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托妮·莫里森是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其扛鼎之作《最蓝的眼睛》讲述了黑人女孩佩科拉的悲剧生活。佩科拉的父亲乔利因伦理身份混乱陷入伦理困境，最终做出的错误伦理选择是贯穿全文的暗线。伦理身份的混乱给黑人男性身份构建和道德实践带来严重危机，给其家庭成员带来严重伤害。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沿着“乔利寻父——乔利娶妻——乔利侵犯女儿”这条伦理线，围绕乔利孤儿、丈夫、父亲这三次伦理身份的转换，从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这两个角度审视乔利伦理犯罪的原因，由此揭示黑人渴望获得种族自信、回归完整家庭的伦理诉求。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伦理选择；伦理身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9-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9.004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非洲文学的重要作者，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里森关注当时非裔美国人的现实生活，有目的地书写违背“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故事，揭示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造成的严重伤害。[1]《最蓝的眼睛》就是其中之一，描述了主人公佩科拉，一个黑人年轻女孩受种族主义迫害，迷失在白人的主流价值观中，最终惨遭父亲侵犯的悲剧故事。佩科拉的父亲乔利是典型的“恶”的形象，乔利身上的非理性意志表现明显。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非理性意志与理性意志相对，主要指一切情感和行动非理性驱动力。非理性意志表现出来的种种精神因素，如情感、动机、欲望、习惯和本能等，都不受理性的控制和约束。[2]

乔利主要经历了三次伦理身份的转化，首先是姨婆去世，父亲不认，沦落为黑人社区的孤儿；然后与宝琳结婚，却不承担家庭责任，变成了无能的丈夫；最后侵犯了自己的女儿佩科拉变成了罪恶的父亲。而乔利的非理性意志体现在这三次伦理身份转化过程中的伦理选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通常是善恶并存的矛盾体，身上包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并存的斯芬克斯因子。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揭示人的伦理选择过程。[2]乔利经常让自己的兽性因子压过人性因子，最终酿成了侵犯女儿的伦理悲剧。本文将摒弃一般道德评价，沿着乔利三次伦理身份的转化，客观地探究乔利伦理犯罪的原因。

二、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

（一）流浪的孤儿

在乔利未出生前，其父亲就抛弃了其母亲，出生后又被母亲扔进了垃圾桶里，幸被姨婆捡回抚养长大。乔利在上学四年时向姨婆询问自己的亲身父亲是谁，得到了一个模糊的答案，“萨穆尔·富勒也可能是富勒的弟弟，也可能他们俩都有份”[3]。听后，乔利发出了“为什么不给我起名叫萨姆逊呢”的疑问，由此可以判断乔利陷入了伦理身份的混乱中，渴望通过知道父亲是谁以及与父亲用同一个姓来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

13岁时，乔利唯一亲人姨婆去世，乔利将摆脱孤儿身份的希望寄托在了从未谋面父亲身上，但是真正找到父亲时，父亲为了赌钱不理睬他，至此，乔利完全沦为黑人社区的孤儿。

此外，在姨婆葬礼期间，乔利在和情人体验性快乐的时候，被白人见证了性无能，成为白人“物”化黑人的受害者。即不被白人社区接纳，又无法在黑人社区找到根，乔利进入到一种危险的“自由”中，自由地感受到自己体会到的一切——恐惧、内疚、羞愧、疼爱、悲伤怜悯。[3]自由意志是人的直觉的表现形式，其主要特點是人的活动不受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的约束。[2]乔利任由自由意志支配，自由地犯罪，自由地进出监狱却没有被监禁的感觉，自由地找工作，自由地辞职，放纵自己的欲望，只顾自己的感官和胃口。

（二）无能的丈夫

乔利在流浪的时候遇见了腿有残疾的宝琳，选择和宝琳共筑爱巢，结束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一开始他们住在南方，乔利慷慨地给予宝琳渴望的爱情，悉心照顾宝琳的生活，安抚宝琳由于残疾而带来的自卑，宝琳也将乔利视为自己上帝般的救赎。文中重点刻画了宝琳的残疾和无知，而乔利对宝琳的残疾和无知持有一种享受的态度，乔利享受自己作为强者在宝琳这个弱者面前获得的自我满足感，夫妻间形成了救赎者和被救赎者的平衡关系。

随着夫妻搬往受白人文化影响深刻的北方后，夫妻关系走破裂。起初，乔利在钢铁厂工作，宝琳在家料理家务，继续保持着这种救赎和被救赎的关系。然而，随着乔利被钢厂裁员，失去了获得社会价值感的工作，弱者宝琳成了真正养家糊口的强者，摆脱了对乔利物质上的依赖。同时，受白人电影的熏陶，宝琳将美貌和道德挂钩，极端追求白人主流价值观下的美，将对乔利的情感崇拜转化为对白人主流价值观的盲目追随，逆转了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平衡的关系被打破，夫妻关系破裂。

乔利失去了创造社会价值的工作和衬托自己个人价值的弱者宝琳，没有价值带来的获得感的支撑，自由意志再一次战胜理性意志，乔利选择整日酗酒不归家，和妻子吵架，甚至对妻子动手，沦为无能的丈夫。

（三）罪恶的父亲

宝琳怀孕后，乔利突然转了性，减少了酗酒，回家的次数也频繁了，变得关心妻子。由此看出，未出生的孩子唤起了乔利的责任感，唤醒了乔利的人性因子。但是对孩子某个时刻的感觉，文中具体体现为“期待”这种感觉，不同于建立起对孩子稳定的、理性的看法，不代表能够与孩子建立起稳定的亲子关系。

孩子出生后，乔利没有给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抚养和情感上的照料。当他酗酒归家看见女儿在厨房洗碗的瘦小的身影时，作为父亲的乔利思考父亲这个伦理身份的意义，思考他能为女儿做什么？曾经又做过什么？能给予她什么？能对她说什么？怎样回应女儿的爱？从乔利的思考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在反思自己，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内疚，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内疚而改变自己，承担父亲这个伦理身份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给予孩子充分的关心和照顾，错将心底涌起的不知名的温情转化为兽欲，在自然情感的驱动下，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侵犯了自己的女儿，造成了伦理悲剧。

乱伦意味着年龄分别的混乱，世代的混杂，情感的无组织，角色的急剧变化。[4]整个家庭都受到了乱伦的惩罚，乔利在收容所死亡，其女儿佩科拉也陷入了疯癫的状态。

三、悲剧伦理选择的根源

（一）种族歧视的历史根源

在被白人猎人见证性无能事件中，乔利坚信憎恨白人会自取灭亡，将憎恨转移到另一位女性受害者达莲娜身上。在和宝琳的婚姻中，宝琳是乔利所厌恶的事物中为数不多触手可及且可以伤害的一个。[3]在侵犯女儿佩科拉事件中，佩科拉的卑微存在不是作为一种“道德化”的力量，而是激起了乔利对她的强奸。[5]黑人男性被白人种族主义阉割而失去了正常的人格，寻求通过对女性的补偿暴力来发泄内心的委屈和不满，妄图寻回男性强者的身份。[6]由此可见，乔利在白人社会中一直处于被阉割的状态，乔利的错误伦理选择受到了白人社会文化的裹挟，这种裹挟有其历史根源。

南北战争后，美国宪法承诺此后黑人的权利和机会不会因为种族问题而受到贬低。但是在随后的50年里，种族隔离和服从被法律全面制度化。在当时黑人社区中影响较大的布克·华盛顿主张“迁就白人主义”，并于1895年签署《亚特兰大和解声明》，鼓励黑人不问政治默默屈服于劣等公民的位置，进一步导致大部分黑人对自己劣等公民的身份听之任之。[7]1896年普莱西诉讼弗格森案确立了“隔离但平等”的种族主义原则。[8]直到1954年布朗案的判决才宣布种族隔离违宪，种族隔离政策才有所缓解。[9]奴隶制后的美国黑人获得了身体的自由，却依然受到种族主义带来的精神奴役。

在强者身份的构建过程中，乔利的兽性因子不断地战胜人性因子，自由意志不断地战胜理性意志，给身边的女性带来了伤害。

（二）家庭教育的缺位

在人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人仍然处于伦理混乱之中，只有经过伦理启蒙，人才能产生伦理意识。[2]乔利从小被父母抛弃，其家庭结构并不完整。家庭是一种以婚姻、血缘、收养、同居、共同生活等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共同生活单位。[10]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家庭为儿童的社会定位服务，在儿童的文化融入和社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11]

如果说姨婆能够弥补乔利母亲的缺位，那么父亲在乔利的生命中是完全缺场的，身边唯一能充当父亲角色的人是黑人男性布鲁，布鲁给乔利的童年带来了温暖。但是根据文中对布鲁的描述，“车夫是个叫布鲁·杰克的好老头”这句话交代了布鲁“车夫”这个伦理身份，布鲁自身可能不具有完整的家庭，即使具备完整的家庭，布鲁也没有将乔利带入完整的家庭結构中，因此并不能带给乔利关于父亲这个伦理身份的启蒙。父亲身份不是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得到展示，必须在父亲和孩子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被揭示出来。[12]没有父亲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似乎特别容易在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的发展、学校表现、社会心理适应和自我控制方面出现问题。[13]

然而比起单纯的由于父亲缺场带来的关于“父亲”这个伦理身份的混乱认识，乔利父亲的道德失范给乔利带来了更恶劣的影响。十三岁时乔利效仿其父亲抛弃了可能怀孕的女孩达连娜。从某种程度上说，乔利父亲的缺场，以及其恶劣的品质，引导乔利走上了极端，为乔利侵犯自己的女儿埋下了伏笔。

（三）个人伦理意识缺乏

同样是处于白人种族歧视和贫困的经济状况下，文中克劳迪娅和弗里达的父亲却很好地承担起父亲这个伦理身份所应承担责任和义务。对弗里达和克劳迪娅父亲的描写虽然不多，但是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知道他是一个努力工作、认真负责的好父亲。从猎狼手变为猎鹰者，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为了前门赶狼，窗下拒鹰。[3]当弗里达被留宿在家的亨利占便宜的时候，其父亲果断出头，拿旧三轮车砸向亨利，冒着进监狱的风险，冲亨利开了枪。在这种父性的关照下，克劳迪娅和弗里达并没有像佩科拉那样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迷失自我，她们有善恶美丑之分，懂得欣赏黑人独特的美，建立了自信自尊，保存了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中，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伦理选择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2]两位父亲不同的伦理选择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无论是种族歧视还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乔利本身伦理意识缺乏，要为自己错误的伦理选择负责。

四、结语

本文沿着乔利寻父——乔利娶妻——乔利侵犯女儿这条伦理线，分析了乔利孤儿、丈夫和父亲这三个伦理身份的混乱，摒弃了一般道德价值判断，从历史、社会和个人等方面客观分析了黑人乔利犯伦理罪的原因。在乔利形象的背后是一部黑人遭歧视、被侮辱的辛酸历史。[14]奴隶制之后的黑人获得了身体上的自由，但是难以摆脱精神上的奴役，白人主流价值观冲击下的黑人将种族自卑内化，陷入自我分裂中。道德应该以善恶为衡量标准，不应该和外表之类的生物性特征相挂钩，呼吁重塑道德价值判断，鼓励黑人维护种族自信。

莫里森在采访中道：“在20世纪60年代，黑人男性作家出版了有力的、激进的、革命性的小说或非小说，他们有积极的种族振奋性的修辞，这很刺激，我认为他们会跳过一些东西，认为没有人会记得它并不总是美好的。”[13]强调种族自信的同时，不能忽视客观事实的存在，建立在经济贫困、教育缺失以及家庭破碎之上的自信是脆弱的。黑人群体应当团结起来保持内心的自信，外化于行动，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

参考文献：

[1]Roynon T.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oni Morris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4]科恩·尤金，埃姆斯·爱德华.文化人类学基础[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5]Werrlein D T. Not so Fast， Dick and Jane： Reimagining Childhood and Nation in the Bluest Eye [J].Melus，2005.

[6]蒋天平.上帝还是恶魔？——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中的父性[J].当代文坛，2008，（03）：155-157.

[7]Ware L B. LEAD ARTICLE - Setting the Stage for Brow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ACP's School Desegregation Campaign，1930-1950[J]. Mercer Law Review，2001.

[8]Groves HE.Separate but Equal——The Doctrine of Plessy v. Ferguson [M].Clark Atlanta University，1951：66-72.

[9]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47/483/.

[10]Lamb M E. The Father's Role：Applied Perspectives[M].New York： Wiley，1986：130-134.

[11]Russon J. Human Experience： Philosophy， Neurosis， and the Elements of Everyday Life[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61-68.

[12]魯格·肇嘉.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

[1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8Zgu2hrs2ke.com.

[14]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

陈燕，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