地区的环境质量,但另一方面,高环保投入也伴随着更高的环境规制,本地区会勒令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关停或搬迁到周边地区,从而加剧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因而短期内节能环保支出的溢出效应可能是不显著的。而从长期来看,地区间通过政府主体间的合作进行生态环境的共同治理,能够提高区域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因而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长三角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从财政支出结构角度出发,基于2010—2020年4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在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使用系统GMM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多角度考察财政支出结构对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经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各项财政支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同,增加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都能提高当地发展质量,而行政管理支出对高质量发展没有显著影响。(2)各项财政支出在长三角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对于中心城市而言,节能环保支出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更显著,而对于非中心城市而言,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更强。(3)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协同增长效应”,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但空间溢出效应为负。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为实现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比重,适当减少行政管理支出,量化各项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2)长三角各城市应该根据其发展特点和目标选择适当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明确财政支出的重点,因地制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3)加强长三角城市群的财政支出政策协调和合作,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发挥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提高辐射能力并扩大辐射范围,实现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